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是：网站首页>人文人文
《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解构消费狂潮下工作伦理异化，揭示“新穷人”诞生的时代困局与出路探寻
铛铛铃2025-09-11【人文】578人已围观
简介
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书是《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它的作者是英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与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
每个社会都有穷人，但是对于穷人究竟如何而来，社会应该如何看待他们，如何消除贫困，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解释。我们今天讲的这本书就将告诉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工作伦理、消费主义如何塑造了人们对穷人的看法。本书更进一步指出，在今天，穷人正处于有史以来最危险的境地之中。
本书作者鲍曼被誉为当今用英文写作的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一生著有《流动的现代性》《个体化的社会》等57本图书，可以说是著作等身。我们喜马讲书曾介绍过他的代表作《现代性与大屠杀》，而今天要讲的这本《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最早出版于1998年，书的体量不大，只有11万字，却字字千钧。英国《社会学杂志》对本书的评价是：“这是一位杰出学者的重要著作，为贫困问题引入了一个全新的思考维度。”
鲍曼所引入的这个思考维度是现代性，也就是将现代社会的一些本质特点与穷人的具体处境关联起来进行思考。鲍曼认为，我们已经从19世纪的生产者社会进入到了消费者社会，在这个过程中，穷人的身份价值被一步步贬低。从前，社会对穷人持有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恐惧和反感，另一方面是怜悯和同情。但在今天，穷人成了彻底的麻烦，人们对穷人不再怜悯和同情，而只是恐惧和反感，甚至想除之而后快。
鲍曼就在书里详细梳理了生产者社会和消费者社会对穷人态度的变化，也反思了这些变化会造成的社会后果。接下来，我将分三个部分为你解读本书的主要内容：第一，什么是生产者社会，这个社会是如何对待穷人；第二，我们如何进入了消费者社会，并催生出了新穷人；第三，在消费者社会，新穷人面临什么样的处境。
下面就让我们进入第一部分的内容，了解一下什么是生产者社会，以及这种社会是如何对待穷人的。
生产者社会是一个社会经济学的概念，指的是现代社会的第一阶段及工业化阶段。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工业革命在英国发动之后，向整个欧洲大陆及北美传播。到了19世纪初，整个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生产都已完成了从工厂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过渡，进入了工业化时代。
生产者社会有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整个社会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工厂，而每个健全的人都应该参与工业生产。这样一种观点，和此前人们对劳动或生产的看法是存在冲突的。在工业化之前的传统社会，人们也会从事农业、商业、手工业等生产劳动，但采取的是一种自给自足的方式，也就是自己设定目标，自己控制进程，并从中获得工作的意义和动力。因为是自给自足，而一个人需要的东西其实就那么多，因此人们一旦满足了自己的需求，达到自己定下的目标，就不再去追求更多了。毕竟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做，何必要去夜以继日拼命劳动呢？
因此，在工业时代刚刚降临的时候，大部分人并不愿意被工厂雇佣，也拒绝服从由工头、时钟和机器设定的生活节奏。然而，这种传统的劳作习惯，被当时工业化的倡导者和推进者看成是一种恶习，一种必须克服的阻力。在他们看来，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人类会彻底征服和掌控自然，建立一个美好的、神奇的、丰富的世界。但如果人们都不愿从事工业生产，百分百地发挥劳动力，那个美好新世界就无法建成。
