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的世界》：超越演义与史书：真实三国世界的全景展示

今天为你介绍的这本书叫做《三国志的世界》，是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系列的第四本书。它的作者是日本历史学者、京都大学教授金文京。

但凡提起三国历史，我们中国人最先想到的，往往都是成书于明代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而不是三国时期的正统史书《三国志》。事实上，通过《三国演义》探索三国历史，也的确是个不错的途径，尤其是经过作者对历史事件的戏剧化加工，三国故事变得极为生动、丰满、跌宕起伏，乃至于不单是中国人，就连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韩国人和日本人，也都不再将《三国演义》当成一本小说，而是当成了史书，甚至是学习谋略战术的教材。

然而，这个结果的副作用也很明显，那就是许多出于作者虚构的故事和真正的历史纠缠在一起，走进了人们的记忆中，严重遮蔽了真实的三国历史。另一方面，正统史书《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生活在晋朝，而晋朝的江山又是曹魏禅让而来的，所以陈寿在撰写《三国志》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将曹魏看作三国时期的正统。

如此一来，《三国演义》以蜀汉为主角，《三国志》又为曹魏站台，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东吴都成了被忽略的那一个。所以，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本书的作者金文京特别强调吴国这个轴心，力求摆脱《三国演义》和《三国志》的阴影，为读者还原出吴国为历史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向读者展示更为真实的三国世界。

好，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讲一下这本书的内容。本书主要讲述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三国局面是如何成型的；第二个问题是三足鼎立到底是谁的手笔；第三个问题是，三国时期的各国是如何向外扩张的。

下面我们先来聊第一个问题，三国的局面如何成型的。这个话题还要从东汉中期的政治动荡说起。公元88年，汉章帝刘炟英年早逝，年仅九岁的汉和帝刘肇登基。由于皇帝年幼，无法独掌大权，于是朝廷大权开始由汉和帝的嫡母窦太后掌管，同时外戚势力，也就是窦太后的娘家窦氏家族也开始占据朝廷的要害部门。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汉和帝刘肇不再甘心于充当窦氏家族的傀儡，孤立无援的他只得选择和身边的宦官联手。幸运的是，他成功了，在联手宦官杀掉了窦家的掌舵人窦宪之后，皇帝夺回了大权。如此一来，谋夺权力的宦官们也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权力中心。

可是没过多久，上天又和大汉王朝开起了玩笑，汉和帝跟他的父亲汉章帝一样，英年早逝了。随后，他的妻子邓氏开始以太后的身份掌控朝政。从此，东汉王朝的历史就像陷入了鬼打墙一般，在皇帝年幼即位、太后执政、外戚专权、宦官夺权的怪圈里面反复横跳，再也逃不出来了。结果，各方势力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终于动摇了东汉王朝统治的根基。

到了汉桓帝统治时期，外戚在斗争中失势，于是他们联合了一部分同样对宦官不满的士大夫，共同抨击宦官专权。我们这里说的士大夫，来源于儒家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官僚集团。自汉武帝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家意识形态以来，朝廷内外的官吏逐步儒家化，到了东汉时期，这批儒家知识分子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稳固的利益集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官集团或者士大夫集团。由于士大夫集团自上而下贯穿着王朝的各级行政系统，所以这一批人的人心向背，往往会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外戚联合士大夫集团，宦官们也不甘落后，他们借助皇权接连掀起两次政治风暴，大兴杀伐，将一大批效忠汉朝的士大夫治罪，甚至处死，士大夫集团因此受到重创，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两次党锢之祸（党派的党，禁锢的锢）。两次党锢之祸的血腥变乱，也很快在民间发酵。本书的作者认为，这一时期自民间爆发的黄巾起义，很可能就与这两次党锢之祸有关。因为黄巾起义的首领张角，本身就是一个落魄的儒家知识分子，所以他很有可能是因为不满朝廷大肆迫害士大夫，才转而利用太平道，也就是道教的前身，鼓吹“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进而鼓动群众起义，推翻东汉王朝。

