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法》激荡时代的改革浪潮与社会转型的深层密码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做《大变法：宋神宗与11世纪的改革运动》。作者是经济思想史学者、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叶檀。

公元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成为当时职位最高的行政官员之一。不久，北宋王朝掀起了一场涉及经济、民生、官僚体制、科举制度等各方面的变法运动。由于变法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政策大都出自王安石团队，王安石本人也不遗余力地推动变法、捍卫变法成果，所以它就被后世以“王安石变法”的名称所记忆。本书作者则认为，把这场深刻影响宋朝的变法运动叫做“王安石变法”是不够准确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是，变法进行7年以后，王安石辞职了，此后再也没有回到中枢，可是变法并没有因此停顿，而是持续了整整9年。也就是说，王安石背后还有一股更为强大的力量，他就是北宋的第六位皇帝——宋神宗赵顼。

宋神宗在位18年，任用王安石、吕惠卿等变法派推动改革。这个过程中争论风起，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士大夫集团对变法的各项举措进行了猛烈批评，给变法派造成巨大压力。如果不是宋神宗力排众议、坚持不懈，变法是难以持久的。

那么，宋神宗为什么要开启这场规模宏大的变法运动？他是怎么准备的？变法取得了哪些成果？当变法遭遇空前压力的时候，又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把变法进行到底？下面要讲的这本《大变法》就要揭开这些谜团。我的讲述将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宋神宗谋求变法，并为此做了精心准备；第二部分，王安石奉命推行变法，进而引来争议；第三部分，宋神宗走上前台，力推变法及其背后的动因。

好，下面开始讲第一部分：宋神宗谋求变法，并为此做了精心准备。

公元1067年，宋神宗赵顼登基，成为北宋第六位皇帝。这个时候距离开国已经100多年了，经过真宗、仁宗等几任皇帝的治理，北宋社会稳定，号称百年无事，年轻的宋神宗似乎可以安安稳稳地做个太平天子。可是事情并不像看起来这么和谐，在百年无事的表象之下，其实危机四伏。

早在宋仁宗当政中期，有识之士就意识到，北宋内部存在着不少严重问题。他们用四个字来概括：“三冗两积”。其中三种是原因，两积是结果。“三冗”指冗兵、冗官和冗费，意思是北宋的军人和官员数量太多了，为了养活他们，朝廷不得不花费巨额钱财，导致财政严重超支，久而久之形成了“两积”，也就是积贫积弱。宋神宗继位的时候，尽快解决“三冗两积”已经是朝野共识。那么这个现象是怎么产生的呢？锅还得宋神宗的祖宗来背。

先讲冗兵。想当年，宋太祖赵匡胤靠着禁军将领的拥戴，发起了陈桥兵变，篡夺了北周政权。宋朝建立之后，宋太祖担心部下如法炮制，所以第一时间罢免了禁军将领，禁军归皇帝亲自统帅。这还不够，为了防止地方割据，宋太祖又把宋军分成了禁军和厢军。禁军相当于中央军，士兵都是从全国各地抽调的精壮男子，待遇好，装备好；剩下的老弱病残则组成了厢军，负责地方治安。那这么一来，地方固然就丧失了威胁中央的能力，可副作用也很明显。一方面，厢军太弱，不要说抵御外敌，连农民造反都搞不定。另外一方面，禁军数量庞大，导致指挥系统不畅，人浮于事，反而削弱了战斗力。怎么办呢？朝廷的对策就是增兵。北宋初年全国总兵员是22万，真宗的时候达到了91万，仁宗的时候激增至126万。可是军队的战斗力不是靠人数堆出来的，盲目增兵的结果，那就是陷入人越多、战斗力越弱的恶性循环。这就是冗兵的由来。

