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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记》在巴黎伦敦的动荡岁月里,奏响爱恨情仇与牺牲奉献的悲歌

铛铛铃2025-09-11文学1000人已围观

简介

今天为您解读的书,是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

狄更斯是最重要的英国文学家之一,而《双城记》更是他晚年的代表作。这本书是了解西方文学不可缺少的一环。

曾经有媒体做过统计,在英国境内,文学类作品销量第一的作家是莎士比亚,位居第二的便是查尔斯·狄更斯了。

如果说莎士比亚令人尊敬,那么狄更斯便受人爱戴。

狄更斯早年在报纸上连载小说,笔名叫波兹。为了尽早看到他的连载小说,读者们甚至等不及邮差送报,自己跑到印刷厂去买有老波兹小说的报纸。

作为一名小说家,狄更斯致力于挖掘普通人的现实经历。他写贫民窟里的孤儿,写在大城市中挣扎谋生的青年,写大英帝国盛世下饥寒交迫的小人物,写普通人如何设法在时代浪潮中稳住脚跟。

狄更斯生活的时代,是大英帝国的辉煌年代,但他却写出了日不落帝国历史的另一面,也是最真实、最贴近普通人的那一面。

狄更斯希望自己的小说,能告知读者生活的智慧,在大时代小人物的经验中揭示成长和教育。因此他会着重去写以下这些主题:一个人如何克服诱惑、如何抵制堕落,如何获得长者的提携,如何做人生规划、如何管理金钱,如何营造和睦的家庭等等。

可以说,狄更斯的小说虽然没有说教,但却实实在在是人生百科全书。几百年后,读者仍能从中获得如何生活、如何在艰难中保持进取人生的智慧。

狄更斯是时代作家,更是具有英国民族特色的作家。他就像一名被所有人喜爱的老祖父,在火炉边伴着红茶讲故事。

狄更斯并非一味赞美本国,而是深刻地揭露出种种国民性。他毫不掩饰地批评同胞们在工业竞争时的市侩、虚伪、冷血,同时也赞美着英国人的美好品德——乐观谨慎、脚踏实地。

比起浪漫的作家,狄更斯总会在作品里提倡道德和责任,这恰恰符合了英国的社会要求。

著名文学家茨威格,曾经在狄更斯的传记里指出:英国传统就像一座舒适但墙壁坚固的房子,它要求作家讲求道德限度,而狄更斯是最贴合这栋房子的人。

本次解读将分为三部分。首先,梳理《双城记》的故事情节;其次进行文本赏析,欣赏这本书优美的故事结构、精巧的意象使用及复杂的人物刻画;最后,《双城记》之所以被称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经典,是因为它同时代精神的深切联结,我们将在第三部分分析,为什么《双城记》绘制出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怕与爱。

下面我们进入第一部分,看看《双城记》这个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故事是如何展开的。

题目中的“双城”,指的是1789年的巴黎和伦敦。两座城市虽隔着一道海峡,但有频繁的往来互动。然而在时代巨变中却面临截然不同的前景。当时的英国处于乔治王统治的平稳时期,而法国的贵族统治却将走到终点。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安托瓦内特,都是穷奢极欲之人。贵族们用加了玫瑰花的牛奶洗澡,穷人却连干净的水都喝不上。歌舞升平的华丽景象下,怒火在地下奔涌。这便是《双城记》的时代大背景。

显然狄更斯不是一个歌颂者,所以本书的故事重点都发生在法国,以法国的暴力事件来查看当时整个欧洲的时代变更。

故事开始于一名英国少女前往法国,拜见他从未见过面的父亲。少女露西有着悲惨的身世。当时的法国贵族权力极大,手中握有国王签名的逮捕令,可以填上任何人的名字,将他们投入监狱。露西的父亲曾是一名医生,由于撞见了侯爵兄弟奸污平民的丑闻,被关了19年黑牢,最近才被释放。

