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基辛格的四大外交悖论，为何"理想主义目标"总需"现实主义手段"实现？

今天为你介绍的这本书，是美国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基辛格的名作《大外交》。

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外交是国家的事情，和咱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有，举个例子，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和日本存在巨大的贸易竞争。迫于美国的外交压力，日本在1985年签订了《广场条约》，让日元大幅升值。结果日本产业丧失竞争力，经济泡沫破裂，从此一蹶不振。有统计显示，这次外交上的失利，给日本各阶层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平均下来，民众每年的损失都在上百万日元。连东京银座的房价，也只有泡沫经济时代最高点的1/4。大环境不景气，不少男性都觉得前途暗淡，他们害怕承担不起一个家庭，甚至不敢去追求身边的女性，有些人索性宅起来，不再直面真实的生活。由此可见，小民的生活和国家的外交，还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作为一个普通人，要想对外交有点严肃的认识，有什么书值得推荐吗？有，基辛格的这本《大外交》，就是一本可供参考的外交史读物。基辛格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1970年代，他作为尼克松政府的国务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操盘了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他在中南海与毛泽东握手的那一幕，已经成为外交史上的经典。直到今天，基辛格依然宝刀未老，他还是华盛顿外交圈的灵魂人物。

这本《大外交》，是基辛格多年外交经验和理论思考的总结。在基辛格看来，17世纪中叶，现代国家体系在欧洲出现，现代人熟悉的国家间外交应运而生。400年下来，人们累积了四条重要的外交原则，它们是认识外交事务的基准线。这四条重要的原则就是：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势力均衡原则、大国协调原则，还有集体安全原则。在这四条原则中，最核心的是第一条，也就是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其余三个原则都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才衍生出来的。下面我就来逐条介绍一下这些原则的历史根源。

首先是基辛格梳理出第一条现代外交原则，也就是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国家利益至上是30年战争的产物，30年战争是一场欧洲列强的争霸战，从1618年一直打到1648年。它是一个分水岭，在30年战争以前，欧洲人没有主权国家这个概念，更谈不上什么国家利益最高。当时欧洲的利益和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基督教的宗教事务，一个是宫廷贵族之间的家务事。这些碰撞的解决之道，显然不是今天大家熟悉的国家间外交。但到了30年战争结束的时候，欧洲已经普遍接受了国家主权的观念，国家成了外交的主体，国家利益超越了宗教和贵族的事业，成了外交首要考虑的因素。

30年战争爆发的导火索，是发生在捷克城市布拉格的一次宗教政治冲突。当时的捷克归哈布斯堡王朝统治，哈布斯堡家族是欧洲历史最悠久、地位最显赫的家族，长期垄断着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头衔。它的统治重心在今天的奥地利，但它管辖的领地却遍布欧洲各地。这个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想要一统中欧，称霸欧洲。可是17世纪的欧洲却有一道很深的裂痕，就是宗教的分歧。在宗教改革的浪潮中，出现了不受罗马教廷控制的新教，神权的分裂，引发了世俗权力的分裂。欧洲各地的封建王公选择皈依不同的教派，欧洲分裂成天主教欧洲和新教欧洲两个部分。这一层宗教的分裂，哈布斯堡王朝自然不能幸免，哈布斯堡王朝以正统自居，自然保留了天主教信仰，可是它统治下的捷克人却选择了新教。这样一来，政治矛盾就和宗教矛盾纠结在了一起。结果1618年的一天，愤怒的捷克人把哈布斯堡王朝派来的钦差大臣扔出窗外，活活摔死。这就是欧洲历史上著名的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

掷出窗外事件爆发后，哈布斯堡王朝立刻对捷克开战，王朝统领的各路诸侯根据自己的信仰选边站，纷纷加入了战团。不久，战争就溢出了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疆界，欧洲各国按意识形态划线，纷纷加入各自所属的宗教阵营，一场席卷欧洲的宗教战争就此拉开帷幕。这个时候，仅次于哈布斯堡王朝的欧陆第二强权，也就是法国，却做了让人意想不到的选择。信仰天主教的法国，并没有站在天主教兄弟哈布斯堡一边，反而投入了新教的阵营。为了打垮哈布斯堡，法国甚至不惜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结盟，一起攻击自己的天主教兄弟。这个做法在当时的人看来，还真有点离经叛道。更关键的是，这个出格的做法竟然出自法国的大主教黎塞留。

黎塞留虽然是天主教教士，但他本人却把法国的国家利益放在了第一位。在黎塞留看来，哈布斯王朝的实力实在太强大，几乎统治着大半个欧洲，而且还领着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头衔，这就意味着，法国有朝一日也可能被哈布斯堡征服。而眼下这场反哈布斯堡的宗教战争，正是削弱哈布斯堡王朝的最佳时机。黎塞留的这一构想，把一场宗教战争演变成了国家利益之战，他务实的态度最后也得到了回报。战争末期，法国成功压制了哈布斯堡王朝，成为欧洲的新霸主。

