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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契约论》以理性之约构筑现代国家权力与公民自由的基石
铛铛铃2025-09-11【人文】707人已围观
简介
今天为你介绍的这本书叫《社会契约论》。
这是一本政治哲学名著，它的作者卢梭是18世纪著名的政治思想家，被誉为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
《社会契约论》是卢梭最重要的著作，也是他唯一一本正面设计政治制度的理论作品。
作为一本深深影响人类发展的著作，《社会契约论》这个名字经常出现在各类阅读的榜单里面，甚至连基础教育使用的政治历史课本，它都是绕不开的基本知识。
但是当你作为一个一般的读者，第一次翻开这本只有200多页的小册子时，会发现这是一本非常难理解的书。很多时候可能根本不知道卢梭到底在说什么。
这种非常不快的阅读体验有两个原因。
第一，卢梭不是一个职业哲学家，他的论述散乱，理论体系并不严密。
第二，《社会契约论》的写作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喊话对象，就是日内瓦的政治反对派。日内瓦是卢梭的出生地。自1749年卢梭成名之后，他一直关注日内瓦平民反抗寡头统治的政治斗争，并且成为这个政治反对派的理论源泉。
《社会契约论》里边的许多文字背后，都对应着日内瓦人关心的政治问题。比如在这本书的第四章，卢梭花了很大的篇幅去分析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体制，论述其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卢梭之所以这么做，因为罗马共和国的历史是当时日内瓦共和国公民的常识，也是反抗者的思想资源。
所以对今天的一般读者，尤其是我们这些东方读者来说，第四章这部分的内容可以说是莫名其妙，但对当时的日内瓦人来说，却是异常的亲切好懂。
所以要想明了卢梭这本著作提出的政治原理，简单复述一下书中内容，摘一点名言警句，读一读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我会补入大量的外部知识，从两个方面为大家串讲明白。
第一，在书中，卢梭到底构想了怎样的政治制度。
第二，《社会契约论》是如何在历史中产生影响的。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卢梭到底设计了怎样的政治制度。
我们知道，一部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政治秩序的历史。几千年来，人类有着一个永恒的疑问，什么样的政治才是好的呢？现有的政治体制是否真的合理正当？各个时代的思想家，像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古罗马的奥古斯丁，都试图提供自己的答案。
到了17、18世纪，人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一套理论在欧洲流行起来，这就是社会契约理论。社会契约理论认为，在政治秩序出现之前，人类生活在自然状态中，这时候人们享有天赋的权利，自由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权利。这个自由没有边界，人们可以只凭自己的意愿做事。但是人在生活中必然要和同类打交道，人和人之间会有依赖，更会有冲突、竞争。当这层矛盾愈演愈烈时，大家为了更好地共同生活下去，就要协商出一套秩序来。为此，他们缔结社会契约，自愿组成共同体，建立政府负责管理维持。这样人类就步入了政治社会。
在卢梭生活的18世纪，君主专制是政治的主流，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人，大都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不少理论家也用社会契约理论论证这种体制的正当性。在他们看来，自然状态下的人没有能力控制无限的自由，为了一己之私，他们几乎无所不为，野蛮肮脏，人和人之间处于战争状态，这有点类似我们人性恶的说法。这样的自由要它何用？为了早日摆脱这种恐怖的零和游戏，人们主动出让自己的所有权利，包括自由，给一个绝对的权威，接受他的统治。有了这个“卖身契”，政治秩序就诞生了，每个人终于可以让自己免于一死了。而当时最能满足这一要求的制度，就是绝对的君主专制。
但是卢梭不认可这套解法。在18世纪，欧洲正在经历一场启蒙运动，不少激进的理论家对君主专制不满。在他们看来，政治秩序正是应该建立在善意之上，而不是罪恶和恐怖。卢梭就是这一主张的倡导者。在他看来，放弃自由就是放弃了做人最基本的资格，这种事情绝无可能是自愿的。现实中的人们屈服于专制的强大力量，只是一种扭曲的状态，人类有改变现有制度，寻求更好制度的空间。
