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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下：洞察财富增长与市场运行的经典密钥
铛铛铃2025-09-11【经济】497人已围观
简介
今天为你继续解读《国富论》。
在上集中，我们解读了《国富论》的前两篇，它主要讲的是经济学基本原理：分工促进了工业社会生产力的飞速进步，创造了大量财富；而财富通过地租、工资和利润三种方式，在三个社会阶层中分配。要想让财富不断增加，就要减少对奢侈品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消费，加大对生产性劳动的投资。经济发展水平跟分工的经济水平密切相关，而分工水平又跟市场规模成正比。大部分欧洲国家面积狭小，单靠国内市场无法维持高水平的分工，必须进行国际贸易。《国富论》后三篇，利用前两篇阐述的经济学原理，对国际贸易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现象进行了分析。由于欧洲各国只顾追求贸易顺差，导致国际贸易陷入零和博弈，冲突频发。因此欧洲国家纷纷建立了强大的海军，为争夺利益四处征战，背负了沉重的政府债务。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用三个颇具现实意义的问题来解读这部分内容。
第一个问题是，国际贸易跟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有什么关系？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一个国家会采取伤害自身利益的贸易政策？
第三个问题，国家财政如何收支平衡？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国际贸易跟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有什么关系？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分析一下国际贸易是如何出现的。按照自然规律，粮食这种生活必需品的重要性显然要大于工业产品，而国内市场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肯定大于充满未知因素的国际市场，所以农业投资一定优先于工业投资，粮食生产有剩余，劳动力才会向工业领域流动，工业商品生产一定先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有剩余时才出口到国外。按照这一规律，商人不会去生产和出口本国老百姓不买的商品，比如鸦片这种有毒有害的东西。但在现实中，鸦片贸易这种英国国内原本不存在的现象，还是在国际上发展起来了。这是因为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都受到人为干预，背离了自然规律，核心原因就是政治。
罗马帝国解体之后，欧洲各国的君主权力都很弱小，严重依赖贵族阶层的支持。贵族帮助国王打仗，代表政府收税，作为回报，国王把全国范围内的大部分农业土地分封给他们，于是贵族变成了土地领主，这就是历史学家所说的封建制度。这种制度对王权统治非常不利，因为在制造业尚未崛起的时代，单靠生活必需品消费，财富的消耗是很慢的，一个贵族再奢侈浪费，他在吃饭上也花不了多少钱。粮食价格是由底层收入决定的，不可能贵到让劳动者都饿死，贵族手上多出来的财富往往被用来收买人心、豢养食客，甚至建立私人武装，因此严重威胁君主统治。分工和制造业初步发展之后，城市中的商人阶层崛起，他们跟土地领主之间存在矛盾，领主极度憎恨商人的财富，商人害怕遭到领主手下私人武装的抢劫，于是跟同样害怕领主们夺权的君主组成了政治同盟。领主势力越强大的国家，比如英国和法国，君主对商人的支持力度就越大，商人被允许在城市中建立地方议会，组建民兵和警察机构来保护治安，对国家政策也有了更大的话语权。
君主和商人的联盟为了扩充实力、攫取更多财富，必须通过国际贸易来扩大市场。因此，欧洲国家对外贸易是一项由政府和商人主导的政策，而不是遵循自然规律，由本国农业剩余物和工业剩余物产生。另一方面，土地领主则想方设法把财富留在农村，这些土地领主，以及站在他们对立面的君主和商人联盟各自找到经济理论作为支持，一种叫重农主义，一种叫重商主义。
先来看重农主义，这个理论在当时的法国学术界很有影响力，主张农业才是唯一的生产性行业，所有工业劳动都是非生产性劳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只跟农业有关，跟工业以及国际贸易没什么关系。因为在农业生产中出力的不仅是人，还有大自然，粮食作物是在阳光、降水和土壤共同作用下长大的，这才是粮食价值的来源。反观工业生产，所有价值的创造都离不开人，而劳动者在从事生产的同时，也在消耗粮食。重农主义理论认为两者可以抵消，如果一个工人一天吃了十块钱粮食，那他一天生产出来的所有商品就只值十块钱，卖更高价格就是奸商。本书前面已经论述过，劳动是衡量价值的唯一尺度，重农主义把工业劳动看得一文不值，认为只有人类劳动借助大自然的作用才能产生价值，这显然是荒谬的。斯密通过游历欧洲的经验指出，他没看到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遵循重农主义理论来运作。
