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从康乾盛世到辛亥枪声，三大特性解码帝国盛衰的文明密码

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书是《哈佛中国史》第六卷《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作者是美国汉学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威廉。

在中国历史上，清朝是一个特殊的王朝。首先，它是存续时间最长的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政权。众所周知，蒙古人创建的元朝仅仅存在了97年，而从1644年清军入关算起，清朝的国运长达268年。其次，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1912年2月12日，爱新觉罗·溥仪发布清帝退位诏书，既宣告清王朝的灭亡，也意味着延绵2000多年的中国帝制画上句点，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清朝的广大版图也十分引人注目。鼎盛时，清朝疆域达到1316万平方公里，其边界线向北越过外蒙古，东北部延伸至外兴安岭，向西囊括了今天的新疆和中亚部分地区，往南则包括了南海。这就很令人好奇，作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典型，清朝统治者是怎么创造出如此庞大的帝国的？一度强盛的清帝国又怎么会急剧衰落，最终覆灭的？罗威廉的这本《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尝试解答这些疑问。

罗威廉长期任教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是西方新一代中国史专家的领军人物。他对清代及近代中国有着深入研究，能为我们认识清朝的特殊性提供一些新的观察。下面我们就从清朝的三大特性出发，来讲述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内亚型，即清朝为何能开疆拓土，成为庞大帝国。

第二，中华性，即清朝是如何利用传统智慧统治汉人的。

第三，现代性，即清朝是如何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的。

好，下面我开始讲清朝的第一个特性——内亚型。

内亚性是国外学界提出来的概念，这里的内亚即内陆亚洲，指以蒙古高原为核心的亚洲腹地，包括蒙古高原、中国的东北、新疆和西藏，以及中亚大部分地区。而所谓内亚性，是指生活在内亚的民族因为当地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产生的观念、习俗和生存模式。例如，内亚地区活跃着许多游牧民族，他们逐水草而居，擅长骑射，有着很强的军事征服力，容易建立民族各异、文化多元的大型帝国。

历史上，中原王朝对内亚的统治力和影响力取决于国力强弱。一般来说，中原王朝只能触及内亚的边缘，而清朝对内亚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与清朝统治者的出身有关。满族的前身是发源于辽河流域的女真人部落，数百年来，他们在这一带狩猎、打渔、耕种。到明代中叶，已经形成了农耕与狩猎相混合的社会模式。这就使得清朝统治者既能依靠农业文明积累财富，又善于同遍布内亚的游牧民族打交道，将他们的战斗力为己所用。这就是清朝统治的内亚性，这尤其体现在满蒙联姻上。

公元1618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反明，拉开明清战争的序幕。战争之初，清朝在领土、人口、经济、军事等方面处于绝对劣势，努尔哈赤急需拉拢盟友，他选中了蒙古诸部落。13世纪，蒙古骑兵横扫欧亚大陆，威震四方。如今，庞大的蒙古帝国虽已烟消云散，但蒙古骑兵仍然拥有强悍的战斗力。努尔哈赤通过与蒙古科尔沁部联姻，取得了一部分蒙古贵族的支持。皇太极继位后，更是大力推动满蒙通婚。皇太极的皇后及后来的孝庄皇后，就出自蒙古科尔沁部。这位孝庄皇后是顺治皇帝的生母，康熙皇帝的祖母，所以顺治和康熙的身体里都流淌着蒙古人的血液。

满蒙联姻对于清朝具有重要意义，这首先体现在战斗力的加强。清朝统治者将归附的蒙古部落编入八旗，称作八旗蒙古，对明作战，蒙古骑兵发挥了很大作用。在具有决定性的大凌河之战和松锦大战中，都有蒙古骑兵的身影。蒙古贵族对清朝统治者的效忠持续到清朝末年，积极镇压太平军、抵英法联军的将领僧格林沁，就是蒙古亲王。