为了解决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问题，将尽可能多的人纳入工厂体系，工业化社会的顶层设计者们开始在社会上推广一种工作伦理。这种工作伦理的核心思想是：工作即正义，人活着就应该工作，不工作是一种罪。也就是说，工作伦理是工业化社会为了最大程度地推动生产力而人为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它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是让劳动者能被动地完成由他人设置和控制的任务。为此，资本家机械地训练工人，让他们渐渐习惯于不假思索地盲从，将自己化身为复杂机器中的一个没有灵魂的小齿轮。其次是让人们把自己做的事和他们认为值得做的、有意义的事分开，也就是说，让人们优先考虑自己能做什么，而不是自己需要做什么。最终它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人们不再关心尊严或荣誉，也不再关心感受或目的，只要全力工作就好，日复一日，争分夺秒，即使完全看不到努力的意义所在。
那么这种工作伦理是如何推广和普及的呢？宗教组织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教会创造出很多与工作相关的道德故事，强调人工作是对上帝和自然的责任。英美等国家还积极开办主日学校，这是一种只在星期天教学的免费学校，面向在工厂做工的青少年，给他们提供宗教教育和识字教育。主日学校兴起于18世纪末，盛行于19世纪上半期，尽其所能向年轻人灌输着符合工作伦理的规则和价值感。这些宗教与道德的规训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就在他的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工业社会的清教徒将工作生活看成是道德的修行和对神圣戒律的践行，他们相信工作是一种道德，而不工作属于道德败坏。
此外，这种工作伦理的普及还利用了父权制的社会结构。鲍曼指出，工作伦理的布道者通常也是传统父权制家庭的倡导者，这绝非巧合，而是一种策略。当时社会上绝大部分的生产者都是男性，为了得到他们的配合，工业化的推动者会确保他们在努力工作的同时，能享受到一定的甜头，什么甜头呢？就是倡导和宣传这些男人是一家之主。这些男人尽管在工厂里会受到工头的规训和管理，但当他们回到家就具有绝对的权威，因为他是养家糊口的那个人。听到这里你也许会问，难道在传统社会男性就不是一家之主了吗？当然也是的，但是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是大家族，而不是小家庭。除了家族的族长之外，所有男性都只是家族的一员而已。而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后，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形式取代了传统的家族模式，成年男性就成了这个家庭的权威。确保这点可以让社会上的主要劳动力更容易接受和配合工作伦理，将工作视为自己的身份核心，并终其一生构建和捍卫这个核心，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增长。此外，生产者社会的顶层设计者还会有一个额外的收获，那就是通过家庭的稳定维持住社会的秩序。
那么，这样一个生产者社会是如何对待穷人的呢？刚才说过，生产者社会的愿景是每个健全的人，尤其是男人都参与工业生产。因此，生产者社会将穷人基本等同于失业者，暗示贫穷是懒惰、不努力的结果。在这样的社会，应对贫穷的方式是诱导穷人去工厂工作，并在必要时强迫他们接受自己的命运。工人虽然赚的不多，但总也比失业者好些，所以不算穷人之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社会提出向无收入者提供的援助应当符合最小化原则。说白了就是援助贫困人口的机构仅限福利院，而且福利院对穷人的救助只能保持在社会最低水平。比如说，社会把最低工资标准定为每个月1000元，而给福利院的人一个月最多给800。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将真正的穷人和那些为了逃避工作而伪装成穷人的劳动力区别开来，让人们但凡有一点劳动力就会去工厂干活，而不是依赖救济。而在做出这个无奈选择的同时，这些工人还能获得一点心理安慰，因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告诉他们，无论生活多么悲惨，只要它是由劳动报酬支撑的，就具有一种道德优越性。
