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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的兴起》从经济变革中，洞察西方世界繁荣的内在逻辑
铛铛铃2025-09-11【人文】566人已围观
简介
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书是《西方世界的兴起》。
本书由两位作者合著。第一作者道格拉斯·诺斯，是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史学家之一，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另一位作者罗伯特·托马斯，是诺斯在华盛顿大学的同事。
我们知道，通常意义上的西方世界，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但这本书中所谓西方世界的兴起，特指18世纪工业革命爆发之前，西欧的荷兰、英国等国经济迅速发展，社会显著进步，实现了富裕的生活。
长期以来，从亚当·斯密到卡尔·马克思，很多学者都认为，技术进步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关键原因。因为技术进步促使生产率不断提高，社会分工不断细化，进而市场规模扩大，社会财富日益增加。但是本书的观点却不同，作者认为，西方世界之所以兴起，归根结底是制度变迁所导致的。这个发现也是诺斯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原因之一，即独创性地运用制度变迁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解释书中所用到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并对公元900年到1700年欧洲经济史做了简单介绍。
第二部分（公元900~1500年），概述了这600年间欧洲经济制度变迁，特别是庄园制度的兴衰。
第三部分（公元1500~1700年），具体分析了荷兰和英国如何实施有效率的所有权制度，从而实现经济增长。
下面为了便于理解，我将先讲述诺斯是怎么发现制度变迁重要性的，然后再详细解释有效率的所有权制度如何促使经济增长，最终导向西方世界的兴起。
首先，我们来看看诺斯和托马斯是如何发现制度变迁的重要性的。本书出版于1973年，但诺斯从60年代就开始从制度变迁角度来研究经济增长问题了。诺斯首先将目光放在了海洋运输上，这与他早年的经历有关。二战期间，诺斯作为领航员，引导过许多大型轮船航行于太平洋、大西洋之间。基于长期的观察思考，1968年，诺斯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著名的《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这也是经济史学中引用率最高的文章之一。诺斯使用了航运成本作为衡量生产率的标准，成本越低，生产率越高。经过计算，诺斯发现，1600~1850年的平均航运成本一直在下降，这就代表海洋运输生产率有了显著的提高。提高的原因是什么呢？传统的解释是技术进步，但是诺斯发现，所谓的技术进步，即使用蒸汽机这样的机械动力轮船代替帆船，这样的技术发生在19世纪后半期，而从1600~1850年的200多年间里，帆船技术并没有发生重大改进，所以技术进步的解释无法成立。那么真实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经过分析，诺斯发现，海洋运输生产率的提高是因为货船上不再需要安装防备海盗的火炮，从而腾出了货舱的空间，提高了货船运输的容量，同时货船不必配备操作火炮的士兵，进而减少了人力成本。而船主们为什么能放心大胆地去掉火炮和士兵呢？原来是因为西方国家从制度上做出了改变，建立了海军对海盗进行定期清剿。海军驱赶压制了原本猖獗的海盗，保证了商船贸易的安全，使得货船的容量增加，成本减少。而且随着贸易的发展，相关市场管理制度也随之完善，在港口停泊期间，船主也可以很方便地找到卸货的人员，这样也减少了船员的数量，从而减少了劳动成本。因此，诺斯这篇文章的结论就是，技术进步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原因，制度变迁才是。这可以说是诺斯研究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也促成了这本《西方世界的兴起》的诞生。
