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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以绮丽辞章绘就，展现古典戏曲爱情题材的巅峰魅力
铛铛铃2025-09-11【文学】602人已围观
简介
今天要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
对于中国人来说，《西厢记》是名副其实的经典。经典通常也意味着很多人都听说过，但很少人真正读过。《西厢记》能成为经典并非偶然，因为它折射出了中国社会文化的特质，也在某种程度上构建了中国式的审美范式。
在《西厢记》问世后的这700多年间，它受到历代文人的喜爱，仅明清的课本就有将近100种，可以说是古典剧作版本最多的了。另外，《西厢记》还有拉丁文、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日文等各种译本，可以说影响力遍及全球。
在形式方面，《西厢记》除了作为戏曲曲目持续上演，从1927年起至今，根据《西厢记》改编的电影就有十多部。1979年和2013年，又分别推出了电视连续剧《西厢记》，2018年又推出越剧电影《西厢记》。正是这种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人群的普遍共鸣，才确定了《西厢记》的经典地位。
现在我们所说的《西厢记》，一般是指元代戏曲家王实甫所创作的《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简称《西厢记》，大约写于元代13世纪至14世纪初。这是一部杂剧，我们常说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里面的元曲就是指元代的散曲和杂剧。散曲是配合当时北方流行的音乐曲调撰写的歌词，杂剧则是民间传统戏曲的一种，相当于今天的歌舞剧。之所以说它杂，是因为这种剧种将歌舞、音乐、唱白、杂技等各种样式融合在一起。至于人物，则用旦、末、净、丑来区分女主角、男主角、男配角以及其他角色。
杂剧在北宋晚期初步形成，于元朝时成熟并达到鼎盛。元朝统一中国后，有近60年的时间不开科举考试，汉族文人沦落至社会底层，又晋升无望，便常常与杂剧艺人共同进行创作，从而使元杂剧在以大都为中心的北方地区繁盛起来。当时除了王实甫的《西厢记》，我们熟悉的还有关汉卿的《窦娥冤》、马致远的《汉宫秋》、纪君祥的《赵氏孤儿》等等。
元朝统一南北后，元杂剧逐渐流传于江南，后来转变成以南方歌谣小调为主的南戏。在明代以后，杂剧衰落，便逐渐被南戏所取代。
一般来说，一本元杂剧分为四折，一折就是一场戏的意思，四折就是四场戏，是按照剧情起承转合的规律划分的。四折之外再加一个楔子，相当于引言或者剧情过渡。一般来说，一部杂剧就是一本，但也有一些作品超出一本，比如我们今天讲的《西厢记》，全剧就一共有五本，每本下面再分列四折，所以一共加起来就20折。这五本都是有标题的，分别是《张君瑞闹道场》《崔莺莺夜听琴》《张君瑞害相思》《草桥店梦莺莺》《张君瑞庆团圆》。这些标题其实已经将整个故事做了一番概要，也就是中国古典才子佳人戏的经典情节结构：一个书生和一个闺阁小姐偶然相遇，两人彼此都有好感，然而呢，他们的爱情面临着礼教、家室和门第的阻隔，最终他们竭力冲破这些障碍在一起，有情人终成眷属。
当然，完整的故事啊，要复杂得多。《西厢记》的背景是唐代安史之乱后不太平的北方。前朝相国崔珏在长安病故，夫人郑氏便带着女儿莺莺和婢女红娘、随从欢郎，扶着灵柩回到河北老家安葬。莺莺原本已许配给郑老夫人的侄子郑恒为妻，但因为父亲去世，所以按照礼法，他们还不能成婚。由于战乱，道路不宁，这一家人的返乡之旅也不时受到阻隔，不得已先在河中府暂作停留，将灵柩寄放在普救寺内。这座普救寺庙原本就是崔相国修造的，一家人就在西厢下一座宅子安下，这就是《西厢记》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
在此呢，有必要先说一下，为什么安排他们住西厢，这和中国文化中的特殊观念有关。中国传统建筑的布局都是坐北朝南，面向南方时呢，方位是左东右西，这跟我们现在通用的方位观念是相反的。而根据男左女右的原则，女性家眷通常就要住在右手边的西厢里。古代女性常常是在西楼出现，如李清照就有词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而东厢房是男性或家长居住议事的地方，东床快婿说的就是王羲之在东床上坦腹高卧，宋代呢，还有东窗事发的典故，这里的东床、东窗都意味着中国宅院里男性的居处。连住所的空间等级制度尚且如此严格，那日常举止的规矩之多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此呢，又涉及到这个故事的第二个关键点，即它发生在一所寺庙里。在礼法制度森严的时代，寺庙是女性能迈出闺门游玩的极少数的地方之一。在《西厢记》中，也正是因为崔莺莺带着红娘去佛殿上游逛，才遇到了到此观光的张生，两人一见钟情。张生痴心于莺莺，索性搬进寺庙居住，他的住所呢，与莺莺所住的西厢仅仅一墙之隔。
