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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扎的帝国:元与明》:马背与农耕的文明拉锯,两个王朝重构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程
铛铛铃2025-09-17【历史】418人已围观
简介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哈佛中国史》的第五卷《挣扎的帝国:元与明》。作者是著名历史学家、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圣约翰学院院长卜正民,他也是这套《哈佛中国史》的主编。
乍一看书名,你可能会觉得奇怪,元和明怎么在一起了?通常我们将两个朝代并称,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多共同点,比如秦汉、隋唐。而明朝一般会和清朝并列,统称明清。可本书作者却把元朝和明朝放在一起,可这明显是两个截然对立的朝代呀。
公元1271年,忽必烈创建元朝。1279年,元军在崖山之战中彻底击败宋朝,自此,元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不过,元朝仅仅维持了90多年,1368年,朱元璋创建明朝,随即北伐,将蒙古统治者赶到漠北,元朝灭亡。北伐时,朱元璋喊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以激发汉族人的民族意识。北伐成功后,明朝官方以“推翻异族统治的英雄”自居,并竭力消除元朝的痕迹。举个例子,原来的“元”从前写作“元”,就是元朝的“元”,明朝统治者认为这犯了忌讳,改成“高原”的“原”。从这个小细节可以看出,明朝统治者有意同元朝切割,他们宣称自己清除了蒙古人对华夏文明的侵害,恢复了华夏正统,这也成为后世的主要印象。
本书作者卜正民不这么看,他指出,明朝确实推翻了蒙古人的统治,但也继承了蒙古人的遗产,并使之传承数百年。换言之,元和明之间有着很强的连续性,双方在生态环境、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着很多共同点。卜正民用生动的文笔揭示了这一奇特现象。
接下去,我就为你解读本书的主要内容,我的讲述将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相似的生态环境,让元明统治者面临着同样的危机;
第二部分,明朝在疆域和制度方面,都继承了元朝的遗产;
第三部分,元明两朝在对外交往的政策上,有着明显的连续性。
好,下面开始讲第一部分:相似的生态环境,让元明统治者面临着同样的危机。
研读元明史料时,作者卜正民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在这两个朝代的文献中,都记载了大量的“龙现”事件。什么是“龙现”呢?即传说中的龙在人间现身。龙在古代中国一般被认为是尊贵和吉祥的,它也是皇权的象征,皇帝就被称作“真龙天子”。然而,元明两朝文献中的龙带来的往往是噩耗。例如,元顺帝至元五年,一条恶龙袭击福建,横扫八百户民宅,毁坏一千三百公顷农田。十年后,江南出现五条龙,它们吸取海水喷洒成鱼。明成祖晚年,龙莅临北京,随之爆发了一场瘟疫。嘉靖帝在位期间,龙更是任性,它们在苏州喷出热气,烧毁民宅;在杭州西湖兴风作雨,推倒铁塔,掀翻船只,还将一座寺庙弄得千疮百孔。崇祯十六年,即1643年,京城上空出现两条龙,被认为是不祥之兆。果然,第二年春天,明朝覆亡。
当代人看到这些记载,可能嗤之以鼻:“哼,迷信,科学告诉我们,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龙。”不过换个角度思考,元明两朝有那么多关于“龙现”的记载,是不是意味着当时人真的遇到了什么?遇到了什么呢?答案是极端气候导致的生态灾难。
元明两朝恰好处于小冰河期,气温大幅度下降。从元朝创建的1268年,到明朝灭亡的1644年,376年间,平均气温远低于正常时期,最冷的时候,气温跌到过200年来最低值、400年来最低,甚至千年以来的最低值。不仅北方变得更冷,南方也遭到寒潮侵袭。明景泰四年,即1453年,从山东到江西普降大雪,据户部报告,长江下游损失惨重,仅常熟县就冻死了1800人。要知道常熟气候温润,素有“江南福地”之美誉,连它都冷成这样,别的地方可想而知。更糟糕的是,严寒期持续了3年,长江三角洲地区积雪厚达一米,海水结冰,太湖结冰,船只全线停航,大批禽畜冻死。