满蒙联姻还具有深远的战略价值。明清战争中，清军屡战屡胜，夺取了辽东绝大部分地区，唯有山海关以及周边几个要塞还在明朝手里。山海关是从东北进入华北的咽喉，守住此关，明朝尚能苟延残喘，但清军并非无计可施。实际上，皇太极在位时曾五次入关，劫掠华北，围困北京。他的办法是绕开山海关，穿越蒙古人控制区，攻入明朝统治核心，明军对此一筹莫展，只有被动挨打。满蒙联姻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当然，人间事不可能尽如人意。清朝统治者驯服了蒙古诸多部落中的几个，如科尔沁部、喀尔喀部，但也有不愿意臣服的，甚至有野心的，那就是准噶尔部。准噶尔部活跃于内亚西北部，本来只是松散的部落联盟。17世纪中期，一个名叫噶尔丹的部落首领横空出世，此人雄才大略，试图仿效成吉思汗，建立游牧帝国。在噶尔丹的领导下，准噶尔部急剧扩张，吞并了不少蒙古部落。

当时，随着沙俄势力向远东推进，清军同俄军多次在黑龙江领域发生冲突，康熙忙于处理，无暇西顾。等到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确定两国边界，康熙才腾出手来，全力应对准噶尔部的挑战。而这时候，准噶尔部已经是庞然大物，它占据了今天新疆、中亚及蒙古部分地区，势力还延伸至青海和西藏，这对清朝的国土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更严重的还有，自皇太极以来，清朝皇帝都享有蒙古大汗的尊号，也就是说，清帝是蒙古诸部落共同服从的最高领袖。而准噶尔部的野心是统一蒙古诸部落，重现蒙古帝国的荣光。这意味着清廷与准噶尔的战争，也是争夺蒙古最高领袖的战争。如果失败，不仅满蒙联姻破产，清廷对内亚的统治也可能崩溃，这是清朝统治者无法容忍的。这也是为什么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都要对准噶尔部用兵。

从1690年起，康熙三次亲征逼死噶尔丹，重创准噶尔部。但准噶尔部只是暂时蛰伏，康熙晚年，准噶尔部再度兴起，而且产生了更加严重的后果——骚扰西藏。1716年，准噶尔部攻入西藏，占领拉萨，建立傀儡政权。康熙命皇子领兵将准噶尔部赶了出去，这也是清军首次入藏。此后，准噶尔部仍然保有较强的势力，并暗中染指西藏事务。乾隆12年，西藏贵族勾结准噶尔部叛乱被清军扑灭，这让乾隆下定决心，要彻底解决准噶尔部问题。他采取了两个步骤，先是稳定西藏局势。1751年，清廷颁布《西藏善后章程》，扩大驻藏大臣职权，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的行政管理能力。此举杜绝了准噶尔部对西藏的侵扰，解除了清廷的后顾之忧。同时，乾隆积极筹备，举全国之力向准噶尔部发起总攻。经过两年多苦战，1757年，清军终于将准噶尔部50多万人全部消灭。这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纳入清朝的版图，而新疆的稳定，也保证了青海、西藏、蒙古等整个内亚地区的长治久安。

好，清朝统治者的第一个特性——内亚性就说到这里。可以看出，他们充分利用了满蒙联姻的优势，取得对广大内亚地区的有效统治，建立起一个从江南到漠北差异巨大的多元帝国，这是作为典型的中原王朝的明朝不可想象的。

下面来讲清朝统治者的第二个特性——中华性，也就是他们如何运用中原王朝的统治经验及汉文化来管理汉人聚居区的。

入关前，清朝统治者就在管理辖区内的汉人，并累积起一些经验。随着前来投奔和俘虏的汉人日益增多，皇太极将汉人编入八旗，成为八旗汉军。皇太极的重要谋臣范文程，还有三藩之乱中的两个藩王尚可喜与耿精忠，就属于汉军八旗。后来康熙重用的佟国维和雍正重用的年羹尧，以及《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也都属于八旗汉军，他们都是旗人。所以清朝统治者很早就受到汉文化侵染。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改国号，当年努尔哈赤建立的是后金政权，皇太极继位后将国号改成大清，这可大有讲究。根据五行相克原理，明朝属火怕水，而清字属水能灭火，皇太极接受五行说，表明他或多或少受到了汉文化影响。

不过，皇太极时代的清朝权贵对汉文化的了解毕竟有限。当清军于1644年入关，建立了全国性政权后，如何征服和管理汉人就成了当务之急。按照中原王朝的传统智慧，一个新生政权要站稳脚跟，首先要取得地方精英，也就是士绅阶层的支持。而江南财富甲天下，因此取得江南士绅的支持尤为重要。然而，入关之初，清朝统治者同江南士绅的关系十分紧张，这是怎么回事呢？问题啊，出在一道命令上。

