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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抹去的一家》：日本北九州连环杀人案，20年精神操控下的悲剧
铛铛铃2025-09-21【人文】431人已围观
简介
今天要为您解读的书是《被抹去的一家》，副标题是“北九州连环监禁杀人案”。
对于家庭暴力和精神操控，你有所了解吗？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北九州连环监禁杀人案，是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刑事案件之一。主犯松永泰对妻子绪方纯子实施了长达20年的家庭暴力和精神操控，让纯子成为自己的帮凶。两人在1996年至1998年间，共监禁、虐待并杀害了七人，其中六人是纯子的亲人。更令人发指的是，松永泰通过对被害人实施的精神操控，不仅让他们甘于忍受虐待，还让他们相互监视、告密，甚至血亲相残。
这个松永泰是怎样的一个人？20年的家暴，如何把绪方纯子变成了冷血杀人犯的共犯？纯子的家人是如何一个接一个的被谋杀？他们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逃跑？带着这些疑问，本书作者丰田正义旁听了该案件的庭审。
丰田正义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曾在纽约一家日系杂志社担任记者，后来他成为一名自由作家，家暴是他重点关注的议题之一。由于本案幸存的证人极少，丰田正义尽可能采访了相关的当事人，以及他们的亲友，以期拼凑出真相。在本书中，他以绪方纯子的证词和口供为主，辅以主犯松永的庭审供述，以及检察官的总结陈词等等，尽可能把这起案件的全貌，如实且平实地记录下来。
本书中文版共五章，出版后成为豆瓣热门非虚构类图书。在本书中，我们将看到家暴和精神操控，如何让人抛弃做人的底线，忘却逃跑的本能。
下面我将分三个部分，为你解读本书的主要内容。第一，危险关系；第二，第一名受害者；第三，被谋杀的一家人。
好，先说第一部分，看看主犯松永泰和绪方纯子各自的早年经历，以及他们的危险关系是如何缔结的。
松永泰1961年出生在日本东北部北九州市小仓北区，是家中长子，家里有一家被褥销售公司。松永从小学习不用功，成绩却很好，他多次担任学生干部，初中时还拿过校演讲比赛的冠军，但没有一个老师认可喜欢他。松永初三时的班主任评价他行事独断专行，特别爱表现、爱吹牛，说自己随时都可以联系到松下电器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而且松永还纠集了一帮小喽啰，指使他们去干坏事。
高中毕业后，松永继承了自家的公司，后来改成了株式会社，号称有17种主营业务，横跨贸易、采矿、餐饮、广告、出版等多个领域，但公司真实的业务其实是诈骗。松永让员工联系熟人，以“公司库存积压可能因此破产，请务必帮”为话术，骗熟人购买昂贵的被褥套装。在经营公司期间，松永至少赚了1.8亿日元，约合人民币近900万元。
松永对女人也很有一套，他的方法是广撒网，四处搭讪，一旦对方接茬儿，他就会开着豪车，以一副青年企业家的样子出现在对方面前。再加上松永特别善于揣摩对方的心思，也很会说话和投其所好，所以很容易得手。根据松永自己的供述，他在同一时间能保持有十个左右的情人。