到了1648年，欧洲列强召开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在这次会议上，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成为欧洲各国普遍认可的最高原则。主权国家有了，现代意义的外交也诞生了，而国家利益至上也就压倒了宗教道义，成为现代外交遵循的首要原则。

法国的强大不仅奠定了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它还在历史上诱发了现代外交遵循的第二条原则，也就是势力均衡原则。黎塞留之后，法国出了一个强势的国王，叫路易十四，他东征西讨，四处扩张，一时之间，法国权势滔天，路易十四名声大噪，被尊为太阳王。但好景不长，本已衰落的哈布斯堡王朝率领欧洲基督教联军，在1683年的维也纳保卫战中大破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声威大振。一时之间，欧洲的基督教热情再次复兴，这种热情超越了国家的边界，就连法国的天主教军人，都有不少志愿加入哈布斯堡的军队，去搞十字军东征。这让路易十四深感不安。

到了1688年，为了遏制哈布斯堡王朝复兴的势头，法国挥军入侵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这时候，欧洲各国被太阳王的扩张势头吓破了胆，面对欲壑难填的法国，他们毫不犹豫地放下了宗教的分歧，不论天主教国家还是新教诸侯，纷纷加入哈布斯堡一边，对法国开战。所有参与反法同盟国家中，有一个国家发挥了特别重大的作用，那就是英国。当时的英国国王威廉三世认为，如果坐视法国击败哈布斯堡，让法国获得欧陆霸权的话，英国就要单独面对法国的压力，日子就不好过了。为了保卫英国的国家利益，威廉三世倾注英国的国力，与法国死磕，同时在财政上补贴反法同盟各国，希望在欧洲避免一国独大的局面，形成各方势力的均衡。

经过9年大战，终于遏制住了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势头。所谓势力均衡，其实就是在欧洲各国之间，一旦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某一个国家的变化，英国就立刻把自己的力量投到另外一侧，以此维护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就像天平失衡，向轻的那一侧投入砝码，平衡就会重新恢复。很快，这一原则就被欧洲大陆的各国学会，引发了大名鼎鼎的外交革命。

1740年，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查理六世去世，他死后没有继承人，由公主玛利亚·特蕾莎继位称帝，这是不符合当时只有男性才可以当皇帝的原则，于是哈布斯堡王朝内部各诸侯群起围攻。一开始，位于德意志北部的普鲁士首先发难，发兵吞并了哈布斯堡治下的一个重要工业区。一贯与哈布斯堡为敌的法国，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与普鲁士结盟并肩作战。英国则出于传统的势力均衡原则，与哈布斯堡结盟，共同对付普法联军。战争整整打了8年，崛起的普鲁士隐隐有超过哈布斯堡王朝之势。这种客观力量对比的变化，悄然拨动了一旁法国人的心弦，法国人开始觉得，普鲁士对自己的潜在威胁超过了哈布斯堡。于是它与过去水火不容的哈布斯堡王朝和解结盟，共同对付之前的盟国普鲁士。而哈布斯堡的传统盟友英国人看到了普鲁士崛起的势头，认为在制衡法国的大棋局中，普鲁士比已经衰落的哈布斯堡对自己更有用，于是转而与普鲁士结盟，共同对付法国和哈布斯堡。上百年的传统格局几乎一夜之间逆转，这就是外交史上著名的外交革命，被基辛格奉为势力均衡政治的一次经典操作。以此为标志，势力均衡原则被欧洲列强普遍接受为一项基本外交原则。

在外交革命之后，欧洲的主要矛盾从法国与哈布斯堡王朝的矛盾，转为英国与法国的矛盾，两国明争暗斗，足足争霸了100年，被称为第二次英法百年战争。这场战争从欧洲本土一直打到两国在美洲和亚洲的殖民地。在这次英法争霸的过程中，法国胜少败多，损失惨重，社会矛盾尖锐，人民的不满终于酿成了法国大革命。革命的意识形态与法国的国家利益互为表里，催生出拿破仑帝国，横扫了整个欧洲，以帝国的刺刀输出自由、平等、博爱，同时扩张了法国的疆界和影响力。面对这一局面，英国首相皮特再次拿出了老国王威廉三世的法宝，他用势力均衡的办法和拿破仑斗了十几年，前后七次组织反法同盟，以巨额资金支援反法同盟的各个国家，最后和俄国一道东西夹击，终于击败了拿破仑。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列强们关心的是：仗打完了，欧洲秩序如何重建和维护呢？毕竟从17世纪中叶开始，欧洲各国用战争维持平衡，打来打去也有一个半世纪了，长久的和平是他们最需要的。

