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是：网站首页>经济经济
《国富论》上：洞察财富增长与市场运行的经典密钥
铛铛铃2025-09-11【经济】470人已围观
简介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现代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国富论》。
在西方历史上，1776年是划时代的一年。英国发明家詹姆斯·瓦特在这一年向公众展示了改进后的工业蒸汽机，拉开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序幕，社会生产力开始飞速发展。同样也是在1776年，一本经济学著作在英国横空出世，为正在发生的工业革命提供了理论动力，这本书就是《国富论》。
《国富论》一经出版，就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成为英国现实政策的指导手册。英国政治家们在议会进行辩论时，经常引用《国富论》的观点。该书出版后第2年，英国政府预算案中有四项新税种，直接来源于书中的建议。之后，《国富论》先后被翻译到欧洲各国，对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经济政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书作者亚当·斯密，1723年出生于苏格兰的一个上层家庭，自幼受到良好教育，献身学术研究，终生未婚。那个时代的学术研究主要就是指哲学、修辞学等，经济学等学科在当时还不存在。亚当·斯密从牛津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道德哲学教授，通过出版《道德情操论》一书，赢得了很高的社会声誉。
然而，在他40岁时，一次漫游欧洲各国的经历，让他意识到当时欧洲社会的巨大变革无法用哲学理论来解释。于是他花了10年时间潜心研究，于1776年出版了《国富论》一书。这本书对社会经济发展要素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所使用的理论框架和学术名词都是开创性的。正是从这本书开始，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
《国富论》搭建了探讨经济问题的基本框架，西方经济学各大流派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影响。直到200多年后的今天，这本书中的许多理论仍然具备现实意义，值得反复思考。
《国富论》共有五篇，前两篇主要探讨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构建了经济学基本理论；后三篇引入国家这个变量，探讨了国际贸易和政府决策发挥的作用。我们将分上下两集来为你解读这本书的内容，今天是上集，我们用三个问题来解读《国富论》的前两篇。
第一，是什么促成了工业社会生产力的飞速进步？
第二，生产创造出来的财富是如何在不同阶层中分配的？
第三，如何确保国民财富持续增长？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促成了工业社会生产力的飞速进步？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词——分工。
斯密认为，分工源于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本性，那就是交换。人类天生就懂得通过利益交换来实现合作共赢，这种特性在其他动物身上是看不到的。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很多人开始拥有某种剩余生产物，就会自发地拿它们去交换自己需要的其他产品。例如某个部落中有个人擅长制作弓箭，他做出来的弓箭比别人的更耐用，于是其他人就拿一部分猎物交换他的弓箭。从此他不用自己出去打猎了，专心在家制作弓箭，技术越来越高明；而其他人也不用自己制作弓箭了，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打猎，每天带回来的猎物也会变多，所有人都从分工中受益，这种分工模式就会固定下来。