1980年夏天，松永把网撒向了18岁的高中校友绪方纯子。纯子比他小一岁，1962年出生在九州北部福冈县的九留米市。绪方家是村子里的望族，世代以种植生菜为业，祖父当过村议员，父亲绪方时任农协相关机构的副理事长，母亲静美毕业于当地有名的高中。绪方夫妇在当地口碑甚佳，以本分、勤勉、严格著称。纯子与妹妹李惠子也受到了良好且严格的教育，两姐妹从不叛逆。纯子从短期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幼儿园老师，妹妹李惠子职业学校毕业后，做了牙科卫生师，姐妹俩在工作单位都颇受好评。所有人都认为她们会如父母所愿，顺风顺水地度过一生。但松永的电话改变了一切。
他在高中的毕业相册上看到了纯子的照片，就给纯子打电话说：“上学时你借给我50日元，现在我想把钱还给你。”要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东京的出租车都是1万日元起步的，50日元根本不算什么。纯子也根本不记得借钱这件事，却拗不过松永在电话里的甜言蜜语，答应出门和松永见一面。也许是松永的表现过于油腻，纯子起初对松永并没有太多好感，而松永也继续勾引别人，还结了婚，生了个儿子。但在1982年，纯子20岁那年的秋天，她又接到了松永的电话，和松永一起开车兜风，然后去了情人旅馆，发生了肉体关系。从那之后，纯子就鬼迷心窍地爱上了松永，即便在获悉松永妻儿的存在后，也选择继续留在这段关系中。
一开始，松永对纯子也极尽温柔，他会轻声细语地说“我爱你”，还保证自己要很快离婚，入赘到绪方家当上门女婿。但在1984年，纯子和松永的婚外情曝光了，纯子的叔叔还查到松永在调查绪方家和纯子外婆家的资产情况，显然，松永是冲着钱来的。纯子被父母要求立刻和松永断绝关系，松永却提出要和纯子的父母见一面。他还拟定了一份婚约确认书，书面承诺将和妻子离婚，和纯子结婚，郑重其事地将确认书交给纯子的父母。结果松永优秀青年的戏码，轻易地征服了绪方一家。纯子回忆道：“尤其是我妈妈对松永是12分的中意，完全赞成我和她交往。”
可就在这之后，纯子和松永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松永先是以岳父有给自己创业注资为由，拖延离婚，接着他对纯子的暴力开始了。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他就对纯子暴力相向，施暴的频率也越来越高，有时候从晚上一直打到第二天早上。他还逐字逐句地检查纯子的日记，一边检查一边责问纯子：“这人是谁？这是什么意思？”不满意就打。他甚至还在纯子的身上烙下自己的名字，一次是用烟头，另一次是用别针和蓝墨水。
一开始纯子还会想自己做了什么，要这样挨打，但随着一次又一次的被质问，同样的事情，一遍又一遍的被追问具体的细节，久而久之，纯子开始怀疑，可能确实是自己做错了。作者指出，这种心态在受家暴女性的身上很常见，当女性置身于一个封闭的世界里，被不断施加暴力，并被灌输“你是错的”的时候，女性的自尊心会被逐步摧毁，她会开始自我谴责，觉得挨打是应该的。渐渐的，受害女性会失去抵抗的想法，默默忍受暴力，并顺从加害者的所有要求。
但仅仅施加心理伤害，还不足以完成对纯子的操控。松永又命令纯子挨个儿给亲朋好友打电话，读出松永事先写在纸条上的污言秽语，被激怒的亲友逐渐和纯子断绝了来往。美国心理学家朱迪斯·赫尔曼博士认为，要把一个人彻底的奴隶化，必不可少的条件是，让受害者无力化和断绝化。只有让受害者亲手破坏自己的伦理准则，并断绝自己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心理操纵的最终阶段才得以完成。松永的做法无疑与这些步骤完美契合。