在巴黎,露西结识了贫民区酒馆老板德法日太太。德法日太太心地善良,不仅收留了露西刚出狱的父亲,还帮助露西父女团聚。随后父女两人返回英国。

回国途中,露西与一名法国青年达尔内先生坠入爱河。达尔内善良又体贴,在露西父女生病的时候,帮助了他们,并决定送他们一起返回英国。

然而让人料想不到的是,由于当时英法政治环境紧张,达尔内因为长相酷似当时正在被通缉的间谍的画像,一到英国就被人错误指认,马上就要被判处死刑。

这时另一个重要人物出场——律师卡尔顿。这是一个放浪形骸的厌世浪子,他恰巧也同达尔内长得非常像。露西曾在卡尔顿人生最绝望的时候帮助和照顾他,所以卡尔顿一直都暗恋善良温柔的露西。

为了不让心爱的露西悲伤,卡尔顿站出来,经过一番唇枪舌剑,说服了法官,仅凭相貌相似并不能证明达尔内就是间谍。达尔内摆脱了指控,与露西组建了幸福的家庭。而他们的朋友卡尔顿,尽管常常是一副不客气的态度,实际上却已成了整个家庭的好朋友。

与此同时,另一座城巴黎则酝酿着愤怒和阴沉的风暴。侯爵的马车碾死了贫民的孩子,他却轻蔑地称死掉的孩子是狗,带着仆役们扬长而去。在乡下别墅中,侯爵同远道而来的侄子发生激烈的争吵,这个侄子竟然就是从英国返回的达尔内。原来,与父亲及叔叔不同,达尔内以贵族身份为耻,他很早就同家人决裂,放弃了特权生活。

平民们越来越无法忍受贵族的肆意压榨,小酒馆成为密谋暴动的根据地。德法日太太坚决又勇敢,发誓要将所有吃人的贵族送上断头台。终于,在一个夜晚,贫民们带着棍棒刀枪涌上街头,他们占领了巴士底狱,在一片红色火光中,法国大革命揭开帷幕。

对于已经定居英国,放弃了贵族身份的达尔内来说,法国发生的流血暴动本与他无关。然而,愤怒的群众们抓住了家族曾经的管家,要把这个平民也当作贵族处死。为了拯救无辜的人,达尔内选择回到了事件的漩涡之中。很快,达尔内也被捕了,并即将被送上断头台,原因竟然是自己家族对露西家人犯下的罪孽。原来,那个让露西的父亲含冤入狱的侯爵,正是达尔内的叔叔。德法日太太拿出了医生父亲狱中的血书,记载了侯爵家族的种种暴行,并向天发誓要让这个家族血债血偿,直至最后一任,愤怒的人群作出裁决——达尔内必须死。

事情在最后一刻出现了转机。卡尔顿潜入了监狱,冒名顶替了与他长相酷似的达尔内。原来他一直为自己感受不到人生的价值而绝望,也为无法回报露西的善意而痛苦。于是他决定替代达尔内去死。这个决定虽然听上去疯狂,对卡尔顿来说却是那么合情合理。他想:我现在已做的远比我所做过的一切都美好,我将获得的休息,远比我所知道的一切都甜蜜。

卡尔顿为爱牺牲了生命。在死前,卡尔顿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幸福感。他似乎看到了露西与达尔内一直幸福的生活下去,他们的子孙将永远铭记着卡尔顿的事迹。

这就是《双城记》的故事。例如狄更斯小说的典型特征,故事跌宕起伏,戏剧性巧合伴随着善与恶的碰撞,人物的命运与时代紧密相连,在不断成长中呈现人性的力量。狄更斯高超的艺术技巧,更让他成为文学经典。

在第二部分中,我们一起走进狄更斯用文字搭建的宏伟殿堂,领略《双城记》中小说的文学技巧与人物形象。

《双城记》的第一个典型技巧,体现在他的小说结构和人物塑造上,那就是对称性。《双城记》充满优美严整的对称结构:两座城市、两个家庭、两次审判,贵族与平民、孪生兄弟一般的达尔内与卡尔顿,生与死、爱与恨、尘世与天堂,以及每个阅读《双城记》的人都会记住的它的经典开头: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入地狱,最好与最坏,希望与绝望,光明与黑暗……”

