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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以辛辣笔触勾勒封建科举下士林百态丑剧
铛铛铃2025-09-11【人文】842人已围观
简介
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书，是清代作家吴敬梓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在中国的正史中，比如《汉书》《清史稿》，会单列儒林传，用来表彰儒者的功绩，宣扬儒家的理念。而吴敬梓的这部小说，反其意而用之，名为《儒林外史》。为什么呢？儒者就是古代的知识分子，主要使命是传承儒家经典，维持人心教化。而《儒林外史》中的知识分子，不同于正史中记载、注重道德文章的儒者，他们因贪心名利而道德沦丧，导致世风败坏。因此，吴敬梓将小说名为《儒林外史》，以作为正史的补充。
《儒林外史》大概写成于1749年，但直到20多年之后，才在扬州有了第一个刻本。小说最初在吴敬梓朋友之间传抄，大家评价很高。比如吴敬梓的好友程晋芳就说：“外史记儒林，刻画何工妍。”意思是《儒林外史》中的人物丑态，穷形尽相，栩栩如生。现代学者如鲁迅，称《儒林外史》为中国历来最伟大的讽刺小说，胡适更将《儒林外史》与《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并称。在国外，有学者认为，吴敬梓与塞万提斯、巴尔扎克、狄更斯等伟大作家相比，也毫不逊色。
那么，《儒林外史》是如何描写知识分子的，何以成为最伟大的讽刺小说呢？接下来，我将先简述《儒林外史》的故事情节，然后通过解读小说主旨、讽刺艺术及吴敬梓的思想等，和您一起走进这部经典。
先说说大致情节。《儒林外史》以时间为顺序展开，从元末明初一直写到万历年间，几乎贯穿整个明代。小说表面上是写明代，实际则是假托明代之事，借以展现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知识分子的命运。小说是章回体，共56回，30多万字，但是并无一个贯穿头尾的人物，每个章节都以不同人物为中心，往往这一回的主要人物，到另一回又往往退居次要地位。因此，鲁迅说他“虽云长篇，颇同短制”，意思是虽然说是长篇小说，实际上却像短篇小说合集。
小说中涉及的人物非常复杂，据统计，书中上到皇亲国戚，下到盗贼奴仆，有名有姓的男性505人，女性126人，共计631人，与《红楼梦》的721人相比，也只少了90人。这631人并非都是儒者，也包括文武官员、商人、乡绅、轻客、侠客、义士、奴仆、戏子、方士、娼妓、僧道等各色人等，可谓芸芸众生样样俱全。在小说中，吴敬梓描绘了各类人物对于功名富贵的不同表现，一方面通过批判科举的弊端，揭示虚伪的人性，另一方面，也通过一些有德行的人物，给予了自己的人文理想。
我们先来看看小说对科举的批判。吴敬梓写了不少热衷科举，以求取功名富贵的人物，这其中的代表就是周进和范进。两个人都取名“进”，正是寓意进学中举。他们一出场都是童生，就是没有考中秀才的读书人。周进60多岁，考了30多次，还未中秀才。在明清时期，考中秀才才有资格参加乡试，然后才有机会考中举人。因此，周进在王举人家坐馆教书，受尽尖酸刻薄的嘲讽。王举人当着他的面儿吃鸡、吃鱼、吃鸭，周进却只有一碟老菜叶，还要扫一地的骨头、鱼刺、瓜子壳。不久又被辞退了，连教书先生也做不成了。不得已跟着姐夫去南京做生意，他路过贡院，就是古代的乡试考场，央求姐夫花钱进去一看，想到科举无门，悲从中来，一头撞在门板上昏死过去。好容易被救醒，却嚎啕痛哭，满地打滚。后来姐夫和一帮商人商量，出钱为他买了考试资格，赶上周进时来运转，一路中了举人、进士，最后是殿试三甲，选为广东学政，也是主持科举考试的官员。
