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深度剖析东晋时期门阀士族如何深度掌控朝政，左右王朝兴衰沉浮的独特政治生态。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东晋门阀政治》，作者是已故历史学家、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田余庆。

作为一个偏安南方的小朝廷，东晋存世不过100余年，但在政治方面，东晋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它实行的门阀政治，在中国历史上既没有先例，也没能延续，堪称独一份。

所谓门阀，指那些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也称为士族。它形成于东汉中后期，到了汉末三国，士族具有很大能量，连曹操这样的枭雄也要依靠他们。至于晋朝的创立者司马氏家族，本身就是士族，他们能取代曹魏政权，很大原因就是得到了其他士族的支持。不过那时候的士族只能影响朝政，决策权仍在皇族。

到了东晋，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士族们坚持皇帝只能由司马氏家族担任；另一方面又不允许皇帝掌握实权。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两家士族把皇帝架空，然后共同掌权，一家衰落了，还有另一家接替。纵观2000年帝制史，这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不夸张地说，东晋历史上11位皇帝几乎全是傀儡。

东晋灭亡以后，南朝的四个政权宋、齐、梁、陈虽然个个短命，但皇帝拥有的权力，也不是东晋皇帝能比拟的。

那么，到底是怎样的历史条件，造就了这空前绝后的门阀政治呢？下面要讲的这本《东晋门阀政治》，详细探讨了这一特殊的政治形态。

本书出版于1989年，一问世就受到学术界的好评。此外，作者进行过两次修改，使本书成为魏晋历史领域的经典。更可贵的是，这本书论述精彩，见识出众，也受到了历史爱好者的追捧，所以出版至今30多年，长销不衰。

接下来，我将分为三个部分来讲述这本书：

第一部分，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

第二部分，门阀政治遭遇的三次重大危机；

第三部分，门阀政治的基本规则和它的消亡。

好，现在讲第一部分，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

公元279年，西晋灭东吴，天下重归一统。可好景不长，不久西晋爆发了内乱，前后有八个诸侯王参与，史称“八王之乱”。最终东海王司马越胜出，他于306年立傀儡皇帝晋怀帝，改年号永嘉，独揽大权。

刚稳住内部，司马越就要面对外部的压力。八王之乱期间，北方的匈奴贵族刘渊趁机叛乱，建立前赵政权，占据了长安、洛阳以北的大片地区，对西晋政权构成了直接威胁。为此，司马越采取依托徐州，固守洛阳的战略，将主力部署在中原一带，防备敌人南下。同时，他委派司马睿渡过长江，控制江东地区。此举的用意是什么呢？司马越又为什么会选中司马睿呢？

这就要引出东晋第一大士族琅琊王氏。据史料记载，控制江东是琅琊王氏的王敦、王导兄弟提议的。他们认为江东没有遭受过战乱，比较富庶，可以为驻扎在中原的司马越提供后勤保障。而如此重要的地方，当然要派信得过的人去镇守，谁呢？王氏兄弟出自琅琊郡，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南部，而司马睿的封国恰好在琅琊，世称琅琊王，双方的关系十分密切。所以王氏兄弟举荐的自然就是司马睿，这也得到了司马越的首肯。

永嘉元年秋，司马睿携王导渡过长江抵达建康，也就是现在的南京。这一年，司马睿30出头，他绝没想到自己的命运将会逆转。

永嘉5年，司马越病死，十余万禁军被前赵大军歼灭，洛阳、长安相继陷落，史称永嘉之乱。皇室、宗亲、世家大族要么被杀被俘，要么四散奔逃，西晋灭亡。于是，作为少数躲过这场劫难的皇族，司马睿幸运地成了皇位继承人。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称帝，这就是晋元帝，这拉开了东晋王朝的序幕。

打一开始，晋元帝就没多少实权，这从当时流行的一句谚语“王与马，共天下”中就能看出端倪。这句话的意思是，东晋的江山是琅琊王氏跟司马氏家族共有的。注意，所谓“王与马”，王还排在马的前面，这说明在民间看来，琅琊王氏的权势已然超过了司马睿这个皇帝。

