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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夷待访录》于黑暗时局中寄寓民主启蒙的政论先声
铛铛铃2025-09-11【人文】588人已围观
简介
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叫做《明夷待访录》，是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黄宗羲的名著，也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政治哲学著作。
为什么说它不可多得呢？首先，它的诞生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中国古代的政论书籍大多成书在东汉以前，在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当中归入子部，像《孟子》《荀子》这些书啊，都是如此。随着历史的推进，汉以后的专制王权步步高涨，评论政治的空间是越来越小了，到了明清，议政几乎已经不可能了。其次呢，本书对近代中国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清末的时候，维新派的梁启超在鼓吹变法的时候，就曾经印发此书，孙中山和革命党也曾用此书推动革命。
我们常说知人论事，《明夷待访录》这本书横空出世，自然有它的道理，这就与黄宗羲所处的独特时代有关了。黄宗羲是浙江余姚人，世称梨洲先生，他生于明万历年间，清康熙年间去世，去世的时候呢，已经是85岁高龄。从1610年到1695年，他的一生几乎贯穿了整个17世纪。这个17世纪是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黄宗羲一生经历了明末党争、李自成起义、清军入关等重要历史节点。他性格刚烈，前半生始终为国难奔走，清军入关之后，他一直率军抗清，直到确认复明无望，他才回乡著书立说，一生没有当过清王朝的官。退居田园之后呢，黄宗羲著书近2000万字，涉猎广泛，堪称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到了晚年，黄宗羲对弟子说：“我死之后不要给我置办棺材，我身遭国变，不求不朽，只求速朽啊。”那一代的知识分子，觉得国家在自己手里亡了，内心非常痛苦。黄宗羲写作《明夷待访录》，就是对明代的政治制度，甚至整个传统帝制时代的政治思路，做出全面反思，希望由此回复上古中国的理想社会。当时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另一位顾炎武在看了这本书之后呢，对黄宗羲佩服至极，他愧然而叹说：“这本书啊，他读之再三，才明白，原来天下并非无人要整理凋敝的政治局面，重新回到夏商周三代的理想状态还是有希望的。”
那么《明夷待访录》这本书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让顾炎武如此兴奋呢？这就要提到这本书的观点了。《明夷待访录》在学理上否定君主专制，还提出了一个新的制度构想，一种近似于二权分立的现代政治思想，这在当时不可不说是惊世骇俗。下面呢，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这本书到底讲了些什么。
先来看一看这本书的标题啊，所谓“明夷”，光明的“明”，匪夷所思的“夷”，“明夷”这两个字出自《周易》的第36卦。“夷”的意思是伤害，“明夷”就是说光明受到了损害。“明夷卦”的卦辞说“明夷利坚贞”，这是说君子即便处在艰难困苦的环境当中，也应该坚守正道。所以《明夷待访录》意思就是说，一个身处困境，但是仍然坚持正道的君子，等待来访的记录。那么问题来了，黄宗羲是在等待谁的来访呢？这一点，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的题词当中有解释。黄宗羲读到过一本书，叫做《恒运论书》，上边有一套理论，认为历史是12个阶段，叫做12个运程，这12个运城循环往复，用它就可以知晓过去、未来。那么根据这种学说，20年之后，时代又将进入一个盛世。黄宗羲相信了这套理论，为此他用了一年的时间，到康熙元年的时候，完成了《明夷待访录》这本书。而能够带领国家走向兴盛的那个人，就是他要等待的人。这个人是不是清朝君主不重要，是不是取代清朝的后来人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够让国家由乱入治。
那么在黄宗羲看来，怎么样才能够让国家由乱入治呢？啊，这就需要深入《明夷待访录》这本书了。本书共13个主题，其中建都、方阵、兵制等主题主要针对明代弊政，今日看来仅有史料价值已不足论啊。但是呢，《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五大主题，具有超越时代的恒久价值。这五篇文章是黄宗羲政治思想当中的精华，可将这五篇的思想概括为两个关键短语，一是否定君主专制，二是限制政治权力。
先来看一下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否定。所谓《原君》，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探索君主的本质。在黄宗羲看来，君主的本质是服务者，其存在的意义呢，是为天下兴利除害。而后来的君主啊，把天下的利益都给了自己，而把害都推给了别人，以至于把天下看成了自己的私人财产，传给子子孙孙。故而黄宗羲在《原君》当中说：“天下之大害啊，无非是君主。”原来呢，没有君主的时候，每个人还能够维护自己的私利，而现在有了君主，凌驾在众人之上，连个人的私利都保不住了。所以黄宗羲说“要以天下为，君为客”，承接孟子“民贵君轻”的政治理念。
