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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号房追踪记》：韩国网络性犯罪震惊全球，女大学生正义追击
铛铛铃2025-09-21【人文】643人已围观
简介
今天为您解读的书是《N号房追踪记》。
对于发生在韩国的N号房事件，你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N号房事件，指的是从2018年到2020年发生在韩国的性剥削犯罪。作案人通过威胁等非法手段，获取受害女性的资料、照片和视频，发布在网上的秘密聊天室里。目前已知的受害女性有103位，其中26人为未成年人。他们被迫在身上刻字，拍下性爱视频，在直播中被观众羞辱，一些人在线下也遭到了性侵。大约26万人看过这些非法拍摄的照片和视频，这就意味着，每200个韩国人里，就有一个人是这场犯罪的旁观者或参与者。
本书就是对这起震惊全球的性犯罪的直击实录。它的作者追踪团火花，是两名20来岁的韩国女大学生，一位叫火，一位叫丹，都是媒体专业的学生。2019年，火与丹参加了一个深度报道的征文比赛，意外地发现了N号房这个手心里的地狱。自那时起，他们就潜伏在N号房中，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卧底调查，并向警方提供了大量的线索和证据。
在N号房里，这两位年轻的女性看到了超乎想象的恶，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但是面对身边的罪恶，我们可以沉默，但也可以决不罢休。火与丹相互扶持着前行，拼尽全力引起韩国媒体和民众对数码性犯罪的关注，也努力帮助着受害者们。2020年，他们写下了这本《N号房追踪记》。书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和第三部分，他们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写下了自己发现N号房、参与调查的过程；在第二部分，他们分享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调查时的心路历程，展现了身为女性在生活中所要面对的种种性别困境。
本书出版后，被韩国知名书店教保文库评为“开启2021年之书”，受到了25位韩国知名女性的联合推荐。作者追踪团火花也在2020年获得韩国女性家族部长官表彰。
接下来，我将分两部分为您解读本书的主要内容：第一，N号房中的罪恶如何发生，追踪团火花是怎么进行追踪的；第二，N号房中的罪恶为什么发生。
先说第一部分。我们会跟着追踪团进入N号房，去见证发生在那里的罪恶。对于火与丹来说，这一切都开始于2019年7月。教授新闻写作的老师推荐他们去参加一个深度报道有奖征文活动。在那之前，火和丹都在韩国国民日报实习过，关注性犯罪的相关报道。这一次，他们决定把主题定为非法拍摄犯罪。因为对于生活在韩国的20多岁的年轻女性来说，这是最贴近他们的问题。洗手间、出租屋和街道，在女性生活的几乎所有场所，非法拍摄都在发生，无数女性在浑然不觉中成了受害者。在韩国最大的门户网站Naver上搜索拍摄器材，就能找到很多销售非法拍摄器材的网站。摄像机被伪装成眼镜、圆珠笔、帽子甚至水桶。而在某门户网站的游戏论坛上，以女性内裤或其他类似内容为主题的帖子就有1万5000多个，有的是超市里偷拍的女性照片，还有的是穿校服的女学生的裙底照片。他们被论坛上的男性会员们以各种羞辱性的言语进行评论。
一天，火与丹在谷歌上发现了一个博客，里面有博主watchman关于非法拍摄视频的多篇观后感。其中的一篇提到加密聊天软件telegram，上面有很多奴隶视频。telegram由俄罗斯人创办，号称是自由而安全的聊天软件，具备匿名信息、端对端加密、聊天信息定时销毁等功能。用户可以在telegram上开设聊天室，博主watchman就是其中一个聊天室——哥谭房的房主。哥谭这个名字源自美国漫画蝙蝠侠中的哥谭市，是一个犯罪和无政府主义肆虐的地方。N号房则是设在哥谭房下的一到8八个聊天室，也是所有人最感兴趣的地方。
