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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平庸之恶，一个人如何犯下反人类罪行？
铛铛铃2025-09-21【人文】707人已围观
简介
今天为您解读的是著名犹太裔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经典作品《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副标题是“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1961年，一场举世瞩目的审判在耶路撒冷举行，审判的对象是纳粹德国高官阿道夫·艾希曼。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屠杀了超过600万犹太人，艾希曼正是这场大屠杀的重要执行者之一。二战后，艾希曼逃亡到了阿根廷。1960年，以色列情报特务局查出了他的下落，把他绑架，秘密送到以色列，并于1961年在耶路撒冷对他展开审判。
本书作者汉娜·阿伦特听说后，向《纽约客》杂志毛遂自荐，要求去进行报道。阿伦特出生在德国，是20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因研究极权主义而享誉世界。她的代表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境况》《论革命》等，都是当代政治哲学的经典作品。二战期间，阿伦特因为犹太人的身份被迫移居美国。审判艾希曼的时候，她正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授。政治哲学家和大屠杀见证者的双重身份，让阿伦特觉得自己需要参加审判，她很想知道参与屠杀的艾希曼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
关于这场审判，阿伦特一共为《纽约客》撰写了五篇报道，后来又将这些报道重新整理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这本书。在这本书中，阿伦特的许多观点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激烈讨论和争议，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平庸的恶”这个概念。简单来说，就是阿伦特认为艾希曼并不是个穷凶极恶的杀人狂，相反，他只是个恪尽职守的公务员，但他一味地唯命是从，甚至没有自主意识，在平庸中犯下反人类的罪行，这就是平庸的恶。
阿伦特这一惊世骇俗的观点一经发表，立刻引发了美国和欧洲知识分子的激烈讨论。大部分犹太读者被激怒了，认为阿伦特罔顾事实，根本就是想为艾希曼脱罪。那么，阿伦特是否在为艾希曼脱罪呢？她的这本书到底讲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今天要为你解读的内容。我将从三个方面来解读这本书：第一，对艾希曼案件的审判是如何进行的；第二，为什么说艾希曼的行为体现了平庸的恶呢；第三，这本书为何会引起巨大争议。
好，第一个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对艾希曼案件的审判是如何进行的。
1961年4月11日，耶路撒冷法庭开庭审理艾希曼一案。这场审判一共持续了四个月，到8月休庭，同年12月再次开庭，作出最终宣判。三位法官来自德国，控方是以色列总检察长豪斯纳为首的诉讼团，艾希曼的辩护律师是德国的塞尔瓦蒂乌斯，他也是纽伦堡审判中的辩护律师团成员之一。
四个月的庭审中，上百名控方证人出庭作证，世界各地的记者蜂拥而至，来见证这场举世瞩目的审判。开庭那天，阿伦特在听众席上见到了这个传说中的刽子手，只见这个人中等身材，体型较瘦，四五十岁的样子，前脑门半突，牙齿不太好，近视眼，脖子干瘦。整个审判的过程中，他都坐在一个玻璃隔间里，一直朝法官席的方向探着脖子，却从未面向观众。