当然，工人们走进工厂工作，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挣大钱。对于走进工厂出卖劳动力的穷人，资本家们还创立了一个仅供生存的薪酬原则，就是把薪水保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工人们只能靠它活到第二天的黎明。除了继续辛苦工作，他们别无选择。这个残酷的原则还有个堂而皇之的理由，那就是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穷人往往安于现状，不会为了更多利益而拼命工作，因此他们的工资能维持生存就可以了。如果给他们高工资，他们就会迷失于无所事事和聚众闹事。英国启蒙思想家约翰·洛克就表示，穷人有着与生俱来的放纵与懒惰，为了消除这些缺点，应该把穷人们关在工棚里严加管教，用微薄的收入、强迫劳动和体罚来约束他们，同时把他们的孩子关进贫民学校，培训他们从事正规的工作。
如果说洛克的建议让你觉得过于严厉，那么来了解一下边沁的看法。边沁是英国法理学家，也是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边沁从来都对人的情感和动机不感兴趣，他指出，任何道德或经济上的诱导都达不到目的，要对付善变而又愚蠢的穷人，赤裸裸的强制最为有效。边沁曾建议建造500间房屋，每间房屋容纳2000个累赘的穷人，由专人全权负责，每时每刻没有死角的监视。如果一个人不工作，那他就什么都不能做，只能吃变质发霉的面包，喝淡而无味的水，没有人会和他说话。这种激励能恰到好处地促进他竭尽所能地工作。了解边沁的人可能一听就会觉得，这简直就是边沁最著名的全景敞式监狱的工厂版。边沁坚信，只有通过这样的手段，穷人们才能变废为宝。而鲍曼对此的评价是，边沁的方法看似冷酷，其实是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去追求工作伦理的最终目的，那就是让工人们能无条件地服从工厂的纪律规范，通过自上而下的有效监督，固化他们乏味但规律有序的行为。
好，来小结一下第一部分的内容。生产者社会是现代社会的第一阶段及工业化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为了最大程度地推动生产力，创造了工作伦理，让人们觉得不工作是一种罪恶。在生产者社会，穷人基本等同于失业者，很多穷人在经济的、道德的或者是强制的逼迫下，不得不进入工厂工作，尽管他们拿到的薪酬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
好，下面我们进入第二部分的内容，来了解一下消费者社会，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西方国家陆续进入现代化社会的第二阶段，从生产者社会转变为消费者社会。大规模的工业化雇佣迅速萎缩，小规模的自由职业群体取代了全民大生产，灵活的劳动力替代了铁饭碗，期限合同和临时雇佣替代了终身聘用。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转变？简单的说就是由于科技与全球化的发展，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资本家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劳动力了。但是人还是有用的，有用在哪里呢？不是用来生产，而是用来消费。今天的发达经济体几乎很少再面临生产力不足的问题，反而是产能过剩让人头大。如果不能刺激消费，就没办法继续生产，那经济就无法继续增长。因此，每当经济出现状况，不管是产出下降、缺少订单，还是商业街门可罗雀，都会被归咎于消费意愿或消费者信心不足，仿佛解决所有经济问题的途径就是消费者再次购买、大量购买、不断购买。
然而，一个人为什么要不断地消费呢？当然，消费可以满足欲望，但是这种欲望的满足是非常短暂的。早在消费时代来临之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就曾指出，人们在满足了某个令人烦恼的需求时，会获得短暂的幸福感，但紧接着就会产生厌倦感，因为一旦欲望的理由消失，欲望的对象就失去了诱惑力。为了对抗这种基本的人性，消费市场想出了一招，就是不断刺激人们的欲望，在人们旧的欲望被安抚之前，激发出他们新的欲望，在人们因占有而感到厌倦、烦躁之前，给他们送上新的猎物。