这种格局是由双方的声望、能力和资源决定的，在这些方面，琅琊王氏都要远远胜过晋元帝。曹魏年间，琅琊王氏就已经是名门望族，他们在家乡编织了庞大的宗亲网络，不少子弟又在朝廷身居要职，两相呼应，成为琅琊的第一家族。当司马睿的曾祖父获得这片封地的时候，王室早已根深叶茂，司马氏要想当好诸侯，就必须依靠王室。为此，司马氏采取联姻策略，世世代代与王室通婚。可以看出，所谓的通家之好，实质是司马氏有求于王室而进行的攀附与拉拢，双方的地位其实是不对等的，王氏要明显强过司马氏。

这种关系在渡江之后得到了延续。首先，派司马睿镇守江东，就是王氏兄弟王敦和王导的主意，他们还动用家族关系，极力促成此事。所以没有王氏兄弟，司马睿连南渡都不可能，更不要说当上东晋的开国之君了。

过江后要站住脚跟，仍然得靠王氏兄弟。史书记载，司马睿刚到建康时待了一个多月，都没什么人来拜访，显然江东士族不买他的账。关键时刻，是王导出面利用自己的士族身份，结交江东士族，取得了他们对司马睿的信任。另一方面，永嘉之乱后，不少北方士族渡江避难，又是王导居中协调，获得了他们的支持。

与此同时，王导的兄弟王敦统领军队，在长江中上游地区征战，为司马睿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军事支撑。田余庆先生认为，王氏兄弟的努力，对司马睿称帝具有决定性作用。要知道，当时南渡的诸侯王前后多达五人，史称“五马渡江”。这五马中论才能、论声望，司马睿都不算出挑，可问题是，只有他在王氏兄弟的帮助下，得到了士族的集体拥戴，另四人则因为得罪士族，没能有所作为。所以你看，这半壁江山其实是琅琊王氏搞定的，司马睿只是顶着个CEO的名头，这就难怪东晋建立后，王导担任丞相把持朝政，王敦手握兵权领兵作战，两人一文一武、一内一外相互配合，王氏子弟也遍布朝廷内外，垄断了重要职位。

琅琊王氏这个大士族把持朝政，这就是门阀政治的雏形。而既然是雏形，那也意味着它内部还存在着不稳定因素。这个不稳定因素不是别的，正是琅琊王氏的一家独大。可以设想，如果这种情况延续两三代人，王氏会不会像曹氏取代东汉、司马氏取代曹魏那样取代东晋呢？新生的门阀政治要延续，必须进行调整。那么第二部分我就来讲它是如何做到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东晋士族克服了三次重大危机，从而巩固了门阀政治这一政治形态。

先说第一次重大危机，王敦两度叛乱。

首先对琅琊王氏一家独大感到不满的是晋元帝司马睿。他本是王氏兄弟扶上位的，可人性就是这样，一旦登上皇位，就不想做傀儡。所以晋元帝开始削弱王氏兄弟的权力，矛头很快指向了手握兵权的王敦。当时王敦据有扬州、荆州、江州等地，一条长江都被他控制了，如果王敦有异心，朝廷是毫无抵抗力的，这如同一把利刃，悬在了晋元帝的头上。于是晋元帝命御史中丞刘伟镇守淮阴，中州都督戴渊镇守合肥，名义上是防备前赵大军，实际上是占据这两个战略要地，监视王敦。晋元帝的如意算盘是先制住王敦，再慢慢剥夺兵权。可没想到，王敦的反应出乎意料的激烈，他打出“清君侧”的旗号，从武昌发兵，击溃了刘伟和戴渊的军队，刘伟逃走，戴渊被杀。晋元帝想制约权臣，刚迈出一小步就被扼杀了。一年后，晋元帝郁郁而终。

继位的晋明帝对王敦就更忌惮。相应的，王敦的野心日益膨胀，不满足在幕后操纵皇帝，而起了篡位的念头。324年，王敦再度造反，这次他遭到了朝野内外的有力阻击。不久，王敦病死，叛乱平定。