狄更斯有意识一并表现这些冲突,就像音乐中的多声部一样,在喜悦中有哀愁,在绝望中有救赎,这构成了《双城记》故事的基调,一种大时代的复杂感,像史诗一样恢弘。对称的结构给人严谨恢弘的史诗感,最好与最坏,希望与绝望,这是大时代独有的特质,也是狄更斯希望给到读者的,小说氛围的底色。

不过狄更斯没有在这些冲突中,简单地选择一个、否定另一个,而是作为精准的观察者,忠实记录下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命运、意志和选择,从而使整个故事脱离了善恶对决的简单,获得了深沉复杂的品质。

听上去有些抽象,结合情节就不难理解了。在《双城记》的舞台上,既有像露西父女一样宽容善良的人,哪怕侯爵家族曾给自己造成了巨大伤害,为了拯救达尔内的性命,他们愿意放弃一切指控;也有像德法日太太这样爱憎分明、毫不宽恕的人,她宁可让小酒馆里血流成河,也要让贵族阶级付出代价。

狄更斯并没有简单的评判他们的道德优劣,而是始终保持尊重和理解,充分展现人物的复杂性。在狄更斯看来,裁决和评价是上帝才能做的事,他只需要以忠实的笔来呈现现实就够了。这种严谨使得对称意象双方势均力敌,引人深思自己能做出怎样的选择。

例如,他并没有把德法日太太简单的处理为一个疯子,而是详细描写了底层人民无吃无穿的艰难生活,并揭示了她的前史。德法日太太的父亲、姐姐、哥哥均死于侯爵兄弟的凌虐,是家破人亡的惨剧把她塑造成心如铁石的复仇女神。读者不认可德法日太太的偏执,却也不得不承认,塑造她的原因是深刻扎根于现实的。

就这样,狄更斯在一组对称的人物中,达成了两重深意:既要看到被黑暗力量迫害的底层民众,了解他们的苦难,也不要被仇恨和偏执完全吞噬,要努力发扬宽恕和善良的本性与信仰。

小说的第二个精彩技巧是对意象的使用。丰富的意象也是狄更斯小说的典型特征,其精准和巧妙,让小说拥有直抵人心的感染力。比如脚步声这个文学作品中常见的意象,狄更斯也玩出了大师级的水平。住在伦敦公寓时,露西常常静坐,倾听街角传来的纷扰脚步声。在她看来,它是将要逐渐走入我们生活的所有脚步的回声。充满生活热情的露西如此乐观,而忧郁的卡尔顿却低沉的说:“如果是那样,有很多人是会在有一天走进我们的生活的,一个巨大的人群正向我们逼来,我已看见了他们。”

熙熙攘攘的足音象征了人的命运轨迹,他们聚散离合,并不可避免地汇聚成时代声音洪亮的步伐。也正因此,当卡尔顿替达尔内赴死之际,最终章的标题“足音永逝”,便让人格外痛心。卡尔顿那有些拖沓的脚步声,再也无法在伦敦公寓外响起,也再也不会在尘世中响起了。

意象还是小说的线索,像珍珠项链一样串起了整部小说。比如对巴黎圣安托万区的描写,是以一桶掉落在地、砰然炸开的葡萄酒为起点的。红色的酒水浸润了贫民区的土地,男女老少欣喜若狂地畅饮着免费的酒水,每个人的脸上都涂上红色。这一幕仿佛是个沉重而不详的预言,红色的液体再次出现在圣安托万区人们的脸上时,便是动乱之夜,鲜血飞溅,火光四起,每个人都被这血红映衬得像地狱来的魔鬼。葡萄酒的红色与鲜血的红色遥相呼应,衬托出了彼此沉重的底色。若不是饥饿、贫穷已让人无法忍受,连渗透着酒液的泥土都会被争抢,怎会有暴力反抗时的鲜血横流呢?