严寒只是小冰河期的恶果之一,其他还有干旱、洪水、蝗灾、地震等。你比如明朝最后100年,气候干燥,洪水频发,地震、蝗灾也时不时来凑热闹,简直是令人焦头烂额。套用本书书名,元和明确实是在极端气候中挣扎的帝国。
所以啊,元明两朝遭遇的是极端气候,古人无法理解这种现象,加上在极端天气下人容易产生错觉,于是归咎于“龙现”,仿佛一切都是恶龙捣的鬼。
频繁的“龙现”对统治者的合法性构成了严重挑战。这是因为古代中国是典型的农耕社会,而农业生产受气候影响很大。元明两朝的史料表明,极端气候导致赤地千里,蝗虫漫天,家畜成批死亡,粮食欠收成为常态,饥荒瘟疫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幸存者为了活命,只能流浪乞讨,甚至揭竿而起。所以元明两代社会一直很动荡,这已经不利于统治了。而按照天人合一的思想,发生天灾同皇帝品行不端、举措失误是直接相关的,那么天灾频发,岂不意味着皇帝是昏君暴君吗?这就给了造反者改朝换代的理由,如果处理不好,将对皇权造成致命打击。但这又似乎不是人力所能应对的,元明两朝末代帝王的命运,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先来看看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当政之初,元顺帝励精图治,推动改革,朝野上下呈现出一派新气象。可惜好景不长,从至正二年,也就是1342年起,洪涝灾害大范围爆发,决堤的黄河水导致大量人民流离失所,随之而来的干旱和瘟疫,让民生困顿更是雪上加霜。走投无路的农民只能聚众造反,明太祖朱元璋就是在旱灾、蝗灾和饥荒中失去了全部亲人,为了混口饭吃,他加入了农民军,最后成为元朝的终结者。
再来讲讲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帝。崇祯帝17岁登基,以雷霆手段铲除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表现出少年天子的英明果断,奄奄一息的大明王朝似乎有救了。可崇祯帝在位期间,天灾人祸不断。崇祯帝刚继位,西北就发生旱灾和蝗灾,陕西全境颗粒无收,饿极了的老百姓挖野草充饥,草都啃完了,便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可朝廷呢,不仅不赈灾,还加紧征粮,农民们走投无路,只有起来造反,求一线生机。造反队伍中,就包括日后葬送大明王朝的两股重要力量——李自成和张献忠。农民军的声势日益浩大,崇祯六年,农民军蔓延到山西、安徽、江西等地。崇祯八年,张献忠攻陷凤阳,把明太祖朱元璋的祖坟都给烧了,朝野震动。崇祯十年,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出“十面张网”的战略,调集精锐围剿农民军,此举获得奇效,农民军要么溃散,要么接受招安,明军胜利在望。可惜天公不作美,正是从那时候开始,整整七年,天下大旱,饥荒遍布全国,很多地方还爆发瘟疫,十室九空,老百姓再次揭竿而起,农民军死灰复燃,明军按下葫芦浮起瓢,依然是无能为力。崇祯十七年,即公元1644年,气温降到近400年来的最低值,就在这一年,李自成率农民军攻陷北京城,崇祯帝自杀,明朝灭亡,清军随即大举入关,席卷中国,成为新的统治者。
按照传统标准,元顺帝和崇祯帝算是比较勤政的皇帝,即位之初也想重振王朝雄风,无奈老天爷帮倒忙,两人再怎么努力,也只能以悲剧收场。当然,作者也强调,极端气候虽然造成了很多困难,但王朝灭亡是多种因素导致的,锅不能都甩给气候。比如元朝灭亡的根子,其实在忽必烈时期就埋下了。忽必烈堪称一代英主,可到了晚年,他任用权臣,沉湎酒色,把国事搞得一团糟。忽必烈死后,继任者皇位不稳,例如元英宗被刺死,元明宗被毒死,政局异常混乱,官僚集团也加速腐败,整个官场乌烟瘴气。到元顺帝继位,冰冻三尺已非一日之寒。明朝也类似,从明朝中期开始,朝政日益腐败,嘉靖帝晚年沉迷于炼丹,万历帝几十年不上朝,在萨尔浒之战中,十多万明军全军覆没,失去了进攻后金政权的能力。天启帝在位七年,对内任用魏忠贤,导致了剧烈的官场斗争,对外丢掉了辽东大片土地,只剩山海关等几座要塞,勉强挡住后金。所以尽管崇祯帝励精图治,无奈大明朝积重难返,加上崇祯帝本人又刚愎自用,当政十七年,光内阁首辅就换了五十个,致使政局不稳,他最后落个自杀的下场,应该说是时代和个性共同制造的悲剧。
好,第一部分讲到这里,可以看出,共同的生态环境,让元明两朝面临同样的统治危机。第二部分我将讲,明朝在疆域和制度方面,都继承了元朝的遗产。