为此，列强派出代表齐聚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会商讨战后欧洲的秩序问题。这时，哈布斯堡首相梅特涅站了出来，提出了今天要讲的第三个外交原则——大国协调原则。

所谓的大国协调原则，就是恢复法国大革命前的局面，在外交上遇到事情，有几个正统的王朝商量着来。他们是奥地利、俄罗斯、英国、普鲁士这四个列强。四国同盟把外交从谈判桌和战场上，搬到了皇上大臣们的密室中。大家不需要实际下注，只需要在纸面上亮明自己的力量和诉求、地盘和利益，根据各自权力的大小有序分配，谁也不要有非分之想，这样就没有必要非得兵戎相见了。

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一整套卓有成效的制度安排。欧洲列强积极协调立场和利益，他们共同镇压了欧洲1848年革命，并且从容应对了一系列重大的国际危机，像爆发在英、法、土耳其和俄国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在战争前后，参与战争的欧洲国家就保持了足够的冷静，坐下来谈判，避免了战争进一步升级。

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100年间，欧洲基本维持了百年之久的总体和平。这一和平的权力平衡体系，成为后来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样板。

接下来，我们来看大外交提示大家的第四条原则——集体安全原则。

欧洲的百年和平在1914年之后，被两次世界大战破坏殆尽。虽然二战以同盟国获胜告终，面对满目疮痍的欧亚大陆，老问题又摆在了各大国领导人的面前：世界秩序应当如何重建？如何维护这种秩序，才能避免下一场世界大战？

对于这个问题，罗斯福总统给出了解决方案：用集体安全原则重建战后国际秩序，维护国际和平。在罗斯福的谋划中，集体安全体系的参与者，对破坏和平的行为看作对所有国家共同的挑战，所有国家对违反安全原则的侵略国进行集体制裁，以此保障所有国家的生存，维持国际和平及秩序。

在二战胜利已成定局的情况下，罗斯福总统提出了四大警察的构想，就是美、苏、英、中四大国做国际警察。国际上出了什么问题，由这四国商量着来，谈妥了，由四大国的武装力量负责统一执法，为国际社会提供集体安全。这个构想的载体就是联合国，后来四大国接纳法国，形成了五大国协调的制度。五大国磋商的机构就是联合国安理会，在面对重大国际安全问题时，这五大国只要有一个投下反对票，那么任何决议都无法获得通过。

这个原则很有智慧，一方面，它尊重了国家的利益，用投票的方式让你自己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另一方面，它在台面上承认，和平要靠拳头来维持，而且必须是最有实力的几个大国共同行动，这才是和平持久下去的最好办法。

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1990年的海湾战争。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推翻了科威特政府。安理会通过第660号决议，要求伊拉克撤出科威特，恢复8月1日的状态，并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两国间的问题。在伊拉克一意孤行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取得联合国授权，在1991年1月17日开始对伊拉克军队发动军事进攻。战斗打了42天，多国部队以轻微的代价取得了胜利，伊拉克被迫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第660号决议的要求。

好了，讲到这里，外交的四大基本原则就全部说完了。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些原则，讨论的就是如何把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尤其是那些大国的利益，安全地锁在笼子里。四原则中的势力均衡、大国协调和集体安全这三个原则，就是一个安全性越来越好、性能不断升级的笼子。

上面说到的四个原则，是400年外交历程累积的正面经验。在获取这些宝贵经验的同时，人们在外交领域也有不少血与泪的教训。历史上不乏外交运转不灵的时期，这是因为国家利益至上，才是外交行动牢不可破的基石，其他的原则总会遭到国家利益的挑战。这些挑战大概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大国的自我膨胀，让外交成为国家间争霸的工具，最后战争就成了唯一的外交手段；第二种就是外交被理想主义的原则束缚了手脚，主导外交原则的大国不敢使用战争威胁、经济制裁等等手段，制服那些挑衅了原则底线，甚至跑出笼子的国家，结果原则颜面扫地，俱乐部关门大吉。

碰巧不巧的是，一战前后的外交历史，恰好就是刚才提到的两种情况。首先来看一下大国的自我膨胀是怎么让外交和战争划上等号的。

19世纪后半叶，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促成了德国的统一和崛起。作为一个新兴的国家，德国本可以搅动整个欧洲，但是俾斯麦不仅是个优秀的政治家，更是一位外交大师，他主张势力均衡和大国协调原则。俾斯麦搞出来了一个三皇同盟，由德国、俄国和奥地利三国构成。当时的欧洲统共就英、法、德、奥、俄五大强权，他一下子拉过去三个，还剩下英、法两强。英国一贯光荣孤立，法国只好孤立支撑。这样，俾斯麦就用三皇同盟这个大国协调的手段，构筑起对德国有利的均衡格局，全面压制了他的主要对手法国。只要德国不搞扩张，遵守秩序，有事和英国商量着来，英国也就犯不上去找德国麻烦。