张角的黄巾起义迅速席卷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甚至威胁到了首都洛阳的安全。因此，当时在位的汉灵帝只得宣布停止迫害士大夫，转而将主要精力放在镇压叛乱上。事实上，这场起义只持续不到一年就被扑灭了，但是为了镇压起义，朝廷的兵权下放，这就使得原本游离于中央权力之外的边缘派势力开始崭露头角，比如当时镇守凉州的地方实力派董卓，夹在宦官与士大夫之间的官僚曹操，南方豪强出身的孙坚，以及还在民间闯荡的游侠刘备等等。这些人利用此次镇压黄巾起义的机会，招募扩张军队，很快拥有了自己的私人武装，进而演变成军阀集团。东汉末年的群雄争霸也从此拉开帷幕。

地方群雄并起，各自为政，东汉中央的皇权彻底形同虚设。皇权被严重削弱的结果就是，原本依附于皇权才能汲取权力的宦官与外戚势力大大下降，随后外戚与宦官同步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地方的争霸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露出了以魏、蜀、吴三国为基本盘的形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足鼎立的局面。而这其中，魏国最早成型。早在东汉王朝还没有灭亡的时候，曹操就已经统一了北方，成为了中国北方的实际统治者。其次是吴国，赤壁之战以后，以孙权为代表的吴国势力彻底在东南一带站稳了脚跟。而最后成型的则是西南方向，以刘备为代表的蜀汉政权。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吴国恰好处在了三国承上启下的阶段，所以本书的作者才会尝试站在吴国的角度解读三国时代的历史。而作者也确实有惊人的发现，我们常说的三足鼎立，原来并不是出自诸葛亮的手笔，而是吴国战略家鲁肃的谋划。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部分。

嗯，提起鲁肃，大家可能很容易想起《三国演义》中那个忠厚老实的何氏老大都督，但事实上，历史上真正的鲁肃是一个非常富有眼光和谋略的政治家。作者甚至认为，鲁肃的战略眼光并不亚于诸葛亮，甚至还要高出诸葛亮一筹。因为早在公元200年，也就是诸葛亮隆中对诞生的7年前，鲁肃就已经向孙权提出了一整套完备的争霸策略，而他策略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以江东为基业，发展己方势力，同时扶持扼守长江中游的刘备集团，组成一个贯通长江的反曹操统一战线，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榻上策。

榻上策的厉害之处在于，他首次指出了长江流域在南北争霸战争中的价值。而在此之前，中国的历次统一战争，诸如秦国统一六国、楚汉相争、光武帝刘秀统一全国等战争中，基本都是以关中，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中部，或者是洛阳为根基，扫平各地的割据势力。这是因为当时的关中和洛阳是全国经济中心，占据着较高的经济产出与人口比重，控制了关中或洛阳，就等于是控制了国家的中枢命脉。但是到了东汉末年，原本属于经济不发达地区的长江流域得到了初步开发，人口也在持续增长，也就是说，这个曾经不起眼的长江流域，已经具备了与北方政权竞争天下的实力。而鲁肃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个变化，并且以此为核心，提出了影响中华大地至少半个世纪的榻上策。

而且我们不难发现，鲁肃的榻上策跟诸葛亮的隆中对确实是异曲同工的，他们都强调了要跟与自己同在长江流域的政治集团联合，共同抵抗北方曹操势力的威胁，而这也正是孙刘联盟能够成功缔结的基础。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明白了，鲁肃为什么要坚持将长江中游的重镇荆州借给刘备，那根本不是出于性格忠厚，而是基于严密的政治考量。

此外，熟悉中国地理的听友可能会知道，定都在中国南方的政权，必须要同时掌握淮河和长江两道天险，才能组成完整的江淮防线，以维持住南方政权的稳定。比如后世的南宋，就是与金朝隔长江、淮河对峙，才维系了100多年的偏安局面。但是整个三国时期，淮河防线几乎一直掌握在北方的曹操集团手中，也就是说，东吴集团从始至终都没有拥有过完整的江淮防线，可以说是后背大开，完全暴露在敌人的刀兵之下。而这也正是东吴为什么没有自行派兵占据长江中游的重镇荆州，而是选择了出借荆州，鼎力扶持刘备集团，因为他们在长江下游跟淮河沿线的国防压力已经非常大了，根本无力他顾。而出借荆州，有刘备集团守住长江中游，前面东吴就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向长江下游和淮河一带进军，争夺江淮防线。虽然最后因为种种原因，东吴并没有得到江淮防线，但是这个思路在理论上无疑是正确的。