在工业时代，社会分工同样是互惠互利的结果。每个人都是为了自身利益才来参与分工，斯密把这种行为动机称为“看不见的手”。例如，工厂老板为了获得更多利润，会把赚来的钱再次投入生产，扩大工厂规模，为社会创造更多就业。他的初衷其实不是为了创造就业，或许他从来没有考虑过社会利益，而只是出于追求利润这种自私动机，但“看不见的手”将所有人的自私动机加在一起，就能形成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力量。
跟农业生产相比，工业生产的分工现象更普遍。这是因为农业生产是按季节进行的，一个季节主要就干一个活，例如在春天播种，秋天收获，不可能同时播种和收获，将农民分成两组，第一组只负责播种，第二组只负责收获，就会造成一组干活，另一组没活干，只能闲着，因此，这样的分工没有任何意义，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工业则截然不同，例如，制作缝衣针，需要把铁丝拉直、截断、打磨、染色几道工序，让工人分为几组，每组专门负责一道工序，上一道工序完成，下一道工序就能接着做，这样分工才能有效组织起来。
分工让工业社会的生产力飞速进步。比如亚当·斯密写到，在他拜访的一个小型工厂里，十名工人进行分工后，每天可以制作4万8000枚缝衣针，平均每人4800枚；如果他们不分工的话，可能每人每天只能做出20枚。
为什么分工有如此大的促进作用呢？原因主要有三个：
第一，劳动者的技巧会因为专业化而日益进步；
第二，通常从一种工作转移到另一种工作时，需要更换工具和改变思维方式，劳动者一时之间很难适应，会造成很多时间损失，分工就可以避免这种损失；
第三，分工能够促进机械的发明，在很大程度上简化和节省劳动。如果一开始没有进行劳动分工，很多机械是没办法发明出来的，因为人类只有把精力专注于某个单一事物上，才容易发明出更快捷和简易的生产方法。
例如，原始的蒸汽机非常复杂，需要很多人力进行操作，当时专门雇佣了一个孩子来持续不断地开关阀门。后来这个孩子想偷懒，用一根绳子把阀门和蒸汽机的另一个部分连起来，这样就发展出自动开关阀门的机制。如果一开始就让他改良整个蒸汽机，凭借一个孩子的知识能力是不可能做到的，但在开关阀门这个分工领域，他却因为熟悉，所以能够做出关键性革新。
分工是社会生产力提高的直接原因，但它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如果市场规模太小，分工也就不复存在。例如，一个与世隔绝的小村庄，往往没有专职的木匠，都是农民兼职来做木工活，因为村民对家具的需求很少，不足以维持木匠的生活。随着市场规模稍微扩大，就能支持比较初级的分工，例如稍大一点的村子会有一名专职木匠，但他得承担所有木材相关的工作才能养活自己，不仅要做各种家具、会雕刻，还要做手推车等农业工具，可想而知，他每项工作的水平都很一般。当市场规模继续扩大，分工水平才会提高，对社会生产力的促进作用随之增强。在一个人口稠密的城镇里，就会出现专供不同家具的木匠、高水平的木材雕刻师以及手推车制造商。
交通运输的便利性是扩大市场的核心要素。在那个时代，水运的效率远远大于陆运，所以最早的工业发展都集中于河流及海洋沿岸地区，随着道路贯通，才逐渐向内地扩散。
分工的精细程度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当各行各业的产量随着分工大增，每个劳动者就都能生产出大量的剩余产品，在满足自身需求之外，用于跟他人进行交换，这样市场深度和广度也随之扩大，进一步促进分工。
欧洲国家的国土面积大多比较狭小，要让市场规模扩张到足以支持高水平工业分工的程度，必须进行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斯密注意到，在世界其他地方存在一些例外，比如中国。斯密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但从马可·波罗等旅行者的记录中，他发现，中国幅员辽阔、气候多样，各地都有不同种类的产物，同时各省间大部分水运交通极其便利，人口数量庞大，居民的市场需求量也很大，因此，中国广阔的国内市场足够支撑高水平的行业分工，不必依赖国际贸易，就可以诞生强大的制造业。
斯密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中国正值清朝乾隆皇帝统治时期，实行闭关锁国的贸易政策。不过，斯密认为，尽管当时中国经济处于停滞状态，但缺少的其实只是一个引入外国技术的途径。一旦中国掌握了使用和制造外国机械的技术，凭借其广阔的国内市场，就能迅速发展出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和产业。这番预测可以说是非常正确的，但成为现实的时间晚了一些。