那再讲讲冗官。宋代的政治体制带有很鲜明的分权特色，你比如说行政事务归中书管，兵权给枢密院，财政则是由三司主管，这些部门的主官都叫宰相。所以说在宋代，同时期的宰相不只是一个，而是好几个。另外，皇帝还单独设立参知政事一职作为副宰相，进一步分散了宰相们的权力。这种叠床架屋的设计，虽然成功地避免了权臣把持朝政的局面，但是需要大量的官员填充各个岗位，这就导致了官僚集团急剧膨胀。根据统计，从北宋初年到宋仁宗的时候，官员增长了整整五倍。冗官加上冗兵，导致财政吃紧，朝廷不得不增加赋税，变着法儿地搜刮民间财富，这又造成了冗费的问题。宋太宗的时候，北宋的税赋就已经达到了唐朝的两倍，后来更是超过了七倍之多。所以说，北宋也是农民起义频率最高的朝代之一。立国以来，“三冗”就是北宋的顽疾。对此，朝廷上下早有认识，也进行过一些改革。宋真宗的时候，曾经一次性淘汰19万5000名冗官。宋仁宗任用范仲淹、富弼等人推动庆历新政，但是因为牵涉众多，特别是损害了文官的利益，改革最终夭折。问题总是越拖越严重，宋神宗继位前两年，也就是1065年，全国财政赤字高达1500万贯。这是什么概念呢？当年宋太祖算过一笔账，只要存够500万贯做军费，就可以收复被辽国占据的燕云十六州了。没成想，100多年过去了，别说存500万贯，国库的亏空竟然是这个数目的三倍。

宋神宗登基的时候，年方19岁，风华正茂，踌躇满志，绝不甘心祖宗基业就这么败坏下去。可是他明白，改革牵动全局，应该谨慎行事，所以第一步是要听取文官集团的意见。宋神宗向庆历新政的主持者之一、当过宰相的富弼咨询富国强兵之策。可是没想到，富弼早就被磨光了锐气，反而是劝皇帝安于守城20年，不要考虑这类事情。这话自然不合年轻皇帝的胃口，于是宋神宗下诏，要求全国官吏上书直言，一时间意见纷至沓来。其中有两个人引起了神宗的特别关注，一是司马光，早在仁宗的时候，司马光就多次上书指出官员生活奢靡、农民负担沉重。这次呢，他针对官员待遇太优厚、皇室开销过度、均对杂而不精等老毛病做了深度的剖析。司马光态度诚恳，建议中肯，很触动神宗。另外一位就是王安石，同样是在仁宗朝，王安石写过一份万言书，提出变风俗、逐法度的主张。当时还是个孩子的神宗被王安石的犀利言辞和深邃的思想感染了。继位以后，神宗命还在江宁任职的王安石进京汇报，几次对谈以后，他被王安石的见识和气度所折服，感到这正是变法需要的人才。

于是，宋神宗任命王安石和司马光同为翰林学士。啊，这个翰林学士是当宰相的必经之路，那可见宋神宗准备重用这两个人。在他看来，王安石有冲劲儿，司马光稳重，正好互补。可是最终主持变法的是王安石，司马光被边缘化，后来还成为了反对派领袖。这是怎么回事呢？关键是改革理念不一样，这通过双方的一次辩论可以看出端倪。1068年秋，河北暴雨成灾，缺粮严重，可是朝廷拨不出钱来赈灾。司马光趁机提出来，历年来朝廷给官员的赏赐太多了，应该减少以节约开支。王安石表示反对，理由是这是治标不治本，更重要的是开拓财源，增加财政收入，如果税赋充足，给官员点赏赐又算什么呢？看起来，他们是在讨论要不要削减赏赐的问题，实际上暴露出双方对改革的方向有截然不同的认识。司马光主张节流，王安石主张开源。那宋神宗站在哪一边呢？明面上，他赞同司马光，事后发布的诏书却把请求减少赏赐的官员给批了一顿，吓得没人敢再提这个事儿。宋神宗借此表明了自己的真实态度，也就是为即将开始的变法定下了基调：开拓财源，增加财政收入。至此，王安石被委以重任，坚持走截流路线的司马光则被排除出核心圈。