1645年，摄政王多尔衮下达剃发令，强迫成年男性按照清朝风俗削去前额头发，再将其余的头发梳成一条长辫子，挂在后脑勺。汉人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传统，剃发尤为孝道，以儒家卫道士自命的士绅更是极力抵制。清廷则发出了“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威胁，进一步加剧民族矛盾。当清军进攻江南时，遭遇到了激烈抵抗，连一些先前投降的县城也掀起了反叛浪潮。作为报复，清军制造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样的人间惨剧，这导致民族矛盾愈加激烈，江南士绅纷纷反清。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中的两位顾炎武和黄宗羲都是江南人，他们宣扬反清复明思想，加入义军，积极抗清。郑成功领导的抗清武装也得到了江南士绅的支持。

最终统治者用武力征服了整个南方，但江南士绅的反抗意识一直是潜在威胁。怎么办呢？统治者的对策是大棒加胡萝卜。首先是举起大棒，制造江南三大案——奏销案、哭庙案和通海案。奏销案是清廷借口江南地区拖欠赋税，将1万3000多名士绅降职、革职或革去功名。哭庙案则是一部分秀才不服，利用顺治驾崩的机会，跑去孔庙向孔老夫子哭诉，结果清廷痛下杀手，把他们逮捕处决。以批注《三国》《水浒》著称的金圣叹就死于此案。除此之外，清廷还以江南士绅串通郑成功、欲图谋反的罪名，拘捕杀害了一批人，这就是通海案。在三大案的肃杀气氛下，江南士绅老实多了，大棒的威力已经显现，该轮到胡萝卜出场了，那就是科举考试。

中唐以后，南方文教兴盛，江南人在科举考试中的表现越来越突出。通过科考，清朝统治者继续吸纳江南士绅进入官僚体系参与国家的行政管理，此举意义重大。一方面朝廷收获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另一方面也把士绅利益同王朝的利益捆绑起来，双方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同时，康熙和乾隆都曾六下江南，安抚人心。于是渐渐的，江南士绅从原先的反抗者转变成清王朝的拥护者。

驯服士绅的好处不止于此。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农村宗族的力量很大，一个人一出生就属于某地宗族，要接受自己在宗族中的位置，按照一定的规范为人处事。如果出现邻里纠纷、家庭矛盾，或者要筹措资金搭桥修路、救济困难家庭，人们首先找的不是县官，而是宗族领袖。宗族领袖通常由士绅担任，对本地事务有很大发言权。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通过士绅对乡村实施管理，朝廷制定的政策也要靠士绅去执行。所以清朝统治者驯服了士绅，也就巩固了自己在广大乡村地区的统治。

为了进一步强化士绅对朝廷的忠诚度，清朝统治者还做出了一项重要决策，承认士绅对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不做改变。但凡封建王朝到了中后期，最头疼的事情就是人地矛盾。随着地主不断兼并土地，失地农民越来越多，形成了大规模的流民潮。流民四处乞讨，甚至聚集暴动，对王朝的稳定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统治者通常会进行改革，将一部分土地收归国有，重新丈量后分配给失地农民，以缓解人地矛盾。不过清朝在这方面始终没什么动作，是因为清代没有土地兼并吗？并不是，其实清初土地兼并就比较严重了。作者罗威廉认为，有些地方出现了地主占据90%耕地的现象。那么清朝统治者是如何解决人地矛盾的呢？一个重要举措是鼓励垦荒。

我们在第一部分讲过，清朝统治者在开疆拓土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对内亚地区的统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康熙年间，清廷又逼迫郑氏政权投降，收复了台湾。同时，清廷在云南、贵州等地实行改土归流，即废除地方土司，由中央委派的官员直接管理当地事务。凡此种种，使得清朝疆域内出现了大片未经开垦的土地，这就为失地农民提供了出路。在统治者的鼓励下，数百万农民涌入云贵、新疆、台湾等地，开垦、种植、采掘矿藏。19世纪中叶，仅新疆一地，就有360万亩土地被改造成耕地。19世纪后期，河北、山东民众前往东北谋生，掀起了闯关东的浪潮。浩浩荡荡的移民潮使边疆地区的经济与生活跟内地发生了紧密联系，而内地同样出现了移民潮。这是因为经过明末的饥荒和战乱，许多地方伤亡惨重，比如四川，由于多方拉锯导致人口锐减。清朝建立后，推动两湖地区的农民移居四川，史称湖广填四川。而湖广人离开家乡后留下的人口真空，又由江西移民填补，史称江西填湖广。所以，清代初期，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蔚为壮观的移民浪潮，他们也将整个中国连接成一个大市场。