那么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是源于什么方面的制度变迁呢？诺斯认为，在制度因素中，所有权制度的作用最为突出。1968年，诺斯去欧洲访学，在瑞士日内瓦待过一年。在此期间，诺斯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17世纪的西欧国家，都或多或少经历了技术革新，却只有荷兰和英国实现了经济增长，相反，法国、西班牙却陷入经济衰退的境地。他尝试用制度变迁的理论来研究这个现象。两年后的1970年，诺斯和托马斯合作，在美国《经济史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重磅论文《西方世界成长的经济理论》，他们正式提出，西方世界的经济增长源于一系列制度变迁，而在制度变迁的因素中，所有权的作用最为突出。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如果无法提供有效率的所有权制度，就无法跨过马尔萨斯陷阱，最终陷入经济衰退和人口减少的境地。所谓马尔萨斯陷阱，是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的著名理论，他认为人口增长方式是几何级数的，而生活资料的增长方式是算术级数的，那么过多增长的人口总是以某种方式，比如战争、饥荒、瘟疫等被消灭掉。因此，人口数量要与生产资料发展成比例，不能超出相应的生产资料发展水平。如果用这一理论来观察中国的历史，会得出一幅简单的周期性图像：粮食生产上升和经济发展带来人口上升，然后是人口过剩，接着是灾荒和战争，导致人口大规模死亡，直到人口降到粮食生产水平之下，从而再次促使人口增长，基本是一个死亡推动的人口演变过程。诺斯经过统计发现，从十世纪到13世纪这300年之间，欧洲人口持续增加，超过了经济产量的增长，所以到了14世纪，欧洲出现了马尔萨斯陷阱，一直到15世纪，由于饥荒、瘟疫、战争和叛乱等原因，人口剧减。而到了16世纪，总人口重新增加，并且超过了14世纪欧洲的人口水平，结果到了17世纪，历史重演，欧洲又出现了马尔萨斯陷阱。这时如果没有创造有效率的所有权制度，没有经济的持续增长，那么马尔萨斯陷阱机制会继续发挥作用，人口数量大量衰减，然后又会缓慢恢复。而如果社会具备有效率的所有权制度，所有权得到严格保护，社会成员受到鼓励去从事有益于社会的活动，使得私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相一致，从而大大鼓励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人类则有可能逃离马尔萨斯陷阱。17世纪时，法国、西班牙就陷入严重的人口减少、经济衰退的困境，西班牙人口减少了1/4，法国人口饱受饥荒和鼠疫的侵袭，还因为宗教迫害，逃亡了17.5万的新教徒。但是，荷兰和英国出现了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荷兰人口比16世纪增加了1/3，人均实际收入也比16世纪增加了50%，英国在17世纪的人口比16世纪增加了25%，实际收入比16世纪增加了36.5%。荷兰和英国之所以能够跨过马尔萨斯陷阱，正是因为两国建立了有效率的所有权制度。
诺斯举了一个天文钟的历史案例，来解释有效率的所有权制度如何促进了经济增长。天文钟能够确定船只的精确位置，是雷达出现之前必备的航海工具。自从人类知道地球是圆的以后，经纬线被划出明确的坐标位置，这对于航海贸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确定纬度比较简单，只要测量北极星的顶垂线即可，不过测定经度就比较困难了，这就需要一台在远洋期间保持精确度的天文钟。为此，西欧各国开始天文钟发明竞赛，荷兰把赏金提到10万弗罗林，而英国在1714年的悬赏金额最高达2万英镑，要知道当时英国大学教授年薪也才100英镑。重赏之下果然出现勇夫，英国钟表匠约翰·哈里森从1734年开始着手发明天文钟，直到1774年，足足花了40年，终于解决问题，获得了这笔奖金，也推动了长距离的海上航行的发展。在诺斯看来，英国、荷兰等西欧国家通过奖励的措施，促成了高精度天文钟的发明，从而可以精确测定轮船位置，降低了航运成本，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收益，这是社会收益，而哈里森本人获取的2万英镑就是私人收益。这个私人收益与人类获得天文钟发明这样的社会收益是一致的，因此，这就是个有效率的所有权制度，最终促进了经济增长。这就是制度变迁理论的逻辑，由于实施了有效率的所有权制度安排，实现了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一致，鼓励了创新，从而实现经济增长。