他被指控犯有15条罪名，包括在纳粹时期，尤其是二战期间，与他人共同犯有反犹太人民罪、反人类罪、谋杀罪、战争罪等。庭审辩论的一个焦点就是艾希曼在大屠杀中所扮演的角色，他是否确有杀人行为，也就是说，他亲手杀过人或亲自下令杀害犹太人。此外还要证明他确有杀人的动机，比如他要么憎恨犹太人，要么缺乏良知，是个凶残的恶魔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到对艾希曼的定罪。
艾希曼本人对所有15条指控拒不承认，他还在法庭上表示：“我没做过任何跟杀害犹太人有关的事，我也从来没有杀过任何一个犹太人，总之我从未杀过任何人，并且也从未下令杀死过任何一个人。”
阿伦特所看到的艾希曼记性不好，逻辑也不清楚，他记不清事情发生的前后顺序，甚至一些关键事件的关键内容他也忘记了。比如在万湖会议上，纳粹是如何讨论屠杀犹太人的，艾希曼表示不记得。但他对自己仕途中哪怕一丁点儿的所谓成就，却记得清清楚楚。比如，他清楚地记得在布拉格，有着“纳粹魔王”之称的海德里希如何向自己展示更有人情味的一面。他还记得海德里希遇刺的消息传来时，自己和同伴正在打保龄球，饮品是怎么端上来的。
法官们问他问题，他常常自我满足地谈论自己的人生和仕途。当控方想要找出艾希曼的杀人动机时，他的回答也让人难以接受。在一次法庭质询过程中，控方质询艾希曼是否在1944年参与了用1万辆卡车转移100万犹太人的事情。有人问他：“你在跟你的上司讨论这件事的过程中，有没有表达过同情，是否想过去救援犹太人？”艾希曼很镇定地说：“启动转移行动的时候，我并没有表示过同情，理由并非是自己生性凶残，而是因为她当时一门心思都放在了部门内斗上，根本顾不上同情别人。”因为之前一直是艾希曼在负责犹太人的转移和运输任务的，但那次任务中，他的上司希姆莱把活儿交给了个门外汉去负责，让艾希曼配合执行，这让艾希曼很恼火，于是他想了办法拿回了领导权。就这样，艾希曼把协助杀人说成了组织内部权力斗争。
至于什么事情会令他感到良心不安，艾希曼说，他清楚地记得，只有当自己没有履行应尽的职责的时候，才会感到良心不安，而他的职责就是一丝不苟地把上百万犹太人送到集中营去。
听到这样的说法，有些人认为艾希曼不是半点良心都没有，就是精神不正常。然而，法庭邀请了六位心理学家对他做了心理检查，专家们一致证明艾希曼非常正常。其中一位专家表示，艾希曼对待家人和朋友的态度不仅非常正常，还十分值得称道。
最后，控方并没能找到艾希曼直接杀人的证据，他们也没能找到艾希曼杀人的动机，他看起来既不特别仇恨犹太人，也并非生性凶残。用阿伦特自己的话说，人人都看得出来，艾希曼并不是一个魔王。辩方更是指出，在当时的纳粹法律体系下，艾希曼并没有做错任何事。你们说他谋杀犹太人，犯有战争罪等等，但那是纳粹德国的国家行为，又不是艾希曼的个人行为，他只是在奉命行事。
这一切都令阿伦特深思，眼前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工作起来兢兢业业的人，到底有没有罪呢？难道真的像艾希曼自己说的，他没有亲手杀人，也没有下达杀人的命令，所以他就没有罪了吗？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阿伦特提出了她著名的概念——平庸的恶。
下面我们就来讲第二个问题，什么是平庸的恶，为什么说艾希曼的行为体现了平庸的恶呢？
其实“平庸的恶”这个词只在全书最后一页才出现了一次，但是这个概念却贯穿于整部作品中。阿伦特认为，罪恶分为两种，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所展现出来的恶，称为极端的恶，比如说像希特勒，他作为统治者拥有无上的权力，他们可以要求别人服从命令，因此像希特勒这样的统治者在决定屠杀犹太人的时候，他是出于自己的意愿，主动实施这一项恶行的。另一种恶是属于被统治者的，也就是那些下层参与者作的恶，那就是平庸的恶。它是指在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下，那些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对上级命令无条件服从，从而犯下恶行的人。而艾希曼正是这样一个没有思考能力的公务员，他既不是大屠杀背后的设计师，也不是智囊团成员，他只是服从命令，做他该做的工作而已。
那么，阿伦特认为艾希曼身上哪些地方体现了平庸的恶呢？