1985年2月，不堪重负的纯子在家中割腕自杀了，幸得家人及时发现，才捡回了一条命。松永非但不悔改，反而觉得是自己太放纵纯子了，他向纯子的父母提议，由自己全权照顾纯子，而不是让纯子继续住在家里。纯子的父母居然又一次被松永说服了。如今这两人都已遇害，我们无从知道他们当时的想法。本书作者推测，也许是纯子父母对于名声的看重，让松永抓到了弱点，毕竟他们发现女儿自杀后，叫救护车都要求救护车不要鸣笛。对于人世间体面的重视，压倒了一切。
纯子出院后，就被松永接到了其被褥公司所在的柳川市。她成天挨打，还被迫拍下了裸照，半个月后，她就在松永的逼迫下从幼儿园辞职，又从父母家脱离了户籍，彻底断绝了和社会和家人的联系。纯子住进了松永公司的楼上，离谱的是，松永的太太A女士就住在楼下，还目睹过松永对纯子施暴，比如抓住纯子的头发，把她的头摇来摇去，或者把蛋黄酱涂在厨房的地上，命令纯子舔干净。A女士自己也是松永家暴的受害者，为了孩子，她一直熬到了1992年，也就是纯子住进松永公司7年后，才带着孩子逃走了。她直接去了警察局，提交了家暴受害申诉书，在福利机构的帮助下，躲开了松永的搜寻，最终得以和松永离婚，过上平静的生活。
而那之后，纯子虽然没有和松永正式登记结婚，但已经是她事实上的妻子了，还分别在1993年和1996年，为松永生下了两个儿子。但孩子的诞生，让纯子更无力摆脱这段危险的关系。纯子令A女士印象最深的是她的沉默，A对作者说：“我在挨打的时候一定哭得很大声，大到邻居们都听得见，但是纯子既没有哭，也没有哀求他别打了，只是咬紧了牙关，默默地忍着。”
在松永的公司里，纯子也被要求对自己的亲友实施诈骗，比如推销办卡，然后把对方充进卡里的钱取走。1992年7月，松永和纯子因为在银行办事不成，威胁分行经理，并砸坏了桌子，警方对两人发出了逮捕令。警方还发现，他们骗了一名老妇人3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7万元，又发了一道逮捕令。松永留下9000万日元的债务，让公司破产，带着纯子开始了逃亡的生活，最终定居在了北九州市的小仓，也就是松永的出生地。
在小仓，松永的犯罪设想逐渐明晰，他要找到金主，也就是掠夺对象，榨干她以获取流亡生活的资金。就本书作者掌握的情况来看，至少有四名金主，遭到了松永极其残酷的迫害，其中一人见势不妙逃了，一人进了精神病院，两人死亡。死者之一是女性，她先被松永骗婚，然后被施暴，在向父母和前夫讨来了1000多万日元给松永后，跳海自杀。另一名死者服部青志，就是直接死于松永和纯子之手的第一名受害者。
下面我们就进入第二部分的解读。
服部清志出生于1961年，离异，有一个女儿公子在房地产中介公司当营业员。逃亡中的松永曾让纯子出面，编造各种理由，假借各种身份租了至少六套房子，但青志从不多问，而是继续为他们提供方便。松永觉得青志这个人为了钱一定会尽其所能，他骗青志自己姓宫崎，毕业于东京大学，是一名电脑工程师，曾在日立的子公司工作，现在出来创业了，还时不时被NASA请去做研究。他向青志建议，两人合开一家赛马预测公司，青志轻而易举地相信了，还从同居女友毕女士那里搞到了钱，买了一台电脑作为新公司的办公用品。从此青志天天和松永喝酒，喝到天亮，人也开始变了。以前的青志很爱家，对毕女士和她的三个孩子也很好，但突然开始对毕女士恶语相向。
1994年，在认识松永二人一年多之后，青志又突然提出要和毕女士分手。他先带着当时十岁的女儿公子住进了公司宿舍，还和松永签署协议，委托其代为养育女儿，自己则把每月20万日元的薪水，悉数上交给松永。部分原因可能和纯子当过幼儿园老师，有丰富的育儿经验有关。没过多久，青志因为怠工被公司解雇，搬进了松永位于小仓的M公寓，从此开始了被监禁和被虐待的生活。讽刺的是，这间公寓恰恰是青志帮松永找的，不想却成了青志自己的囚笼和葬身之所。