要进入哥谭房并不难，申请到telegram的账号，通过博客上的链接就可以进入。但进入N号房并不容易，首先得进入哥谭房下的若干个衍生房，那里面也充斥着大量的非法视频。有的衍生房会要求成员必须参与针对女性的色情评论，否则就会被踢出聊天室。还有的房主号称上传偷拍视频才能获得N号房的链接。火和丹正在为难之际，一个房主放话说，只要把头像改成日本动漫女主角，就能进入N号房。于是在注册telegram账号五小时后，火和丹进入到了N号房中的一号房。
他们首先看到的就是很多孩子，也就是奴隶的裸体。这些孩子看起来大多是初中甚至小学生。这些视频的发布者真名叫文炯旭，网名god，god也是N号房的创建者。她先在社交媒体上寻找那些发布过不雅视频的孩子，假冒警察恐吓这些孩子：“你父母知道你做了这些事情吗？我会去学校找你，再给你父母打电话。”在文炯旭的反复威胁下，受害者被迫拍下新的视频，视频则被发到N号房中。假如有人无法忍受提出终止拍摄，文炯旭就会告诉他们，只要拍完这个就可以了。但受害者照做之后，文炯旭又会以告诉父母和报警再次相威胁。对于不服从、试图逃跑的女孩，她甚至还会发布公告，告诉观众可以自由传播、使用他们的视频。而为了激发成员的兴趣，哥谭坊的房主watchman也会定期发布N号房视频中女性的姓名、学校以及对该女性的评价。
看到这些视频的时候，火和丹的大脑一片空白，很长时间都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们无法也不愿意相信，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自己生活的地方。他们决定报警。
2019年7月下旬，根据火与丹提供的线索，江源地方警察厅的调查组开始行动，火与丹也开始了协助警方的卧底生涯。两个女孩白天上课，吃完晚饭，花约五个小时收集证据，一直干到凌晨三四点才睡觉。早上睁眼，第一件事就是在telegram的各个聊天室里呆上一个小时左右。他们一共在约100个聊天室前徘徊过，发现加害者们从子夜到天明上传视频最活跃，而从早上六点到傍晚六点是闲聊时间。仅在哥谭坊就有数千人在聊天，一分钟都不间断。
火与丹主要做的就是把加害行为、非法拍摄视频的传播现场截图保留。很快，他们就有了第一个突破。一个网名为rabbit（兔子）的用户，他比火和丹还要晚两周进入哥谭房，但没几天就因为表现活跃，而被其他成员视为主要成员和榜样。他不仅白天黑夜都在随时聊天以活跃气氛，还经常分享以青少年和儿童为性剥削对象的视频，以及只有少数人才能进入的国际聊天室。而且兔子肆无忌惮地公开自己的个人信息，他称自己是某大学工科学院的学生，最近去过大邱旅行，还发了自己在某家星巴克前面拍的照片，接着她又上传了自己的体检报告。由于telegram上的对话是阅后即焚的，火与丹立即用手机录屏录下了这份体检报告交给警方。几天后，凭借这条线索，警方逮捕了兔子。但这只是个开始。
和其他成员相比，兔子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比如，有一个叫KELLY的成员，对儿童有着病态的迷恋。他开过很多以性剥削儿童为主题的聊天室，还自豪地把在东南亚旅游时拍摄的女童的影像拿出来炫耀，影像中有KELLY的手和声音。火与丹把证据交给了警方。8月末，KELLY被捕。
到了9月，丹与火关于N号房的报道在征文比赛中拿了优秀奖，但并没有在社会上掀起水花，成员们更加有恃无恐。直到9月末，哥谭坊主watchman被捕，情况才发生了改变。一些成员退出了聊天室，非法照片和视频的传播也出现了减缓的趋势。但这只是暂时的。
2019年11月，也就是watchman被捕一个多月后，熟人凌辱房开始大行其道。所谓熟人凌辱，就是把熟人的照片发到网上，作为性游戏和羞辱的对象。有的人还会把熟人的照片和别人的裸照合成，供其他成员进行低俗评论。仅仅是火和丹去过的熟人凌辱房就有十多个分主题，包括教师房、军人房、警察房、大妈房和初高中生房等等。其中人气最高的是教师房，加害者们把偷拍来的或者毕业相册上的老师照片跟裸照合成在一起，上传到聊天室里，有人甚至连老师的电话号码、老师家人的照片都上传了。仅在其中一个聊天室里，就有1000多张老师的照片。