再来看重商主义，这种理论有两个核心假设，第一，财富由金银构成；第二，带来金银的主要方式就是国际贸易顺差。因此，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只跟国际贸易有关，工业和农业生产的终极目标就是扩大贸易顺差，也就是多出口少进口，把别国的黄金白银赚回来。如果说重农主义过于轻视国际贸易的作用，那么重商主义就把国际贸易看得太重了。斯密指出，包括英国在内的多数欧洲国家都在践行重商主义理论，造成很多仇恨和冲突。国际贸易涉及至少两个参与者，有顺差国就会有逆差国，如果所有国家都把贸易顺差当成唯一目标，那么国际贸易就变成了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
斯密认为，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都是错误的。事实上，另一种与贸易顺差完全不同的差额，才是决定国民财富的关键因素，那就是年生产量和消费量之差。如果年生产超过了年消费，社会资本就会相应增加，从而继续提高社会年产量；相反，如果年生产小于年消费，那么社会资本必然遭到侵蚀，社会年产量也必然会因此减少。生产与消费的差额跟国际贸易状况无关，即便一个国家长期处于贸易逆差，它也可以从生产与消费的差额中获得发展。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英国的北美殖民地，那里长期存在贸易逆差，流入北美的金银会立刻流出，导致北美在经济运行时只能拿信用货币，也就是银行发行的纸币来替代。然而，在这个极度缺乏金银的地区，由于人民普遍生活节俭，每年都将大部分资本投入生产，只有很少一部分用来消费，因此社会年产量不断提高，国民财富得以迅速增加。
总结一下，国际贸易对于整体经济发展的意义在于，它可以提供更大的市场，进而促进分工水平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至于国际贸易是顺差还是逆差，对于经济并不会造成影响，经济增长取决于国内生产和消费的差额。即便对外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也可以通过增加生产性投资，减少奢侈品和非生产性消费，也就是斯密一直提倡的节俭，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
接下来看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国家会采取伤害自身利益的贸易政策？重商主义在欧洲大行其道，导致很多国家出台了伤害自身利益的贸易政策。根据重商主义理论，每个国家都力图扩大贸易顺差，要实现这个目的，有两种方法，一是对那些给本国造成逆差的商品，要限制他们的进口；二是对于那些给本国带来顺差的商品，要鼓励他们的出口。
限制进口的方法就是建立高关税壁垒，或者直接禁止某种商品进口，至今这依然是很常见的一种政策。被限制进口的商品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两国对这种商品的生产力有根本性差距，例如葡萄酒，尽管英国也出产葡萄酒，但因为天气比较寒冷，对葡萄生长不利，所以葡萄酒的产量和品质远远不如气候更温暖的法国。为了保护本土葡萄酒行业，英国对法国葡萄酒实行限制进口措施。斯密认为这种政策是有害的，它会造成生产性资本的错配。英国葡萄酒因为质量差，价格本来应该很低，葡萄园的地租也很低，现在限制进口法国葡萄酒，英国葡萄酒因为缺少竞争，价格提高了，地租在短期内却不会有太大变化，导致利润率迅速升高，资本就会大量进入葡萄酒行业。同一时期内，一国的社会总资本是固定的，如果在葡萄酒这种生产力比较低的行业强行超额配置资本，那么其他行业就会出现资本不足，因而导致社会生产力的整体下降。
限制进口的另一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那就是两国对这种商品的生产力没有根本性差距，但本国对这个行业征收了某种税款，而另一个国家却没有，造成进口商品的价格优势。斯密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对进口商品提高关税，使其全部税费恰好等于本国同类商品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承担的税费。这种关税的目标是让进口商品和本国商品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实现公平竞争，而非帮助本国商品建立优势。
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些特殊行业，那就是国防相关领域，在当时主要是造船业，对这个行业有必要限制进口，以保护本国产品。虽然这会造成社会生产力的整体下降，但跟国家安全相比，孰轻孰重是一目了然的。