先讲疆域和地方行政。元朝幅员辽阔,鼎盛时疆域1372万平方公里,面积超过之前的唐朝,也大于之后的清朝,堪称中国历史上领土最广的朝代,这一点明朝比不过。从明朝中期开始,东北逐渐落入后金,也就是后来的清朝之手,西北方向,由于蒙古部落侵扰,明朝只能守住嘉峪关一带,再往西就鞭长莫及了。明朝对元朝的继承并不体现在疆域的面积,而在于疆域的统一。怎么理解呢?唐朝覆灭后,中国陷入分裂,宋朝算是统一了中原,但没能统一全国。在北方,宋朝先后同辽国、金国对峙,西北方有西夏,西南边则是大理,这些政权谁都灭不了谁,没有外部力量介入,分裂可能会持续很久。而蒙古人横扫东亚,相继灭掉金国、西夏、大理和南宋,一个重要后果,就是把这些地区重新整合到一起。起初蒙古人并未意识到此举的重要性,是忽必烈的汉人谋臣告诉他,按照儒家学说,统一天下是莫大功绩,蒙古人统治的合法性就在这里。于是忽必烈把自己塑造成统一中国的伟大帝王,元朝是汉唐之后又一个统一王朝。明朝疆域鼎盛时,囊括了宋、金、西夏及大理的国土,从这个角度说,明朝接的是元朝的基本盘,而不是宋朝。
明朝从元朝继承的不止疆域,还有地方行政制度。元朝统治者将原来金宋两国的领土分成九个行政单位,实行行省制,核心区域是中书省,包括北京及周边地区,其他区域分为八个行省,有河南行省、四川行省、浙江行省等。建国之初,明朝沿袭了行省制,洪武九年才废除,朱元璋将全国划分为15个行政单位,统称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两京指北京和南京,十三布政使司包括陕西、河南、浙江、广东等,相当于省一级行政单位,这其实是换汤不换药,只是把行省制更加细化了。例如江浙行省被拆分成浙江和福建,江西行省被拆分成江西和广东,这是为了削减地方权力,加强中央集权。行省制取消了,但人们还是习惯叫那些行政单位为省,清康熙初年,布政使司又改称为省,时至今日,省仍然是我国一级地方行政单位,这个基础就是元明奠定的。
此外,元朝设立宣抚司,管辖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中原文化开始传入偏僻的贵州等地;设立宣政院统辖西藏,并掌管全国佛教事务,西藏由此正式纳入中国版图。这些地方行政制度也被明朝继承。
接下来讲一讲元朝对明朝政治制度的影响。历史学家通常把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定性为专制,不过专制的程度不同,朝代不同,君主都不一样。汉朝和唐朝世家大族有一定实力,皇帝受的制约比较大;宋朝皇帝的集权程度显著提升,但宋朝重文轻武,士大夫地位尊贵。有一段君臣对话很能说明问题,士大夫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宋神宗则认为,变法确实会损害士大夫的利益,但对老百姓有好处,士大夫领袖文彦博回答:“陛下,您是同士大夫一起治理天下,而不是老百姓。”意思是皇帝要考虑士大夫,不能为所欲为。相比较宋朝,明朝皇帝的权力就大多了。以法律为例,洪武六年,朱元璋颁布《大明律》,比起前朝法律,《大明律》要严厉得多。同样是犯谋逆大罪,唐朝法律规定,犯者本人处斩,其父子十六岁以上者处绞刑,《大明律》则加大惩罚力度,谋逆者凌迟,他的祖父、父亲、子孙,甚至同住一处的亲友,凡是年满十六岁者,统统斩首。《大明律》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做了详细规定,穿着、出行、买卖、婚姻,都得按法律来。朱元璋又亲自整理案例汇编成册,于洪武十八年颁布了《大诰》。“大诰”一词,语出《尚书》,是周公对臣民的训诫,朱元璋的意思很明白,希望通过这些案例让臣民知道,高压线碰不得。《大诰》非常严苛,大臣诽谤朝政、结党营私要治罪,老百姓拒绝缴纳公粮要治罪,连读书人拒绝当官也有罪,这可不是开玩笑,苏州有两名儒生不愿当官,他们和地方官说好,在本乡隐居读书,结果遭到告发,两名儒生被杀头抄家,地方官被处死。朱元璋的逻辑很简单,不肯为皇帝服务,就是想谋反,该杀。所以说《大诰》的目的是管控臣民,让他们绝对服从皇权。当然,皇帝本人是不受限制的,整个大明朝,只有朱元璋可以根据《大诰》给臣民定罪,就是说皇帝凌驾于法律之上。明成祖朱棣在这方面更是登峰造极,朱棣推翻建文帝后,要求大臣方孝孺替他写登基诏书,遭到拒绝,朱棣威胁说:“你不写,我就诛你九族!”方孝孺答道:“诛十族我都不写!”盛怒之下,朱棣把方孝孺的亲戚、朋友、学生都算进来,凑成“十族”,大开杀戒,别说《大明律》,连《大诰》里都没有,完全是朱棣的发明,所谓法律,不过是皇帝肆意操纵的统治工具。因此,有明一代臣民只有老实听话的份儿,否则就等着挨揍吧。嘉靖帝在位时,同官僚集团闹矛盾,数百名官员跪在紫禁城外,要求他收回成命,嘉靖帝大怒,执行杖刑,也就是打板子,当场打死十六人,当朝大学士杨廷和的儿子都打得皮开肉绽,然后流放。皇帝如此对待大臣,在唐宋时期是无法想象的。