除了熟人凌辱房，网名为博士的赵周彬也越发惹人关注。他模仿N号房建立了博士房，还开设了多个收费聊天室，入场券的价格为10万到100万韩元不等，约合人民币540元到5400元。赵周斌的手法是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高薪兼职广告，吸引年轻的女性，再在联系的过程中一步步升级手段，直到女性屈从。受害者K讲述了自己的经历：2019年12月的一天，K在推特上看到了一则高收益兼职的广告，K以为是类似酒吧兼职之类的活，就联系了广告里的telegram id，对方是一名男子。他和同伙先给K发了成捆的现金和存折的照片，然后要求K发自己的照片，先是十张露脸的照片，接着让K拍一下自己的手，再然后对方就要求K发裸照。被K拒绝后，该男子与同伙一方面威胁把K的照片发到telegram上，另一方面不停的辱骂K，号称K伙同他人骗自己的钱。他们每秒都给K发去信息：“你想完蛋吗？”还在K的照片上涂鸦给K发过去。K后来回忆说，当时感觉如果不照对方说的做，对方就会把自己杀掉，就像他们马上就会找过来一样。恐惧中的K按照对方的要求拍了视频，她得在一分钟内摆出特定的姿势，然后对着麦克风说：“朴社长，我错了。”但这还不算完，这名男子还要求K到首尔的指定地点和自己见面，在再次遭到拒绝后，该男子在电话里笑着说：“那我就把照片都传上去，你去死吧。”然后挂了电话。
K决定报警，去警察局之前，她在网上搜了一下，发现自己的照片已经被挂在了博士房里，有2600人在同时观看。这些人对K和其他受害女性评头论足，还给每个人都取了外号。K还证实了博士赵周彬是在有组织的剥削受害者，他至少有四五个手下，其中有的手下还性侵了受害者，并把照片发布在网上。在一些付费聊天室里，会员甚至可以在线凌辱受害者，强迫他们做一些事情。从看到广告联系对方，到男子挂断电话，其间只有三个小时，但K的照片一年后还在网上传播。每次一想到这，她就会陷入无尽的恐惧，忍不住哭泣。
火与丹接触的一些受害者表示，自己不管是在走路、吃饭还是和朋友待在一起，都会不停的被不安感折磨，担心如果有人认出我该怎么办。手机上弹出短信通知的时候，他们的心里也会突然一沉，想朋友是不是看到我的照片了。一旦成为性剥削犯罪的受害者，无忧无虑的生活就很难找回来了。而赵周彬和其他聊天室的管理者们则在受害者的痛苦之上疯狂捞钱。聊天室里新的照片和视频越多，聊天室的成员就越多，聊天室卖出去的时候价值就越大。而收取入场券的博士赵周斌被捕时，警方在他的住处发现了1.3亿韩元的现金，约合人民币70万元。由于赵周斌只收取虚拟货币，因此警方推测这些现金只是赵周彬的部分收益而已。
到这里我们讲了第一部分的内容：女大学生火和丹因为参加深度报道的征文比赛，意外的发现了N号房的存在。在火和丹的征文发布后，2019年11月开始，有零星的媒体找到火和丹，对N号房进行报道，但案件的进展缓慢，韩国社会整体对此事的关注度也依然很低，博士赵周彬上逍遥法外。一名参与报道的记者甚至被赵周彬公开了自己和家人的照片，赵周彬公开表示，如果有能提供记者的个人资料，就能免去10万韩元的会员费。
2022年初，就在火与丹的热情逐渐消逝的时候，国民日报的朴前辈找到了他们。两人之前曾在国民日报实习，朴前辈建议他们以追踪团火花的名义发表报道。由于新冠疫情爆发，报道一度被延期，直到3月9日才与读者见面。这篇报道引起了巨大反响，很多读者给报社发去邮件，表示希望帮助追踪团火花。3月17日，博士赵周彬被捕的消息传开，媒体开始蜂拥报道N号房事件。与此同时，200万人在青瓦台请愿网页上请求公开性剥削视频群主的身份信息，另有300万人要求公开所有订阅会员的真实身份。3月23日，时任韩国总统的文在寅表示，警方应该意识到案件的严重性，对加害人严惩不贷。此外，政府将删除涉案视频，并为受害者提供法律、医疗等方面的援助。局面终于出现了转机。