公元1069年，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同时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个机构相当于改革委员会，负责制定和颁布法令条例，同时凌驾在原有的财政机构之上，负责财务的整理、预算，也就是变法的指挥机关。王安石立刻就把吕惠卿、张敦、曾布这些力主变法的官员给吸收了进来。不过，王安石的权力是受到制约的，他上面还有富弼这些元老，负责监督，弹劾官员的御史台也不归他管。通过这样的安排，宋神宗既保证了变法的顺利进行，又把变法主导权控制在自己手里，显然他才是变法的主心骨。

好了，了解了变法的这些背景，我们来看看第二部分内容：王安石奉命推行变法，并且招来争议。这个阶段的时间跨度从1069年到1076年，历时7年。这7年里，变法派制定和颁布了大量法令，这些法令大致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叫做富国之法，顾名思义，以增加财政收入为首要目的，其中最典型的要数青苗法和免役法。

青苗法又称常平法，它针对的是富豪利用高利贷兼并土地的问题。青苗法规定，每年的夏天和秋天，官府以官方仓库中的钱谷为本金，给困难农户发放贷款，官府只收取20%左右的利息，比利率高达70%以上的高利贷便宜多了。这么一来，农户不用借高利贷，官府则获得了利息，一举两得。再看免役法，北宋制度，农户要服兵役，为官府提供免费劳动，但是富豪有特权，能够免除徭役。免役法废除了劳役，实行免役纳钱，允许所有农户，无论贫富都可以出钱替代劳役。此举将劳动货币化，开辟了新财源。青苗法和免役法对财政收入的提升非常显著。据统计，青苗法每年为朝廷带来了300万贯的利息收入，免役法更是每年创造了1870多万贯。换言之，仅仅靠这两项政策就足够弥补财政赤字了。

接下来来讲变法的第二类措施叫强兵之法，主要是两条法令：保甲法和将兵法。保甲法规定，每十户农家为一保，50户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每户有两名壮丁的抽取一人为保丁，制备刀剑、弓箭，在保长的带领下学习武艺。保长还要组织保丁在乡间巡逻，发现盗窃、抢劫、凶杀等案件，应该及时处置、上报官府。保甲法的实质是让农民接受军训，一旦发生战争就入伍参战。保甲法实施以后，全国保丁多达56万，他们平时务农，闲暇军训，并不增加军费，这等于为朝廷创造了一支低成本的预备役队伍。在保甲法建立的同时，北宋朝廷开始缩减军队规模，前后裁汰的禁军和厢军达到30万。保甲法解决的是兵员素质，将兵法则致力于提高将领的指挥能力。为了避免武将拥兵自重，北宋实施更戍法，就是士兵定期更换戍守的驻地，将领并不随之流动，而是接管新兵，这就导致将领和士兵互相不熟悉，严重损害了指挥效率。为此，王安石用将兵法替代了更戍法，让有经验的军官负责本单位的训练，做到兵将熟识，作战的时候能拧成一股绳。

变法初见成效，宋神宗开拓疆土的雄心再也按耐不住了。当时对北宋构成威胁的是活跃在西北地区的西夏。宋军和西夏交过几次手，连战连败。宋神宗登基之初，宋军取得了一次小胜，这就鼓舞了宋神宗，他就开始谋划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个时候，司理参军王韶提出了收复河湟、招服羌人、孤立西夏的战略。河湟位于今天青海省的东部，北边与西夏接壤。自唐代安史之乱以来，河湟就被吐蕃占据，还散落着不少羌人部落。王韶就说，只要收复河湟，宋军就可以从东面和南面对西夏形成夹击之势。宋神宗采取了王韶的建议，命他主持战事。经过精心的准备，公元1073年，王韶率军攻克了重镇河州，斩首数千，俘获牛马羊数万头。第二年，王韶击退吐蕃反攻，并招降羌人30多万，辟地2000多里，北宋收复了河湟地区，这是北宋军事史上少见的大胜，为日后西夏称臣奠定了基础。