随着生产力不断进步，创造出来的财富也越来越多，这就带来第二个问题：这些财富是如何在不同阶层中分配的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一个概念：究竟什么是财富？当时有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财富就是黄金、白银以及其他值钱的物品，但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提出，财富不是物品，而是权力。斯密把这个定义又推进了一步，指出财富其实是对劳动的支配权。
在分工出现之前，每个人都可以生产所有自己需要的物品；分工出现之后，人们决定让别人来生产某些物品，以便把省下来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自己的专业领域。因此，一个人拥有多少财富，取决于他能支配多少劳动。同理，一个国家是否富裕，也应该用该国土地及全部生产物所能支配的劳动量来衡量。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里所说的劳动跟劳动时间不是一回事。例如，一种复杂劳动需要10年才能培训出一个合格工人，一小时的这种劳动可能相当于简单劳动十小时。那些只有富人才买得起的昂贵商品，往往需要更复杂的劳动，例如雕工精美的家具，以及从东方运过来的瓷器和地毯，在购买后一类商品时，除了要支配生产劳动，还要支配运输过程中的复杂劳动。
尽管劳动才是衡量财富的真实尺度，但在实际商业活动中，判断一件商品能支配多少劳动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人们往往采用某种需求量比较大的商品来充当其他商品的价值衡量尺度。当人类社会结束了以物易物的阶段，金银货币就成为衡量价值的通用工具。用劳动来衡量的商品价格叫做真实价格，用货币来衡量的商品价格叫做名义价格。尽管金银货币的价值会随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但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名义价格和真实价格成正比，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用名义价格来衡量财富的多少。
商品的价格可以被分解为三个部分，分别是地租、工资和利润。有人觉得工业生产跟土地没关系，所以不包括地租这一项，实际上，土地提供了所有工业产品的原材料，只不过产业链上游产品中包含地租的比例大一些，下游产品包含地租的比例小一些。
地租、工资和利润这三种收入来源，分别对应了三个社会阶层，那就是地主、劳动者和商人。
首先是地租。通过地租来享受财富分配的人就是地主。地主为农业生产提供农业土地，为工业生产提供木材、矿产和能源等原材料。地主所拥有的土地来自国王的封赏、祖先的遗产或是自己早年的积累。地租等于产品价格减去劳动者工资和商人利润之后的剩余部分。地租的分配方式跟利润和工资是不同的，通过利润和工资来享受财富分配的两个群体在生产过程中是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他们越聪明越努力，收益也就越大，而地主无法在生产中主动发挥作用，一个地主不论勤奋还是懒惰，对于生产物的价值以及自己的收入都没什么影响。久而久之，造成多数地主对生产过程漠不关心，行为上也变得懒惰，所以斯密把他们称为“游堕阶级”，意思就是游手好闲、比较懒惰的群体。
接下来看工资。工资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时代后的产物。在初级农业社会，劳动者的所有劳动产物都归个人所有，地租、利润和工资这三种财富都分配给劳动者自己。封建制度出现之后，土地被国王封给贵族，劳动者变成了佃农，地租这份财富就被分走了。在那之后，农业领域的利润和工资长期是不分家的，农民自己投资买种子和各种农具，自己耕种和出售粮食，大部分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商人。进入工业化时代，才在城市中大规模出现了劳动者和商人这两个阶层的划分，一部分拥有初始资本，又懂得商业运作的人成为商人，没有初始资本的，只能靠工资来维持生活，马克思称他们为无产阶级，不过让我们遵循斯密的概念体系，把他们叫做劳动者。
劳动者和商人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发生接触，因此经常就分配问题发生冲突。早在18世纪，劳动者联合起来要求提高工资的罢工运动就已经很常见，但斯密注意到，在劳资双方的斗争中，劳动者很难取得胜利，这是因为劳动者的抗风险能力极差，他们只能靠工资生活，一旦被解雇就会饿肚子，而商人因为有积蓄，可以忍受一段时间的停产，所以工资的多少往往只取决于商人愿意分给劳动者多少财富。