王敦两次起兵，为何一次成功，另一次却身败名裂呢？田余庆先生认为，这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东晋士族的整体态度。东晋士族不希望皇帝掌握实权，所以王敦第一次清君侧，他们默许了。可士族也不愿意琅琊王室进一步做大，因为这破坏了士族之间的权力格局。王敦试图推翻朝廷的举动，更是犯了大忌。对此，王敦的兄弟、丞相王导有着清醒的认识。王敦前一次起兵，他是支持的，王敦大军能顺利进入建康，就离不开他的配合。而对后一次起兵，王导并不赞同，他出任大都督镇压叛乱，这样做也保全了琅琊王氏。果然，王敦死后，王导仍然屹立不倒，他执掌朝政20余年，死后葬礼规格等同于汉代名臣霍光。换言之，朝廷认可了他稳固政权、辅佐朝政的功绩，而琅琊王氏，也始终是东晋实力最强大的士族之一。

除了王导，另一家新崛起的士族，也对平定王敦之乱起到了重要作用，那就是同样来自山东的高平郗氏，其代表人物是郗鉴。西晋时，郗鉴做过太子中舍人、中书侍郎。永嘉之乱爆发后，郗鉴率领郗氏宗族进山避难。后来晋元帝任命郗鉴为兖州刺史，晋明帝继位后，又派他驻守合肥，填补戴渊被杀后留下的坑。和前任戴渊不一样，郗鉴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由于饱受战火，大量农民流离失所，沦为流民，有能力的士族就把他们组织起来加以训练，以流民帅的身份进行统御，郗鉴正是流民帅之一。另一位东晋名将祖逖，也是流民帅出身。为了保卫宗族，流民帅没少打仗，积累了相当的军事经验。

王敦再度造反，东晋朝廷能依赖的军事力量，就是郗鉴的流民武装。郗鉴还辅佐大都督王导指挥调度，征召各地军队擒王，这才彻底制服了王敦。战后，郗鉴因功获封高平侯，高平郗氏从地方士族跃升为一流士族。这其中当然有晋明帝的推举，他的用意很明显，以高平郗氏分琅琊王氏的权。王室对朝政的垄断被打破。不过仅仅靠郗氏还不足以同王室抗衡，晋明帝又引入了另一股势力——颍川庾氏。晋明帝的皇后庾文君就出自颍川庾氏，而任用外戚、加强皇权，正是东汉以来的常规操作。这样，庾氏兄弟庾亮、庾冰等人平步青云，逐渐形成了琅琊王氏、高平郗氏和颍川庾氏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

不过随着晋明帝于325年逝世，这一政治平衡又打破了。继位的晋成帝年仅四岁，只能由母亲太后庾文君摄政。这样一来，庾氏挟天子以令诸侯，势力超越了王氏和郗氏，这引起了后者的不安。怎么办？只有联手王氏，两家开始接近，子弟频繁交往。郗鉴还把女儿嫁给了王导的侄子王羲之，朝野内外，形成了王氏和郗氏共同抵御庾氏的局面。晋成帝在位17年，双方明争暗斗，但斗而不破，保持了政治平衡。不过随着王导和郗鉴相继谢世，王氏和郗氏的势力衰退，庾氏眼看就要一家独大，这就需要出现新的士族与之抗衡。

不过随着王导和郗鉴相继谢世，王氏和郗氏的势力衰退，庾氏眼看就要一家独大，这就需要出现新的士族与之对抗，那就是谯国桓氏。而随着桓氏代表人物桓温的崛起，门阀政治迎来了第二次重大危机，桓温权倾朝野，可能颠覆东晋王朝。

桓温出身的谯国桓氏也是士族，不过当年桓氏在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时站错队，遭到重创，沦为了二流士族。所幸桓温的父亲颇有头脑，在王敦作乱时为朝廷立下功劳，提升了桓氏的地位。桓温的发迹源于攀附庾氏，桓温生性豪爽，气度不凡，受到晋成帝赏识，晋成帝将自己的姐姐，也就是庾太后的女儿南康公主嫁给了他。这样，桓温同庾氏攀上了亲戚，他靠这层关系当上了琅琊太守，有了基本盘。

