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瓷之路》从长安西市到威尼斯运河，白瓷如何成为丝绸之路上最沉默却最持久的文化翻译官

今天为你介绍的这本书叫《白瓷之路》，副标题是“穿越东西方的朝圣之旅”。

在很多西方人眼里，瓷器就是“china”，就是中国瓷器。这个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东西，千百年来却引得无数西方人为之痴狂。它被认为是一种神奇的物质，可以阻止毒药发挥药效。它差点掏空了一个德国国王的国库，又几乎成为一位法国国王和一位大清皇帝的友谊见证。从14世纪的威尼斯商人，到上世纪的德国纳粹党，西方人对于瓷器的热爱历久弥新。《白瓷之路》讲的就是瓷器从中国到世界的所经历的那些波澜壮阔的传奇故事，这其中交织了历险与争斗、发明与贸易、科学与魔幻、财富与强权。

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英国人，叫埃德蒙·德瓦尔。他是一位世界级的陶瓷艺术家，他的瓷器作品曾在世界各地许多著名的博物馆展出。与此同时呢，德瓦尔还是一位优秀的作家，被美国的《纽约客》杂志称赞为“最擅长说器物故事的大师”。可以说，德瓦尔是当代非常罕见的同时精通瓷器艺术与人文历史的作者，由他来讲述瓷器的历史，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白瓷之路》这本书的内容主线是德瓦尔的一场瓷器朝圣之旅。这段旅程从中国的景德镇出发，经由德国的德累斯顿，抵达英国的普利茅斯。通过拜访这三座瓷都，德瓦尔描绘了瓷器从中国传入西方、发展演变的辉煌历程。在这个历程中，瓷器是人类在一个速朽的世界里不懈追求的完美对象，它又好像是一个棱镜，折射出近代中西交流之路上数百年的风云诡谲。《泰晤士报》书评人对《白瓷之路》的评价是：“关于瓷器之于现代世界的诸多意义，这本书肯定是我读到的最好作品。”

下面就让我们和德瓦尔一起，展开这场对于瓷器的探索之旅。我们将了解到中国瓷器的奥秘是什么，又曾在西方世界引起过怎样的痴狂；为了破解瓷器之谜，欧洲国家是怎样的殚精竭虑；最后西方人又赋予这种美丽的器物什么样的新内涵。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的瓷器究竟有什么样的奥秘，又如何在西方世界引发了长达几个世纪的痴狂。瓷器的原材料是白墩子和高岭土这两种矿物，它们在高温下结合，生成致密无孔的容器。中国人早在1000多年前就了解了这一切，他们熟练掌握了白墩子和高岭土的不同配比，由此制作出不同的瓷器。我们熟悉的景德镇，之所以能在宋朝就成为瓷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个地方有着丰富的白墩子和高岭土矿藏。当然，和物产条件相比，人的作用可能更为重要。一件看似普通的瓷器，融进的是劳动工匠世代传承的前进之心。在德瓦尔略微感性的描述中，景德镇是一座技艺和学问之城，其产业之复杂，超乎人类在别处的一切其他努力。在那里制作瓷器有23个单独的工种，其中包括六种彩绘工、三种装窑的行家、三种烧窑的行家，就连配制瓷泥、研磨颜料这样的辅助性工作，也有严格的专业标准。光是区分白墩子和高岭土的质量，就有数百个标准。

不过，景德镇最令德瓦尔震撼的还不是瓷器成品，而是瓷器的碎片。瓷器的烧制条件要求非常严格，开裂或者变形的事情时有发生，因此，千年瓷都景德镇留下了一座座由碎瓷片堆成的山丘。德瓦尔在书中描述了他在景德镇第一次看到那些碎瓷片时的心情，他写道：“这是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时刻，我恭敬地捧着它，好像找到的是基督的圣杯。”