诺斯还举了一个无效率的所有权制度的例子，这就是西班牙的反圈地运动。在15世纪的西班牙，羊毛是一种比农产品更容易进行税收监管的产品，因此，出口羊毛成为国家最为稳定、重要的税收来源。在这中间，地方牧羊人同业协会，也就是“羊人团”的作用越发重要。西班牙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对“羊人团”实行了一系列的优惠举措，比如在16世纪，“羊人团”可以到任何地方放牧羊群，并且永远按最初规定的租金支付。这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出台，确实使政府获得了短期的财政收入增加，但却导致西班牙一直没有发展出有效的土地所有权制度，也没有培育出一个公平竞争的理念，使得这个曾经的海上帝国，在与荷兰和英国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那么从历史发展来说，有效率的所有权制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诺斯以中世纪欧洲庄园制度的兴盛和衰落为例，梳理了这个过程。他认为，无论是封建庄园制度的兴衰，还是近代产业革命的发生，都必须有制度给所有权提供保证，否则就无法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九世纪的欧洲典型庄园，是一个个孤立的村落，每个村落常有一处城堡做保护，庄园的领主将土地分给农奴，同时领主的城堡和下属骑士会保障农奴的安全。作为回报，农奴则上缴地租并为领主服务。中世纪早期的欧洲普遍人少地多，对庄园的领主来说，只要人口相对于土地不足的情况一直存在，庄园制度就会维持下去。但是在人类历史上，生育率总是超过死亡率，如果没有战争、瘟疫和自然灾害，人口数量总是会不断增加的。此外，在古代社会，生育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每一个新生儿长大后就是劳动力，还可以重新分配到跟父辈一样的土地。就这样，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变得稀缺起来，无法承受新增的人口，而这些多余的人，很难像他们的祖辈一样，获得同样多的土地，他们就涌向庄园周边那些没有开垦的土地。从十世纪到13世纪的300年间，欧洲人民开始向庄园外的领域要土地，从事大规模的开垦荒地运动，这就是著名的边疆运动。诺斯认为，人口增长引起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即劳动力和土地的相对效益变化，从而导致边疆运动，而边疆运动的发展则促进了市场的繁荣。首先，新工艺和新技术不断涌现，比如在耕地技术中，将原来的二圃制改为三圃制，即将原来的两块地变为三块地，农民可以合理安排在不同季节播种不同作物，一年里收获两次，有效减少了欠收的风险，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还比如自然力的风力驱动水车、水磨代替人力和畜力，先进生产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土地的生产力大大提高。其次，逐渐出现生产专业化，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可以更有效地生产劳动密集的产品，比如弗兰德、布鲁日等地织布业快速发展，他们用布匹去交换其他地区的粮食，也用布匹来交换东方的香料、丝绸等，地方贸易随之兴盛起来。最后，地方贸易的发展使得市场贸易规模变大，原来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开始渐渐被市场贸易所取代。但是人口增加的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从14世纪开始，欧洲开始出现马尔萨斯陷阱，首先是1315~1317年间的大饥荒，其次是1348~1351年的黑死病，这个致死率最高，两年半之间，英国人口死亡率达到23.6%。经过大饥荒、大瘟疫，欧洲劳动力急剧减少，相应的劳动力的价格上涨，劳动力的议价能力上涨，庄园制的主仆关系逐渐消失，农奴开始获得土地的所有权，庄园制度开始解体。渐渐的，随着商品贸易的发展，市场规模的扩大，欧洲大陆的商业贸易需要安全保障，这些都不是庄园制度可以提供的。比如随着中国火药的传入和军事武器的改良，如弓弩的出现，使得原来的城堡和骑士防御力量不足以应付新的威胁，最终在15世纪，庄园制度趋于崩溃，封建制度解体。
16世纪，全球进入商业扩张的时代，地理大发现导致美洲产的白银大量进入欧洲，欧洲人民财富的增长，使得他们迫切需要国家能够提供一种保护私有财产的所有权制度。此时，君主制的民族国家应运而生，为经济发展和商业贸易提供各类制度和安全保证，成为所有权制度的提供者。在庄园制度解体基础上形成的民族国家的君主，出于自身发展的需求，需要雇佣专业化的官僚系统和常备军，因此财政需求大增。但是传统的封建捐税或借贷，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增加收入的办法只有两种：第一是无偿征收臣民的财产，或者大规模征税。因此，西欧的法国、西班牙和英国都千方百计地寻求增加财政收入的新途径。这一时期，各国国王与议会之间的斗争也从未消停，争斗的焦点都是征税问题。