就这样，在1870年统一后，德国韬光养晦，遏制住了对外扩张、改变欧洲秩序的权力欲望。但是德皇威廉二世上台后，事情起了变化。这位少东家年轻气盛，不甘心自己在全球殖民的浪潮中迟到了，没刮到多少油水。他迷信德国的工业和军事实力，罢免了俾斯麦，放弃大国守城路线，改行世界政策，开始四面出击，对英国搞海军竞赛，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在三皇同盟内部，俄国与奥地利有矛盾，结果威廉二世偏袒奥地利，实际上放弃了正统原则，废除了三皇同盟。这些行为破坏了大国协调的可能，结果受到孤立的俄国与德国的宿敌法国结盟，而感受到德国崛起巨大压力的英国，也重启了势力均衡政治，站到了法俄同盟一边。欧洲格局由此迅速两极化，形成德奥同盟对阵英法俄三国协约的僵局。威廉二世的外交灾难，把俾斯麦操盘下三对一的有利局势，变成了二对三的不利局面，这也预示了德国在即将到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命运。

说完了一战之前，德国迷信自身实力，导致了重大外交失误，最终引发了一战，我们再来看看，在外交上片面追求道义与理想，又会引发怎样的悲剧。这就要从一战的结束讲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碎了旧世界，几个欧洲传统帝国全部战败解体，大国协调统统完蛋。整整一代欧洲青年消失在战壕中，整个欧洲满目疮痍，革命、内战接踵而至。欧洲人民共同的心声是：我们要和平，再也不要战争了。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永久的和平？这时，美国总统威尔逊为欧洲带来了14点计划，倡导自由贸易、公开外交、民族自觉等美好价值，要用这些美好的原则重建和平外交，实现集体安全。作为这些原则的操盘机，就是国际联盟，简称国联。

但问题是，此刻的威尔逊总统过于理想，片面相信道义和良心的作用，而忽略了政治行动是需要力量，是要有大国来做警察，具体执行强制和惩罚的。在国联的指导原则上，他不愿意强制解决外交危机，而是只靠舆论谴责破坏规则的国家。这样一来，大国胡作非为的时候，国联即使通过了相关决议，也无法得到真正执行。比如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国联除了做出决议谴责之外，毫无惩罚侵略者的实际行动。

此外，在制度设计上，国联规定在讨论国际危机时，除了当事国外，需要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才能形成决议。这个办法看似公正合理，但实际效果却是另一个样子。第一，决策缓慢无效率，所有国家都要负责，也就成了没有任何一个有实力的大国真的愿意站出来拍板拿主意；第二，真正的苦主，也就是当事国，他的声音、他的国家利益淹没在所有国家的想法里边，根本无法得到充分的尊重。

后来日本和德国两个国联的主力，看出国联是个软柿子，在破坏国际和平之后反咬一口，说国联罔顾他们的国家利益，裁决存在偏袒不公正，最后他们干脆退出了国际联盟，不再接受威尔逊提出的原则。国联对此毫无办法，只能看着这些笼子外的国家进一步挑战自己的底线。

那么退出国联的这些国家，他们口中所说的不公正真的存在吗？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些不过是侵略者的借口，但历史上威尔逊14点计划的实施，确实存在过心口不一情况。比如14点计划有一条叫民族自觉原则，在战败解体的几个传统大帝国那里，原先不同的民族都有权利建立自己的国家，决定自己的命运，结果捷克独立了，匈牙利独立了，波兰也再次重生。但是偏偏讲德语的民族却不许民族自觉，比如划给捷克的苏台德地区，那里居住着很多说德语的人，比起捷克，他们更认同自己应该归属德国。德国人决定投降，本来是相信威尔逊声明的道义、理想原则，结果等到的却是这种无原则的双重标准，这令德国人深深感觉自己被欺骗、被出卖了。道义原则成了战胜国宰割战败国的工具，德国人不服，德国人要报仇，德国人选择了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由此引发。

这样，外交史上集体安全的第一次尝试，就在理想主义和道义原则的束缚下，彻底失败了。

讲到这里，这本《大外交》就进入尾声了。基辛格总结了几百年外交史，提出了外交中的四大原则，那就是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势力均衡原则、大国协调原则以及集体安全原则。所有事实都说明，真实良好的外交态势，需要调平力量与道义两个方面的考虑。同盟国倡导的联合国机制，在二战后做到了这一点，这一有效的和平外交体系一直延续到今天，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

好，《大外交》这本书就介绍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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