本书作者援引美国学者施坚雅的观点，将清代的商业市场分成十大区域，每个区域各有所长，如江浙盛产丝绸、山西盛产煤、云南盛产铜和铁，不同区域间互通有无，跨区贸易十分活跃。这有力地促进了商品经济。原本中国乡村和城镇的生产活动属于典型的自然经济，生产者的主要目的是自给自足，农民种的粮食一部分上缴朝廷，一部分维持生活，只有很小一部分投入市场。手工业者制作的布匹和器具，也大多在本乡售卖。随着跨区贸易的开展，自然经济的局限被迅速打破，人们不再只为了自己和乡亲生产，而是为了更遥远也更广阔的市场需求生产。到乾隆后期，全国有10%以上的谷物、50%以上的棉布、90%以上的生丝，以及几乎所有的茶叶都要拿到市场上售卖，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出口。商品经济发达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城镇的兴起。以上海为例，自元代设县以来，上海一直处于帝国边陲，没有多大动静，直到清代中叶，上海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同地理位置有关。上海位于长江口，内陆商品通过长江及内河航道汇集到这里，或出口或运往沿海各地都很方便，而沿海各地的商品也能从上海起航，顺着长江运往内地各省。所以在19世纪前期，上海就已经是大港口，商贸繁荣。嘉庆年间编撰的《上海县志》就夸赞本地是“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与此类似，苏州、南京、广州等城镇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从而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剩余人口，这是失地农民的另一条出路。

这样，清朝统治者做到了一件看似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在土地持续兼并的情况下，保持了商业繁荣和人口增长。据统计，入关初期清朝人口不足1亿，而到康熙中期人口达到1.5亿，1800年更是突破3亿大关，1850年太平天国之乱爆发前，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4.5亿人，200多年人口增加四倍以上，这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乾隆年间，无论疆域、人口还是经济，清朝都达到鼎盛，史称康雍乾盛世。乾隆总结一生功绩，认为十全十美，得意地自称十全老人。的确，在运用传统王朝的统治智慧，如驯服士绅阶层、解决人地矛盾及促进农业与商业发展方面，清朝统治者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中国古代的历史规律告诉我们，每当一个王朝鼎盛，也意味着它将要走下坡路，这个既和统治集团的贤明程度有关，也是西方科技影响中国之前，中国本土农业社会难以超越的一个生存矛盾。不过，清朝的衰落和覆灭又和传统王朝有所不同，它跟清朝的另一个特性——现代性紧紧缠绕在一起，这就是第三部分的内容。

从1644年入关，到1795年乾隆驾崩，清朝存在了150多年，开始进入到中后期。历代王朝在中后期遇到的情况，清朝同样遇到，官员腐败、行政效率下降、农民破产、社会矛盾加剧。这时候如果遇上奋发有为的皇帝，或许还能重新振作，偏偏乾隆晚年无心理政，导致政治生态急剧恶化。他对和珅的宠信就很典型，和珅御前侍卫出身，因善于取悦皇帝步步高升，担任了内阁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等关键职务。乾隆这种仅凭个人好恶任免官员的做法，导致朝堂内外潜规则盛行，官员忙于上下打点、升官发财，对社会积弊视而不见。什么积弊呢？老问题——人地矛盾。此前通过鼓励移民开垦荒地，清朝统治者缓解了失地农民的生计问题，可随着荒地相继得到开发，加之人口飞速增长，到了清代中后期，江南、湖广、四川等地的人口密度已经相当高了，人地矛盾再一次凸显。而清朝官员不思改革，反而加紧勒索，供自己挥霍和往上爬，导致官民对立严重。终于，在嘉庆继位前后，湖北爆发了白莲教起义，起义军很快冲出了湖北，席卷四川、陕西、河南各省，震动朝野。清廷调集几十万大军，历时7年才予以镇压，而此时嘉庆已经掏空了国库。