首先，艾希曼不是个狂热而极端的反犹主义者，他只是因为失业随便找了份工作，才跟大屠杀产生了关联。艾希曼1906年出生在一个德国中产家庭，他是家里的长子，从小读书成绩很差，是家里五个孩子中唯一没有高中毕业的。后来她转入职业学校，也仍然无法正常毕业，父亲觉得他是个很不争气的孩子。20岁出头时，艾希曼还没有稳定的工作，可谓毫无前途。1932年，他父亲的朋友看他这么潦倒，就把他介绍到纳粹党，成为一名党卫军人。1934年，艾希曼成功应聘到了纳粹党的保安处，成为一名公务员。保安处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是监视党内成员，也是盖世太保的情报部门，但是艾希曼刚加入这个单位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这个单位是干嘛的。他在保安处得到的第一个任务是整理所有有关共济会会员的信息，共济会是一个成立于18世纪，带有宗教色彩的秘密组织，在纳粹早期思想中，认为共济会思想可能跟犹太教有关。然而艾希曼很失望，她认为这个工作很无聊。几个月后，他被调去负责犹太事务的部门工作，而这也是他第一次接触犹太事务。
从这段经历可以看出，艾希曼只是在普通的基层工作调动中，碰巧被调到了犹太事务部门而已。当时他和很多德国人一样，也不知道后来事情会发展成怎样。后来在自述中，艾希曼还讲了自己继母的表兄的太太是犹太人，这个名义上的舅舅曾经利用犹太人的关系，给她介绍了一个销售的工作，他很感激这个舅舅。舅舅的女儿在战争期间请艾希曼帮她搞一个移民瑞士的许可证，艾希曼答应了，后来舅舅又找他帮忙照顾另一对犹太朋友，她也帮忙了。艾希曼试图用这个例子说明自己对犹太人没有私仇。
第二个体现艾希曼平庸性的地方，就是在为纳粹效力期间，他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盲目服从上级安排。我们来看一下艾希曼是怎么一步一步把自己变成大屠杀机器上重要一环的。
艾希曼刚刚被调去犹太事务部门的时候，纳粹对于如何处理在德的犹太人争论不休。当时艾希曼的上司要求他多读一点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书，这使得艾希曼在思想上偏向于犹太复国主义，也就是通过政治的手段把犹太移民从德国赶走，让他们去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不要待在德国。后来，艾希曼由于在犹太事务上的杰出工作，晋升为军官，成为一名中尉。1938年，艾希曼被派往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组织强制驱逐犹太移民。此时的奥地利已经被并入德国，艾希曼很兴奋，觉得自己受到了重用，同时把犹太人赶走，也符合他赞同犹太复国主义的理念，所以他欣然接受了这个工作，也做得很好。在短短八个月里，他把4万5000名犹太人送出了奥地利，不到一年半，把60%的犹太人，也就是约15万人都从奥地利赶走了。
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阿伦特说，艾希曼在执行这次任务的过程中，平生第一次发现了自己有组织和协商的才能。接到任务后，他首先寻求和奥地利犹太领袖的合作，当时很多声名显赫的犹太人被关在监狱里，艾希曼就先想办法把他们从监狱里放出来，让这些人去游说其他犹太人离开奥地利。但是当时犹太移民要想被其他国家接受，身上必须有钱，于是，艾希曼派犹太领袖们到境外的大型犹太组织处筹集捐款，捐来的外汇被犹太社区卖给了有头有脸的犹太人，比如1亿美金当时的市值是4.2马克，犹太社区可以卖到10到12马克，然后把赚来的钱补贴给贫穷的犹太人，好让他们离境。
但随着战争的进程，纳粹逐渐意识到要让德国占领土地上的犹太人全部移民出去，困难重重。1939年9月，艾希曼被调回了柏林的犹太移民中央局当局长，这本来算是一次升迁，可他觉得非常郁闷，因为这个移民局很可能马上就会被撤销，而这就意味着他可能很快就要失业了。迫于情势，艾希曼决定为了前途主动出击，想办法让移民事务继续进行下去，他想在波兰境内建立一个犹太自治区，还亲自跑到波兰和苏联的边境去考察。到那时为止，艾希曼还是致力于帮犹太人争取到一些土地，当然他是有私心的，他希望等到自治区建成，自己就能去当总督，但是这个计划又很快破产了。