一天晚上，莺莺同红娘在园中烧香祷告，张生隔墙高声吟诗一首：“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他的意思是，美好的月色下，为什么看不见我心中的爱人呢？莺莺立即贺诗一首：“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意思是我独守闺阁的寂寞，你张生应该懂得。经过诗歌唱和，两人彼此增添了好感。
不想故事发展到第二本附近，镇守河桥的孙飞虎时常劫掠良民财物。他听到前相国崔珏之女莺莺有倾国倾城的容貌，现在既住在普救寺，便起了歹心。他想，乱世之中主将都从事不正，我还管那么多干嘛，所以他要虏获莺莺为妻，抱得美人归，好歹也满足平生一大愿望。于是他率领5000贼兵作乱，围困普救寺。
危急之中，老夫人不得已承诺，谁能有办法退兵，就将莺莺许配给谁。张生恰好与统领10万重兵的征西大将军杜确是朋友，于是写信前去求救兵。在等待救兵的几天内，张生夜里弹琴传书，让丫鬟红娘委婉传达自己对莺莺的好感。后来杜确赶来，成功击败孙飞虎，老夫人宴请张生表示感谢。张生满心欢喜，但是当她问老夫人何时将莺莺许配给自己，老夫人却变卦了，只让张生与莺莺以兄妹相称。她说：“你确实对我们有救命之恩，但是莺莺之前已经许配给郑恒，不能收回婚约，所以我现在给你些金帛酬劳，表示感谢，你再找一家更合适的如何？”
张生听后又气又怒，他深感挫败又无可奈何，居然病倒了。而此时的莺莺虽然也倾心于张生，却碍于身份表现得很矜持，丫鬟红娘便主动牵线。她为张生出谋，让他月下弹琴，吸引莺莺。张生还让红娘给莺莺带去一封求爱的信，莺莺回信说：“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其实就是约张生深夜相会。当晚张生赴约，但是由于红娘也在场，莺莺只好假装生气，训斥张生不礼貌，张生不明故里，内心一落千丈，结果又落下病来。
之后红娘来探望张生，暗示今天晚上莺莺一定前来相会，张生一听大喜过望，病也立刻痊愈了。深夜，莺莺果然独自来到张生的房间里，与张生私定了终身。此事被老夫人察觉，她怒气冲天，拷问红娘，红娘据理相争，终于说服老夫人答应将莺莺许配给张生。但是老夫人又附加了条件，即要张生立即上京考试，如果考不中，仍不把女儿嫁给他。
于是张生进京半年后，一举高中头名状元，他便兴冲冲地传信来问婚事。然而事情啊一波三折，原来许下的郑恒又来求亲。当他得知未婚妻莺莺已许配他人，吃惊的表示：“为何之前定好的婚约变卦了呢？哪里有这个道理？”但是红娘则大胆抢白说：“孙飞虎贼兵来时，你在哪里？若不是张生相助，哪里还有我们一家人？倘若当时莺莺被贼人掳走，你又如何去争？”而郑恒也不善罢甘休，他说：“张生在京已被魏尚书家18岁的小姐抛绣球选中，要结成亲事，此事闹动整个京城呢！”
老夫人听得怒气冲冲，认为张生不识抬举，辜负了他们。而这边的张生还毫不知情，他在高中之后被任命为河中府尹，及河中县最高长官，随后快马加鞭赶来普救寺，结果却遭到老夫人一顿责骂，红娘也讽刺她，问她新媳妇如何。张生了解情况后着急了，连忙辩解自己啊，根本没跟什么尚书家的小姐结亲，甚至诅咒自己全身长疮，说自己对莺莺的心从来未变，为天可表。
后来大家把郑恒招来，双方对峙，方才误会消除真相大白，原来是郑恒故意制造的谣言。郑恒自知理亏，主动退婚，张生和莺莺终于团圆。
可以说王实甫的《西厢记》是一部喜剧，张生、崔莺莺两人最终顺利完婚，有情人终成眷属。两人完婚有赖于一系列概率极低的巧合，首先是张生投宿城中的状元殿，去普救寺这座地方名山胜境散心，与崔莺莺偶然邂逅；其次是孙飞虎围困普救寺，恰好张生的朋友杜确是征西大将军，于是前来成功解围；再次是老夫人悔婚，以状元及第为要挟，张生又恰好高中状元；最后张生兴冲冲准备娶莺莺，却碰到莺莺原来许配的郑恒争执不下之际，恰好张生被任命为河中府的最高长官，解决争端。才子佳人大团圆，作者有意通过这种种巧合的设置，让一个个冲突得到解决，一个个悬念得以落定，让才子佳人最终走到一起。而这也正是《西厢记》受到古代中国人欢迎的原因所在。