限制进口还有一种极端情况，那就是贸易战。斯密认为，如果提高关税的目标是迫使另一个国家废止不公平贸易政策，只要能达到这个目标，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暂时性损害是可以原谅的。贸易战的成败取决于政治技巧，而不是经济学理论，政治家的狡猾比立法者的专业知识更有利于达成目标。所以斯密建议，如果要打贸易战，就交给政治家全权负责，不要走复杂的议会讨论程序。
鼓励出口的方法包括退税和发放出口奖励金，其中发放出口奖励金这种方法效果跟高关税类似，都会导致资本被超额配置到低生产力行业，造成其他行业资本不足，社会生产力整体下降，因此是一种错误政策。至于退税，斯密认为这种政策本来是合理的，但经常被用错地方。退税政策的初衷其实是为了鼓励运输贸易，也就是A国从B国进口某种商品，再原封不动的出口到C国，运输贸易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进出口，而只是提供中转服务。当时英国的烟草贸易就是这种形式，烟草大部分是在美洲殖民地种植的，英国先从殖民地进口烟草，再销售到其他欧洲国家，从英国出口烟草的时候，就要把当初进口时征收的大部分关税退还给贸易商，只留下一些差额作为中转费用。因为如果不退税的话，运输贸易就会转移到其他有退税的国家来进行中转，导致英国海关损失这部分中转收入。
但在现实中，退税政策跟英国商人在殖民地的垄断结合起来，就变成了一种不合理的政策。不合理之处在于，英国在殖民地实行贸易垄断政策，殖民地生产的商品只能卖给英国，不能卖给其他国家，即便不退税，殖民地烟草也只能从英国中转，这是法律规定的。英国烟草商人的主要利润来自垄断优势，因为没有其他竞争者，他们可以用非常低廉的价格从北美殖民地收购烟草，这种利润本来就是违背市场规律的，政府又送给他们一笔退税收入，进一步加剧了这个行业不合理的高利润率，导致资本过度流入殖民地贸易，造成其他行业资本不足，社会生产力整体下降。书中打了个比方说，当时英国和殖民地的贸易就像一根过度膨胀的大血管，大部分资本都流入这根血管，一旦这根血管堵塞，例如殖民地从英国独立出去切断贸易，英国经济秩序就会陷入极端混乱之中。
斯密直言不讳地写道，欧洲国家在拓展海外殖民地的时候，并不明白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而只是出于妄想和不正义。所谓妄想，就是误以为殖民地有很多黄金白银；所谓不正义，就是打算采取强盗手段从土著人手中抢夺这些黄金白银。土著人被赶尽杀绝后，英国在北美殖民其实已经失去目标，此时在重商主义影响下，英国把北美当成了贸易顺差的来源，通过政治手段强加贸易垄断，从北美低价进口原材料，高价出口工业产品。个别贸易商可以从中获利，但对于英国经济整体而言，这种贸易并不划算。
前面提到过，促进经济发展一是要提高劳动生产力，二是要增加流动资本周转的速度。英国和北美殖民地距离遥远，货物往返一次要3年时间，两者贸易的资本周转速度很慢。与之相比，英国和法国之间的贸易每年可以往返4～6次。然而，当时英国对法国存在贸易逆差，为了追求顺差，英国削减对法国的贸易，大幅扩张与北美的贸易，这种舍近求远的做法同时影响了本国和北美殖民地的资金周转效率。英国商人的贸易垄断进一步拖累了北美的发展，当殖民地人民意识到这一点，就会想办法消除这个拖累。
《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就在同一年7月4日，北美发生了一件大事，大陆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宣布脱离英国统治，成立美利坚合众国。斯密在写作期间，美国还没独立，但书中对北美殖民地的思考很有预见性。
既然重商主义政策对经济发展造成了这么多负面影响，为什么政府始终执迷不悟？这就要分析一下前面提到过的三个社会阶层，地主、商人和劳动者，谁能从这些政策中获得好处，又是谁主导了政府决策。首先，劳动者的收入只有在经济持续增长、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才能提升，重商主义政策导致社会生产力下降，也会损害劳动者利益，所以劳动者不会支持这样的政策。其次，地主的收入来源于地租，而地租也是跟整体经济增长成正比的，所以重商主义也不符合地主的利益。第三，商人是三个社会阶层中最特殊的一类，它的利益跟整体经济增长趋势往往是相反的。对于商人而言，最重视的并非利润的绝对值，而是利润率，因为他们有相当一部分本金是借来的，要支付利息，如果利润率比利息还低，他们就会赔钱。而一个行业的利润率会随着劳动者工资的升高而下降，经济最繁荣的时候，生产性投资非常充足，土地和劳动者都供不应求，只有商人这个群体是过剩的。虽然作为一个群体，总的财富也会增长，但平均到每个商人身上，利润率反而会降到最低。根据斯密的实际观察，当商人们公开说经济形势不好，其实往往是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所以重商主义政策只对一种人有利，那就是商人。
那么贸易政策是由谁决定的呢？劳动者从来就没有话语权，是大地主和商人掌控国家政策，而大地主这个阶层前面提到过，他们因为长期远离生产环节，变成了游堕阶级，对于国民经济的真实情况缺乏了解，很容易被误导，于是商人这个全然不顾公众利益的阶级，却被赋予了主导国家经济政策的使命。斯密认为，这就是欧洲各国政府在贸易政策上昏招频出的原因。