常见的虐待方式是给身体通电，电击装置本是松永的前员工为了恶作剧做出来的，只会造成轻微的刺痛感，但松永对装置进行了改良，让它威力大增，能对通电的地方造成溃烂性灼伤。一开始松永把电击青志当成下酒菜，晚上喝酒的时候，他会先让青志采用深蹲的姿势，保持上半身挺直，然后告知青志为什么要电他，理由通常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然后由纯子操作通电。通电的过程中，松永会对青志进行教训和质询，每次通电时间能断断续续持续一个多小时，每晚通电好几次。
但取乐并不是松永的目的，他这么干主要是为了从青志身上捞钱，这就要说到松永的人生信条了，那就是绝不负责。做任何事他都不会亲自动手，他也不会直接威逼青志去弄点钱来，而是会拐弯抹角的找个借口反复电击青志，同时诱导青志自己说出要去搞钱。除了电击，他还采用其他方式虐待青志，比如用嘴咬或者用钳子夹青志，但松永也不会亲自上阵，而是指导纯子和青志的女儿公子去做，比如“不要盲目的打脸，要打牙龈的地方，这样不会把脸打肿，而且效果好”，或者“用钳子的尖端捏起一点点肉，然后把它拧断”。
他还对青志采取了各种各样的生活限制，比如一天只能吃两顿白米饭或者面，菜肉都是没有的，吃饭时必须保持深蹲的姿势。松永以青志打鼾为由，把他锁在一个木制的囚笼里睡觉，命令他只能采取坐姿睡，寒冬腊月也不给她被子盖，就连青志如厕的次数和时间都被严格限制，憋不住的，就要把自己的排泄物吃掉。
随着虐待越来越严重，青志开始遵照松永的意志，向父母和朋友借钱，还反复去借高利贷，一共借了大约1000万日元给松永。渐渐的父母朋友都拒绝再借钱给他，而搞不到钱之后，松永对青志的电击就更是惨烈。因为电击，青志的手指、皮肉都溃烂了，露出了骨头，他的胳膊也不再听使唤。从1995年年底，也就是被囚禁约一年后，青志出现了语言障碍，说话越来越困难，身形也变得极度消瘦，脸色暗得吓人，连表情都没有。他有时候会喃喃自语，念叨着“阎罗大王”，有时候还说“有丝从手腕出来了”，并反复的做着拉线的动作。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匪夷所思，青志一个大男人，只要反抗都有一线生机，可是根据纯子和公子的证词，青志根本没有试图反抗过，甚至连“请助手”都没有说。他为什么不反抗、不打回去、不逃出去呢？这一方面可能和他有把柄在松永手里有关，青志还有工作的时候，有次喝醉后透露自己私吞过租客的消毒费，但并没有真的对房屋进行消毒，松永趁机让青志写了份认罪说明。后来松永还强迫青志写了至少两份说明，承认自己偷了公司的钱和性侵女儿公子。青志拒绝承认自己没做过的事，松永就给青志通电，或者把公子的头往水盆里面摁，以此威胁青志。女儿公子无疑是青志最大的把柄和软肋，却被他亲手送到了松永手里。
另一方面，本书作者认为，长期遭受电击和囚禁的青志，可能处于习得性无助的状态中。美国心理学家塞利格曼在实验中把狗关进笼子，并对狗进行持续的电击，最初狗会试图逃跑，但在不久之后，他们知道逃跑是不可能的，从此就不再抵抗了，即便笼子的门敞开着，狗也不逃跑。事实上，不只是青志，纯子和青志的女儿公子，也在松永长期的身体虐待和精神操控中，产生了这种习得性无助的心态。她们太害怕严酷的电击和其他惩罚了，所以不敢做任何违逆松永的事，哪怕独自出门，也不敢逃跑或者求助。
1996年2月26日，青志因为身体衰竭而死。公子和纯子在松永的指导下，开始肢解青志的尸体，并趁夜色扔进大海或者公厕。青志死后，他的女儿公子就一直在松永的控制下生活。松永又找了个新金主，也是用骗婚加施暴的手段，从对方身上榨取钱财，但金主找准机会跳窗逃了。松永把火都撒在纯子身上，他让纯子跟家人要钱，但遭到了家人的拒绝。