到了1941年，德国攻打苏联之后，有一天，艾希曼被召到党卫军全国总指挥海德里希的办公室，海德里希告诉他，元首命令对犹太人实施生理灭绝，行动的官方代号就是“最终解决行动”，任务交给了经济管理总局负责，也就是说，艾希曼所在的移民局不再是犹太人事务的主管部门了。得知这个消息，艾希曼说自己一开始很懵，后来他明白了，生理灭绝说的就是直接屠杀犹太人。大概是因为这个决定对他的震撼过大，艾希曼在法庭上依然能回忆起自己听说这个决定时的感受，他说：“这种暴力解决方案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失去了工作的快乐，没法积极主动，我几乎被掏空了。”
到了1942年的万湖会议，艾希曼明白屠杀已经不可逆转。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协调纳粹的各部门来共同执行屠杀计划，艾希曼亲眼看到、亲耳听到议会的所有高官都认可了这个方案，不但是希特勒和海德里希，还包括所有官场精英，甚至连教皇都发言了，他们热切地争夺这项血腥任务的指挥权。艾希曼说，在参加万湖会议之前，他还对暴力解决犹太问题心存疑虑，但那一刻“我不再觉得自己有罪了”，他觉得没人能审判他，因为所有这些优秀的、杰出的人都认可了，而他又凭什么站出来说不呢？
接下来，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所有人都按部就班地执行任务，艾希曼作为曾经的移民专家，在这项计划当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将犹太人运输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去。他首先要测算每节车厢能够容纳的人口数量，然后把数字报给犹太领袖，再由犹太领袖们把乘客名单提交给他，接着犹太乘客到达集合地点，登上把他们送去集中营的死亡专列。
那么，当艾希曼亲手把犹太人送上车，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去送死的时候，有没有提出过抗议，有没有拒绝过执行任务呢？事实上，艾希曼不但不曾拒绝，还表现得非常积极。1944年，艾希曼在匈牙利任职，负责把匈牙利的犹太人送往集中营，他的工作非常高效，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他用147趟列车，总共把43万人送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
在匈牙利，艾希曼有个同事叫贝希尔，是个党卫军军官，他和一些匈牙利的犹太富商做交易，帮助这些犹太富商出境，以此换取巨大的经济回报。在当时，这类交易已经为纳粹默许，希姆莱就曾在1942年试图向斯洛伐克犹太人出售出境许可，用赚到的钱来扩充党卫军。这种交易让艾希曼非常恼火，他觉得这是肮脏的交易，是严重的腐败行为。为了继续执行元首的命令，艾希曼甚至还违抗了上司希姆莱的命令。在战争的晚期，党卫军中有一些人意识到战争可能要结束了，一方面加紧敛财，另一方面开始扮演温和派，为战后脱罪做准备。希姆莱这时也一反常态，背着希特勒下令终止在奥斯维辛的灭绝行动，艾希曼对此非常生气，因为在他看来，元首的话具有法律效力，希姆莱这样做是违法的，于是他大着胆子违抗命令，要求隔离区保持原样，竭尽全力让屠杀计划进行到底。
以上就是艾希曼参与屠杀犹太人计划的全过程。他在口供中反复强调，他参加纳粹党的时候对犹太人并无仇恨，被调去做运输工作也是普通的工作调动，后来形势的转变也不由他控制。在把犹太人送到集中营的过程中，他从未想过要自己做决定，他满脑子都是组织管理工作，偶尔还要卷入权力机关之间的明争暗斗，他做的不过是绝对服从元首的命令和恪守法律而已。
阿伦特认为，耶路撒冷对艾希曼的审判让人们认识了一种新型暴力杀人犯，像艾希曼这样的人，他们也许没有极端凶残的性格，但是他们缺乏同情心，在工作中一味地唯命是从，没有独立思考能力，这就是他们的平庸之处。正是这种平庸，使他们犯下了这样反人类的罪行，这就是阿伦特定义的平庸的恶。