而范进呢，家境贫寒，54岁才考中秀才，还是周进连看了三遍他的试卷，发掘出来的所谓人才。范进在周进的鼓励下去参加乡试，也是一举高中，之后竟然乐极发疯，被岳父胡屠户打了一巴掌才好。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中举就意味着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从此告别卑微的平民身份，无怪乎范进拍手直叫：“噫！好了！我中了！”然后他跟周进一样，成为山东学政。小说将两个60多岁、只知道八股的老头子，安排为替国家选拔人才的主考官，明里夸奖他们不懈努力，可以为考生的表率，实际上是讽刺清廷选官制度之腐朽。
在清代，功名富贵是一体两面，考中科举有了功名，然后才会有富贵。所以很多人做官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谋取利益。其实自雍正年间起，清代官员除了享受俸禄之外，还有养廉银，但是尽管如此，地方官员还是想方设法捞钱。比如广东高要县的汤知县，一年之内从各类税款中捞到8200两白银，这还只是一任知县，而比他高两级的知府收入更高。江西南昌知府王惠一到任，首先关心的头等大事就是当地有什么特产，从官司中能不能捞钱。要知道清朝知府的俸禄，一年是一百零五两白银，养廉银2520两，也就是说，3年一任南昌知府做下来，仅仅这两项的收入就有7820两。此外就是从各种税费中捞取收入，还要从官司中捞钱，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虽然有些夸张，但正说明官吏贪污腐化程度之深。有人嘲笑王惠做官，除了捞钱就是打板子，简直是个酷吏。而王惠却大言不惭，说自己是替朝廷办事，不得不如此。
在小说中，吴敬梓还刻画了不少趋炎附势的土豪劣绅，展现了广阔的社会世态。小说中的乡绅，包括等待参加会试的举人、辞官回乡或退休的官员，乡绅一般财力丰厚，与官员之间常常相互勾结，横行乡里。严贡生就是乡绅的典型，他常对人吹嘘自己为人率真，从不晓得占别人一点便宜，但实际上呢，却常常仗势欺人，敲诈勒索，甚至连自己的亲人都不放过。弟弟严监生死后，他欺压严监生的小妾和自己的侄儿，侵吞兄弟的家产。举人出身的乡绅张静斋，看好范进中举后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便殷勤的前来拜访道贺，和范进攀同学关系，送来房屋三间和50两白银。平日里，张静斋仗着乡绅的势力胡作非为，为了要得到和尚的田地，就与佃户串谋，骗和尚把田地贱卖给自己。
此外还有很多科场失意者，却还是一心想着功名富贵，以致欺世盗名。吴敬梓在小说中就讽刺了这种假名士、伪君子。这些假名士喜欢写诗，参与文学活动，刻意包装自己，出名以后就可以与官府交往，好借此取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他们动辄举行集体聚会，吟诗作对，附庸风雅。有一次西湖诗会，由于经费不够，众人只得到和尚家聚会，以致整场诗会弥漫穷酸的气息。有一个所谓诗人牛布衣的诗集，被一个乡间少年牛浦郎偶然得到，他就仗着自己也姓牛，在诗稿印上自己的名字，以牛布衣为号，还因此进入所谓西湖名士群，竟使许多人慕名拜访，连知县都被骗，直到真正的牛布衣的妻子寻夫而来，才揭穿了牛浦郎的假面目。
围绕着功名富贵这根主轴，吴敬梓可以说穷尽儒林世相。那么吴敬梓心目中正面人物形象是什么样的呢？小说中称赞杜少卿品行文章是当今第一人。杜少卿啊，出身是在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官宦家庭，祖父是状元，父亲是进士出身，做过太守，他才识过人，生性却不愿受官场束缚，中了秀才之后，便不再参加科举考试。杜少卿平生古道热肠，乐善好施，不要人称他老爷，看到需要帮助的人，特别是孝顺的人，不论亲疏远近，全部有求必应，常常捐助银两，最终耗尽家产，以致将宅邸变卖而去了南京定居。他虽然不惧权势，不愿攀附官员，但是宅心仁厚，比如王知县传话要见他，他不加理睬，后来王知县下台，树倒猢狲散，杜少卿反而将王知县接到家里居住，毫不在意旁人的看法。杜少卿这样博学多识、忠诚良善，又不与世俗同流的品行，暗含了吴敬梓的理想，即抛弃功名富贵，乐天知命，既独善其身，又兼济天下，是道德、文章俱佳的完美儒者代表。