这是不是意味着清朝跟其他王朝一样，将在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中灭亡呢？不一定。根据中原王朝的传统经验，如果统治者能处理好王朝中期的危机，将会迎来一波中兴，从而大大延长王朝的寿命。而以清朝统治者的能力，这并不难做到。一个证据是，19世纪中叶，清朝内有太平天国之乱，外有英法列强虎视眈眈，其中的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大半个中国，致使数千万人死亡，赋税重地江南也遭到重创。即便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依靠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清朝统治者还是挺了过来，这表明传统的王朝内乱清廷还能应付。真正致命的挑战来自外部，也就是以西方文明为代表的现代性因素对老大帝国造成的影响和冲击。

这种影响和冲击其实到晚明就开始了。16世纪初，葡萄牙人就远航到珠江口做生意，他们还非法占据澳门作为贸易集散点。紧随其后的西班牙人、荷兰人也在东南亚同华人移民发生了联系。明万历年间，荷兰人侵占台湾盘踞了30多年，直至被郑成功驱逐。西方殖民者的到来，将中国卷入早期的全球化进程，这也是现代性因素初次进入中国。怎么理解呢？明末清初，西班牙人用从美洲开采来的白银购买中国丝绸、茶叶和瓷器，于是白银以每年数百万两的速度涌入中国，并在城镇和农村广泛流通，成为常用货币。白银的输入，实质上替代了明代并不成熟的纸币信用体系，加速了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进程，而这正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

不过，态势渐渐转向了反面。19世纪初，白银开始流出中国。从1808年到1856年，50年不到，中国白银外流约3.84亿两，年均800万两。原因，一是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西方的商品制造能力大幅度提升，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下降；二是为扭转贸易逆差，西方商人向中国走私鸦片，攫取了大量白银，这就成为鸦片战争的导火索。战争的结果，落后的清军完全不是英军对手。1842年，清廷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允许英人居住并设派领事。《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至此，闭关锁国政策破产，老大帝国的国门被推开。这产生了三个深远影响：近代工业的萌芽、对外关系的重塑以及新思潮的诞生。

先来说说近代工业萌芽。西方新事物，如枪炮、轮船、铁路、银行、工厂等蜂拥而入，很快发生了影响。例如，湘军和淮军都配备了新式火炮，淮军中还有外国人组成的洋枪队，他们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有鉴于此，曾国藩、李鸿章等有识之士发起洋务运动，他们向西方学习，挖铁矿、建工厂、铺铁路，中国近代工业由此萌芽。清政府也积极进行军事改革，仿效西方军队，训练新军。

再看第二个深远影响——对外关系的重塑。乾隆时期，从皇帝到士绅都以天朝上国自居，视外国人为蛮夷。面对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通商请求，乾隆傲慢地回答：“我天朝应有尽有，没必要通商。”国门被敲开后，面对西方列强，清廷被迫设置总理衙门处理外交事务，这是中国第一次依照国际通行的交往原则，以相对平等的姿态同外国人打交道。同样到了同治光绪年间，清朝的外部环境明显改善，洋务运动也取得一定成果，出现了同光中兴，大清王朝似乎要咸鱼翻身了。

然而，现代性也会改变人们的观念，这就是统治者难以把控的。同西方新事物一起涌入国门的，还有诸如民主、自由、共和、科学等新思想，这些思想借助近代印刷术在士绅阶层中流传。而清廷的军事失败，又加速了士绅对新思想的接受速度。在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论武器装备，清军不比列强差，而战争的结局都是中国惨败、割地赔款，这促使有识之士反思，列强靠的不只是坚船利炮，还有不断进步的文明和先进的政治制度。反观中国，帝制延绵2000多年，消磨了中国人的进取心，阻碍了中国的发展，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思想开始酝酿，并被越来越多的本土士绅所接受。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本土士绅和海外革命人士联合发力，一个个省份纷纷脱离朝廷宣布独立，四个月后，宣统发布退位诏书，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王朝落幕。

此后的100多年里，政治革命、社会刷新击败了传统帝国的现代性，被中国人全面拥抱。以今天的视角回望，现代性既是检验清王朝的一块试金石，也成了我们理解2000年中华帝国历史高度的一个重要坐标。

---

"感谢喜欢，赞赏支持是对我的鼓励。"

 

转载：感谢您对铃铛铃铛个人博客网站平台的认可，以及对我们原创作品以及文章的青睐，非常欢迎各位朋友分享到个人站长或者朋友圈，但转载请说明文章出处“来源铃铛铃铛个人博客”。

很赞哦！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