最后来看第三个问题，国家财政如何收支平衡？政府还不起债怎么办？斯密生活的年代，大部分欧洲国家因为连年征战，财政收入难以负担，只能以政府的名义向民间借债，而且没办法还清，只能借新债还旧债。《国富论》第五篇主要讲的是国家的主要支出和收入来源，以便帮助政府找到开源节流的途径，最后还分析了消除债务的可能方法。
首先来看政府支出，斯密认为政府有三大责任，每种责任都需要相应的支出。政府的第一大责任是保卫国家安全，对应的是战争和国防费用，这笔钱必须由政府来出，不可能私有化。欧洲国家欠债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战争。为什么经济快速发展之后，人类的战争花费越来越大呢？其实在狩猎采集和游牧社会里，战争基本不需要额外花费，因为每个人日常劳动的内容都跟打仗差不多，每一位猎手或者牧民都是全能战士。但在农业和工业社会里，农民和工人很难在短时间内学会打仗，当欧洲农业国家遭遇蒙古和北非的游牧民族入侵时，吃了很大的亏，不得不开始组建职业军队。军事领域一旦职业化，就跟制造业一样，开始越来越精细的分工，除了士兵和军官，还出现了火药、枪支等军事工业。高水平的分工需要更大规模的市场，军工市场只有一个消费者，那就是政府，为了扩大这个市场的规模，政府只能不断增加军费开支，所以国防支出的剧烈增加其实也是社会分工的产物。
政府的第二大责任是保护社会成员的正当权益，让他们之间不能相互欺侮和压迫。在经济比较发达的社会，政府主要通过司法体系来履行这个责任，当时英国的司法权和行政权已经逐渐分离，斯密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可以保证公平正义，不受政治势力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由政府直接支付司法费用是不合适的，但法律毕竟是为了保护公众利益，如果让诉讼双方来决定法官的收入，就会导致贿赂和司法腐败。合理的做法是，在判决之前，将诉讼双方缴纳的手续费交给一个出纳机构来保管，判决结束后再发给法官，这样就不会引起腐败。
政府的第三大责任是建立有益社会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机构，这个责任又可以分为两项，第一项是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包括道路、桥梁、运河、港湾等公共工程。斯密注意到，在中国，道路和通航水道的维护都是中央政府拨款来做，他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清朝政府的大部分收入直接来自土地、税收和地租，所以有动力去做这些事。而英国政府的地租收入很少，所以中央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不热衷，大部分交给私人来做。这种做法有一定道理，因为特定地区的基础设施一般只能让一部分人受益，应当遵循谁受益谁出钱的原则，但如果一项公共工程无法凭借自身收入达到收支平衡，地方政府以及中央政府还是要负起相应的责任。
第二项是教育和宗教费用，书中把宗教定义为全民道德教育，所以也算教育支出。大部分英国学校是政府拨款或依靠慈善捐款来发工资，由官方派人审查，教师的工作评价标准非常主观，跟教学本身没有关系，教师不得不牺牲名誉去阿谀奉承那些监督者，导致英国学校的教学质量普遍比较差。更合理的做法是，用学生交的学费来养活教师，让教师的收入跟学生对他的认可度挂钩。但宗教的情况不太一样，英国圣公会是国教，教会的最高领袖是英国君主，能不能把教会私有化，让他们自负盈亏呢？很多人觉得宗教只不过是一种心灵服务，跟教师传授知识的服务是一样的，都可以当成生意来做。斯密认为这种想法是危险的，必须防止宗教牧师将个人利益与传教事业挂钩，因为宗教在自然发展的情况下，总是将迷信、愚昧和幻想掺杂进去，一旦宗教人士开始追求个人利益，就很容易发展成蛊惑人心的邪教，所以有必要维持当时的宗教牧师固定信奉制度。
总体而言，行业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行业的从业者和国家都能从中获得利益，这种行业就可以完全私有化，自负盈亏，以减少政府支出，例如绝大部分生产性行业、医疗行业、当时属于富人专享的高等教育。第二类行业对于国家很重要，但从业者个人得不到什么好处，或者不应该鼓励从业者去追求好处，这种行业就需要国家来支付费用，例如政府机构、国防领域、宗教事务，以及自身无法收支平衡的基础设施等等。
再来看政府的收入，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君主或国家的财产，二是民间税收。前者对欧洲国家收入的贡献已经非常小了，君主的财产很有限，无法负担整个国家的支出，要想实现财政盈余，还清债务，政府只能努力增加税收。税收要遵循四个一般原则，第一，公平性，每个行业的税负都应由地租、利润和工资三者共同承担，不能让某个阶层承担过多负担；第二，确定性，税率要固定和公开，防止纳税人被税务官欺诈；第三，便利性，例如地租税最好赶在承租人交地租的时候一并收取，消费税要包含在商品的售价里，不要让纳税人为了交税多跑一趟；第四，合理性，税负不能太重，不能影响到生产性行业的扩张。在经济繁荣的国家，政府都很重视税收的合理性。