小说中还有对市井中侠义之人的描述与赞赏，比如奇女子沈琼枝不贪富贵，不甘心为盐商之妾，逃到南京以卖诗文和绣品度日，自食其力，是书中少有的侠女。此外还有市井四奇人，都是市井常见经营小本生意的人，但是他们一方面精通琴棋书画，才华横溢，言行豪放，另一方面愤世嫉俗，不肯攀附权贵，是大隐隐于市的侠士。还有戏班中的老戏子鲍文卿，忠直义气，他因敬佩知县向鼎的品行，便在向鼎被人参合、乌纱帽不保时，向按察使求情救了她，事后却不肯接受他50两的谢银。一个地位卑贱的戏子，一个高高在上的官员，却成为君子之交。有人想要贿赂鲍文卿，希望他可以在向鼎面前疏通关系，被鲍文卿严词拒绝。向鼎敬佩鲍文卿的为人，不禁感叹道：“这些重进士做翰林的，和他说道传道穷经，他便说愚而无当；和他说到博古通今，他便说杂而不精。不如我这暴朋友，他虽生亦是建业，到颇多君子之行。”向鼎的这番话，可谓是吴敬梓直抒胸臆，鲍文卿这样超越功名富贵的人，正是他理想中的人物，具体的展现是他心中的理想人物。
以上就是对《儒林外史》故事的概述。我们看到小说以功名富贵为主线，其实是以科举作为背景，通过关照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思考何为真正的儒者。吴敬梓给出的答案就是，拥有经世致用的学问，保有羞耻心，怀有道德担当。胡适最早在《吴敬梓传》这本书里就提出，《儒林外史》的主旨是反对科举。小说一开始就借王冕的口气，批评明朝科举的八股取士制度，他说：“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容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清了。”所谓的文行出处，文指礼、乐、文章，行指品行、道德，出指在朝为官，处指退隐相间。这就是说，八股取士，严重损害了读书人的知识和道德品行。
清朝以少数民族入关，特别注意对知识分子的笼络和统治，康雍乾三朝时期的统治者，一方面用文字狱压制汉族知识分子的反清思想，另一方面推崇四书五经和程朱理学，用八股取士的手段麻醉世人。这造成了两个结果，首先是知识分子，特别是下层知识分子，对经典的理解完全局限于八股范文，其思想和出路都越来越窄。其次知识分子只想着中科举、求功名富贵，导致道德沦丧，完全丧失儒者之风。所以吴敬梓就以王冕和杜少卿为例，来说明真正的儒家知识分子是什么样子。
首先是王冕，他在历史上是有真实原型的，原本是元末明初的一位学者，以画画为营生。他不同于只关注四书五经、钻营八股文的庸才，而是把天文、地理、儒家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是一个掌握各种知识技能的通才。他淡泊名利，不参加科举，也从不与当地的官绅富豪交往，过着田园隐逸生活。小说中的杜少卿更是直接反抗追求功名富贵的现实社会，他放弃科举考试，不独尊程朱理学，推崇古代礼制。王冕和杜少卿的形象，就是反思何为真正的儒者。
章太炎曾经说：“儒者即有道之士，是知天文、识旱涝的知识分子。”儒家说格物致知，就是指专门从事科学专业知识的研究。因此，儒家经典所教授的绝不仅仅是八股这样的作文之法，而是既修养道德，又有益于世的实用之学。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总结明朝灭亡教训时就提出经世致用之学，要破除理学，矛头直指宋明理学。之后的颜元、李塨等人更是直接提倡复古，即恢复儒家经典和实用知识的学习，其中李塨是儒家世教，吴敬梓的曾祖父曾任学政，将李塨取为生员第一名，吴敬梓本人也受到颜李学派的影响，说自己年老之后要研究儒家经典，复古，恢复古代的儒家伦理，正是吴敬梓提出的解决知识分子功利心膨胀、道德沦丧的一条道路。