此时的火与丹已经在telegram的各个聊天室里潜伏了半年多，身心俱疲。这期间他们都经历了什么，又是什么导致了N号房罪恶的发生？接下来的第二部分，我们就来具体说说。
首先，随着潜伏的日子变长，火和丹心中的恐惧与不安与日俱增，尤其是当他们在聊天室里发现了熟人之后。2019年10月的一天，他们看到一个学妹的个人信息和照片都被上传到了聊天室里，这让火和丹十分苦恼，不知道要不要告诉学妹这件事。以当时掌握的信息根本不足以抓住罪犯，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告诉受害者只会让他们感到痛苦，装作不知道这件事会不会更好？最终他们决定缄口不言，但每次见到学妹的时候，心里都会愧疚不已。
2019年11月的一个凌晨，火意外的发现一个认识的男生加入了聊天室。恐惧、不安、仇恨、愤怒的感觉一齐向火袭来。这个男生是火灾做志愿者的时候认识的，几天前两人还见过面。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telegram的用户都是些没有社交能力的呆头鹅，可这个男生明明幽默又善于交际。加害人竟是自己的熟人，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人还如何能安然的活下去？
火和丹开始对身边的事物表现出过度的警觉。每次去公共洗手间，他们都会想：“这里会不会有人偷拍？”火躺在出租屋里睡觉的时候，也会突然担心：“如果空调里被人安装了摄像头怎么办？”她的担忧并非毫无来由，前些年出租屋被安装非法摄像头的事件在韩国上过新闻。还有一次，她到家后发现衣柜的门关着，而她平时出门时会敞开衣柜。火悄无声息地出了门，拼命往丹的家跑去。两人带着防身用的棍子，举着菜刀回去打开了衣柜的门，这才发现是虚惊一场。卧底调查已让他们神经过度紧张到产生了妄想。
2020年3月，随着韩国社会对N号房的关注度提高，火和丹收到了多家媒体的采访邀约。由于每个人看的媒体都不同，为了尽可能多的引发民众的注意，他们对采访几乎来者不拒。仅是3月的最后一周，他们就接受了17家媒体的采访，每天从清晨一直进行到深夜。但一遍遍地向媒体讲述N号房里的罪恶，也让火和丹不堪重负。也许有人会觉得，每天都看大量的性犯罪视频，看了半年多人也该脱敏了，再提起时就能做到心中毫无波澜，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时候火和丹讲着讲着就哭了起来，每次一结束采访，他们都累得不想说话，回家面对自己喜欢的食物也根本吃不下去。
接受采访的时候，火和丹的影像上都打了码，但身边人还是能从剪影和声音中认出他们。他们的父母看到报道才知道女儿在做什么，担忧到了极点。“我的妈妈不时给女儿打电话，妈妈好担心你啊。”“我知道这是应该做的事情，但我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去做。”但火说，如果这件事必须有人做，那么那个人就是我。
虽然在家人面前故作坚强，但两个女孩其实是非常害怕的，害怕成为受害者，还删掉了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照片，但他们没有畏缩，也在竭尽所能找到并帮助受害者。比如，他们会使用社交媒体上的标签功能，搜索出特定职业群，再把熟人凌辱房里的照片和这些照片比对，找到受害严重的受害者，告知对方，劝他们报警。其中有一名受害者A，被中学同学上传了数百张照片和个人信息到熟人凌辱房。由于照片都来自A的照片墙，只有少数朋友才能看到，A修改了照片的公开范围，并关注了熟人凌辱房上传的新照片，最后锁定了这名同学。警方从加害者的手机里还找出了数千张A的照片，其中既有普通照片，又有合成照片。在被警方询问的时候，该加害者如此解释自己的行为：“我小时候就喜欢A，只是采取了错误的表达方式。”这就像小时候男孩子欺负女孩子，有些大人会对女孩子说，她是因为喜欢你才欺负你的，但欺负不是表达爱意的方式，犯罪更不是。遗憾的是，持有和该加害者类似观点，分不清爱与犯罪的大有人在。