尽管如此，工资水平依然存在下限，它必须足够维持劳动者的基本生存，否则劳动者都饿死了，经济会立刻停摆。在此基础上，要保证经济不衰退，还要维持下一代的劳动者数量，也就是说，工资水平要让一对夫妻能养大两个孩子。如果经济还想继续增长，就要设法增加下一代劳动者数量，也就是把工资水平提高到能保证一对夫妻养大多个孩子。
劳动者工资提高的关键因素是国民经济保持增长，只有经济扩张，劳动力供不应求，商人才会给劳动者涨工资。与此同时，更高的工资可以帮助工人养育更多孩子，为经济持续扩张提供更多劳动者。由此可见，劳动者的收入完全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财富增量，而不是财富存量。当一个富裕国家的经济突然失速时，地主和商人依靠原来的积蓄依然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高质量生活，但劳动者会立刻陷入贫困，因此导致国富民穷的现象。
最后来看利润。商人是通过利润来享受财富分配的群体，他们也是社会生产中初始资金的提供者。商人使用自己拥有或借来的资金，在生产开始之前垫付劳动者工资和付给地主的地租，在生产过程中负责监督和管理，在生产结束后负责卖出产品，收回的资金在扣除已经垫付的工资和地租之后，就构成了利润。
需要花一些功夫才能将利润和工资区分开来。例如，工厂老板需要做很多管理工作，那么他赚到的钱究竟是作为管理者的工资，还是工厂的利润？根据斯密观察到的情况，他认为应该算利润，判断的标准就是这笔收入究竟跟投入的资本更相关，还是跟管理工作的强度和技巧更相关。在斯密那个时代，工厂的雇员数量还不像后来那么庞大，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管理技巧，管理工作对于工厂收入的贡献非常小，可以忽略不计，工厂老板的收入主要还是由他所投资本的数量决定的，因此这笔收入属于利润，而不是工资。
书中还举了另一个例子，那就是药店里负责给患者开药的医师。药品的成本价跟销售价往往存在巨大差异，如果生产一瓶药花了一块钱，成本卖给患者的价格是五块钱，那么四块钱的差价算不算医师的利润呢？斯密认为，药店医师这个职业需要很多专业训练，同时还要承担让患者恢复健康的巨大责任，这种劳动的交换价值非常大，所以四块钱里有很大一部分属于医师的劳动工资，而不是利润。做出这种判断的另一个理由是，如果药店真有400%这么高的利润率，就会有很多资本涌入这个行业，迅速拉低利润率。
可能有人会问，即便这四块钱算工资不算利润，同样也存在这个问题，其他劳动者看到医师的工资这么高，难道不会纷纷改行来当医师吗？其实并不会，原因在于劳动者改行要比商人改行困难得多。医师这样的职业存在高门槛，从业者不仅需要长期的培训，还需要通过考核来取得专门的职业认证，但商人并不需要职业认证，因为他们的主要作用就是提供资本和进行整体管理，并不负责具体生产工作。药店老板需要具备医师资格吗？不需要，他们只要出钱雇佣执业医师就可以了。
所以在正常市场环境中，资金可以很快流向利润率比较高的领域，从而抹平不同行业的利润差距，最终形成社会一般利润率。由于不同行业的形势瞬息万变，很难准确估算某个行业或某家公司，在特定时间点的利润率，但社会一般利润率很容易估算出来，因为商人投资的时候往往需要借款，利息是记录在案的。英国政府的官方借款利息在本书写作前很长时间都是10%，后来逐渐降到5%，如果借款利息是5%，那么社会一般利润率肯定高于5%，否则就没有商人愿意借款了。斯密做了一个主观猜测，认为利息是利润率的一半比较合理，也就是说，如果借款利息是5%，社会一般利润率可能在10%左右。当然，这种猜测并不严谨，只是提供一种估算利润率的思路。
了解地主、劳动者和商人这三类群体在社会生产和财富分配中的决策后，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如何确保国民财富持续增长？
想让财富增加，就要不断创造新的价值。在地主、劳动者和商人这三类人中，谁能创造价值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劳动者。地主在生产过程中几乎不能发挥作用，商人主要通过配置不同用途的资本来促进经济发展，但资本配置不能直接创造价值，而是必须通过劳动者来实现。