为此，他给出了社会契约的另一个版本。卢梭认为，自然状态下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一开始他们关注的只是自己的生存问题，他们有同情心，为了应对生存的困难，也会彼此协作。只是在这一过程中，人逐渐放大了自己的欲望，产生了嫉妒、竞争和财产观念。卢梭把这些想法叫做自爱。自爱并没有让人的善意消逝，但当他占据上风的时候，人就会侵夺别人的自由，一点一点堕落下去。到最后，在堕落中占据优势的少数人，通过欺诈或强制手段，迫使其他人认可一种秩序，放弃自由，为他们服务，沦为被统治的奴隶，这才有了今天的政治局面。这也就是《社会契约论》开篇有一句话：“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接下来，卢梭认为，人和人打交道是无法避免的，人类早晚都要走入政治社会。那么有没有办法在获得政治秩序的同时，还能让所有人都不失去自由呢？这就要解决两个障碍。第一，怎样才能有一个平等的政治秩序，因为人失去了平等才会失去自由；第二，怎么改变自然状态下无限的自由，无限的自由让人不能友好共存。
为此，卢梭提出了一个政治模式，只要一群人组成的政治共同体从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出发，一致通过一个契约，然后再让这个共同体作为权威，把协商出来的契约写成法律，最后在共同体中成立一个政府，让这个政府负责法律的执行，就一切OK了。等等，说了这半天，这套玩法和自由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这个模式是平等的，因为这次签约所有人必须一致通过，而不是一部分人拟一个条款，让另一部分人去同意，这就解决了原先建立政治秩序的时候，总有人凌驾在别人头上的问题。其次，这次签约目标是实现共同利益，所以人们会根据理性计算，放弃在自然状态下无限的自由，道德就此诞生，人们尊重自己的自由，也尊重他人的自由，这样大家设置好边界，就能互利互惠。这样人们依然享受自由，不过这个自由变成了受到道德约束的社会自由。
这样一来，保障自由的两个障碍都解决了，人们就可以在政治秩序下享受自由了。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准备回到《社会契约论》这本书本身了。因为这本书的很多术语和思考方式很18世纪，放在今天不是很好理解。
在卢梭的时代，人们讨论政治的时候，喜欢把政治共同体比作一个有意志的人，这个人有自己的意志，也有自己的行动能力，而且行动受到意志的支配。在卢梭看来，人们组成政治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可以类比成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这个人就叫主权者。
那么主权者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刚才提到了18世纪，君主专制非常盛行，在当时，主权这个概念就是指专制君主的绝对权力，主权者就是专制君主本人，这是一个绝对的权威，不容置疑。而卢梭则更新了主权者的内涵，在他这里，主权者就是一个人民组成的政治共同体，是这个共同体具有最高的权威，而不是其中的某个人。所以主权是不能转让、不能分割，更不能被代表的。
在卢梭看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和主权者永远一致，如果有那么一两次，那也不过是巧合而已。这样，卢梭就创造了一个对后世影响非常大的观念，叫做主权在民。
那么作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存在，主权者应该有自己的意志，主权者的意志就是人民共同体的公共意志，也叫做公益。在这里，卢梭同样借用了18世纪一个重要的概念，公共意志，英文是general will，本身是一个宗教的观念。这个观念认为上帝为救赎人类，用自己的睿智选取了一套规则，比如一个球从天上掉下来，如果砸到人，球的速度和伤害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不会有所偏私。只有你主动理解了上帝的这个意志，就相当于掌握了事情发生的原理，就能按部就班获得救赎。
在《社会契约论》之中，卢梭也更换了这个公义的内涵，上帝的公义让人得到救赎，政治共同体的公义则指向公共福祉。不过对这个公益，卢梭做了一点补充。有没有可能出现所有人都同意，但是不能成为公益的东西呢？有，比如所有的学生都赞成不惩罚作弊的人，这完全是因为每个人都从自己的私心出发，好让自己作弊不被惩罚。这种见不得光的想法就不能算是公益，但他又被全票通过了。卢梭称这种做法叫众议，也就是大众的意见，只是大家意志的集合，没有超越性。比如大家都同意做坏事，这个的确是所有人的共同思想，但他显然没有可称道的地方。公义则不同，虽然它来自人民的意愿，但他像上帝的公义那样是有超越性的。