就这样,通过对意象的使用,比例精湛的狄更斯不直接写革命为什么会发生的宏大道理,但却把官逼民反的残酷规律交代得清清楚楚。福楼拜在谈短篇小说写作时曾说,如果开篇你在墙上挂了一把猎枪,那么最终这把枪必须打响。狄更斯在最扣人心弦的关头,向尖利的石头上推下酒桶,让红酒的血红染成革命的血红,让平静生活中街角的足音,汇聚为革命人潮的爆裂脚步,故事的叙事链条被严谨地合上。高超的技巧让《双城记》成为一部优秀的小说,而其中的人道主义的人物形象,则让它成为伟大的作品。

狄更斯以人物刻画见长,艾略特曾说过,提及狄更斯的任意人物,哪怕是他们说的一句话,读者都能在脑海中勾勒出清晰的形象。

卡尔顿无疑是本书最打动人的角色,同时也是最复杂的角色。刚听完前面讲述的故事,你可能会觉得,卡尔顿是一个十分善良和勇于牺牲的人。然而在故事的开头,他却有一个外号“豺狼”。那时候他是个失魂落魄的失败者,第一次出场,便以满不在乎的神情和态度,同法庭中的所有人格格不入。他的律师长袍拉开一半,毫无风度地敞着怀,随意扣在脑袋上。明明是生死攸关的庭审现场,他的注意力却全在天花板上。酒后醉眼朦胧之时,他也曾发出绝望的呻吟:“能教我最称心如意的,便是忘掉我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对我毫无好处。”

狄更斯没有交代卡尔顿的详细身世,我们只知道,卡尔顿是在巨大打击后才变得玩世不恭的。他曾经也是意气风发的法律高材生,看到与自己犹如孪生兄弟的达尔内如此善良优秀,俘获了露西的芳心,麻木的心灵也会感到妒忌和刺痛。狄更斯对这个人物情感非常复杂,多次用大段描写来渲染他的矛盾与痛苦,甚至直接下了断语:“那是个很有才华、感情深厚的人,却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用那才华和情感为自己获取幸福。他明知道它的危害,却听之任之,让自己消磨憔悴。他没有朋友,没有爱人,直至露西在圣诞节为她点亮的祈福蜡烛,融化了她的心。”

尽管得不到露西的回应,但最真诚的爱本是不需要回报的。卡尔顿的爱无疑是卑微的、毫无希望的、黯淡的,在世俗的眼光中将要遭受嘲笑、奚落,也正因此,当这份痴情最终爆发出奇迹般的光芒时,才有超越性的力量。

通过这样戏剧性的对比写法,狄更斯让读者看到无私的爱、牺牲的爱具有怎样强大的力量。它让懦夫变得勇敢,让失去生命意义的人重新找回尊严和价值。在决定舍身赴死后,卡尔顿平静地念诵悼词:“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仰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仰我的人,必永远不死。”通过纯粹的爱,它同圣洁的永恒紧密相连。这是第一次,一个卑微而绝望的小人物站到了欧洲文学史的中心舞台,他凭着自己那小小的爱情,同兼爱世人的救世主并肩而立。

《双城记》被誉为表达时代良知的书,这也是它代代流传,永受欢迎的原因。它何以担起这样的重任呢?这要从狄更斯的个人特色谈起。

狄更斯出生于英国普茨茅斯一个海军小职员家庭,少年时家境非常窘迫,曾经因为父亲还不上钱,举家住进负债者监狱。在这样的环境下,狄更斯只断断续续的接受了一点教育,很早便去鞋厂里做童工,补贴家用。他当过律师学徒、法庭记录员、记者,直到有次他为伦敦下议院做的速写描写被人称赞,他才开始走上写作的道路。

狄更斯始终忘不掉童年及少年时贫苦的下层生活,对穷人的真叙、对社会暴虐的控诉贯穿了他整个写作生涯。他一生创作了14部长篇小说和许多中短篇小说,从早期的《雾都孤儿》《匹克威克外传》,到晚期的《艰难时世》《远大前程》乃至《双城记》,狄更斯写出了小人物求生的艰难,笑泪以温情抚慰着整个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的英国社会。而对于富人,他的态度也始终是温和的,始终相信他们有向善的机会,始终相信经过困难生活的考验,富人也能懂得仁爱和同情。

因此,与其说狄更斯具有朴素的社会主义信念,不如说他始终是个人道主义者,自觉站在弱小和被压迫者的一边,提供照料和关怀,而不是在轰轰烈烈中呼唤大变革。

传记作家茨威格在评价他时曾说,狄更斯在英国传统中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在他的四堵墙壁中惬意地安居,他一生从未跨越过英国的艺术、道德或者审美界限,他不是一个革命者。