可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哪怕亲戚也是说翻脸就翻脸。公元342年，晋成帝驾崩，继位的皇帝又很短命，在寻找继承人的问题上，庾氏和朝廷的重臣何充爆发了矛盾，最后何充一派胜出。这样何充就同庾氏结下了梁子。何冲家世平常，急需寻找联盟，而王室和郗氏又已衰落，怎么办？他看中了桓温。何冲先任命桓温为徐州刺史，以示拉拢，由于桓温是庾氏的女婿，所以这个任命庾氏并不反对。接下来味道可就变了，公元345年，颍川庾氏的代表人、荆州刺史庾翼病逝，临终前他推荐次子接替自己的职位。荆州是战略要冲，当初的王敦、现在的庾氏，都是占领荆州才有底气干预朝政的。何冲当然明白这当中的利害关系，所以他驳回了庾翼的请求，把荆州给了桓温。此举收到奇效，失去荆州的庾氏势力衰退，渐渐边缘化。

这下问题反而来了，琅琊王氏、高平郗氏和颍川庾氏这三大氏族相继衰落，导致桓温独大，这就存在颠覆的危险。果然，桓温占据荆州后极力扩充，他先消灭了割据四川的成汉政权，将天府之国收入囊中，随后谋夺豫州和江州，即今天的河南与江西。一旦得逞，长江上游和中游就都被桓温控制了，下游的建康将危在旦夕。与此同时，桓温着手清除庾氏的势力，当时庾氏还有七个兄弟在朝为官，桓温痛下杀手，一口气灭了五个，颍川庾氏一蹶不振，再也没能恢复过来。随后桓温以桓氏子弟填补空缺，形成了强大的军政力量，这就对门阀政治构成了威胁。

怎么办？老套路，扶持另一个世族，这次轮到陈郡、谢氏登场了。陈郡囊括了今天河南东部、南部以及安徽部分地区，东晋时隶属豫州，所以谢氏算是本地士族，在豫州有着深厚的宗亲关系。永和4年，即公元348年，谢氏的代表人物谢尚出任豫州刺史，担负起拱卫建康、防范桓温的重任。此后15年，豫州刺史一直在谢氏兄弟间轮替，桓温始终无法染指陈郡，谢氏则借此机缘成为朝廷仰仗的重臣。

对此，桓温怀恨在心，想搬掉谢氏这块绊脚石，可又老是不敢动手。《世说新语》记录的一个故事，就表现出桓温内心的这种矛盾。一次，桓温摆下鸿门宴，想诛杀谢氏的新生代才俊谢安，席间杀机四伏，谢安却神态自若，以洛生咏吟诵《尚书》。所谓洛声咏，是洛阳读书人吟诵诗文时的专用发音，士族子弟有家传，自幼学习，桓温出自没落的士族，当然不会这个。面对谢安的名士风度，桓温自惭形秽，终于没敢下手。谢安的举动传递出一个关键信息，士族们不支持桓温篡位，所以终其一生，桓温都没动手，门阀政治得以维系。

桓温死后，弟弟桓冲接任荆州刺史，继续控制长江上游，谢安和侄子谢玄，则掌握了长江下游的军事力量，门阀政治实现了新的平衡，这为应对门阀政治的第三次危机——前秦入侵打下了基础。

公元383年，刚刚统一北方的前秦国君苻坚，率30万大军南下，这是东晋立国以来，遇到的最严重的外部危机。如果前秦得手，东晋亡国，门阀政治赖以生存的基础也将被彻底摧毁。生死关头，桓氏和谢氏通力合作，先是桓冲以10万兵力围攻前秦重镇襄阳，迫使苻坚分兵回援，随后，谢安、谢玄指挥大军在淝水之战中击溃前秦主力，晋军趁势北伐，收回了北方的部分土地。谢桓两家捐弃前嫌，联手抗敌，保住了东晋的半壁江山，也书写了门阀政治史上的高光时刻。