那么要怎么样做才能够让“民贵君轻”呢？这就要靠立法了。黄宗羲在《原法》当中，提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法的合法性问题啊。以天下人为目的的做法即是合法的法，以君主个人为目的的法，即是非法之法。他也认为，好的制度要优先于好的人才，有好的制度体系，人才才有用武之地，即“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但是如果制度腐坏，即便是有好的人才，也难以大展拳脚。这个观点当中啊，隐然可见现代法治观念端倪。
但是为什么“天下为主，君为客”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中国没有发源于基督教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没办法从宗教层面为“天下为主、君为客”提供最终依据。但是呢，在儒学体系当中，却是有着人格平等的预设，即“人皆可以为尧舜”。既然众人在人格上平等，让多数人为少数人的私利服务，这就是天然的不合理。中国帝制时代的统治者们也深知这一点，除了汉朝之外，统治者很少打出“君权神授”的幌子，因为神在中国古代社会并不具有权威。所以呢，统治者和儒生们想出了“家国同构”的法子啊。在古代社会当中，忠孝可以说是一回事，比如说汉代选举官员，有一个办法叫做“举孝廉”，只要你孝行文明乡礼，就可以入朝为官。对待君主呢，要和对待父母一样，君主是君父，而自己是臣子，这就是所谓的“移孝于忠”。黄宗羲用“气论”打破了一孝于忠的传统政治秩序，他在《原臣》当中说，君臣关系与父子关系绝对不是一回事。父子一妻子分，父之身而为身，也就是说，父亲和儿子是同一的关系，天经地义。但是君主和臣下的关系，是为了治理天下才产生的，并不存在相互联系的气。如果我没有治理天下的责任，那么君主对于我来说就是陌路人。如果我出仕做官，不把治理天下当做自己的职责，那就是君主的仆人和婢女。那如果说把天下当作自己的职责，那就是君主的老师、朋友，这样的才能够叫做臣。简而言之，君臣不似父子，不存在天然的联系，君臣之间只存在同事关系啊。即便君比臣的位置高，也不过就是一个领导啊，并不拥有超然于整个政治架构之上的权力和地位。所以说，黄宗羲在《原臣》当中说：“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治，而分治以群工。”那意思就是说，群臣都是天下的服务者，只不过分工有所不同。另外呢，“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臣下和君主，虽然说这名称不相同，可是本质它是一样的。将君主纳入政治架构之内，并从社会分工角度来谈君臣关系，黄宗羲是中国历史的第一人。单凭这一思想，黄宗羲就足以成为17世纪中国的代表人物。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听说过总统这个词儿啊，如果有的话，他可能不介意把君主这个词替换一下。
好了，刚才讲的是黄宗羲对君主制度的拆解，但是呢，黄宗羲并不只懂得破坏，他也提出了一系列极有创建的建构性理论，这就说到了我们的第二个关键短语，限制政治权力。如何限制政治权力，首先是“置相”，恢复行政机构内部的分权与制衡。所谓相权，也就是管理政府的权力，黄宗羲认为，明代政治腐坏，是从朱元璋罢免丞相的时候开始的。朱元璋罢免丞相之后，自领六部，直接管理政府，所谓内阁，实际上不过是一个秘书机构。所以说呢，在宰相废除之后，君权就变得毫无顾忌了，进而认为“百官之设，所以事我”，也就是说百官呢，他只是为了服务君主一个人才设置的。虽然说这一条议论，主要还是针对明代政治的诸多弊端，黄宗羲想要恢复的并非是一般的丞相，而是与君主拥有平等地位的丞相。黄宗羲说，夏商周三代，凡是天下大治的时候，当时的君相关系是非常平等的，“臣败君必达败”，那也就是说，君臣之间礼节一致。秦汉以后不再讲究这些礼仪，但是在丞相进谏的时候，如果说天子坐着也要起身，如果天子坐在车里啊，还要下车。换句话说，如果说黄宗羲话语体系当中的君主相当于总统，那么宰相就相当于副总统或者是国务卿，这样呢，就有了必不可少的内部制衡。为此他用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伊尹流放太甲，说的是商朝的重臣呐，伊尹流放了胡作非为的商王太甲，另一个呢，是周公摄政，说的是周武王死后，成王年幼无法亲政，武王的弟弟周公只好出面摄政。黄宗羲举这两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如果君权有缺失，或者还不够资格承担责任，那么宰相就可以摄位。