我们在第一部分说到，生产者社会为了最大程度地推动生产力，创造出了工作伦理的概念。那么，消费者社会为了最大程度地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也创造了一个新的概念，那就是消费美学。所谓伦理强调的是道德与职责，而美学讲究的是感觉和体验。消费美学将世界描述为一个充满强烈感受和深刻体验的巨型矩阵，所有的商品都被设计为具有最大限度的影响力，并且可以瞬间废弃。之所以要有最大限度的影响力，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勾起消费者的购买欲，瞬间废弃则是为了让消费者买完后迅速再去买别的东西。在理想的情况下，消费应该立刻带来满足感，不需要任何技能、学习或准备工作，而一旦消费行为完成，这种满足感就应该尽可能快地消失。所有的商品都在跟消费者说着同一句话：“你以为这就是全部，好戏还在后头呢。”
人们就在这样的世界里被培养成了消费者，消费者觉得自己掌控着市场，他们可以评判、评论和选择，他们也可以拒绝某个产品，然而，他们无法拒绝的是选择本身，他们必须日复一日地来到市场，通过消费来寻求自我认同，获取社会地位，以他人认为有意义的方式生活。
鲍曼指出，当今的全球趋势就是通过大幅减少产品和服务的寿命，以及提供不稳定的工作，将经济导向短周期和不确定的生产。我们前面说过，在生产者社会里，工作是自我构建和身份构建的轴心，稳定、持久、连续的职业生涯是一个普遍有效的选择。而到了消费者社会，在工作这个基础上构建自己的终身身份，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死路一条。今天流行的口号是灵活，它代表的是一场几乎没有任何规则的雇佣和解雇游戏。这显然是一个剧烈的变动，然而，习惯了消费主义的人们很自然地接受了灵活这个口号，并将他们在消费时奉行的原则也运用到生活中，那就是拥有尽可能多的选择，最好拥有所有选择。人们认为自己应该具有灵活性，能够适应随时可能发生的变化，最好能拥有多重身份，成为众人艳羡的斜杠人士。
鲍曼进一步指出，在消费者社会有正常生活和幸福生活之分。所谓正常生活，是能够在各种公开的机会中作出选择，由此获取愉悦的感受和生动的体验。而所谓幸福生活，是能够抓住很多机会，而且能捷足先登地抓住最被人乐道、最被羡慕的机会。也就是说，选择的自由决定了消费者社会的阶层，一个人选择的自由度越大，自由行使的选择权越多，他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就越高，获得的社会尊重和自尊就越多。
消费美学不但取代了工作伦理，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还反过来让人们用一种审美的标准来评判工作的价值。某些职业被赋予精致的美学内涵，人们认为这些工作有满足感或成就感，能让从业者骄傲和自豪，比如科学家、企业家、艺术家。而其他一些平凡的、不能让人获得内在满足的工作，则被认为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比如门卫、快递、收银员。前者是有趣的，后者则是无聊的。然而人们并不会心甘情愿地选择无聊的工作，因为这种工作的层级化背后也是社会的阶层化。那些被认为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是社会上少数人的特权，并且已经成为精英阶层的特有标志。而其他人在现实中没有机会从事这类工作，只能敬畏地远观与艳羡。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来说消费者社会的穷人了，它呈现出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最好理解，那就是不消费的人，他们无法履行最重要的社会责任，也就是积极有效地购买市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第二个特征是他们无法选择，也正因为无法做出选择，他们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更与幸福生活无缘。第三个特征是他们即使有工作，也受困于无聊的工作，并因此产生羞愧感和负罪感。
总之，消费者社会的穷人被社会定义为有瑕疵的、有缺陷的、不完美的、先天不足的消费者，他们被抛弃、被剥夺、被贬低，被排除在正常人共同享用的社会盛宴之外。听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我工资很低，而且喜欢买买买，所以是个月光族，这算是穷人了吧？不，按照鲍曼的定义，你非但不能算新穷人，反而是消费者社会最喜欢的那类社会成员，因为你几乎把所有的钱都用在了购物上。还有人要说，那我收入不稳定，经常换工作，算不算一个穷人呢？也不算，今天的社会不在乎你怎么赚、赚多少，只在乎你赚来的钱怎么花。所以衡量是否是新穷人，最基本的标准就是看一个人是不是积极的、主动的、不断地消费。