举个例子，早在1999年，韩国国会就接到了反跟踪骚扰法的提案，但直到2021年3月，该法案才被通过。这个法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放任跟踪骚扰有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罪行。韩国KBS电视台曾针对380一起杀人既遂和未遂案件进行调查，结果显示，30%的女性受害者在遇害之前曾饱受跟踪骚扰之苦。telegram聊天室中也不乏跟踪犯，协助赵州兵管理博士房的H曾对自己的班主任进行了长达8年的跟踪，他对老师说：“我要当着你的面把你的女儿和婆婆都杀掉。”H被捕后主张自己有精神问题，缺乏判断是非的能力，只被判了一年零两个月有期徒刑。出狱后，他打听到了老师女儿的幼儿园地址，给了赵周彬4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1万元，让赵帮自己杀死老师的女儿，只是赵周斌并没有照做。
对于为何不通过该法案，2018年，韩国国会法制司法委员会曾给出如下理由：跟踪骚扰行为的类型多种多样，很难和单纯的爱情表达和求爱方式进行区分。严重的跟踪骚扰行为可以在刑法上以别的罪行，比如暴行罪、威胁罪等处罚，因此应该慎重对待。其实，只要对方的行为让受害者感到恐惧，不管该行为是否出于所谓的爱，这就是跟踪骚扰。但多数国会议员显然还是站在男性的角度，来看待这种犯罪，或认为韩国社会中隐藏着一股强奸文化，而社会对他等闲视之，觉得这些犯罪不过是微小的偶发事件。这种态度是滋生针对女性的暴力的温床，也是N号房事件发生的重要社会背景。
不光聊天室里的受害女性，本书的作者火和丹也是这种文化的受害者。初一的时候，火去照相馆洗照片，照相馆老板摸着她的脸和头说，她长得像一个明星，一直摸了30分钟。火的父母报了警，照相馆老板被裁定犯了猥亵青少年罪，但仅仅被判处停业两周。火问父母，老板为什么那么做，父母回答说，因为他觉得你像他的女儿。再大些，她做兼职发传单时偷懒，被负责人逮了个正着，那个男人摸着她的大腿说，这样可不行，要从打工费里扣掉2000韩元呢。刚成年的时候，她扶着醉酒的朋友站在路边，被一个陌生男性突然从后面抱住了腰，火吓得尖叫，男人却一边说，我有点醉了，一边笑个不停。后来还有一次，她夜里回家被人跟踪了很久，她拼命跑进了一家夜间营业的便利店，才摆脱了跟踪犯，跑到口袋里的东西全都掉了。当她在社交媒体上讲述这件事的时候，很多男性留言表示，都是因为你大晚上出门才会这样。火也曾经试图把这些事当做偶发事件，没什么大不了的。从小到大，她总是听到别人这么说，你太敏感了，别计较了，这么较真儿不是在给自己找麻烦吗？这些说法甚至让火怀疑过，是不是自己真的做错了什么。
由于身边和新闻里针对女性的骚扰和暴力事件太多了，火与丹学了巴西柔术，因为这种格斗技能让人克服身体差异，成功压制对手。可是女性为什么要担心别人尾随自己，明明是受害者，为什么还要被人指责？同样的，指责也被强加在了N号房事件的受害者身上。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受害者一定也做错了什么，但有关性犯罪，只保护完美的受害者，这个想法本身就是错误的。
在放任强奸文化的背景下，韩国社会上下对数码性犯罪这种新型犯罪的严重程度认识不足，对加害者的惩罚过轻，导致加害者有恃无恐，这是N号房罪恶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火与丹指出，直到2020年，在民众的抗议和请愿声中，韩国政府才意识到数码性犯罪也是犯罪，法官、政客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也远远不够。有国会议员问，难道自己偷偷看都要被处罚吗？脑子里的想法不应该受到处罚吧。还有政客说，青少年在电脑上干些傻事很正常。2020年一项针对法官的调查则显示，尽管未成年人性剥削犯罪中，法定的最高量刑是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但认为量刑3年比较合理的法官最多，占到31.5%。这都说明他们并不了解数码性犯罪的严重性。