对艾希曼的审判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集体之中，有上司，得服从命令，当这些命令与良知违背时，你会怎么做呢？如果人们因为服从命令而犯下罪行，能因此而脱罪，逃避惩罚吗？耶路撒冷法庭为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不能。司法机关不会因为被告只是服从命令而免除他的罪责，法庭认为服从命令不是脱罪的借口，一个人不能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好像没有自主权的机器人，是有良知的，一个人应该用自己的良知来判断对错。法庭审判的是艾希曼实际做过的行为，而不是衡量他的内心是否有意犯罪。既然艾希曼支持并执行了屠杀犹太人的政策，那么他就是有罪的。
此外，艾希曼其实是有权提出离开这个岗位的。我们之前讲过一本书叫《纳粹医生》，里面就讲到在纳粹当政的几年中，确实有很多人在了解了屠杀计划之后选择离开政府部门，并且也并没有记录显示这些退出的人遭到过严厉的惩罚，艾希曼完全也可以这么做，但他并没有。阿伦特认为，他的这个选择本身就暗示了对纳粹恶行的默许。
艾希曼为自己的辩护没能救得了他，1961年12月15日，艾希曼被判处死刑。好，这就是关于平庸的恶的内容。
在过去的60年里，对这本书和阿伦特本人的争议从未停止。那么这本书为什么会引起巨大争议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最后一个问题。
对阿伦特的第一个争议是，一些人认为她提出平庸的恶是为了给艾希曼脱罪，有偏袒艾希曼的嫌疑。阿伦特在本书中表达的一个核心见解就是，艾希曼并不是因为仇恨犹太人或是具有凶残的性格才犯罪的，她认为他的罪恶就在于他不思考，这让他不会判断是非，也很难站在受害者的角度来理解问题，他只会服从。这个观点激怒了欧美各地的犹太人，他们不愿相信艾希曼这个犯下滔天大罪的杀人凶手和你我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对领袖亦步亦趋而已，这暗示即使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身体里也埋藏着无比残忍的种子，这一观点令人们恐惧。以色列记者阿莫斯·埃隆在本书的导言中介绍，一群演讲者从以色列和英国蜂拥而至，他们斥责阿伦特是个自我憎恨的犹太人，这本书则是她炮制出来的亲艾希曼之书。一些人专门组织了学者对阿伦特的文章进行地毯式阅读，试图找出细节错误，令其贬值。法国的新闻观察家周报刊文质疑她是个纳粹吗？
对此，阿伦特在本书的附言中说，当她指出艾希曼的恶是平庸的恶时，仅仅是从陈述事实的角度来描述他的行为，而且她也认为艾希曼是有罪的，她认同法院最后在判决书中所说，虽然只有一整个庞大的官僚机制才可能实施种族灭绝这种犯罪，但是只要是犯罪，那么这部官僚机器上的所有齿轮，不论其作用大小，在法庭上就都成为了行凶者。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将艾希曼看成是一个人，一个有自主意志的、有独立行事能力的人来看待，而不是像艾希曼自己所宣称的那样，说他其实只是在履行职责，法庭要审判的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职位。
针对阿伦特的第二个争议更为激烈，人们认为阿伦特不但试图为艾希曼脱罪，还想把大屠杀的罪孽转嫁给遭受苦难的被害人，也就是犹太民族。这是因为阿伦特在书中用了大量篇幅谴责德国和波兰的犹太委员会和纳粹配合完成了大屠杀。前面我们讲过，艾希曼曾经派犹太领袖们去募集捐款，在组织转运犹太人到集中营的过程中，也是由犹太委员会来协助运输管理工作的。因此，阿伦特认为，正是在犹太委员会领袖的积极帮助下，纳粹才有可能如此高效地把犹太人集合起来，顺利地把他们送到集中营。她写道：“假如犹太人民真的没有组织，没有领导的话，的确会乱成一团，惨不忍睹，但是那样一来，受害者的数目也就不可能达到450万到600万。”所以她认为犹太委员会中的领袖无法看穿纳粹的阴谋，徒劳地以为如果他们配合的话，可能纳粹会放过他们，却在不经意间成为纳粹的帮凶，使得他们能够以最小的行政成本和财力最大程度地消灭犹太人。