所以总的来说，如果没有鲁肃的榻上策，诸葛亮连吴抗曹的战略就很难实现，而这次孙刘两家的联盟本质上也是势力更强的吴国占据着绝对主动权的。所以此时连地盘都是借来的刘备集团与其说是一方势力，不如说是东吴集团在长江中上游的力量延伸。

在主动放弃长江中游的布防压力之后，紧接着吴国又靠着两场战争奠定了政权基础，彻底在东南站稳了脚跟，这两场战争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和夷陵之战。提起赤壁之战，想必大家很容易会想起《三国演义》中的各种精彩情节，比如舌战群儒、草船借箭、群英会以及借东风等等。但事实上，这些情节基本上都是作者罗贯中虚构的。在真实的历史中，曹操此次南下的目的也并不是吞并东吴，而是想先控制长江中游的重镇荆州。但是此时曹营突发瘟疫，周瑜又巧妙地利用东南风乍起的机会发动火攻，给了曹军以重创。而曹操眼看着就要血本无归，索性采取焦土政策，纵火烧毁了自家的战船物资，防止周瑜俘获己方战船，增强东吴的实力。所以可以说，《三国演义》中精彩的赤壁之战并不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战局，而是周瑜及时捕捉战机，对曹操发起的一次突然袭击。

赤壁之战后，东吴继续遵循鲁肃的榻上策，鼎力扶持刘备集团，共同对抗曹操。为此孙权还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刘备，以巩固双方的关系。可以说直到这个时候，孙刘联盟看起来还是很稳固的。那么后来，刘备和孙权又是为什么反目成仇的呢？这个问题主要出在了刘备集团身上。在占据了荆州之后，根据诸葛亮隆中对的规划，刘备集团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益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重庆一带。公元211年，刘备打着协助益州长官刘璋抗击外敌的旗号，率军进入四川，趁刘璋不备夺取了益州。很多朋友因为受了《三国演义》的影响，可能会认为这一阶段是刘备集团的巅峰时期，但是本书的作者却指出，此时刘备放着北方的曹操不打，却进攻同属刘氏宗亲的刘璋，这就严重损害了刘备的政治信誉。进一步来说，孙权看到刘备的这一举动会怎么想，他会觉得这是刘备背叛孙刘盟约的前奏，刘备既然能不顾同姓宗亲的情义，大张旗鼓去抢亲戚家的地盘，那对孙权这个姻亲盟友又能有多大的忠诚度呢？所以也就是从这时起，孙刘联盟开始出现裂痕。

到了公元219年，刘备又犯了一个更为致命的错误。这一年，刘备夺取了汉中，而后自封汉中王，宣告与魏王曹操分庭抗礼。然而，作为孙刘联盟的主导者，孙权在名义上才只是一个东汉王朝的地方长官，而作为从属盟友的刘备现在却自封为王，这就相当于在政治地位上压了孙权一大截，这无疑是在赤裸裸地告诉孙权，我刘备羽翼已丰，要自己单干了。至此，孙权对刘备这个盟友彻底失去了信任。在等到执掌军权的鲁肃过世后，继任的大都督吕蒙就对鲁肃的榻上策加以修改，开始谋求夺取荆州，这才有了后来吕蒙偷袭荆州，关羽败走麦城的故事。

公元220年，曹操去世，其子曹丕逼迫汉献帝禅位，然后自己称帝，自此，延续了400余年的大汉王朝彻底宣告灭亡。然而，此时刘备非但没有以曹魏篡汉的大好借口北伐中原，反而调集重兵东进，跟孙权抢起了荆州的地盘，这本就是在战略层面上的大大失误。在具体作战方案上，刘备又再次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将己方军队排布在了狭长的河流沿岸，军营连绵700余里，形成了一字长蛇阵。此时，继任东吴大都督的陆逊抓住时机发动火攻，一把大火吞掉了刘备的700里连营，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夷陵之战。经此一战，刘备集团元气大伤，东吴则大大稳定了西部边境。