然而，并不是所有劳动都能提高社会生产物的价值，有一部分劳动者虽然也很勤劳，但他们的劳动无法创造价值，这种劳动叫做非生产性劳动。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贵族们雇佣的管家和仆人，它们只为主人的生活起居服务，不能增加社会生产物。另一种常见的非生产性劳动群体是国家公务人员，包括政府雇员、军队等。斯密并没有否认军队保家卫国的重要作用，他只是想提醒执政者，发动战争以及维持军队的日常开销都属于非生产性劳动，他们会挤占生产性劳动的资本，给国民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在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里，地主、劳动者和商人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之外，都能积累一定的资产，所有居民的资产加在一起，就构成了社会总资产，它的用途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追求享乐，另一类追求利润。地主之所以变成游堕阶级，就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大部分资产用于享乐，也就是购买奢侈品，或是投入非生产性领域，比如雇佣仆人、收藏艺术品等等。但商人不是这样，他们会把相当一部分资产投资于生产性领域，用来追求利润。劳动者有了一定积蓄后，也有机会摆脱只靠工资生活的局面，成为小业主或小商店经营者，独享生产物中的利润和工资这两个部分，这时他们已经变成了商人群体的一员。
要让国民财富持续增加，就要设法削减享乐资产，扩大追求利润的资产。在同一个时期内，社会总资产是固定的，享乐和投资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斯密认为，如果人们不削减享乐资产，单凭劳动者的勤奋和努力，是没办法实现整体经济增长的。他写道：“资产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而不是勤劳。”
如何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呢？有一个简单方法，就是看这个国家生产性劳动者和非生产性劳动者的比例。当时欧洲有一些国家艺术领域非常发达，聚集了很多艺术家，从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力很少，看上去也很富裕，但斯密认为，单靠艺术这种非生产性行业无法推动经济增长，这些国家的未来是很成问题的。
投入生产性劳动的资金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促进经济增长：第一，增加生产性劳动的数量；第二，提高生产性劳动的生产力。这两个用途对应着两个概念：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
流动资本就是指那些只在流通状态下才能产生利润的资本，包括买进的原材料、准备发给工人的工资、还没卖出去的存货等。只有让这些资本流动起来，把原材料消耗掉，把工资发出去，把存货卖掉，才能产生利润，所以叫流动资本。在初始资金固定的情况下，如何增加生产性劳动的数量呢？答案就是提高流动资金周转的速度。如果一种商品从生产到卖出需要一年时间，那么商人只能等到年底回款才能扩大生产规模，雇佣更多工人；如果只花半年时间就能卖出去，商人就可以在一年内两次扩大规模，生产性劳动的数量也会更快增加。流动资金的周转速度将是本书后半部分讨论国际贸易问题时再次提到的一个概念。
另一种资本是固定资本，指的是不经流通就可以产生利润的资本，包括机器、厂房、技术等。不论是机器的发明和改进，还是对工人进行技术培训，虽然一次性要花一大笔钱，但投入之后就可以长期发挥作用，劳动生产力大幅提高，一段时间之后就可以把成本赚回来，并且持续不断地产生利润。
要使经济不断增长，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缺一不可。如何将有限的资金在两者之间调配，如何提高流动资本的周转速度，哪些固定资本投资最能提高劳动生产力，这些都是商人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决定商业成败的关键。
《国富论》的前两篇就讲到这里，简单总结一下：工业社会生产力的飞速进步源于专业分工，分工水平跟市场规模成正比；生产力进步创造了大量财富，通过地租、工资和利润三种方式在三个社会阶层中分配；要想让财富不断增加，就要减少对奢侈品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消费，加大对生产性劳动的投资，在此基础上，通过提高流动资本的周转速度以及改进生产力的固定资本投资，来实现整体经济增长。
好，《国富论》的上集就为你解读到这。
"感谢喜欢，赞赏支持是对我的鼓励。"
很赞哦！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