吴敬梓并非反对富贵，正如圣人对富贵的追求也是认同的，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但是孔子不认同的，是“不以其道得之”，就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获取富贵。儒家提倡耻文化，羞耻的耻。《儒林外史》正是通过杜少卿的行为，复苏了古代礼教中的耻感文化。别人不择手段的买生源，希望这样可以去做知县、推官，穿螺丝结底的靴，坐堂撒签打人，很明显这些人是以当官耍威风、欺压百姓为荣，但在杜少卿听后就深以为耻，大骂道：“下流无耻极矣！”杜少卿能够看透这种不义的功名富贵，并坚决不随波逐流，就是孔子所说的“知耻近乎勇”了。
儒家认为耻感是道德的基础，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也就是知道羞耻才是为人的开始。因此，相对于汤知县等人靠投机钻营、贪污欺诈等不以其道得之的功利富贵，吴敬梓就更推崇王冕的自食其力和隐逸风骨，敬佩市井四奇人甘于淡泊，赞赏杜少卿视富贵如浮云、蔑视权贵的人生态度。
在小说中，吴敬梓尤其推崇吴太伯，他借小说人物之口说道：“我们这南京古今第一个闲人是吴太伯。”这是代表儒家最高理想的人物。泰伯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君主，曾经三让天下，不愿做周王，逃到江南地区的时候，还招纳流民建立国家，成为江南人的祖先，也是吴敬梓的元祖。孔子称赞泰伯：“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因此，小说中以杜少卿、迟衡山为首的几个人，出于对重振礼乐教化的理想抱负，集资修建泰伯祠，并于春秋两季以古礼鼓乐祭祀，借以提振教化，并让大家学习礼乐，希望可以回到古代高尚的社会。吴敬梓借此提出自己的理想，即古代的儒者内在要求学识高超，拥有忠孝节义的道德，以及勇于承担责任的勇气。
《儒林外史》对于八股取士下知识分子穷形尽相的同时，也在小说艺术手法上影响深远。首先是把中国的现实主义小说推到了高峰。同为明清小说，与四大名著相比较，读者对《儒林外史》的熟悉程度要低得多，这是为什么呢？就题材来说，《儒林外史》之前，小说描写的都是绿林故事或是妖魔鬼怪，比如《三国演义》中的人总在打仗，《水浒传》中的人总在杀人越货，《西游记》总在消灭妖怪，而吴敬梓的小说聚焦的是非常现实的文人生活。在《儒林外史》之后的中国文学中，文人开始作为真正的叙事人出现，用文人的语言来描写文人的题材。吴敬梓笔下的文人生活，几乎是当时社会的立此存照，极大的突破了传统小说的题材。
比如唐代以来常见的进士与妓女的故事，到了明清时期演化成才子佳人小说，最惯常的套路就是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红楼梦》里，贾母就痛斥过这种俗套。吴敬梓对这种文人凭空想象深恶痛绝，她在小说中展现的是真实的世态。比如他笔下的鲁小姐貌美如花，瞿公孙才子风流，两人门第相配，天造地设，但是吴敬梓却在两人成婚之后，让瞿公孙拉着鲁小姐读诗，而鲁小姐却偏偏要出一道“身修家齐平天下”的考题，让这对才子佳人闹翻。此时瞿公孙开始对婢女双红大献殷勤，本来贴心婢女可以满足名士的浪漫情怀，但是吴敬梓偏偏让双红与小厮私奔，结果瞿公孙不仅算盘落空，还险些遭人恶意勒索，几乎身败名裂。
此外，《儒林外史》之前，人们喜闻乐见的是豪侠传，与《儒林外史》同时代的侠义小说《三侠五义》，中南侠展昭、锦毛鼠白玉堂，都是仗义疏财、性格豪爽的侠士，但是吴敬梓笔下的所谓豪侠，做的却都是诈骗欺压之事。比如小说51回，凤四老爹偏好打抱不平，有着豪侠之名，但是他帮人了断的都是一些打不得官司、告不得状的龌龊事。吴敬梓关注的重点是明清知识分子所面临切实的生存困境，他笔下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比如同样写沉迷于八股的腐朽书生，愚痴却各有不同，马二先生虽然是八股文名家，游西湖的时候却是满眼美景道不得，一首诗也做不出，而老秀才王玉辉自己的女儿哭着要为病死的丈夫殉节，连公婆都连声反对，王玉辉却说：“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儿。”然而迂腐之人也不是全然没了人情味儿，女儿绝食死后，王玉辉常常暗自落泪。