既然如此,狄更斯为什么要写这个革命与流血的故事呢?其实,当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初,狄更斯曾欢呼这场推翻贵族统治的风暴的到来。然而,随着革命的激进化,新成立的国民议会陷入你死我活的派系斗争,断头台被称为国民的剃刀,染满了无辜者的鲜血,恐怖气氛蔓延。用《双城记》里的话说就是:“断头台是人类复兴的象征,取代了十字架的地位。”这让坚持理性和公正的作家深感不安,流血暴动的情绪是相当非理性的,许多人往往未经严谨的审判就被处死,甚至今天抓人,明天处死,争取自由平等的革命成为了屠杀。这种潮流也影响了英国,人们开始讨论推翻皇室、处死贵族。狄更斯不相信自由平等能在铡刀下寻得,他同时质疑,难道暴利已经取代了宽容和虔诚,成为新世界的普遍真理吗?

狄更斯彻夜通读好友、历史学家卡莱尔的《法兰西革命史》,让革命双方在头脑中争辩、对峙,最终他想以史为鉴,通过这部小说告诫英国的读者们,以血还血的复仇不是终点,爱总是比恨更有力量。他既不像文化保守主义者那样痛斥人民政权的野蛮,也并不盲目歌颂新秩序的平等曙光,而是通过德法日一家的经历,既充分揭示了革命兴起的必然正义性,同时警戒暴力行为最终会祸及自身。

德法日太太被仇恨蒙蔽了双眼,哪怕露西跪在他脚下苦苦哀求,都不为所动,一定要杀死无辜的达尔内,最终在追杀露西的过程中死于枪支走火。此处,狄更斯意味深长地写道:“爱总是比恨更有力量。”这是解释德法日太太落败的原因,更是狄更斯对革命狂流里每个人的提醒。

除了个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外,狄更斯对和平的呼吁,也有着相当鲜明的时代特色。维多利亚时代的日不落帝国繁荣鼎盛,然而国内的社会矛盾却暗中滋长。作为一个极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狄更斯深切担忧祖国也变成流血的地狱。

1854年底,他曾经写信给友人说:“我相信不满情绪像这样冒烟,比火烧起来还坏得多。这特别像法国在第一次革命爆发前的公众心理,这样就有危险。”他十分担忧一场从未经历过的可怕大火,将烧毁英国社会百年的平静,烧毁大英帝国引以为豪的不流血革命传统。他想要警醒统治者们重视群众的疾苦,也想要安抚愤怒的大众,更向着整个民族发出停止互相争斗的疾呼:“只要种下的仍然是暴戾自衰与欺凌压迫的种子,那么结出的必然是暴力、自衰与压迫欺凌的果实。”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道德,这当然不是一个万能的解决方案,但它仍提示人们道德的超越性,在王权之上,在革命之上、人世的一切问题之上,还有人心的无限仁慈。

尽管描写的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双城记》所展示的仍彻彻底底是19世纪英国的时代精神和民族气质。心腹大患拿破仑惨败滑铁卢,欧洲革命的战火没有动摇英伦三岛、海外殖民地达到饱和,英国想要的不是飞驰电掣的进步,不是充满鲜血的战争与冒险,而是温暖的炉火、安宁的家居。这个时代不属于手执利剑、行为鲁莽的英雄,而属于悄悄为爱情奉上生命的“豺狼”卡尔顿。英雄暂时隐居幕后,历史舞台上,有的只是来来往往的普通人,和细小的悲欢离合。

也正因此,正因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是如此的苍白与平庸,狄更斯的宝贵之处才更有意义,它让平凡时代绽放出不逊于史诗传奇的光芒。茨威格赞叹道:“它迫使我们感到,这雁足舒适者令人恶心的世界,也颇为有趣、几乎可爱。他把人生最平庸乏味的散文化作诗歌。”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得以理解,为什么狄更斯是英语世界最受尊敬、最受爱戴的文学家。

好,《双城记》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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