1997年4月，走投无路的纯子丢下两个孩子，逃到了九州东北部，找了份女招待工作，却在上工前一天接到家人的消息，他们轮番告诉纯子，松永跳海自杀了，你无论如何也要马上回来。可纯子一到家就发现，松永居然好好的活着，“自杀”原来是松永联合自己家人做下的局。接下来的事情，纯子只记得，自己遭到了连续多日的殴打和电击，她的右脚、小脚趾和第四指由于电击引发的溃烂粘在了一起，大脚趾也缺了一块肉，但动手的究竟是家人还是松永，怎么打的她都记不清了，这被叫解离性失忆症，指人在遭遇重大变故时，因为体验到难以忍受的痛苦，导致情绪和知觉产生麻痹，觉得正在发生的事情并非真实，或是失去记忆。这种病症在被施暴者中很常见。
那么绪方纯子的家人，为什么和松永联合起来骗她回家，而这之后又如何导致了绪方一家的惨剧？下面我们就将进入第三部分的解读，被谋杀的一家。
由于受害者都已遇难，作者只能根据松永的作案手法推测一二。他认为松永应该是告诉绪方一家，是纯子杀了青志，还把他肢解了，而以绪方家爱面子的特点，他们为了维护名声，选择与松永合作。总之，纯子逃跑被捉回来之后，她的父母和妹妹就开始频繁的出入小仓的M公寓，和松永彻夜喝酒长谈，讨论今后如何处置纯子。于是话题自然就演变到“要照顾杀人犯需要很多钱”上面。根据日本检方的调查结果，1997年4月到7月，也就是纯子逃走又被捉回来的三个月内，绪方家一共给了松永13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7万元。8月，绪方家又把土地和房屋抵押，向农协借了3000万日元，悉数给了松永。
和绪方一家关系亲近的人，都能感觉到这家人不太对劲了。纯子的父亲绪方玉是农协的副理事长，她的同事回忆，那段时间，绪方玉经常不在家，也联系不上，一个本来很健谈的人，变得沉默寡言，心不在焉。去市政府开会的时候，绪方玉有时候头发乱蓬蓬的，胡子也没刮，甚至穿着橡胶拖鞋就去了。亲戚们更是察觉到了不对，1997年9月，绪方玉的两个弟弟得知祖上留下来的土地和房子，都被拿去抵押了，就召开了一场亲属会议，但会上，绪方玉和妻子不管被问什么，都支支吾吾、语焉不详。亲戚们想办法利用法律程序，阻止绪方玉继续变卖祖产，还向警方提供松永和纯子下落的线索。我们前面说过，松永和纯子曾因人身威胁、诈骗等罪，还被警方通缉着。应该就是在那时，松永下定决心，不再让绪方一家回到九留米市的家中，而是要把他们囚禁在小仓的M公寓里。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手段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手段是让绪方一家成为共犯。松永告诉纯子的父亲绪方玉，厨房的管道里可能还留有肢解青志的痕迹，所以要求绪方玉把厨房管道也彻底换了，这就让绪方玉成了共犯，失去了反抗的可能。当时身为农协副理事长的绪方玉，想晋升理事长，但他有两位竞争对手，所以他不能犯错，而且绪方玉平时的自尊心很强，非常在意他人的评价。作者认为，绪方玉一方面不忍心让女儿进监狱，另一方面又担心如果女儿的罪行暴露，自己也要完了，这让他乖乖就范。
松永的第二个手段是挑拨离间。搞定了家长绪方玉，接下来要搞定的就是纯子的妹夫绪方主也。竹野是入赘到绪方家的，和纯子没有血缘关系。按常理判断，他不会为了纯子过度付出，而且竹野婚前当过警察，为人很有正义感，所以松永就在喝酒的时候，挑拨竹野和绪方一家的关系。比如他告诉竹野，绪方家曾约定把部分土地转让给竹野，但迟迟未履约，他们不过是用这个约定来骗竹野当上门女婿的。松永还说，竹野的妻子李惠子婚前怀过别人的孩子，堕过胎，婚后还和同事有过婚外情，这些密心都是他之前喝酒的时候套出来的。这些事情让竹野大受打击，他和绪方一家出现了龃龉，就不太可能带领一家人反抗，而反过来，他对松永的警惕渐渐放松，开始跟松永抱怨妻子，甚至在松永的怂恿下，动手打了岳父岳母和妻子的后脑勺。他也帮松永更换了浴室的瓷砖，等于也成了松永的帮凶。