当然了，只有这种内部制衡还远远不够，黄宗羲的思想精华在于政治权力的外部制衡，可以称之为二权分立思想，也就是行政权和监督权分开。政府掌握行政权，那么谁来掌握监督权呢？黄宗羲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学校。在黄宗羲看来，学校不仅是一个培养人才的机构，也是一个议政机构。春秋时曾有乡校，也就是地方上的学校，乡校呢，也是议政场所，这才有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流传。哎，这个故事说的是春秋时候啊，郑国的执政子产，愿意保留学校作为公共议政的场所。但是呢，春秋时的乡，与黄宗羲设想当中的学校有巨大的区别，乡校只是政府执政时候的一个消息来源，可以参考，也可以不参考。可是呢，黄宗羲设想的学校则是一个权力机构，通过学校要让“天子之所事，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意思大致就是君主所认可的未必就是对的，君主不认可的也未必他就错了。这样一来啊，君主就不敢默认自己的想法无比正确，而是要把是非对错拿到学校来检验。简而言之，行政机构需要提供解决政务的方案，至于是否实施，则需要由学校来决定。郡县有郡县的学校，中央也有太学，如此一来，就建立起了全面系统的政治权力监督体制。
那么在学校当中，该让什么人来主持公义呢？黄宗羲认为，无论是平民还是退休的宰相，都可以担任主持，不必拘泥于这个人是否当过官。如果这个人行为不端，有碍公正，那么学校的学生可以要求撤换他。学校的学官，也就是校长，不可由上级指派，要在地方上公议，选择一名德高望重的儒者来主持。老师呢，也要由学官来进行选拔，行政机构不得染指国家的最高学府。学官啊，也就是太学的祭酒，也要通过推选的方式，请当世的大儒来担任，而且啊，这个推选出的太学祭酒地位与宰相相当。每月初一，君主都需要带领百官去太学听课，面对祭酒，君主也要行弟子之礼。君主在政治上如有缺失，祭酒可以直言不讳。太子年满15也要进入太学学习。至于政府官员的选拔，毫无疑问也来自于学校。黄宗羲设想当中的学校掌握了教育权、监督权，甚至一定程度上的正式决定权。至于立法权的掌控机构，黄宗羲虽未明言，不过推想起来也应当是太学和地方学校。如此一来，学校成为了与政府相抗衡的机构，甚至可以稳压政府一头，因为官僚体系只掌握行政权，或许也掌握一定的司法权，可是司法的最高解释权恐怕还是在太学。黄宗羲设想当中的学校，与现代民主国家的议会有着很多相似之处，议会同样拥有立法权、重大政事的决定权，也拥有对政府部门的监督权。所以在清末的改革，还有走向共和的尝试当中，黄宗羲的理念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本土思想。当时鼓噪政治变革的思想家梁启超甚至也说：“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受《明夷待访录》这本书的影响最早且最深。”
好了，到这里可以对全书的主要内容做一个总结了。如果说从政治哲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在中国有史可循的几千年时间当中，黄宗羲堪称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虽然黄宗羲的政治思想，主要承接孟子的“民贵君轻”的观念，但是他的创新成分，远大于历代其他的思想家。孟子警惕君权，黄宗羲直接否定了专制君权。在黄宗羲之前，中国历史上也有否定君权的思想家，比如说汉末王充、魏晋鲍敬言、晚唐无能子，但是真正提出了一整套君主专制替代方案的，只有黄宗羲一人而已。
虽然黄宗羲在传统中国的思想世界里，有着如此傲人的地位，但是他的思想依然与现代的民主观念，有着相当的距离。这种距离主要体现在这两个方面。首先，黄宗羲虽然反对君主专制，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君主政体，但是似乎并不反对君主世袭。如果说从现代视角来看，黄宗羲设想当中的君主，相当于一位世袭的总统，对于这位世袭总统的废立，也没有提出明确的方案。虽然宰相可以摄政，但是终究只是代为摄政，可以说黄宗羲还是没有突破君主政体。其次呢，黄宗羲虽然反对君主专制，但是却主张文化专制。他认为佛教和道教都没有存在的必要，无论是在城内还是在乡间的寺庙道观，都要改造成为学校，他们的产业都该归学校所有，用以资助贫困的学生。在《明夷待访录》里面，他把佛教与巫术等同，认为佛教欲知福祸，在民间大行其道，实在是劳民伤财的一种迷信。同时呢，他也认为，当时由西方传入的天主教，也是与佛教一样的货色。这样一来呢，除了儒学之外，这个国家不需要有其他学说。至于儒家学说内部呢，也需要一套类似于书报检查的办法，淘汰掉不值得留存传播的东西，以至于凡是没有章法的古文，没有心得的语录，无异于实用的奏议，无补于史学的叙事，一律不准刊刻流传，而已经刊刻的要全部追回烧毁。虽然说黄宗羲这样做，是为了扭转晚明士大夫空谈误国、相互吹捧的风气，但是这一点呢，也成为了黄宗羲的致命伤。
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就会看到，虽然后世有人把黄宗羲说成是中国的卢梭，认为他的民权思想，可以与同时代的英国思想家洛克相提并论，而且还比卢梭早出现了100年。但是，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按照黄宗羲规划的那样，就会成为一个儒家思想唯我独尊的体制，那这个社会会是什么样子呢？黄宗羲笔下的那些民权又能够实现几分呢？这一点历史没有给出答案，但是今天的人们无疑已经有了答案了。
好，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就为你解读到这里，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我们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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