第二种增加收入的办法，就是变革所有权制度，在增加私人收益的同时，也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因此，16世纪应运而生的民族国家开始创建了不同的所有权形式，从而对国家经济增长各自产生不同的影响。没有建立有效产权制度的法国和西班牙，只能大规模征税，当然无法突破马尔萨斯陷阱。以法国为例，法国国王在14世纪初还依靠三级会议增加税收，1383年以后，法国国王就绕开了三级会议直接征税。在百年战争中，国王的征税权因为可以为臣民提供保护而得到加强，王权也独享了改变所有权制度的权利，国王把地方的商品专卖权出售给行会，以增加收入。法国除了发达的官僚系统和军队外，还有一套复杂的代理机构来监督专卖权的实施，出售公职也是王权的敛财手段之一，短期来看国家财政增加，但长期看最终后果是阻碍了经济增长。此外，王室还大力庇护没有效率的艺术品和奢侈品行业，这一切都阻碍了经济增长。西班牙征税权也在国王手里，短视的国王为了增加税收，推行反圈地运动。1470~1540年间，西班牙税收增长了22倍，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为了维持庞大的西班牙帝国的运行，同样把地方的商品专卖权出售给行会，“羊人团”的缴费是国王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作为回报，国王授予“羊人团”在西班牙来回迁徙羊群的特权，这样有效率的土地所有权便一直未能发展起来。由于缺乏保护财产所有权的法治，西班牙简直成为一个普遍混乱、毫无秩序的国家，每当王室财政困难时，侵占、没收或是单方面改变合同的事情时常发生，直接影响从事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团体，最终人们被迫抛弃了生产性的职业，这也使得西班牙后来落后于荷兰和英国。
如果说法国和西班牙是因为没有建立有效所有权制度而导致衰退，那么荷兰就是依靠有效的所有权制度，从而成为第一个达到经济增长的国家。荷兰位于欧洲的北部，原是西班牙的属地，在17世纪，它没有像欧洲大部分地区那样经济停滞和衰退，而是奇迹般地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产生了人均收入的持久增长与经济的持续繁荣。荷兰不是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却在整个17世纪成为欧洲运输的枢纽与国际商业的垄断核心，被称为“海上马车夫”。为什么呢？诺斯认为，荷兰经济兴起的根本原因就是荷兰政府建立了促进商业贸易发展的所有权制度。商业贸易发展是荷兰近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荷兰因为地理位置适中的关系，成为西欧地区的商业贸易的中心。为了促进商业贸易的发展，荷兰政府建立了一系列所有权制度来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商业贸易的发展，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荷兰政府在首都阿姆斯特丹建立国际市场，在这个市场上，物品应有尽有，降低了外地商人搜寻商品的时间和费用，使得荷兰成为西欧地区的商业中心；其次，荷兰政府在市场附近建立办公处，及时处理商业合同纠纷，提高了合同实施的效率；最后，荷兰政府发明了一些新的经济制度，比如股份制、代理商制度，还推行现代化的记账方式，1600年，在阿姆斯特丹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股票市场。正是在荷兰政府的努力下，荷兰海军肃清了海盗，提供了安全的运输环境，让船舶能自由航行于波罗的海，荷兰也因此发明了一种名叫flute的新型货运帆船，这种帆船不设武器装备，去掉了大炮等装备，减少了船员的数量，以腾出更多的空间运载货物，从而提高了货船的效益。就这样，荷兰政府建立了有效的所有权制度，不过唯一缺乏的是有效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这一点后来由英国人来完成了。