夷陵之战，东吴大获全胜，实力大增，但是这并不代表东吴的策略就完全正确。本书的作者认为，在这期间，吴国国策的失误也有很多。比如说关羽大意失荆州以后，孙刘联盟彻底破裂，孙权为了避免两面受敌，就对曹魏称臣，并接受曹魏的册封，成为曹魏的吴王。而此时曹丕与刘备都已经称帝，两相对比，孙权在政治地位上就明显气短了。更致命的是，为了自保，孙权成了曹丕的臣子，这就意味着东吴失去了抗曹的资格。几年后，孙权终于回过味儿来与曹丕决裂，转而重新与蜀汉结盟，并于公元229年宣布称帝，这下东吴能同魏蜀平起平坐了，政治地位上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孙权先后背叛了两个政治盟友，无疑成了三国世界里的墙头草，政治声望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东吴反复修正自身战略的这几年，也恰恰是蜀汉转型与复兴的时期。夷陵之战后，蜀主刘备很快驾崩，他在临死之前托孤于诸葛亮，并且为蜀汉指明了未来的发展战略，也就是重新打出克复中原，复兴汉室的旗号。值得一说的是，在刘备托孤以前，蜀汉的军事扩张行动基本上都是由刘备在主持的，谋士集团中的核心人物则是著名谋士法正。昔日刘备夺取益州，帮助刘备劝降益州长官刘璋的功臣就是此人。而诸葛亮的工作则更多的是在后勤板块，一直到刘备死前托孤，《三国演义》中足智多谋的大政治家诸葛亮才从幕后走到台前。

而诸葛亮的掌权也让蜀汉政权为之一新。首先对内，诸葛亮积极改变蜀汉政权派系林立的格局，力求为蜀汉打造出较为稳定的政治局面。早年刘备打拼家业的时候，曾先后在冀州、徐州、荆州、益州闯荡，比如关羽和张飞，就是从冀州开始跟着刘备打天下的，他们这一拨人通常被称为元从系，意思是从一开始跟着刘备打天下的元老派系。不过这一派系的人在刘备去世前后也几乎凋零殆尽了。而诸葛亮本人早年一直居住在荆州地区，所以属于荆州系。此外，刘备占领益州后，收编一批益州的官员，这就形成了益州系。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臣服于蜀汉的周边部族，这里不一一列举。

面对这种局面，诸葛亮采取的策略是对荆州系栽培倚重，对益州系既打又拉，对周边部族则是安抚为主。会这样安排，是因为荆州系的政治理想与诸葛亮最为接近，他们跟诸葛亮一样，都是坚持要克复中原、复兴汉室的，所以诸葛亮对他们最为倚重。比如诸葛亮为自己培养的两个接班人蒋琬和费祎，就都是出身于荆州系的。

再说益州系，由于当年刘备用很不光彩的手段得到了益州，所以益州的大臣们向来对蜀汉政权颇有微词，而且益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地区，四面环山，峻岭延绵，完全可以凭借天险独立成国，益州人也乐得待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对于克复中原并不热衷，所以诸葛亮选择对他们采取既打又拉，恩威并施的手段，指望他们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别拖后腿就行。举个例子，益州系的代表人物李严和诸葛亮一样，都是刘备的托孤重臣，所以后来诸葛亮领兵北伐，便将筹集粮草军需的重任交给了李严，但是李严非但筹措粮草不力，还将责任都推到了诸葛亮头上，最终这次北伐以失败告终。按理来说，李严这绝对是杀头的重罪，但诸葛亮最终却只是将李严废为庶人。这样做一来是因为蜀汉的政治中心就在益州，益州系的实力在整个蜀汉政权中数一数二，如果杀掉李严，就相当于是彻底得罪了益州系，这对蜀汉政局是相当不利的。但是如果完全放任李严，又难保益州系不会继续放肆下去，给诸葛亮惹祸。因此诸葛亮只得既惩治李严，又网开一面，这样既敲打了益州系，又没有太过得罪益州系。

其次，诸葛亮掌权之后，还不拘一格的任用优秀的军事人才，为蜀汉后期培养出了不少可用的将领。比如他重用从曹魏投降来的低阶将领姜维，并将姜维培养成了三国后期维系蜀汉政权的中流砥柱。再比如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他的学生马谡丢失了重镇街亭，导致蜀军全军溃败，而这期间，唯独马谡的先锋王平鸣鼓自持，稳住了阵脚。这个王平本是个行伍出身，连大字都不识几个，但诸葛亮还是基于他在街亭之战中的表现，对他予以栽培和重用，后来更是让他统领了蜀军中最为精锐的军队无当飞军。