好，我们小结一下第二部分的内容。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陆续从生产者社会转变为消费者社会，消费取代了工作，把个人动机、社会整合和系统再生产链接在一起，消费美学取代了工作伦理，成为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在消费者社会，穷人不再是失业者，而是不消费的人，他们无法把握机会，无法作出选择，无法履行最重要的社会责任，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与幸福生活之外。
下面在第三部分，我们来了解一下消费者社会的穷人面临着什么样的危险。鲍曼指出，在对待穷人方面，传统社会的人们比现代社会的人做得要好。以欧洲为例，在现代化降临之前的基督教世界，穷人和其他所有人一样，都是上帝的子民，是神圣的存在之链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不仅如此，基督教赞扬贫穷的好处与美德，说穷人遭遇的苦难可以从上帝那里得到补偿，而富人进天堂则可能比骆驼穿过针孔还要困难。这使得穷人对富人长久以来都享有一种精神优越感。当时的穷人确实也活得很苦，但他们会把苦难看作是自己进入天国、得到救赎的保证，而富人必须去帮助和救济穷人，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自己的救赎。
到了生产者社会，穷人被定义为劳动力的后备军，失业和贫困划上了等号。不过尽管如此，穷人们依然是有用的，富人们把他们赶进工厂，用道德的、经济的或者强制的手段迫使他们工作，目的就是为了剥削和榨取他们身上的劳动力。而只要穷人有一份工作，他们就能有一种尊严感。而在消费者社会，穷人成了不消费的人，今天的经济不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穷人不管愿不愿意参加生产，都丝毫不会影响生产力的增长和资本家的利润。在资本家眼里，生产者是临时的、可替换的、用完即弃的，重要的是消费者，一个人如果不消费就没有了价值。于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穷人成为了完全没有用的人。消费者社会的穷人是多余的、编外的、不被需要的，他们不能增加社会的财富，而只能增加社会的负担。
那么他们会受到怎样的对待呢？鲍曼表示，现代化的一个本质属性，那就是对秩序和规范的奉行。秩序和规范看上去都是积极的、建设性的，会鞭策人们去改善现实或去进步。而对于那些不符合规范的、无用的、甚至有害的事物，就应该分裂、截断、切除、驱逐和排斥，就好像园丁会毫不犹豫地消除掉杂草和害虫。既然消费者社会已经将穷人设定为无用的人，那穷人就会遭到排斥和消除。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说，等一下，我们今天是文明社会，怎么会因为一个人穷就驱逐他呢？人们的道德感去哪里了？说的很有道理，鲍曼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他承认大部分人都希望自己是有道德的，而道德的本质就是为弱者、不幸的人、受苦难的人谋求福祉的责任冲动。尽管穷人在今天的社会已经失去了经济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帮助他们没有道德意义。不过这种意义也在不断被减弱。
1963年，瑞典社会学家冈纳·缪达尔第一次用底层阶级这个词来形容穷人。缪达尔在当时使用这个词是出于善意，他担心去工业化使越来越多的人口永久失业，并无法再就业，这些生活在底层社会的成员，并非是自己选择了退出，而是被经济逻辑驱逐的受害者。然而很快，底层阶级这个词就被赋予了负面的含义。1977年，美国《时代杂志》一篇封面报道将底层阶级描述为一大群棘手的、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并指出对这些人伸出援手既没有异议，也无济于事。到了1992年，美国政治学家劳伦斯·米已经可以毫不讳言地表示，人们为穷人提供了许多机会，但穷人们拒绝接受，因此，社会政策必须公正而坚定地抵制消极的穷人，直到理性被重新唤醒，直到他们自身土崩瓦解。
鲍曼指出，这些说穷人们咎由自取、无可救药的言论，让社会大众逐渐卸下了对于穷人的负疚感和责任感，让人们觉得自己不对穷人的困境负有任何责任，也不必因为背弃了自己的道德义务而内疚。而这只是一个开始，贫穷和犯罪还联系在了一起。媒体与警方欣然合作，持续不断地报道穷人道德败坏且具有犯罪倾向的新闻，向公众展示犯罪分子在穷街陋巷贩毒、滥交、斗殴的丑陋画面。1995年，美国社会学家赫伯特·甘斯在界定底层阶级时表示，其成员包括辍学者、无业游民、无家可归者、未婚生子、靠社会福利生存的年轻单身妈妈，还包括乞丐、酗酒者、瘾君子、街头罪犯，甚至还包括住在廉租房中的穷人、非法移民和青少年帮派成员。很显然，这是一个恐怖的人群，足以引发公众的恐惧和焦虑。于是，在社会公众的概念中，穷人不再只是无用的，还成了有害的。