美国教育家杜威曾说，戏剧最有价值的地方，严格说起来并不是艺术层面上的，而在于它的道德情感。基于古代故事和传统的古典戏曲，更富有戏剧性，也更激动人心。具体来说，正是在古代中国未婚异性受到严格约束的特殊社会文化氛围中，《西厢记》这样的才子佳人故事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共鸣。
中国古代儒家社会的婚姻基于家族制原则，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禁止异性之间私相恋爱的，而爱情也不是婚姻成立的必要条件。从《孔雀东南飞》和《梁祝》传说开始，中国文学中一个长盛不衰的主题，就是两个人真心相爱，却不能融于当时的婚姻礼俗。这种自发的爱情与礼教之下的婚姻制度之间的矛盾，是中国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的情形，最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也容易调动人们的情感。
另一方面，虽然以往都将《西厢记》视为讴歌青年男女对爱情的向往、冲破封建礼教的作品，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张生和莺莺最终的团聚，并不是爱情的胜利，恰恰是权力和礼教的胜利。从根本上说，是张生的身份和地位一步步上升，最终成就了两人的婚姻。虽然张生的父亲也是礼部尚书，但之前父母双亡、书剑飘零、功名未遂、游于四方，张生身份地位已经今非昔比，郑恒就直接说他是穷酸恶醋。在老夫人和郑恒眼里，如果张生没有可以匹配的身份，显然是不能被选为女婿，不能与贵为相国之女的崔莺莺结合的。直到张生高中状元成就仕途，张生的新身份终于配得上相国小姐了，这些阻碍才被冲破，张生和莺莺最终团聚，皆大欢喜。也正是这样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赢得了普通大众的青睐。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才子佳人大团圆的模式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说正是《西厢记》奠定这一文学题材和套路，在《西厢记》之后，明清时代出现了很多这样才子佳人私下定情，被家长阻止，最终书生金榜题名后皆大欢喜的故事，在白话小说集《三言两拍》里尤其多。例如《醒世恒言》里的《吴衙内邻州赴约》中，吴公子与贺小姐私会，本来家长震怒，但吴公子最后中了进士障碍消除，于是夫荣妻贵，满门幸福。
作为一部经典，《西厢记》既折射出当时中国社会普遍的潜在心理，同时又激发了很多后来者的效仿。除了故事及其反映的道德情感，《西厢记》之所以跨越700多年，仍然被奉为经典，持续吸引着今天的人们，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文学的魅力，比如文学语言之美。王实甫在《西厢记》中原本就化用了大量古典诗词，词句优美，意境悠远，加上他本人的创作，有很多语句，至今仍流传于中国人的日常口语。比如张生初次见到莺莺时，念念不忘她的“临去秋波那一转”。明代万历年间，评论家徐世范在其刊刻的《西厢记》中就有批注说，“秋波一句是一部《西厢》的关窍”，关是关键的关，窍是诀窍的窍，意思就是最能体现全剧精髓的地方。张生和莺莺两人初次会面时，莺莺的眼波一转，顾盼生情，这个情意暗生的场景写得不浓不淡，不迟不早，恰到好处。莺莺有益于张生想要有所表示，但是作为相国千金，莺莺又必须不着痕迹，“临去秋波那一转”，让张生已有所感觉，等到莺莺离去，张生回转过来，细细品味这个眼神的含义，两人的姻缘也由此展开。如果没有秋波这一句，那么《西厢记》的爱情故事就无法发展下去了。直到如今啊，我们现代汉语中含有“秋波一转”的用法。
又比如张生因思念成疾，他说：“有心争似无心好，多情却被无情恼。”这一句对仗的手法读来朗朗上口，又极好地表现了相思时微妙的心理，后来传诵千古。再如“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这是在第一本中莺莺的唱词，青春韶华虚度的感慨，孤独和寂寞的心境，都在这闲愁和无语之中了。后来明朝的汤显祖写作《牡丹亭》，主人公杜丽娘游园曾感慨道：“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丽娘感叹青春无人珍惜，伤感失落油然而生，这种意境也是继承了《西厢记》中的场景。
当然，《西厢记》中最家喻户晓的还属那一句：“叹人间真男女难为知己，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后半句大概在中国无人不知，可以说，这种美好愿景的寄托，至今仍颇具感染力。