好了，这样一来，我们的主权者就有了自己的意志。那么这个意志用来干什么呢？在18世纪君主专制之下，君主作为主权者，他有权立法，表现的是自己的私意。在卢梭这里，主权者成了人民共同体，人民共同体根据公义立法，这样的法律就是社会契约的内容。因为保障自由是人民签订社会契约的目标，所以立法也就是建立自由的标准。
要建立这个标准，在卢梭看来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虽然人民共同体目标明确是要保障自由，但怎样的自由才是好的，这个他们却很难判断。在卢梭看来，制定法律就是把社会契约的内容坐实，人也就从自然状态离开，进入了政治社会。要做到这一点，所有人必须放弃他们所有的自然权利，然后在政治共同体中完成注册，转化为社会权力。打个比方，这就相当于新生儿要剪掉脐带，和过去彻底告别。如果还有人藕断丝连，保留自然的无限自由，就会侵害到社会中的其他成员。这样剪掉了脐带的人，有权强迫他放弃最后一点无限自由，完全进入政治社会。
这一点到底是好是坏，从卢梭的时代开始，就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吵到今天都没有定论。为了应对这样的争论，政治共同体就要选择一个具有超高智慧，对人民的风俗、意愿和理解力有着深刻洞见的人来帮助立法，这个人就叫立法者。比如犹太人中的摩西，他是上帝与以色列人沟通的桥梁，上帝通过他把十戒宣读给全体犹太人。卢梭觉得政治共同体具备了主权，行使主权进行立法是为了保障自由，体现公益，为大家的公共利益服务，立法者的协助不可或缺。这个人不能有私心，更不能觊觎人民共同体的立法权，只能从旁参赞作为顾问，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后来，卢梭也扮演过这样的角色，成了为波兰制定宪法的立法者。他不是波兰公民，自然不可能有私心，而且他在《社会契约论》中，也表现出了巨大的智慧。
好了，到这里，卢梭所预设的由人民组成的政治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实现了全体成员对全体成员的统治。如果把他看作一个独立人格的人，他有自己的意志，也就是公义，他有自己的目标、公共福祉，他有自己的行动权利，也就是通过主权立法。这样一来，社会契约就落实为法律，下面要做的就是根据法律来维持共同体的运作了。
说到运作，卢梭打了一个比方，一个人通过大脑发出指令，让手脚活动。我们已经把主权者看作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那么他的活动就需要腿脚，这个腿脚就是政府。有了政府，政府行政是主权者授权的结果。
这样一来，卢梭又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因为在他之前的理论家那里，社会契约是人和政府之间达成契约，而卢梭恰恰不这么看。在他这里，契约是人民共同约定的，政府只是一个按照人民共同体的意志办事的机构。在这里，我们把人民共同体，也就是之前的主权者称为国家，国家和政府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帮助大家理解。
不过接下来卢梭进一步说，政府有可能反客为主，成为人民共同体的主人。这样一来，就有一部分人凌驾到所有人头上，社会契约也就无效了，国家也就解体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刚才提到过，达成契约形成公益，通过主权立法确定契约的实际内容，这些都必须人民共同体全体参与，一致通过，因为这些都是理念层面的东西，是国之根本。而政府行政则不同，在卢梭看来，政府依法行政面对的对象不是全体人民，需要专事专办、各司其职，不适用刚才提到全体参与、一致通过的原则，不然很多事情成本太高，根本无法解决。
那么政府运作的时候，会是一个怎样的局面呢？在卢梭看来，政府运作是三种意志的竞争，公益、政府的意愿，还有组成政府的人的个人意愿。最理性的情况就是政府的运作符合公益。在卢梭看来，面对政府事务的时候，如果一个国家有100人，这个政府有十个人，其中任何一个政府的办事员做事的时候，他的出发点是个人的意志，如果是数字一，那么他从政府的意志出发，可能性就只有1/10，从公益的角度出发，就可能只有1%。意志的强弱直接决定了办事的力量和效率。如果大家非常强调政府的效率，那么就只有不断忽视公益，最终政府就会倾向于办事员越来越少，可能只剩下一个人来打理一切，这就是独裁了。而如果从符合公益考虑，则政府的人数应该越来越多，多到把全国的人都纳入，那么这样就毫无效率和力量可言了。