吴敬梓描写人物更擅长使用讽刺手法，实际上，《儒林外史》是当之无愧的讽刺主义文学杰作。讽刺文学作品在中国的历史悠久，比如《史记·儒林列传》，写了公孙弘从一介平民到官居丞相，以此讽刺朝廷对儒者的利诱和儒者对富贵的追求。吴敬梓借鉴司马迁对比白描等写法，来传达讽刺效果。比如小说写马二先生游西湖，吴敬梓写他死守礼教纲常，怕看女人，但实际上呢，她看那一船一船的乡下妇女，就连她们的发型、衣着，甚至脸上的疤痕都没有放过。
《儒林外史》中的讽刺之所以传神，源于其真实性。吴敬梓以现实人物身边的朋友作为原型，用谐音、邪生隐喻他们的性命，比如马二先生原名马纯上，其原型是作者的好友冯粹中，马二对冯，纯上对粹中，冯粹中和马二先生一样，一生痴迷科举，至死方休。直到去世之前，吴敬梓仍不时地根据生活经验来更新小说，写出了科场命运和官场生涯的起落无常。对当世人物的讽刺，也让《儒林外史》不得不推迟出版。鲁迅说《官场现形记》不如《儒林外史》，就是因为很多情节不如《儒林外史》真实。比如小说写范进母亲病逝，汤知县宴请范进，酒杯是银制的，筷子也是镶银的，但是礼法规定，守孝期间只能用木筷子和粗瓷碗，最后汤知县换了一双竹筷子给范进，这才开心。汤知县见范进这么遵守礼法，还担心自己没有准备素菜，结果后来看到范进偷偷捡了一个大虾圆子送进嘴里，这一个偷吃的动作，让范进之前的装模作样情伪毕露，可见十足的伪君子相。
范进中举之后啊，势利眼的岳父胡屠夫跟着范进后，帮他扯了十几回揉皱的衣服，更可谓前倨后恭。含蓄内敛，是吴敬梓讽刺的另一个特点。鲁迅先生称赞《儒林外史》“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也就是看透而不说透。严监生是有名的守财奴，家里有十多万两银子，却和妻子王氏平日里连猪肉都舍不得买一斤。严监生身体不好，生性懦弱，一方面要辛苦操劳算账管理田产，又因为万贯家财受到哥哥的觊觎，心里压力很大，得了重病，临死的时候伸着两个指头，就是不肯断气，众人不解，直到小妾赵氏分开众人，说：“老爷是担心两根灯草费油。”于是上前挑掉一根，严监生这才咽气。严监生这个人物与巴尔扎克的葛朗台、果戈里《死魂灵》中的泼留希金等一起，成为世界文学中吝啬鬼的经典形象。
《儒林外史》的现实主义和讽刺艺术对后世影响深远。晚清时期的社会巨变，具有改良思想的仁人志士纷纷通过小说抨击时弊，提出挽救国家的主张，而《儒林外史》的写法，被视为批评社会的一种绝好工具，很多人模仿吴敬梓，将小说题材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官场、商界、战争等各方面，其中以写官场最为普遍，形成了晚清著名的谴责小说流派。但是与《儒林外史》不同的是，谴责小说的作者往往站在道德制高点，采用上帝视角，将讽刺变为攻击谩骂，而缺乏思想和艺术深度，这就导致很多水平不高的作品，只能成为黑幕小说。
真正将《儒林外史》讽刺艺术发扬光大的是鲁迅，他不仅在理论上总结了《儒林外史》的艺术价值，确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时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继承了吴敬梓的讽刺艺术。鲁迅说：“像范进那样的伪君子及其丑行，和这相似的情形是现在还可以预见的。”鲁迅的《孔乙己》显然是受到了《儒林外史》影响，孔乙己就是受到八股文腐蚀的典型人物，而这部小说也堪称讽刺主义杰作。鲁迅小说中，无论是对阿Q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还是对各式伪君子的剖析，都有《儒林外史》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白描手法痕迹。