那历史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学者多从皇权的发展、明朝皇帝的性格等角度进行分析,这当然有道理,不过元朝的影响可能更直接,记住一个关键词就好——主奴关系。儒家讲究君尊臣卑,但君臣并不是主奴,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君王的放在最后,孟子甚至主张臣民有权诛杀暴君,这种民本主义思想源远流长,所以唐宋时期的大臣有一定的人身自由,面对皇帝也还有底气。元朝统治者出身蒙古草原,草原社会的政治观念是,臣民都是大汗的奴才,君臣关系等于主奴关系,就算是大汗的兄弟或儿子,他的一切也都属于大汗。举个例子,窝阔台在位时,有个蒙古部落姚传,大汗要把姑娘都征集走,人们吓坏了,忙着嫁闺女,窝阔台知道后,干脆假戏真做,把该部落未婚和新婚的姑娘集中起来,一部分纳入后宫,其余的分配给部下,姑娘们的家人在旁边看着,大气不敢出,窝阔台用此举显示了大汗的绝对控制权。元朝沿袭了这一传统,元朝人有句谚语:“普天之下尽是皇帝之妾连口窃。”“连口”是蒙语“私塾人”的意思,即全天下的人都是皇帝家奴。欧洲来华传教士观察到,元朝皇帝对臣民有着绝对控制权,可以随意取用臣民的土地和财产,乃至剥夺生命。明朝统治者标榜自己推翻异族统治,恢复华夏正统,其实他们受元朝影响很深,在君臣关系方面,就体现为皇帝把臣民当奴才对待,要求彻底的服从。宋代士大夫还可以说出和皇帝共治天下的话,在明代谁敢有这个念头,就是作死。朱元璋大杀功臣,原因也在这里,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图谋不轨罪诛杀宰相胡惟庸,前后牵连三万余人,弄得人人自危,此案的本质就在于皇帝作为主子,对奴才要拥有绝对权力。胡惟庸案之后,朱元璋废除实行两千余年的丞相制,独揽大权,后来朱元璋设立内阁,帮助处理政务,内阁的性质相当于秘书处,权力和地位同丞相是不能比的。所以说中国的专制政治,在明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皇帝挣脱束缚,实行彻底的个人独裁,这同君臣关系变成主奴关系是分不开的。
好,上面讲了元明两朝在气候、环境、政治体制方面的连续性,那么在国家事务的另一个重要领域——对外交往方面,明朝又从元朝继承了什么呢?这是第三部分要讲的内容。
先来讲元朝,和唐朝一样,元朝统治者心态开放包容,因此元朝一带,中外交通顺畅,贸易繁荣,其中有两点值得一讲。第一,恢复欧亚大陆的贸易通道。汉代以来,中国通过中亚地区,同中东乃至欧洲发生关系,从而形成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通道,这也是一条文化通道,许多改变了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事物,比如床、椅子、葡萄酒等等,都是从这条通道传进来的。安史之乱后,这条通道被阻隔,中国同西方世界的交往停摆。忽必烈建立元朝后,着手恢复欧亚之间的联系,他修筑驿道,派兵把守,维护治安。在元朝统治者的鼓励下,中亚、阿拉伯、欧洲,甚至非洲商人,携带着珠宝、玉器、象牙、香料来中国做生意,他们也把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运回国内销售,东亚与欧洲之间的道路前所未有的通畅,这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来华经历就能看出来。1271年,17岁的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和叔叔前往中国,他们从威尼斯出发,路过了今天的土耳其、伊朗及中亚,进入我国新疆,随后穿越河西走廊,经宁夏,抵达大元朝上都,即现在的内蒙古正蓝旗,这一路都比较顺畅,说明元朝对欧亚通道的保障是有利的。可惜到了明代,由于主客观因素,这条通道逐渐废弃了。