一开始，英国王室也像法国、西班牙一样，为征税的问题与议会斗争不断。1485年建立的都铎·斯图亚特王朝就长期为财政问题所困扰，查理一世继位后，在征税问题上和议会多次发生冲突，曾几次解散议会，并在1628~1639年的11年中实行无议会统治。他不仅继续用卖官鬻爵来扩大财政收入，而且推广实行专卖制，增加关税，将船税扩大到内地，还重提以前王室的森林所有权，要求使用者补交重税。都铎王朝通过出售专卖权、罚款和没收修道院地产的方式增加政府收入，对股份公司出售专卖权，鼓励了海外扩张，但是上述措施却提高了交易成本，比如滥施专卖权阻挠了国内真正的技术创新，伊丽莎白一世颁行的学徒法也是为了恢复和巩固行会的传统专卖权。但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了对王权的优势，国王随之失去了对所有权制度的影响力。1642年，议会废除了王室的专卖权，阻挠学徒法，削弱了他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新实施的专利法保护了知识所有权，1688年，英国的股份公司只有22个，到了1695年就发展到了150个。此外，1694年，英国创办了国家银行——英格兰银行，这是世界经济史上中央银行的开端，保证了资金的需求和经济发展的稳定。17世纪末，英国工商业阶层掌握着议会，普通法保护了所有权，议会为经济增长做出了有力的制度安排，这些都指向了有效的所有权制度的形成。到18世纪，英国也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认为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原因，简单来说就是国家政治制度的演进，也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对私人经济的干预能力有限，使得所有权受到严格保护，私人收益率显著提高，从而大大鼓励了技术创新，随后的产业革命浪潮和持久的经济增长也就是顺理成章了。
此外，诺斯和托马斯对产业革命也发表了独到的见解，他们认为，产业革命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因，而只是经济增长本身，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一系列制度方面的变化，建立有效的所有权制度给产业革命和经济增长铺平了道路，而经济衰退就是缺乏有效率的所有权制度的必然结果。英国正是因为有了制度安排，才为产业革命的爆发奠定了基础。诺斯满怀激情地写道：“1700年，英国已经大功告成，这样到下个世纪初，它以取代荷兰而成为世界上最有效率、发展最快的国家。”18世纪的欧洲，国际竞争加剧所带来的强大动力，促使其他国家也改变所有制结构，以便为经济增长和产业革命推广提供同样的动力。西方国家的成功，正是所有制制度重建的结果，而反观世界其他地区，比如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地区，一些国家无法实现经济增长，就是因为没有建立有效率的所有权制度。
最后，我们对本书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本书是一本革命性的著作，因为他用一种全新的分析框架考察和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史学界的经济史革命如火如荼，所谓的新经济史革命，就是运用统计学、数学等微观分析方法来研究历史，但是诺斯却持批判态度，他认为要想真正解释经济现象，靠统计数字和数字分析是不够的，还需从宏观上来解释经济增长的历史。就这样，他出版了《西方世界的兴起》。他提出的有效率的所有权制度的观点，引起学术界广泛的关注，诺斯也由此推动新经济史革命进入新阶段。诺斯的发现，对我国的学术研究和制度创新同样影响深远。2003年，诺斯第二次来到中国，在上海的演讲中，他讨论了制度如何导致的生产力增长，特别是在长期的变化过程中，究竟是哪些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本书诺斯对荷兰、英国的研究可以看出，国家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率的所有权制度，才能实现分工和专业化、组织变革、技术创新等，最终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最近，我国大力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就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真正实现国内国外双循环，从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诺斯曾说过，检验一个学者所作出的贡献，就在于他的思想所具有的力量，要看他是否能鼓舞他人，是否能促进新的研究。而从制度变迁理论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来看，毫无疑问，诺斯对经济史学和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好了，《西方世界的兴起》就为你解读到这里，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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