政府收入跟支出一般是平衡的，不会有太大的盈余，这些国家的人民也都很信任政府，所以在发生战争的时候愿意借钱给政府。在那些经济落后的国家，老百姓不信任政府，不愿意借钱给国家，才会导致政府拼命攒钱，为此加大横征暴敛，导致老百姓更加不信任政府。所以为战争背负主权债，其实是一个政府得到人民信任的体现，但前提是战争结束后政府一定要偿还债务。有人认为政府没有必要还清所有债务，因为老百姓借给国家的钱并没有凭空消失，而是通过政府采购又回到经济体系中了，所以政府债务不会对经济运行有什么影响。这种看法忽略了一个事实，老百姓把钱借给政府的时候，这些钱的性质就发生了改变，不再是生产性资本，而是变成了非生产性资本，所有主权债务都是对社会生产性资本的消耗，不论为了政府信誉，还是为了国民经济增长，各国政府都应该积极偿还主权债务。
然而，由于欧洲战事太过频繁，上一场战争借的债还没还完，就需要为下一场战争再次举债，最终很多国家都会出现债务永久化，每年的财政盈余都只够还利息，甚至根本没有盈余，连利息都还不上，这个时候就只能赖账。但在很多时候，政府赖账是隐性和缓慢的，可以通过一种金融手段，也就是货币贬值来实现，而且通过贬值来消除政府债务的手段有时还能获得老百姓的拥护。例如古罗马共和国和迦太基的战争结束时，罗马政府已经还不起债了，于是直接宣布将货币从含铜12盎司降低到含铜两盎司，这样国家只要偿还此前债务的1/6即可。很多人觉得这样的贬值一定会导致社会的极大混乱，但其实什么都没发生，这次贬值是国民大会投票通过的，老百姓很拥护这项政策，这是因为当时欠债的不仅是政府，还有绝大多数老百姓，在政府和老百姓同时负债的情况下，两者结为同盟，债权人成了少数派，只能无奈接受这个政策。当然，这种赖账行为严重影响了政府在债权人那里的信誉，下次再借钱就比较困难了。斯密举这个例子不是为了鼓励各国政府赖账，而只是解释一下通过货币贬值来解决债务问题的原理，这个例子直到现在依然具备现实意义。
让我们简要总结一下全书内容。作为学科启蒙之作，《国富论》覆盖了几乎所有经济学命题，后人只要抓住其中一点，就能发展出一个经济学分支，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就是前两篇的三个要点。首先，斯密提出分工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决定性因素，人们在寻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分配到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位置，而市场规模决定了分工水平。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勒评价道，这一理论是现代产业组织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他和弗里德曼所领导、至今仍然占据西方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正源于《国富论》中对分工的论述。
其次，斯密认为应该用劳动来衡量财富的多少，并将财富分配过程分解为地租、工资、利润三个部分，引出了后人关于劳动价值论和生产要素分配的一系列讨论，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还有瑞士洛桑学派的一般均衡理论，后者通过对经济活动中各要素的定量分析，奠定了数理经济学的基础。
第三，书中将劳动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认为只有将社会资本源源不断地投入生产性行业，经济才能继续发展，其中对固定资本、流动资本以及资本周转率的描述，至今依然被广泛用于公司财务分析。
《国富论》的后三篇理论性较弱，侧重实用主义，但很多论述颇具现实意义。首先，关于国际贸易和国内经济发展的关系，斯密认为，国际贸易的作用在于扩大市场，以便提高分工水平，贸易顺差或逆差并非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比起贸易顺差，另一个差额更值得追求，那就是国内年生产量与消费量的差额。其次，书中认为欧洲各国的错误贸易政策源自商人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不协调，斯密专门批评了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的政策。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认为，如果斯密对殖民地政策的建议能够早一点被英国政府倾听和采纳，美国很可能不会独立，那么斯密将不仅是经济学之父，更可能作为英美联邦共和国之父名留史册。第三，书中分析了政府的收入与支出，并对当时欧洲日趋严重的政府债务问题作出建议，原文中包含对于公债发行和偿还的许多技术性分析，跟现代金融体系距离较远，不做过多介绍。最关键的一点是，斯密认为政府应该积极偿还债务，因为公债过度累积将侵蚀社会的生产性资本，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未来。
好，《国富论》就为你解读到这里，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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