但一场胜利不足以消除东晋内部的矛盾，当共同的敌人消失，内部矛盾反而重新浮出水面，而这一次，在愈演愈烈的斗争当中，连门阀政治的基本规则都被打破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第三部分我就详细讲述门阀政治是怎样因为内部矛盾终结的，而这又最终导致了东晋的覆灭。

田余庆先生指出，门阀政治的形成和巩固，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是什么呢？他总结出了三大要素：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我一个个讲。

先讲皇帝垂拱，所谓垂拱，字面意思是衣服下垂，拱手而立，很悠闲的样子，引申一指皇帝将朝政委托给大臣，不加干涉。这原本是理想状态，却在东晋实现了。东晋皇帝从晋元帝起就一无兵权，二无官员任免权，后来还出了几个小皇帝，由太后和大臣摄政，垂拱而治是最明智的选择。

再来讲士族当权，也就是士族把持朝政，当然权力不能由一个氏族垄断，而是两三家氏族互相制约，一家衰落，另一家接替，谁也不能独大。于是我们看到琅琊王氏做大，就有高平郗氏来分权，颍川庾氏崛起，王郗两家联手抵制，此后的谯国桓氏，尽管权势熏天，也有陈郡谢氏出来制衡。如此环环相扣，哪一方都不会主动破局，桓温的隐忍就很说明问题。权势鼎盛之际，桓温废黜晋废帝，拥立司马奕为简文帝，连废立皇帝的事都干了，可他偏偏没敢篡位，桓温怕的就是其他士族的联手反抗。

最后说流民出力，东晋的皇室和一流士族，都是从北方渡江而来的，与江东本地氏族存在着利益冲突，这给东晋朝廷的征兵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因为在江东士族的庇护下，本地人不愿意为朝廷卖命，这时候流民成了救命稻草。前面讲过，永嘉之乱后，士卒将大量失地农民编组成军，郗鉴最初就是流民帅，后来郗鉴镇守京口，即今天的镇江，京口在建康东面百余里，是拱卫京师的重要屏障，这里又是流民渡江后第一个落脚点，所以郗鉴在京口收罗流民，加以整编训练，创建了北府兵。由于北方持续动乱，流民源源不绝，北府兵成了朝廷最依赖的军队。肥水之战中，晋军主力就是谢安的侄子谢玄所率领的北府兵。

总而言之，皇帝无为而治，两三家士族共同掌权，流民参军，并且服从朝廷调遣，门阀政治才能运行下去。显然，这一格局是有隐患的，三大要素中有一个出了岔子，门阀政治的基础可就动摇了，而岔子终究是要出的。肥水之战后，陈郡谢氏的威望达到顶峰，之后谢玄被解除兵权，谢安呢，朝廷借口他功劳太大，无法奖赏，一直拖到他去世，才给了一些哀荣。按照门阀政治的套路，这不算稀奇，可问题出在取代谢氏的人——太原王氏身上。同样是世族，太原王氏跟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是没法比的，他们家就没出过像样的人才，那为什么他们会被选中呢？这同皇室的私心有关。当时的皇帝是晋孝武帝司马曜，丞相是他弟弟司马道子，皇权加相权同时握在司马氏手里，这在东晋历史上实属罕见。于是皇室不禁动了扩张皇权的念头，而孝武帝的皇后出自太原王氏，作为外戚，太原王氏自然成了重点扶持对象。于是王氏子弟平步青云，取代谢氏占据要职。皇帝不想垂拱而治了，新兴士族又依附于皇权，门阀政治的三大支柱，瞬间垮掉了两个。

后果很严重，首先，无论东晋皇室还是太原王氏，都为平庸之辈，没有治国理政的能力，更致命的是，孝武帝同丞相司马道子还争权夺利，夹在当中的太原王氏发生分化，一方支持孝武帝，一方支持司马道子，两派激烈斗争，搞得兄弟反目，父子成仇。孝武帝驾崩后，太原王氏又分成两派，一派投靠司马道子，另一派由青州兼兖州刺史王恭领头，与之对抗。王恭掌握北府兵，原本在军事上占据优势，可北府兵将领经不住对手的引诱，临阵倒戈，王恭兵败而死。司马道子也没捞着什么好，经此一战，北府兵开始脱离士族掌控，流民出身的北府兵基层军官刘裕，凭着才能和威望，逐步成为这支军队的统帅。至此，门阀政治的第三个要素，流民在士族的统领下当兵打仗也不复存在了，东晋的门阀政治即将走到尽头。