其实啊，从《儒林外史》到《孔乙己》，都是知识分子命运的书写，这个主题正是吴敬梓的毕生关注所在，也跟吴敬梓个人经历密不可分。《儒林外史》中的人物杜少卿，是吴敬梓本人的真实写照。吴敬梓出身诗书望族，家境富裕，祖上出了很多的举人进士，是安徽全椒县有名的科举世家。但是吴敬梓的生父一生只是秀才，至死也没有在乡试中第，饱受族人和乡邻的冷眼。吴氏长房吴霖起没有生育，就收养了吴敬梓作为四子，并督导他自小学习四书五经与八股文。养父去世后，吴敬梓继承了大笔家产，但是他生性洒脱，行侠仗义，到处施舍，加上身边很多人连哄带骗，以致钱财全部被骗光。吴敬梓写过一篇《移家赋》，说很多人把他财产骗光之后就不理他了，所以他就伤心的搬到了南京。从故乡全椒迁居南京，是吴敬梓生命中最大的转折。定居南京之后，吴敬梓从大富大贵调到了赤贫阶级，功名之心也越来越淡薄。之前屡试不第之际，吴敬梓还在诗文中流露郁郁不得志的情绪，说自己“朱守残编，落魄诸生十二年”，12年未能中举，看尽别人的冷眼。而后来安徽巡抚赵国麟举荐他入京应试，吴敬梓断然拒绝了，从此，绝迹科场，正式与功名社会决裂。
南京是当时的人文荟萃之地，吴敬梓结识了很多朋友，也见识了更多读书人竞逐功名的挣扎，以及世风人情的浇薄，这一切都让吴敬梓对科举以及读书人的趋之若鹜产生质疑。在当时的社会，参加科举是读书人的重要出路，如何能中举呢？书中说啊，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首先需要会揣摩，比如小说第49回，高翰林就说：“揣摩二字，就是这举业的金针了。小弟乡试那三篇著作，没有一句话是杜撰，字字都是有来历的，所以才得侥幸。若是不知道揣摩，就是圣人也是不中的。”想要通过科举考试，就要像高翰林这样揣摩文风，投考官所好，范进之所以能中举，也正是文章对了考官周进的口味。其次还要学会攀附宗师找关系，读书人嘛，有业师，就是传授知识的老师，有宗师，就是主持科举考试的考官。清代的业师沦为教书匠，毫无师道尊严，宗师却成为读书人仕途中强有力的靠山，是争相攀附的对象。荀玫参加科考时，周进是自己的宗师，范进一听是自己宗师的学生，当下就取中了荀玫。知识分子对待宗师犹如再生父母，正是因为有了特权和利益的关系。
那么除了参加科举，下层知识分子还有其他出路吗？清代的生员数量特别庞大，顾炎武统计过，清初生员的数量大约有50万人，但是乡试的中举率只有2%，这就导致社会上长期存在一群代考、社会地位低下、生活困窘的生员，特别是在《儒林外史》故事的发生地江淮一带，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而重举名额有限，生员出路问题尤其严重。吴敬梓本人也是未中举的生员，这些生员如何讨生活呢？小说中给出了三种出路，一是编选八股文教材，马二先生困于科场，只能依靠帮助出版商编选八股范文谋生，为学子参加科举考试提供阅读参考，这就是所谓的“制艺”，是明清时期南京、杭州最热门的出版物之一。由于科举考试的指挥棒，制艺销路很好，许多科场失意文人为书上撰写评点或教刊八股范文，借以谋生。二是坐馆从事教书工作，如果家里既无田产，也没有资产经商，只能到私塾授课谋生，清代的私塾老师地位极低，薪酬也相对低得多，比如余大先生坐馆，一年32两银子，只够每天吃三顿白粥，病了也无钱买药。三是成为富商的清客帮闲，吴敬梓所生活的康乾时期，商人的社会地位逐渐上升，比如小说第23回，扬州盐商万雪斋就娶翰林的女儿为妻，江南商人势力渐渐壮大，科举失意的一些下层知识分子，通常给自己打造一个名士的人设，然后投入富商门下谋生，比如牛玉圃是商人万雪斋家的清客，但是他狂妄浮夸，触犯了主人万雪斋的忌讳，最终砸了自家饭碗。
对于生员生活困窘的问题，吴敬梓强调谋生能力的重要性，而这正与儒者应该具备真才实学、道德精神是相通的。明清时期，土地兼并的情形非常严重，尤其在地少人稠的江南地区，绝大多数读书人无田可耕，也没有资产可以经商，而坐馆教书收入低下还要受尽屈辱，因此，意志不坚定的读书人很容易在贫困的环境中丧失良善本心。考了30多年都没有考中秀才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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