不仅如此，《西厢记》里面还蕴含着中国人对美的特殊理解。明代就有人写《西厢记最新篇》说：“大凡色之可忍者，故不必其近在容貌，也即一服世间而雅俗纷言。”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看来，美不美容貌并不是全部，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人的精气神儿流露在举手投足之间，甚至通过穿衣打扮，就能看出这人是风雅还是俗气。这与西方那种注重身材、肌肉、黄金分割等美学理念截然不同，西方注重的是看得见的实体，目光落在肌肉、几何、比例等上面，但中国人对美的感受却落在看不见的地方，所谓精气神，都是一种神韵，一种难以描摹的气质，因此用的都是写意的笔法。比如描述莺莺的美，不直接描写容貌、身材，而是从侧面来记述，例如张生第一次看见莺莺，就觉得她颜色艳丽、光辉动人，而寺庙里的和尚也都被她的美丽所动，以至于敲木鱼时敲到了别人头上。
其实，《西厢记》中的很多优美词句和意象，都是可以从中国悠久的古典文化中找到源流，比如秋波一句，早在近300年前，南唐后主李煜就写过“眼色暗相钩，秋波横欲流”。至于“多情却被无情恼”，则直接化用了苏轼的词，苏轼在《蝶恋花》中的原句：“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可以说，古典文学这种传承和流变的例子是很多的。
除了语言，文学题材和故事原型的流变也是很常见的。《西厢记》最早的底本是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莺莺传》本是一个悲剧故事，张生赴京赶考一去不回，后来另娶了他人，对崔莺莺可谓是始乱终弃。王石甫根据这部传奇创作《西厢记》时，保留了基本架构，但是为了表现不同的主旨，做了相当大的改动，有不少细节的改动，如将崔莺莺的年纪从17岁改成了19岁，贼兵围困的动机，也从劫夺财物改为夺战莺莺等等，但是最大的改动有两点。
首先王实甫的改编，强化了张生与莺莺之间的爱情主题。比如在原来的《莺莺传》中，张生起初请杜确保护普救寺，并不是为了莺莺，郑夫人为了感谢活命之恩，才让莺莺出来拜见张生。而在《西厢记》中，张生请援兵解救的动机非常简单，就是为了莺莺，希望老夫人将莺莺许配给他。此外，《莺莺传》中，张生是直接投宿在普救寺里，而到了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张生原是在城中的状元殿投宿，只是去普救寺散心，偶遇莺莺后便生痴心，于是搬到了普救寺，想方设法接近莺莺。按王石甫的改写，爱情变成了从开篇就出现，并贯穿全剧的主题。
还有重要的一点是，《莺莺传》中崔张两人是表兄妹关系，到《西厢记》中则变成了穷苦书生与贵族小姐，让这个跨越阶级的爱情变得更加具有感染人心的力量。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莺莺传》的结尾是一个悲剧，张生进京赶考一去不回，两人也没能在一起，而《西厢记》中，张生和莺莺是大团圆结局，有情人终成眷属。可以说故事从悲剧变成了喜剧，批判的矛头也从社会规则转向家长礼教制度。
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源于王石甫所生活的元代有不同于唐代的社会制度变迁。《莺莺传》里，张生和莺莺之所以没能在一起，表面上看是张生的始乱终弃，但更为根本的原因是唐代特殊的社会规则。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门阀贵族体制下，读书人想要顺利进入仕途，不仅要考取功名，还要与名门之家通婚，依靠世家大族的提携，而高官也把新进士选为女婿，作为未来的政治投资。按照这种社会规则，一个士子年轻时可以放浪形骸，自由地沉溺于情爱世界，但一旦踏上科举之路，要想取得官职，就必须斩钉截铁地切断过往，与出身名门望族的女性结婚之后，才能告慰祖先飞黄腾达，这是那个年代男性的成人礼。《莺莺传》里的悲剧性的根本，是社会规则与个人情感之间的强烈冲突。
然而到了《西厢记》中，王石甫极大的弱化了这种悲剧色彩，从剧中看不到张生对莺莺既想要又不能要的痛苦，相反，她几乎从看到莺莺的第一眼开始，就始终不渝的想娶她为妻，成为阻碍的是老夫人这样的家长，以及郑恒这样原本有婚姻之约的情敌。不仅如此，原先对社会规则的对抗也消失了，最终以张生高中状元打破阶级障碍，两人再度团圆结尾。这些都意味着，在王石甫创作《西厢记》的元代，社会环境已经完全不一样，这是在异族统治之下、礼法相对松弛的年代。安史之乱之后的门阀贵族制度早已崩坏，贵族阶层失去政治权力，随着宋代理学的强化和礼教的复兴，家长在婚姻安排中的地位则得到了强化，科举制度的作用也得到进一步彰显，张生通过科举实现了阶级的跃迁，从而拥有了迎娶莺莺的资格。