一时间，变法收到了奇效，富国之法让财政收入连年增加，充盈了国库；强兵之法提升了宋军战斗力，朝廷开疆拓土，内政外交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变法似乎大获成功。不过在反对派看来，变法的辉煌业绩非常可疑，其中富国之法遭到的质疑最强烈。司马光指出，天下的财富就这么多，不在民间就在朝廷，变法之后财政收入剧增，那只能说明朝廷从民间汲取了更多的财富，因此，变法的本质是官府加重了对民众的盘剥。司马光的说法有没有道理呢？有的。农业社会的财富主要是来自土地产出，而这是相对固定的，因此，社会的财富总量通常是维持在一个大致的水平线上。北宋没发生过科技革命，生产力不会突飞猛进，在这种情况下，财富总量的增长是有限的，那么财政收入剧增，只能像司马光说的那样取之于民。关键在于取自哪一部分的民众呢？本书作者研究以后指出，变法针对的民众恰好处在社会等级的两端，也就是上等富户和下等平民，朝廷是怎么从他们身上薅羊毛的呢？

以青苗法为例，前面讲过，青苗法的作用是官府提供低息贷款，免得贫困农户向富豪借高利贷，其实质是官方直接介入民间借贷市场，亲自当债主。这位债主凭借强势的官方背景，从富豪手中抢走了高利贷这块肥肉。你可能要问了，青苗法攫取上等富户的利益是没错呀，可为什么说贫困农户也受损了呢？他们明明避开了高利贷陷阱，享受了低息贷款啊。这里的要害在于，官府一旦变身为债主，就有了逐利动机，多贷一分钱就多收一分钱利息，所以哪怕是风调雨顺的年景，官府也逼迫农户贷款，到期还不了，农户就只能再向富豪借高利贷，是不是很讽刺？青苗法一推广，弊病就层出不穷。当时，管理山东青州的欧阳修喊停了辖区内的青苗法工作，并且上书朝廷，痛斥此举是官府放债逐利，应当废止。

免役法的效果类似，免役法实施以前，上等富户不服徭役，而贫困农户的劳动量也能得到地方官府的减免。此外呢，单身汉、寡妇这些也可以免除劳役。可是免役法一刀切，要求所有人都缴纳免役钱，这变相扩大了缴税人口的基数。表面看，下等贫民承担的免役钱比富户少得多，负担不重，可是实际操作当中，官府催逼、层层加码的现象普遍存在，一些农户只好杀掉耕地的牛，用卖牛肉所得缴免役钱，有的农民逼急了，推倒自己的房子，贱卖木料，才凑够了这笔钱。更要命的是，保丁要接受军事训练，维持地方治安，还要催收免役钱，那这不就是变相的徭役吗？连宋神宗都承认，免役法吃相太难看了。

如果说青苗法和免役法是从农民身上薅羊毛，那么市易法，也就是市场交易法，掏的就是工商业者的腰包。这个法规定，朝廷在汴梁、杭州、扬州等重要城市设立一个叫做市易务的机构，平时，市易务收购滞销货物等，市场有需要，商人以产业或者金银作为抵押，从市易务取得货物去售卖。此举的目的是防止大商人垄断、攫取超额利润，可问题是什么是滞销货物，市易务说了算，结果从食盐、茶叶、铁器到梳子、麻布、果子，市易务全都要收。也就是说，官府自己搞起了垄断，超额利润并没有消失，只不过是从大商人的口袋转入了官府的口袋。这就苦了一些小工商业者，他们不得不去市易务进货，钱不够呢，还得向市易务贷款，贷款自然是有利息的，可是本来就是小本买卖，刨去利息，那盈利还剩多少呢？难怪枢密使文彦博愤怒地说，市易务与民争利，简直下贱。连支持变法的苏辙都看不下去了，他上书朝廷，市易务在全国各地收购货物、发放贷款，把小工商业者逼入了绝境。根据统计，到宋神宗末年，商人们欠市易务利息921万余贯，其中绝大部分是小商贩。朝廷的财政增长来自何处，一清二楚。