明朝继承的是元朝的另一份遗产——南洋贸易。消灭南宋后,忽必烈试图征服日本,没能成功,元军对东南亚的进攻也以失败收场,军事挫折使忽必烈改变策略,变武力征服为贸易扩张。公元1277年,元朝在杭州、泉州等地建立市舶提举司,相当于海关,掌管海外贸易。泉州在唐宋时就已经是重要口岸,汇集了大量外国商船,到了元代,泉州港发展成南洋的贸易中心,从泉州起航的商船往来于南洋诸国,今天的东南亚主要国家,越南、泰国、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都和中国建立起了联系,这是中国第一次和南洋诸国进行密切交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永乐三年,郑和受明成祖朱棣之命,率领船队出海,史称郑和下西洋。将近三十年时间,郑和七次下西洋,遍访南洋诸国及环印度洋各国,最远到达非洲东部,这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海上航行,时间上也早于欧洲地理大发现。郑和下西洋当然是壮举,不过基础是元朝打下的,比如郑和乘坐的宝船长148米,宽60米,可以挂12张帆,是世界上最大的木帆船,而中国的造船技术,是在宋元时期得到大发展的,郑和船队的航行路线,也是元代商船的常用航线,补给方便。可以说,没有元朝的对外开拓,郑和是无法取得辉煌成就的。
元朝此举,对明朝老百姓也产生了意料之外的作用。怎么理解呢?前面讲过,元明两朝处于小冰河期,极端气候导致粮食锐减,福建、广东这些山林众多、人口密集的地区,灾情尤其严重,迫于无奈,大量人口纷纷往东南亚跑,以求得生路,华人下南洋就是从元代开始的。明初实行海禁,这给人民的生计造成了很大困难,海禁政策时禁时松,直到二百年后的明穆宗隆庆元年才被废除,史称“隆庆开关”。自此,民间的海外贸易获得合法性,福建、广东等地民众涌向南洋,南洋的贸易重新繁荣,华人社区遍布东南亚,他们之所以能比较快的在当地扎根,同元朝华人就在东南亚经营有很大关系。
与此同时,随着地理大发现的进展,从16世纪中叶起,葡萄牙逐步进入东南亚,紧接着,已经在美洲大陆建立殖民地的西班牙人,也穿越太平洋,登陆菲律宾,远在欧亚大陆两端的两大文明就在南洋第一次发生了直接接触。欧洲殖民一方面带来的是血与火,他们用各种手段,包括暴力和屠杀,同华人竞争,试图占领南洋市场;另一方面,他们也带来了欧洲和美洲的商品,使得南洋汇聚了全球各地的事物,形成了本书作者所说的“南海世界经济体”,这是早期全球化的雏形。早期全球化又反过来对明朝内部产生了影响,这可以从经济和文化两个层面来讲。
先讲经济,西班牙人在美洲殖民地开采了大量白银,带到东南亚跟华人做生意,他们付出白银换取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砂糖,这种交易持续了上百年,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据统计,明朝后期拥有的白银,占全世界白银产量的三分之一,明朝已然成为白银帝国。巨量白银繁荣了明朝的工商业,商人手上有大把银子,开始进行投资,原本就富庶的江南,很自然地吸引来大量资本,松江的纺织业、景德镇的陶瓷业、江浙的造纸业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有力促进了商品经济。
再谈文化,大航海时代,走出欧洲的除了探险家和商人,还有一群特殊人物——传教士,他们乘着商船到全世界各地传教。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利玛窦。利玛窦是基督教耶稣会会士,生于意大利,1583年定居中国,直到1610年逝世,利玛窦在中国待了27年。从传教角度说,利玛窦并不怎么成功,他的主要贡献是将西方科学知识传入中国。利玛窦一生翻译过150多种西方书籍,他同徐光启合作,翻译了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他们确定的数学术语,如点、线、面、三角形、多边形,通用至今。利玛窦制作的《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第一份世界地图。可惜啊,利玛窦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知识,仅在部分士大夫中流传,对主流思想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有一件事很能说明这些新知识在明朝的遭遇,徐光启从利玛窦那儿了解到西方军队的作战方法,建议朝廷效仿,但这个建议遭到保守士大夫的强烈反对,最终不了了之。随着明朝灭亡,中国也随之错过了依托近代科学改变国运的一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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