1997年暑假，松永说服竹野，把当时九岁的女儿小彩和四岁的儿子幽桂接来小仓，理由是让孩子看看夏日祭典，结果暑假之后，两个孩子就再也没能离开，他们成了松永的人质。同年10月到11月，竹野、李惠子和纯子的父亲绪方玉先后辞职，他们把辞职信往公司邮箱里一丢，人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与此同时，绪方家的银行账户被提取一空，警方后来发现，纯子的母亲绪方静美，还在多家高利贷公司借了最高限额的贷款。截至此时，松永已向绪方家勒索了至少63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00多万元。但是绪方家的利用价值也到头了，这一家人已经借了最高限额的高利贷，又都没了工作，不可能再借到钱了，他们将和青志一样，在残忍的监禁、虐待和羞辱中，一个接一个地走向死亡。
其实早在监禁生活开始前，通电就已经开始了，除了四岁的幽贵，其他人都要被惦记，就连九岁的小彩也不能幸免。关于绪方一家监禁生活的残酷，我们在这里就不多加赘述了。值得注意的是，松永操控这家人的第三个手段，等级序列。松永身边所有人，都被他排在一个垂直的等级序列上，位于这个序列顶端的人自然是松永自己，而排在最底层的人则会被虐待，序列是不断变化的，这让绪方家的每个人，都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松懈，他们彼此就是竞争对手，亲人之间充满了敌意。如果有人因为莫须有的理由被降到底层，其他人就会松一口气，“还好不是自己”，接着他们会用绝对服从，来保证自己的等级不往下掉，而等级最低的人会想尽办法讨好松永，甚至为此背叛家人，好提升自己的地位。等级排序再加上通电，让绪方一家形成了一种集体的心理定势，他们失去了自我判断，把松永的指示绝对化，把松永的利益视为最优项。
纯子作证说：“一连几天的通电，会让人产生一种失去自我的感觉，大家不再去思考好和坏的问题，只是在不惹恼松永的基础上，一味地执行他的指示罢了。”她们甚至对松永产生了依赖，比如纯子的父亲绪方玉，在贡献大部分财产后，对松永说：“事到如今，我也只能依靠松永先生才能活下去了。”
本书作者认为，绪方家的心理状态，和纳粹集中营中囚犯的状态类似。根据犹太裔精神病学家科恩博士的研究，集中营的囚犯会从恐惧转向冷漠，直到最后演变成对纳粹的过度依赖，尽管后者随时可能夺走自己的生命，而且囚犯之间还会相互争斗，折磨更弱小的人，也有些人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亲人，或者成为纳粹的爪牙。
1997年12月21日，绪方家在集体消接受监禁一个多月后，出现了第一名死者，纯子的父亲绪方玉在被通电后死亡。他死后，女儿、女婿出门买了肢解需要的工具，费用则由纯子的母亲静美写借条向松永借。绪方玉死之后，纯子58岁的母亲静美，就变成了等级序列的底层。在半个月的密集虐待后，静美开始发出类似于“啊呜”之类奇怪的声音，也拒绝喝水吃东西。松永说静美脑子不清楚了，担心这种怪声音会传到外面被人听到，他命令绪方一家讨论如何处置静美。纯子她们提出另租公寓送走静美，或者把静美送去精神病院，都被松永否决了。此外，松永还疯狂暗示：“我可以借钱给你们。”听到这句话，纯子顿时明白了，松永是要借钱给他们买肢解母亲的工具。
1998年1月，静美被自己的亲人用电线绞杀。同年2月，纯子33岁的妹妹李惠子，也在出现失聪等明显异常后，被家人用电线勒死。4月，38岁的妹夫竹野因为身体衰竭死去。竹野死前瘦的不像样，由于一直站着，渐渐没法走路了，而且还不停的干呕。5月和6月，松永命令纯子和公子动手，杀死了竹野和李惠子的两个孩子，遇害者除了五岁的幽贵，其他人死前都参与了对亲人的绞杀或肢解。最后死去的小彩才十岁，她央求过松永：“我什么都不会说的。”但松永丝毫不为所动。死前小彩默默的走到了厨房，仰面躺在弟弟死去的地方，当纯子和公子给她套电线的时候，她还特意抬了下头，好方便电线套上自己的脖子。