变法的后果是明显的，富了国库，穷了百姓，这引起了强烈批评，其中既有司马光、欧阳修、富弼这样的元老重臣，也有苏轼、苏辙这样的中生代官员，变法派内部也出现了裂痕。变法派干将曾布受到宋神宗的委托，调查市易法的执行情况，他发现市场萧条、民不聊生，不少小商贩痛哭流涕，请求尽快解除市易法，不然只有死路一条。曾布深表同情，也要求废除该法。还有一个叫郑侠的官员，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原本积极推行变法，可是呢，农民破产沦为流民的现象让他坐不住了。郑侠根据亲眼所见绘制《流民图》，他把流民吃草根、野果、变卖妻儿的惨状都画下来了，进献给了皇帝。宋神宗看了以后长吁短叹、彻夜难眠。事情明摆着，变法搞得民怨沸腾，必须调整。宋神宗决定抛开变法派，走到前台亲自掌舵。

这就是第三部分要讲的内容，时间跨度从1076年底到1085年。宋神宗首先要做的是稳定局面，他用了两面手法，一面是驱逐变法派，1076年底，饱受抨击的王安石辞职退休，此后呢，接任的吕惠卿被免职外放，变法派的另外一位官员张敦也遭到了撤职，离开了汴梁。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变法将终止呢？并不是，宋神宗是拿变法派背锅，平息众怒，缓解和朝廷内外的对立情绪。转过身，他就把反对派的主要人物文彦博、司马光、欧阳修等通通贬斥。宋神宗还想竖个靶子重点整治一下，正巧苏轼撞上了枪口。1079年，多次批评变法的苏轼外放湖州，到任以后，他上了一道谢表，字里行间流露出怨念，这可让御史抓住了把柄，他们从里面挑出了若干字句，再结合苏轼平时的诗作断章取义，说他早就心怀不满，写诗恶意攻击变法。宋神宗下令把苏轼关进御史台的牢狱，等候审理。御史台又叫乌台，所以说这个案子被称为乌台诗案，妥妥的文字狱。宋朝优待士大夫，宋太祖还定下了不以言罪人的规矩，所以100多年来，还没有士大夫受到如此对待，官僚集团反弹强烈，批评声纷至沓来，就连已经退休的王安石都表示，这么做要不得。宋神宗顶住压力，把苏轼关了整整130天才放出来，他就是要杀鸡儆猴，让反对派闭嘴。

压制了反对派，宋神宗转而把变法派陆续调回中央担任要职。不过宰相的位置，他交给了王珪，史书记载，王珪的为官之道是“取圣旨、领圣旨、得圣旨”，人称“三旨相公”，他善于和稀泥，很好驾驭。就是这么个庸才，成了宋神宗摆在前台的工具人，干了近10年宰相至死方休。这就说明宋神宗要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变法。

首先是改革官制，由于当时的年号是元丰，所以史称元丰改制。前面讲过，北宋的冗官现象十分突出，而冗官的根源在于机构和岗位的重叠，因此元丰改制对一些名不副实的机构和岗位进行了裁撤，同时明确规定了每个机构的官员数量不许超标，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冗官，节约了开支。可另外一方面，行政事务的处理流程却变得更复杂了。从前呢，文书是由宰相批准，直接交给相关部门执行，改制以后，文书要层层报批，还得来回审核，搞得复杂无比，严重影响了行政效率。这是干嘛呢？作者指出，宋神宗的目的就是让官僚集团陷入繁琐的日常性事务，这有利于皇帝的专断独裁。