公元402年，桓温之子、荆州刺史桓玄以清君侧的名义向建康发兵，这是桓温一生想干而没胆量干的事，桓玄怎么就干呢？说到底还是门阀政治崩溃的恶果。东晋皇室忙于夺权，放松了对荆州的防范，太原王氏又缺少制衡桓氏的能力，桓玄得以一边养精蓄锐，一边利用朝廷内乱，当上了江州刺史，这可是他父亲梦寐以求的事情。有荆州作为大后方，又有江州为前哨基地，加上东晋皇室已丧尽人心，桓玄一路顺风顺水攻入建康。他杀死司马道子，逼晋安帝禅位，自立为帝，创建了桓楚政权。殊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桓玄得意之际，刘裕的北府兵正静观其变。半年后，刘裕在京口起兵，也算桓玄倒霉，遇到了这个战斗力爆表的名将，桓玄连战连败，桓楚政权很快被推翻，连桓氏经营数10年的老巢荆州也被攻下，桓玄身败名裂，谯国桓氏几乎被灭族。

刘裕可没有恢复门阀政治的兴趣，他的目标是自己当皇帝。只是一开始门阀政治的余威还在，他不得不有所顾忌。东晋历史上，士族始终坚持皇帝的人选一定要出自司马氏，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皇权的合法性来源于士族的拥戴，而氏族又总是拥戴司马氏，所以东晋命不该绝，改朝换代不被认可。刘裕出身草莽，本来就不受士族待见，又是新近崛起，脚跟都没站稳，他想取代晋朝，不能硬来，而要逐步推进。刘裕采取了三个步骤：第一步，将被废的晋安帝重新扶上皇位，安抚东晋士族；第二步，南征北战，准备用赫赫武功提高声望，威慑士族。在这方面，刘裕取得了巨大成功，他先收拾掉南方的几个割据政权，随即北伐，消灭了南燕、后秦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还一度收复了长安与洛阳，这一战绩在东晋历史上堪称绝无仅有。至此，刘裕权倾朝野，个人威望越来越高，完全不用考虑东晋士族的意见了。于是他采取了第三个步骤，公元419年，刘裕命人勒死晋安帝，改立他的弟弟司马德文，这就是晋恭帝。废立皇帝是权臣篡位的标准动作，远一点的像董卓、司马昭，近一点的像桓温，都这么干过，只是出于种种原因，他们未能更进一步，刘裕可管不了这么多。公元420年，他派人用棉被闷死晋恭帝，建立了南朝的第一个政权刘宋，东晋灭亡了。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也正式画上句点。

之后的南朝历时169年，经历宋、齐、梁、陈四朝，这都是些短命王朝。不过，南朝皇帝的威权要远远超过东晋皇帝，他们能够驾驭士族，不受其操控。最明显的例子，除了陈朝是被隋朝消灭的，宋、齐、梁都亡于武将，这说明士族已经失去了控制皇权、驾驭军队的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田余庆先生认为，东晋门阀政治只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一旦条件变化，中国就又走回到了皇权政治的老路。

那么如何评价这种政治形态呢？应该承认，门阀政治下，东晋70多年没有出现大的内乱，氏族间的争斗又基本局限于上层，这对民间的破坏比较小，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能让老百姓在乱世中过几天安生日子。此外，皇权衰落、氏族相互制衡，也改变了秦汉以来皇权对文化、思想的严格控制，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学术方面，儒学和玄学；艺术方面，书法和绘画；文学方面，玄言诗、山水诗和田园诗，都在东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涌现出书圣王羲之、画圣顾恺之，以及谢灵运、陶渊明等文学大家。从这个角度说，虽然东晋门阀政治只是中国2000年帝王历史上的一小段插曲，但他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文化和精神遗产，这一影响极其深远。

好了，《东晋门阀政治》就讲完了，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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