此外呢，两者结局的不同也受限于文本的形式，《莺莺传》是唐代传奇，原本是写给文人精英群体看的，但在元代，《西厢记》作为杂剧，需要迎合社会大众的口味和审美，大团圆结局在中国传统戏曲中特别常见，便是这种群体意识的体现。这种流变在崔莺莺的形象上也有许多表现，展现出不同时代的女性文化。美国汉学家韩森在《开放的帝国》中曾说，后世戏曲家不断重写张生和莺莺的传奇，以迎合他们所处时代对于妇女的主流观点。比如在崔莺莺生活的唐代，女性其实是不缠足的，但是生活在元代的王石甫，却将崔莺莺写成了一个小脚女性，剧中呢，有写到“遮遮掩掩，穿方净料，应小脚而难行，绣鞋儿刚半钗”，半钗就是不到三寸。再比如在莺莺生活的中唐时代，词这种文体并不普及，也被视为不登大雅之物，但是老夫人说莺莺“真指女工，诗词书算无不能者”，很是以此为荣。所以《西厢记》的主人公崔莺莺的生活背景虽然是在唐代，但是在王石甫的笔下，体现的反而是元代的社会价值，张生和莺莺也是元代人心目中的才子佳人形象。
也正因为如此，《西厢记》受到了当时人们的热烈欢迎，有人说“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不夸张的说，《西厢记》是明清时代影响最广泛的戏剧经典，它不仅一直吸引着普通读者，也对后世民间文学的创作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戏剧和小说。晚明的《金瓶梅》中，出现了非常多的《西厢记》引文，如第21回写行酒令，轮到月娘跟前，月娘道：“既要我行令，依照牌谱上饮酒，一个牌儿名，两个骨牌名，和西厢一句。”而南戏《牡丹亭》也受到《西厢记》的影响，作者汤显祖明确写杜丽娘读过《西厢记》，并被崔张恋爱所感动。实际上，从《牡丹亭》的结构布局、人物设置、社会冲突、最终团圆来看，很多方面都和《西厢记》是如出一辙。
曹雪芹对《西厢记》也深有研究，而且在《红楼梦》写作中也受到《西厢记》的影响，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小说第23回里提到，宝玉和黛玉一起读《西厢记》，宝玉则引用里面的句子，把自己比作是多愁多病身的张生，而黛玉则是倾城倾国貌的崔莺莺。虽然黛玉很生气的说，他把这些淫词艳曲弄了来，说这些混账话欺负我，但毫无疑问，《西厢记》在两人感情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催化剂的关键作用，读者们也都对这一情节非常喜爱，国内第一套《红楼梦》邮票，就是这个“双玉读曲”的画面。
清代人对于戏曲尤其喜爱，演戏风气盛行，昼夜不绝，结果也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导致清朝政府禁止了一些剧目，其中《西厢记》也被当作讲男女私情而遭到禁言，这也是为什么黛玉被发现读《西厢记》会惊慌失措，后来和宝玉共读《西厢记》，也是偷偷摸摸的原因所在。
金圣叹尽管把《西厢记》与《离骚》《庄子》《史记》《杜诗》《水浒传》合称“六才子书”，评价可谓极高，然而他也认为，张生和崔莺莺的事，与其说是美好爱情，倒不如说是闺门失礼，因为按照传统观念，崔莺莺在为父亲守丧礼期间就动感情，而且没有父母之命、婚姻之约就和张生同床共枕，这是不可原谅的。
直到现代，《西厢记》又逐渐被视为反抗封建礼教的纯洁爱情，并被推崇为古典文学名著。五四之后，恋爱自由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因此现代人看《西厢记》时，本就对所谓闺门失礼毫不在意，只要两人真心相爱，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在这种情况下，对爱情执着的莺莺，甚至违抗老夫人的红娘，都受到了热烈赞扬。
可以说，每个时代在看《西厢记》时，其实都投射了自己那个时代的观念，仿佛张生和崔莺莺不是唐代人，而是自己的同时代人。可以说，一个故事也只有不断赋予它新的内涵和解读，才能永久流传下去，不断成就它的经典之美。
好了，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就为您解读到这里，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我们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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