最后，诸葛亮放下了吴蜀两国的旧日恩怨，重新与吴国结成联盟，并拉紧吴国，再次高举克复中原，复兴汉室的大旗，接连发动北伐，大大威慑了曹魏的西部边境。这一时期，蜀汉虽然是三国当中实力最小的一国，但却是其中最富有进取精神的国家。值得一提的是，《三国演义》中有关诸葛亮北伐的章节中，有很多故事都是虚构的，比如骂死王朗、空城计、五丈原禳星等等，但是作者指出，剥离掉虚构故事的表象，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诸葛亮最可贵的地方并不是他的神通广大、算无遗策，而是他不再争一州一城的眼前利益得失，重新举起复兴汉室的大旗，以此遏制住了昔日孙刘联盟破裂引发的两国政治信誉滑坡，重新为蜀汉政权树立起了远大的政治目标，增强了蜀国锐意进取的精神。因此，如果说刘备的南征北讨是为蜀汉奠定了立国的基础，那么诸葛亮的存在就是为这个政权注入了不灭的灵魂。

只可惜，公元234年，诸葛亮病逝于北伐前线五丈原，此后蜀汉基于自身弱小的国力，对北伐规模进行了严格限制，进取之心不复昔日。而伴随着开国元勋的陆续凋零，魏、蜀、吴三国也都逐步丧失了进取之心。直到公元249年，也就是诸葛亮去世的15年后，出身于曹魏集团的政治元老司马懿发动兵变，掌控了曹魏的军政大权，而新兴的司马氏锐意进取，最终取代曹魏并且进一步统一了天下。

说起来，三国时期虽然征伐不断，民不聊生，但在军阀们为了自己利益不断征伐拉锯的同时，也在客观上为中原王朝版图的扩大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最后一部分，三国时代的各国是如何向外扩张的。

首先来说国内，也就是魏蜀吴三国的内部拉锯战。关于魏蜀吴三国之间的种种战争摩擦，无论是《三国演义》还是其他各种历史著作中，都已经写的够多了，这里我们就不过多赘述了。比起一城一池的得失，本书的作者更关注的是各国之间的战略性联盟，因为这些战略层面的决策关乎着各国的大体走向，也直接或间接地指导着接下来的每一场战争。大体来说，三国历史先后经历了孙刘联盟对抗曹操、魏吴联盟对抗蜀汉、蜀吴联盟对抗曹魏三个阶段。也就是说，东吴、曹魏和蜀汉都曾先后掌握过联盟的主动权。而联盟之间的形成与破裂，其中既掺杂着对各自利益的考量，也受到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影响。利益考量其实不用多说，孙刘第一次联盟是为了共同抗曹求生存，而联盟破裂是因为刘备过早暴露政治野心，引起了孙权的忌惮，导致孙权转而投向曹魏的怀抱，这也就让历史进入了魏吴联盟共同抗蜀的时期。但是魏国本来就一家独大，吴国若跟着魏国灭了蜀国，那他自己早晚也会不保，所以等到孙权回过味儿来，吴国就再度脱离曹魏，重新跟蜀汉结盟，毕竟想要生存两弱联合抗一强才是正道。

而除了三国之间来来回回的结盟拆伙，其实更值得一提的是，孙刘二次联盟后，孙权会见蜀国使臣邓芝时，曾经表示，等到吴蜀平分曹魏之后，两国就可以各安太平了。但邓芝却说，天无二日，地无二主，如果曹魏灭亡，那么距离吴蜀争霸也就不远了。邓芝的这段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此时指导三国的意识形态仍然是儒家的天下观，也就是说，眼前的联盟不过是权宜之计，而实质上三国都在谋求统一。

最后，我们再来聊聊魏蜀吴三国对周边地区的扩张。东汉末年，中原王朝的版图与现在多有不同，比如如今中国北部、西部、南部的诸多地区，在当时还不属于中原王朝的地盘。而当时的魏蜀吴三国为了稳定政局，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往往会在队内拉锯的同时，积极谋求对外扩张，通俗地说，就是把自家的蛋糕做大，让自己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天下，而不是割据势力。而他们的这一举动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原王朝版图的新一轮扩大。