在这样一个标尺之上，如果把公益的实现作为一端，把效率和力量作为另一端，人类政府就存在三种样态，他们分别是直接民主制、贵族制和只有一个人的政府，也就是君主制。在卢梭看来，这三种制度中，贵族制，尤其是选举诞生的贵族制最优，因为他平衡了公益和效率的考量，而且从政的人都是智者精英，还不会出现贵族继承制和君主制带来的名不副实。
但在卢梭看来，人类政治永远是一个不稳定的结构，他提出的社会契约原则虽然是永固的，但政府运作的环境太过复杂，他们侵蚀国家，破坏人民共同体是无法避免的，任何好的政府都只能是权宜之计。
那么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延缓这种侵蚀呢？在卢梭看来有两个手段。第一就是人民共同体定时集会，时刻警惕政府反噬行为，在政府之外制定各种非政府制度，强化公益的实施。为此，他花了大篇幅介绍了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在当时罗马公民就定期集会，后来还制定了保民官，保护全体人民的利益。
第二，卢梭觉得，有必要把他建议的这套保护自由的体制神圣化，也就是模仿当时的天主教，建立一个公民宗教，只保留天主教中的一些原则，比如上帝存在，死后灵魂不灭，同时还加入了国家公民的精神要求，比如信奉法律、热心公众利益、待人理性诚恳等等。而且卢梭在这里还公开批评了法国宗教专制的现实，为了避免当时法国的情况，政教不得合一，天主教这样的宗教不得凌驾到所有人头上，不能成为公益的竞争者，人们只要尊重社会契约，就应该允许他们信仰自己的宗教。
好了，到这儿，这本书讲了什么，我们就讲完了。简单回顾一下，首先，卢梭写《社会契约论》的目的，是为了在政治秩序之中寻求保存自由的可能。其次，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他提出了一套办法，只要一群人组成的政治共同体从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出发，一致通过一个契约，然后再让这个共同体作为权威，把协商出来的契约写成法律，最后在共同体中成立一个政府，让这个政府负责法律的执行，就一切OK了。最后，我们对《社会契约论》做了一番解读，因为18世纪的术语和思维和我们差距很大，所以卢梭的说法需要做一番诠释。概括起来就是，如果把卢梭的政治方案看作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那么人民共同体就是主权者，主权者有自己的意志，也就是公义，人民的全体负责进行立法，并且授权政府作为办事机构进行执法。这样卢梭的书中到底写了什么，也就回答完了。
说完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我们再来谈谈《社会契约论》这本书有着怎样的影响。
要谈一本书的影响，我们就要先谈他的出版传播。在卢梭的时代，欧洲国家普遍都有检查制度，执行这项制度的国家，法国可能是最严厉的。旧制度下的法国书报检查设有专门的官员，书籍出版首先要征得政府的同意，书籍的内容也要全面检查。许多思想家为了避祸，往往匿名发表作品。与其他人不同，卢梭成名后发表作品都会署名，而且名字的位置越来越显眼。当然，对于可能遭到的迫害，卢梭有一套应对策略，他持有日内瓦公民身份，在法国写作，他的作品则拿去荷兰出版，只要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他都可以狡兔三窟，他都能及时刹住车。
1762年，《社会契约论》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卢梭就对书商千叮万嘱，希望《社会契约论》通过合法途径出口到法国，不要给自己惹麻烦。结果这本书被扣在海关，没能进入法国。后来这本书被人偷偷带回巴黎，在小圈子里传阅，但这也没给卢梭带来什么麻烦。不过这一年他却没能走运到底。1762年，经过卢森堡元帅夫人的帮助，卢梭的另一本著作《埃米尔》在荷兰和法国同步出版。在出版之前，他仔细审阅了法国出版商的合同，其中最重要的官方批准是齐全的。但《埃米尔》出版后没过十来天，政府态度突变，巴黎高等法院把《埃米尔》列为禁书，并且要逮捕卢梭。为什么呢？因为卢梭在书中公开批评了天主教，这种批评在《社会契约论》里谈公民宗教的时候也出现过。得知消息的卢梭逃离法国，开始了长达8年的流亡生涯。
这次查禁给他打击不小。首先，天生敏感的卢梭怀疑元帅夫人张罗出书是有意做局陷害，之后的16年里，卢梭变得特别偏执，一直活在迫害妄想里面。其次，卢梭对宗教的批评引来了论敌的嘲讽，卢梭一面大谈教育，一面抛弃自己亲生骨肉，这么大的污点，当然被他们公之于众，在舆论风潮中推波助澜。这让卢梭回归自我，开始埋头写自传《忏悔录》，追问自己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此后他再也没写过特别有分量的政治作品，《社会契约论》成了他政治思想的总结。