当然，德瓦尔绝不是第一个对瓷器如痴如醉的西方人。1291年，马可·波罗将第一件中国瓷器带回威尼斯，由此掀起了整个欧洲对于瓷器的热情。马可·波罗带回的是一只灰绿色的小罐子，现珍藏于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而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专门写到了一座城市，在那里人们制作瓷碗，这些碗大小不等，美轮美奂，一个威尼斯银币可以买到三只精美的瓷碗，其玲珑可爱简直无法想象。这是西方文献第一次提到瓷器。在西方人的眼里，瓷器完美到不可思议。当时西方贵族使用的器皿一般是用金、银或大理石做成的，多数都很笨重，而瓷器却很轻盈，轻轻叩击会发出清脆的声音，在阳光下还会微微透光，它成了王公贵族们争相拥有的珍宝，出现在君王、教皇的财产清册上，外交使节的礼单上。佛罗伦萨开始流传一种说法，认为瓷器可以阻止毒药发挥药效，而威尼斯诞生了一个词儿叫“瓷器病”，人们用它来形容贵族们对于瓷器那走火入魔一般的朝思暮想。这场瓷器病显然是一场慢性病，欧洲人一病就是几个世纪，而且看不到什么痊愈的希望。

在17世纪80年代，一个在景德镇生活了40年的耶稣会传教士，将167箱瓷器带回法国，在凡尔赛宫展出，轰动了整个西方世界。法国国王甚至为他的情妇蒙特斯潘夫人在距离凡尔赛一英里的地方建造了一座瓷宫，叫做特里亚侬瓷宫。那座宫殿的天花板上画着中国的禽鸟，连砖块都描绘成东方式奢华的图案。可惜的是，他们没有足够的中国瓷器，只好使用尼德兰（也就是今天的荷兰、比利时一带）出产的一种彩瓷，以及法国陶瓷以假充真。这些彩瓷和陶瓷的质量不怎么样，一经风吹日晒，釉面就开始碎裂和脱落，没过多久，瓷砖就从墙壁上掉了下来，而这也让欧洲人对于中国瓷器愈发敬畏和向往。

当然，西方人在痴迷瓷器的同时，也一直在琢磨它的秘方和制作工艺，但是他们的探寻总是充满了玄学的味道。比如16世纪中叶，一位意大利占星家写道，瓷器有一种在地下凝结的汁液制成，有人从遥远的东方把它带回。另一位作家则声称，瓷器的做法是把蛋壳和其余壳捣成粉末，加水调和做成花瓶形状，然后把它们埋在地下，100年后挖出来，这时才算做好，可以摆出来叫卖。可想而知，靠这样的思路是制造不出瓷器来的。

总而言之，在400多年的时间里，西方对于中国的瓷器如痴如醉，但始终没有破解瓷器的烧制配方。那么，西方世界是如何逐步摸到了瓷器制作的门道呢？下面我就来讲讲这段故事，它发生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西方的王侯贵族、传教士、炼金师、哲学家、商人和冒险家将悉数登场。

我们首先从法国讲起。其实在西方诸国中，法国人是最有机会率先破解瓷器奥秘的。在16、17世纪，法国天主教的耶稣会士纷纷来到中国，其中有些就到了景德镇。在景德镇，这些传教士就像商业间谍那样，仔细观察瓷器的制作过程，并把所见所闻都写成报告寄回欧洲。然而，法国人并没有花大力气去研究、利用那些资料。到了17世纪中期，人称太阳王的路易十四即位。这位法国国王相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他轻而易举地拿到瓷器制作的秘方，那种方法就是外交。路易十四对当时的中国皇帝，也就是康熙皇帝非常感兴趣，他认为只要和康熙搞好关系，就能获得制作瓷器的秘方。为此，路易十四让传教士给清朝宫廷带去了无数新奇的玩意儿，比如说能播放中国歌谣的钟表、呈现透视效果的风景画。传教士们还带上了六分仪、星盘、浑天仪、望远镜等科学仪器，并给康熙讲授几何学、天文学等现代科学。路易十四希望这些法国的知识可以换回大清的工艺，从而实现宇宙中两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在艺术和科学领域一切发明创造的共享与交流。然而，康熙皇帝尽管勤奋地学习西方的知识，却并没有投桃报李，路易十四的外交努力落了空。

在那之后，法国人开始满足于瓷器的替代品，他们把各种各样的玻璃粉末添加到粘土中，制成某种近似于瓷的东西，这种瓷器被称为软质瓷，釉料很容易刮掉，叩击的声音一听就不是真货。当然，法国人也没有完全放弃研制真正的瓷器，他们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尝试，是把一位叫契恩豪斯的数学家请到法国。契恩豪斯认为，瓷器最神秘之处在于这种坚硬的固体居然可以让光穿透，因此，这位数学家企图通过研究光的反射和映照来研究瓷器制作方法。可惜的是，契恩豪斯在法国钻研了很久，却始终没有取得突破。