比如公元207年，曹操派兵击杀了北方少数民族乌桓的首领蹋顿单于，就此降服了乌桓。几年后的公元216年，曹操又扣留了南匈奴末代单于呼厨泉，而后将南匈奴打散，分成五部，安置在陕西、山西、河北一带，彻底解决了匈奴问题，巩固了北方边境。此外，曹魏还着力经营西域，西域小国诸如鄯善、龟兹、大肉支都曾来过曹魏朝贡。这里本书的作者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那就是诸葛亮在自己的文集中也曾经提过，有凉州和西域的使节前来蜀国朝贡，这说明在当时，西域到底算谁家的藩属国这个问题答案还是比较模糊的，他们应该算是魏蜀两国共同争取的中间地带。

与曹操征伐北方类似，蜀汉集团也一直着力经营西南一带的少数民族。比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提到的“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指的就是他带兵进入今天的四川、云南与贵州三省交界处，七擒七纵蛮人首领孟获将其降服，从而巩固蜀汉南部边境的事件。

说起对外扩张，东吴集团其实最不容易，因为东吴背靠大海，无地可拓，但是这些并没能阻止锐意进取的孙权。由于吴国常年跟大海打交道，拥有着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远洋航海技术，于是吴国便将目光落在了大海对岸的其他土地上。比如孙权曾利用海陆联络位于朝鲜半岛的高句丽和位于辽东半岛，也就是今天辽宁省境内的公孙渊，尝试扶持这两股力量，威胁曹魏的东北边境，以此来转移曹魏对东吴的边境威胁。此外，东吴也像蜀汉一样，加大了对统治区域内的少数民族的整合力度。当时的浙江丘陵一带，生活着大批还处于原始部落阶段的原住民，被称为山越人。东汉末年战乱频仍，使得一部分北方汉人迁移到这一地区，并与原住民山越人在土地分配、资源开发等问题上产生了矛盾。曹魏政权也看准时机，派人潜入吴国境内，煽动当地的山越人造反，以分散吴国的军事注意力。至此，孙权不得不集中精力全力解决山越人的问题，他下令将拒绝服从的山越人全数清缴，至于剩下的山越人，孙权一方面强制征召年轻的山越人当兵入伍，抽走了山越可以再度用于叛变的生力军，另一方面又将大量山越人迁移到平原地带生活，跟汉人杂居，促使山越与汉人的融合。经过吴国的大力经营，山越人与汉人之间合作日益增多，江浙一带也因此获得了更为充分的开发，这也为日后江南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奠定了重要基础。

好了，说到这儿，《三国志的世界》这本书的内容也说的差不多了，下面我们来做一个总结。严格来说，从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到280年三国归晋，三国历史只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即便算上东汉末年的酝酿期，这场乱世也只持续了100多年。从时间上看，三国这段大分裂时期跟中国历史上的其他大分裂时期相比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那么为什么相比于其他大分裂时期，三国时代会如此的受关注、受讨论呢？这或许是因为三国时期是中国秦汉大一统以来的第一次大分裂时期，而第一次也就意味着世人的任何行为都有可能成为后世效仿甚至拉来做比较的对象。就比如曹操自命汉室臣子，所以终其一生都没有代汉自立，直到他的儿子曹丕掌权，才正式取代汉室自立。而曹氏父子的这一做法也几乎影响了此后三四百年间的北方政权权力交接，比如后来的晋朝取代曹魏，北齐取代东魏，北周取代西魏，都没有开国奠基人亲手篡位的，都是等到自己的儿子甚至孙子掌权之后，才着手取代前朝的。

再比如政权对自身正统性的解释，我们之前说过，西晋是取代曹魏建立起来的，所以生活在西晋时代的陈寿便以曹魏为正统书写《三国志》，但是后来五胡乱华，西晋皇帝被迫南渡，在南方重新建立东晋政权，这个政权偏安江南，与蜀国的境遇最为相似，所以这一时期的史学家一反《三国志》的说法，在史书《汉晋春秋》中重新将蜀汉定义为正统。此后，每当有乱世、有分裂、有偏安政权出现，知识分子们总会把最早产生示范效应的三国时代拿出来讨论一番。所以，本书的作者据此提出了一个较为新颖的说法，那就是中国人热衷于三国历史，并不仅仅是因为《三国演义》这本小说，甚至这个因果关系应该颠倒过来，也就是说，是因为中国人始终反复不断地讨论三国历史，才最终催生了《三国演义》这本小说的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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