之后，松永带着纯子、公子以及自己和纯子的两个孩子，一直在小仓生活，并继续寻找新的金主，直到2002年3月，已经17岁的公子不堪忍受虐待，出逃案件才曝光。警方随即逮捕了松永和纯子。2003年5月，北九州连环监禁杀人案正式进入审理程序。在庭审中，松永把自己的一切罪行都正当化了，比如电击受害者，他狡辩说：“那不是虐待，而是秩序性通电，既然大家一起生活了，就要遵守一些秩序，通电是代替暴力来维持秩序的手段而已。”他还强调，在给受害者通电之前，都取得了她们的同意，通电之后，他会对受害者说“辛苦了”，甚至还会给有些受害者倒酒喝。
根据本书作者在旁听席上的观察，松永的证词充满了各种矛盾，他拒不承认杀人，却把绪方一家描绘成自相残杀的坏人，尽管在遇到松永之前，这家人都只是本本分分的普通人。但反正死人又不会说话，而且即便在庭审中，松永也不忘记表现自己，他最后的总结陈词讲了40分钟，远超规定的10分钟，内容却空洞无物，让人听着只觉痛心。这样一个男人，是如何凭借花言巧语，让那么多人成为她的牺牲品的呢？
2005年，法院一审判决主犯松永泰和绪方纯子死刑。关于纯子的量刑存在争议，她对受害者是否怀有杀人意图，在犯罪时，她是否有独立的或者说足够的判断能力。筑波大学精神病学教授钟谷杨二认为，纯子的行为倾向和价值观，在遇到松永后所发生的变化，具有被家暴女性的典型特征，包括自我评价低，自己承担施虐者的行为责任等等。一个例子就是纯子逃跑的时候，还在考虑施虐者松本的情绪，考虑自己如何在不给松永添麻烦的情况下自杀。
此外，常年的虐待，导致纯子很难在犯罪时采取理性行为，避免杀害他人。钟谷教授认为，不管纯子说什么，做什么都会被电击，这会导致她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避免眼前的电击上，理性的行为选择和动机意识被遮蔽，于是她永远都优先考虑如何把握松永的意图，如何准确地执行松永的指示，即便松永的指示总是委婉的，是不明确的，纯子也会立刻将其作为执行的标准，不给自己留下任何思考和批判的余地。而松永似乎最大程度地利用了这一点，比如在杀死纯子的母亲静美之前，松永说了句：“我可以借钱给你们。”纯子立刻会意并执行。
2007年的二审法官，依旧认定松永是案件的主谋，判处其死刑，纯子是共犯，法官认为纯子对是非的判断能力没有问题，否定了律师团的精神失常一说，依据是纯子曾向松永提出把妹妹的两个孩子托付给亲戚，而不是杀死她们。但是二审判决认可了电击等家庭暴力的影响，认定纯子会因此判断能力下降，再加上纯子被捕后提供了重要的线索，纯子二审被改判无期徒刑。
2011年，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主犯松永泰的上诉，认定纯子虽然是杀害行为的具体实施者，但她很难不遵照松永的命令，因此松永是本案的主谋，维持其死刑判决。被捕后，由于摆脱了松永的控制，纯子的人性也在逐渐复苏。二审判决大约一年后，作者收到了纯子的信，信中纯子表达了对受害者家属的忏悔，对自己孩子的思念，想在有生之年尽可能的赎罪。她开始对生死变得敏感，也开始害怕失去的滋味，她还写道：“我很感激终于可以摆脱松永，有时间过自己的生活，尽管这个所谓的自由生活，要在铁窗之后度过。”
好听完了这个离奇的连环监禁杀人案，你有什么感想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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