话说回来，《社会契约论》被多少人读过呢？大革命前，图书馆遍布法国，有学者对这一时期的藏书情况做了统计，结果发现，虽然《社会契约论》不得入境，但还真有图书馆可以公开借阅这本书，但这样的图书馆少得可怜，其他启蒙思想家的书情况也类似。这下问题来了，今天我们极力渲染启蒙时代的思想盛况，但在当时，像《社会契约论》这样的书竟是一本难求。那么卢梭，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这还靠得住吗？
要想解答上边这个疑问，我们就不得不说另一本书，这本书我们今天的人很少知道，更没必要去读，但是在大革命之前，它却是不折不扣的畅销小说，这本书就是《2440年》。这本书到底说了些什么，他和卢梭有什么关系，我们又是怎么知道它在当时意义非凡呢？
要了解这些，我们就得先说一下大革命前，法国文化界的情况。当时的巴黎汇集了一批一流的思想家，成了思想文学的朝圣之地。每年都有数万青年慕名而来，希望加入他们的圈子，复制他们的成功。但人的才智毕竟有高下之分，大多数漂在巴黎的年轻人，没有良好的教育积累，也没有卢梭那样的睿智可以脱颖而出，他们对启蒙思想十分崇敬，但难免一知半解，第一流进不去，就只能退而求其次。这帮青年只好编一些宣传小册子，帮书商搞点策划方案，甚至组团来写定制书。他们的作品会借用一流思想家的观念，表现自己的见识不凡。而书商也觉得禁书最好卖，临摹出来的市场很大，双方可以说是一拍即合。这样的事情连卢梭自己都遇到过，他的一本书就被人剽窃，当然剽窃的办法相当拙劣，就是几句里边抽一句，自己再发挥一下，最后换掉书名、作者，这样的书居然也堂而皇之出版了出来。
其实，高深的启蒙思想，难解的哲学观念，恰恰是通过类似的方式，才普及到大众中去的。许多读者把自己能读懂的部分，用贴近一般人理解的办法讲出来，《2440年》就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2440年》是18世纪的一本科幻小说，场景设定在当时的巴黎，一个英国人把法国的阴暗面掀了个底儿朝天，我们的主人公作为法国人被刺痛了，争执了起来，但现实摆在那里，无法辩驳。结果第二天他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来到了2440年的巴黎。在25世纪，法律由公众制定，授权政府负责行政，人们理性诚恳，社会上没有极端的贫富差距，也没有非法随意的逮捕，牧师和僧侣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广场上伟人的雕像，供大家回味公民的价值观念。不难看出，《2440年》的情节就是《社会契约论》思想的应用，传递给了当时的法国读者。
更有趣的是，这本书的作者是卢梭的忠实粉丝，在写这本书时，他还加入了一个情节，在25世纪的图书馆中，卢梭的书收藏最多，而卢梭的死敌伏尔泰，因为写的东西都太过肤浅，所以都被拿出去烧了。
那么《2440年》在当时的法国有多畅销呢？有学者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在当时瑞士的纳沙泰尔有一个出版公司，叫纳沙泰尔出版公司，这个公司在当时以销售禁书之名，他们有个说法，你想看的法语书籍，法国不一定找得到，但我们这里一定会有。当时他们通过零售批发商，向法国读者提供违禁图书的订单，订单返回后，再通过中间商把图书走私回法国。纳沙泰尔的生意覆盖到整个法国，甚至引领了当时法国的阅读风尚。纳沙泰尔公司的这种订单被保存到今天，在一份订单上一共有2万8000多本订书，其中《2440年》这本书被订购1300多次，排名第一，占到将近5%的采购量。而且《2440年》这本书还出现在法国海关罚没的书单上，也出现在法国警方突击检查书店的没收单上。这本书从1770年面世之后，前后共有25版，而且还被翻译成其他语言，行销欧洲其他国家。在大革命前，让更多的人通过这样的方式熟悉了卢梭的思想，虽然他们未必能像《社会契约论》中写得那么清晰深刻，而且读者也未必会把书中的理论归到卢梭本人。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此时卢梭已经去世11年了。此时的人们，已经有了直接阅读《社会契约论》的机会，激进的革命领袖，像马拉、罗伯斯庇尔，他们都会援引卢梭的政治观点，来推动现实政治的发展，而这些观点就出自《社会契约论》这本书中。法国大革命一呼百应的局面，向《2440年》这本书带来的契约论思想大众普及，可以说是居功至伟。
1794年，法国国民公会为了表彰卢梭的思想贡献，将他的骨灰移到了先贤祠中。后来，在通往现代化的革命道路上，凡是以法国革命为参照，来号召人民争取权力的政治家，都会仔细研读卢梭的作品，宣传他的思想。这也就是250年后，卢梭《社会契约论》依旧值得反复阅读的原因。
好，这本《社会契约论》就为你解读到这里，精华笔记在音频下方，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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