对于数码性剥削犯罪的处罚一度极其轻微，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对网站welcome to video的创办人孙正宇的量刑。这个网站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儿童性剥削网站，有约22万个儿童性剥削视频，在这里被发布和售卖。孙正宇借此赚了4亿多韩元，约合200多万元人民币。2018年3月，孙正宇被捕，最后只被判了一年零六个月，而且，韩国法院还拒绝了美国检方引渡孙正宇的要求。2020年7月，孙正宇就恢复了自由之身。welcome to video的用户则流入了N号房和暗网上的其他色情性剥削网站。
我们前面说的哥谭坊坊主，网名watchman的权某，散布非法视频超过1万多条，其中100多条涉及未成年人，但检方一开始只主张对其判刑3年零六个月的有期徒刑，引发舆论哗然。后检方经调查，追加了以盈利为目的等罪名，对权某进行起诉，最后他被判了7年。那个迷恋儿童的KELLY申某在被捕前就多次放话，万一被捕，一开始要抵死不认，但一旦警察有了板上钉钉的证据，就积极配合调查以减少量刑。被捕后他果然这么做了，2019年一审仅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N号房罪恶发生的第二个原因是调查取证难。由于telegram匿名的特性，且不配合警方调查，找到加害者和受害者都很难。一名女性如果受到了数码性剥削的侵害，首先要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就是被害人本人，其次他们还要站出来作证，而一遍遍的复述案情，这本身对女性来说就意味着精神上的二次伤害。
不过，随着韩国政府和民众对数码性犯罪认识的提高，事情也在向好的方向发展。2020年5月，N号房防治法出台，大大加重了对数码性剥削犯罪的量刑，并将性同意年龄从13岁提高到了16岁。也就是说，如果和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无论对方是否同意，都视为强奸。此外，性暴力犯罪处罚特例法修正案中也新增对于持有、购买、储存、观看非法影像者的条款，针对此类违法者可被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00万韩元以下的罚款。毕竟，有需求才会有供给，让赵周彬等人作恶的动力正是来自那些视频的消费者。
2021年10月，韩国最高法院对N号房主犯之一的博士赵周彬进行终审宣判，判处其42年有期徒刑。同年11月，N号房的创建人god god的文炯旭终审被判34年。在telegram上，博士赵周斌的身份被公开，以及调查机关的强力介入，引发了用户大规模注销，让制作和传播性剥削视频的现象有所收敛。不过，要想清除这块社会毒瘤，任重而道远。不少人觉得，既然管得严了，我们就低调点，仍在继续非法拍摄。
2020年7月，也就是N号房防治法出台两个月后，火从软件商店的200多个聊天软件中下载了一个，一登录软件，她就收到了很多消息，比如“开个房间见一面吧”“你几岁了”，或说自己在读初三，结果询问他年龄的五个人里，四个人都说没关系，我们见面吧，只有一个人说对不起。正当火想着总算还有1/5的人有点良心的时候，那个人又发来了消息，初三也没关系的话，你愿意跟我见面吗？
因为这个原因，2020年9月，火和丹依旧在聊天室里潜伏着。他们在朴前辈的帮助下，接受了心理咨询，正在撰写的本书也即将付梓出版。他们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一条纽带，连接起与他们共鸣共愤的女性，一起行动，创造新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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