鲍曼在书中这样写道，依赖救济的人和毒贩、强盗、杀人犯之间，只有一条能够轻易跨越的纤细界限，帮助穷人不再是道德义务，警惕、防范、消除他们的威胁，反而成了一种道德责任。于是接下去的一步就是把他们隔离起来，以此保护大部分人的正常权利和正当生活。隔离需要密闭的容器，于是现代社会的刑罚系统和城区规划提供了这样的容器，比如监狱、贫民窟、难民营。西方国家开始修建更多的监狱，增加可以判处监禁的罪行，以及更长更严厉的刑期，这一点在美国体现的最为明显。
鲍曼指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建造了越来越多的监狱，对死刑的判决也越来越任性和武断。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候选人都主张用强大的警力来打击那些依赖社会救济但侵犯社会价值的人。原先，人们设置监狱的目的是把罪犯改造成良民，而今天监狱在西方国家几乎已经成为专门针对穷人的保留地和隔离区。对于假释或缓刑的囚犯来说，重返社会是不可能的，他们只能重返监狱。这一切会到监狱就停止吗？鲍曼认为，从逻辑上来说不会，驱逐的链条一旦开启，就会一环一环地进行下去。
那么哪里才是穷人们最终的归宿？鲍曼说，最简单的答案就是消失不见。他们首先从繁华的消费市场中消失，然后从人们的道德义务中消失，之后从公共事业和社会生活中消失，直到彻底消失。对于被驱逐的命运，今天的穷人们无力抵抗，他们并不是生产者社会的工人阶级。在上一个时代，工人阶级尽管受到资产阶级的剥削与压迫，但他们拥有身为劳动者的骄傲，相信自己是更为先进的社会政治形态的先驱，他们仇视不劳而获的资本家，这种仇恨会化为革命的力量。而今天的穷人们没有这种尊严感，在他们的自我感受中，无力消费的痛苦与被拒斥的耻辱是紧密相连的，他们并不想抗拒消费的诱惑，相反很想加入其中，他们也并不恨富人，相反很想成为富人，他们对于自己贫穷的处境，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自卑。
这种难以克服的羞耻感会阻止他们把自己没钱转化为公共议题，更重要的是，即使今天的穷人们真的想要反抗，也无法组建起类似于无产者联盟那样具有阶级意识和实践的政党。在生产者社会，大工厂的工作是稳定的，因此工人们很容易结成同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而在消费者社会，自己或同事们每天都可能身处不同的公司，今天的伙伴，明天就可能各奔东西，所有持久的关系、坚定的承诺和牢不可破的友谊都难以企及，而这些偏偏是同舟共济的必须。因此，穷人的苦难几乎不可能汇聚成一项共同的事业，他们也无法再进行团结的抗争。也就是说，新穷人无法反抗自己被驱逐的命运。
而与此同时，人们又有强烈的冲动去彻底清除掉风景上的污点，把秩序良好的世界和一切正常的社会画布上的污斑彻底抹去。鲍曼说，我们都知道接下去可能还会发生什么，他警告我们，如果任由对穷人的歧视无止境地发展下去，一场不可逆转的灾难将最终到来，那是通向废品站的一张单程票。
好，说到这里，《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我们已经讲完了。你也许会觉得，鲍曼对于生产者社会和消费者社会的分析很有道理，但他对于穷人最终命运的预测有点危言耸听。这其实和这位思想家本人的特点有关。鲍曼是一个出生于波兰的犹太人，二战期间的纳粹暴行是他一生最为关注的事件，也是他学术思考的重心。在代表作《现代性与大屠杀》中，鲍曼指出，大屠杀并不是人类进步坦途上的一次偏离，也绝不是文明社会健康机体的一次癌变，而只是现代化的另一面。纳粹对于犹太人的驱逐和屠杀，足以让人们看到，当人们的道德考量被压制，会导致怎样的恶果，当一个现代社会下定决心去消灭一个群体时，会具有怎样的效率。鲍曼正是带着这些思考去写《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并为穷人的命运写下悲观的预言。
从这个角度来说，穷人是一个角度，鲍曼通过这个角度进行的，是他坚持了一生的现代性批判。但是鲍曼也让我们不要失去希望，他说，人类的历史上曾经发生了很多令人发指的罪行，在那些罪行尚在萌芽阶段时，很多人都对警告或预兆不以为然。然而，人类历史上也有许多不祥的预言最终并没有成为现实。现在凶兆已经显现，我们不能等到灾难发生后才痛定思痛，我们站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凶兆，我们现在手里还有选择权。
鲍曼的《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就为你解读到这里，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我们下期见。
"感谢喜欢，赞赏支持是对我的鼓励。"
很赞哦！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