这一指控当然激怒了整个犹太社会，甚至一些阿伦特的多年老友都自此与她绝交，终身不再与她来往。阿莫斯·埃隆在导言中指出，其实关于犹太委员会是纳粹帮凶的批判之声过去也时有耳闻，但阿伦特的突出之处在于她的语气，不断地挑衅犹太社团领导层，固执地质问他们除了配合纳粹作恶，还有没有其他选择，犹太委员会的高层为何对权威如此卑躬屈膝、俯首帖耳。因此，一些人认为阿伦特被攻击的最主要原因倒不是她说话的内容，而是她说话的语气，她的文笔总是咄咄逼人、狂傲不羁、盛气凌人，还总是夹带不必要的讽刺，这很难令人接受。比如她喜欢说“全部真相在于”这样的句子，显得比别人更了解真相，更了解艾希曼，这都引起人们反感。
对于这个指控，阿伦特也做过回应，她否认自己在书里责备犹太民族没有起身反抗。1964年，阿伦特接受德国记者君特·高斯的采访时说：“如果人家指责我说我是在控诉犹太人，这是一个恶意的宣传谎言，没有别的。但如果是因为语气，这就是对我这个人有意见，那我就没什么好说的。”
而对于阿伦特的第三个争议，恐怕她已经没有机会回应，那就是随着近几十年越来越多新的史料被挖掘和公开，一些学者认为阿伦特被艾希曼骗了。2014年，德国哲学家贝蒂娜·斯坦尼斯出版了一本书名叫《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这本书搜集了大量艾希曼战后在阿根廷藏身时写的回忆录及其他文件，证明了艾希曼绝不像他自己在审讯时所说的那样只是一名服从命令的公务员，而是一个狂热献身纳粹事业的纳粹党人。
尽管有越来越多证据显示阿伦特得出的平庸的恶所依据的证据并不可靠，她被艾希曼在法庭上的表演愚弄了，但这并不代表阿伦特的观点不重要。美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布朗宁认为，阿伦特所说的那一类人在当时的德国军营警队里确实有很多，比如《纳粹医生》这本书里就记载了很多医生和科学家仅仅为了做研究、完成论文就去了奥斯维辛，他们也许并不仇恨犹太人，却间接成为杀害犹太人的帮凶。因此，当艾希曼说自己没有反犹倾向，只是服从命令时，他的说辞听上去合情合理，确实代表了当时一些为纳粹工作的人的想法。
德国史学家汉斯·蒙森则认为，阿伦特的杰出贡献在于对艾希曼的心理和性格的描述，并且深入分析了集权体制对性格的塑造过程，以及这种性格是如何促使大屠杀发生。阿伦特在她的另一本名著《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论述了极权主义的统治者如何靠宣传和组织机构这两个工具来塑造类似艾希曼这样的人。纳粹通过强大的宣传机器，用庸俗的口号标语给德国人民洗脑，让他们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艾希曼在庭审中就经常表现出语言能力匮乏的问题，他经常答非所问，讲话没有实质内容，只会喊口号，他自己也在法庭上道歉，说官方用语是我唯一的语言，意思就是说你让我讲别的我也不会讲，我只会用官方套话来回答。他还称自己是大机器上的一颗齿轮，多我一颗不多，少我一颗不少，就算今天没有我，明天也有其他人来干这个活。艾希曼试图把自己定义为组织机构的一部分，用来逃避个人责任，这也恰恰就是平庸之恶的体现。
那么人怎样才能避免平庸之恶呢？阿伦特认为方法就是思考，更确切的说是反思。她在一次演讲中指出，生活在极权主义下的人们不应该急于站队，急于行动，而应该停下来想一下“我到底在做什么”。这个反思的过程应该遵循苏格拉底提出的两个道德原则，一个是遭受不幸比施加不幸要好，第二是宁可与整个世界发生冲突，也不应与自己发生冲突。她认为艾希曼在积极运输犹太人的过程中，如果能停下来扪心自问“我到底在做什么”，就会在内心看到自己正在变成一个杀人犯，如果他还继续这么做，那就注定要在内心与一个杀人犯共存，而这种共存会产生激烈的内心冲突，使人非常痛苦。因此，为了避免内心不自洽，人们有可能会停止作恶，至少会在作恶的时候枪口抬高一寸。
就在阿伦特遭受最猛烈攻击的几年里，她的博士导师雅思·贝尔斯曾写信安慰她说：“总有一天，犹太人将会在以色列为你建造一座纪念碑。”半个世纪过去了，阿伦特对于平庸之恶和思考的探讨依旧在拷问人类的良知。在她看来，关于善恶的思考无关知识水平和智商，也不需要人们有高超的技巧或者丰富的哲学知识，它需要的是人们依靠自我进行判断，遵从自己的内心。愿意思考的人和不愿意思考的人之间有鸿沟，它们之间的差异超越所有社会、文化或教育方面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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