驯服了官僚集团，宋神宗开始直接处理变法的具体措施，对于弊端，他做了微调，比如青苗法严禁强迫农户贷款，遇到灾荒，政府的救济要跟上，免得农户靠借贷度过难关。又如市易法，免除了相当一部分小工商业者的利息，减轻了他们的负担。不过啊，这些微调更多是做做样子，在很多方面，变法其实是变本加厉了。举个例子，改革以后的新苗法规定，政府在灾荒之年必须赈灾，那用来赈灾的粮食打哪来呢？朝廷的办法是设置义仓，要求农民缴纳完粮税之后，再交一部分交易义仓存储，待荒年再发放出来。那这不是变着法儿地增加赋税吗？免役法也是这样，一方面降低免役钱，可是另外一方面，原本不需要缴纳的城市小商户也被纳入了征收范围，所以朝廷收到的免役钱比以前还多了30%。专卖制度也得到了加强，私人售卖茶、酒、盐、明矾、香料等都被禁止，老百姓只能去官府专营的商铺购买，朝廷借此获取暴利。仅茶税一项，就从以前的40万贯猛涨到了300万贯，翻了7.5倍之多。朝廷还在山东、江苏等地征收生铁，由官府锻造成铁器卖给百姓，从中牟利。此外呢，宋神宗还推出一些新法令，攫取民间财富。比如说，保马法规定，城镇家庭家产达到3000贯的，乡村家庭家产达到5000贯的，都要养马一匹供朝廷使用，这是把应当由国家支付的费用分摊到了老百姓头上。

经过这么一轮调整，民众的负担不减反增。元丰年间，神宗先后建了52座库房，存放变法所得，号称元丰库。据北宋官方统计，元丰库存有钱财5000万贯，稻谷2800万石，另外有布帛上千万匹，足够朝廷用上20年。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宋神宗存这么多钱干嘛？答案要从他的雄心壮志中找。宋神宗是一个不甘于平庸的皇帝，开疆拓土是他的理想，而这需要强大的财力支撑。此前呢，北宋收复河湟地区，对西夏形成了强大威胁。之后，宋神宗一直在养精蓄锐，在通过新一轮变法获取巨额财富以后，他再度出击，而这一次，宋神宗决定消灭西夏。从1081年开始，北宋同西夏打了3年多，结果连遭惨败，前后损失了几十万人，所谓强兵沦为了一场空谈。这对宋神宗的身心都造成了沉重打击，1085年4月，宋神宗带着无边的遗憾撒手人寰，离37岁尚且差了一个月，北宋的变法事业至此告一段落。

那么，时隔900多年，今天的人如何认识这场规模宏大、持续长久的改革运动呢？作者总结了三点经验：第一，变法具有必然性。经过100多年演变，到宋神宗登基，北宋从政治、军事到经济、民生都是弊病丛生，而且这不是小修小补就能解决的，必须进行大规模改革，所以说，变法是必然的，也是朝野共识，问题是怎么变。这就要说到第二点，朝廷在变法中扮演的角色。司马光主张精简机构，裁汰冗官冗兵，削减财政支出，同时放松管制，鼓励民间发展经济，这样民众富裕了，朝廷的税收也增加了，一举两得。所以司马光并不像通常所认为的是顽固的保守派，他不反对变法，他反对的是朝廷变身赚钱机器，与民争利，这从根本上讲也不利于长治久安。可是变法就偏偏朝着司马光担忧的方向发展，像青苗法、市易法都是要让官府成为盈利机构，于是呢，官府的目标不再是提供公共服务，而是用权力垄断市场，赚取超额利润，这就把民间工商业者逼得没了活路，其实是在扼杀商品经济，是一种历史倒退。

第三点，变法把皇权也打造成了一架敛财机器。通过变法得来的钱财进的不是国库，而是宋神宗的私人金库——内藏库。前面讲的原丰库就是属于这个性质。所谓富国，付的其实是皇帝自己的腰包，那既然是皇帝私产，这笔钱怎么用，就取决于皇帝的个人意愿了。宋神宗是一个有志向的人，生活也比较节俭，这笔钱主要是用在了支付军费、弥补财政赤字，算是用在正道上。北宋末代皇帝宋徽宗的画风可就不一样了，宋徽宗打着变法的旗号大肆敛财，搜刮民脂民膏，用来兴建宫殿花园，享受奢华的生活。北宋末年，金兵攻打汴梁，光是从皇宫里面掠夺的财物，就装满了1000多辆大车，那可见宋徽宗对民间的剥夺到了何等地步。可是这个话说回来，这个潘多拉魔盒是从宋神宗这打开的。

综合来看，作者认为，这次变法弊大于利，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加强了君主专制，让皇权政治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并且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高峰。

好，《大变法：宋神宗与11世纪的改革运动》就讲完了，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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