现在需要说德国了，正是德国人做出了第一个西方出品的瓷器，而他们依靠的是王权、科学和炼金术的三位一体。1694年4月，德国萨克森王国迎来了他的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这位国王人称大力王，力大无穷，穷奢极欲，情妇多得数不过来，有数量惊人的私生子。然而如此彪悍的生命，也躲不过瓷器的诱惑。奥古斯都大力王对瓷器爱得如痴如狂，在购买瓷器的时候毫不手软，他最有名的事迹之一，就是用600名全副武装的萨克森精锐骑兵向普鲁士交换了100多件精美的中国瓷器。奥古斯都曾在一封信中坦言，自己得了瓷器病，还说人嗜好某样东西，一旦视之如病，就再也无法满足，总想拥有更多。到这位国王去世时，他拥有的瓷器达到35798件，是当时整个西方世界最大规模的瓷器收藏。

终其一生，奥古斯都都在疯狂的购买瓷器，然而呢，那个时候东西方之间的瓷器贸易被荷兰东印度公司垄断了，而这位中间商赚着很高的差价，奥古斯都对此心知肚明，但他实在太爱瓷器了，只好忍着痛付钱。可再厚的家底也经不住这样花呀，眼见国库日渐空虚，奥古斯都研制瓷器秘方的心愿也越来越强烈。他在德累斯顿建造了一个实验室，名字叫黄金屋，因为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瓷器是如此神奇，一定是要像炼金那样才能炼出来。在这个黄金屋里探索瓷器奥秘的人五花八门，有自然哲学家、有科学家、有炼金师，也有通晓矿物和采矿知识的人。其中有两个最重要的人物，一个是刚才提到过的契恩豪斯，他带着对瓷的思索从法国来到德累斯顿，在黄金屋继续他的研究。那些价值不菲的矿物质每每都在他的一番折腾后变成了一块疙瘩，甚至连黄金都被炼成了废物，但契恩豪斯依然日复一日、锲而不舍地做着实验。让他坚持下去的，除了他自身的毅力，当然还有奥古斯都国王的财力。

而另一个重要人物，说起来就很有奇幻色彩了。1701年，德国坊间传言，一个叫波特格的19岁男孩发现了一枚魔法石，并在可靠的目击证人面前炼出了黄金。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出了德国，惊动了全欧洲的君主。据说当时争夺波特格的人比争夺美女海伦的人还要多，而奥古斯都快人一步抢到了波特格，把他送到了黄金屋。在这里，年轻的炼金术士波特格与年迈的数学家契恩豪斯相遇了。在契恩豪斯看来，这个年轻人虽然表面看来疯疯癫癫，但对于物质有着神奇的直觉，可以成为自己的好搭档，于是他成功地说服了波特格，不要只顾着炼金，还可以摸索瓷器的制作，毕竟在那个时候，瓷器是比黄金还要珍贵的。

可是波特格在黄金屋既没有炼出黄金，也没有烧成瓷器，奥古斯都非常恼火，把波特格从德累斯顿转移到15英里以外的麦森，关进了一个秘密实验室。契恩豪斯爱才心切，也跟着去了那个实验室。那个实验室一半在地下，窗户几乎完全用砖头封住，里面有24座大小不等的火炉，日夜不息，空气中弥漫着各种有毒物质。正是在这种恶劣不堪的环境下，波特格和契恩豪斯同吃同住，日夜守着火炉，尝试各种各样的材料。1706年，这一老一少在开窑后发现了一样东西，它质地细密，红褐色，看上去美得惊人，用手指摩挲，有清凉的感觉。他们总结经验，再接再厉，工作节奏变得更加狂热，他们每隔半个小时都会去看一下窑炉，头发经常被烧焦，脚上是层出不穷的大水泡。两年后，在1708年10月9日这一天，他们俩烧出了一个半透明的白色器皿。两天后，波特格向奥古斯都国王汇报，他制成了瓷器，而就在那一天，契恩豪斯与世长辞。

终于在马可·波罗将瓷器带回欧洲的417年之后，德国率先在西方世界破解了瓷器的奥秘。那种全新的白色物质被称为波特格瓷。奥古斯都在波特格和契恩豪斯取得突破的麦森建立了一座瓷器制作厂，这也是西方第一座瓷厂。在麦森瓷横空出世之后，欧洲的其他统治者都想要自己的瓷器制造厂，他们给麦森的工匠开出更好的条件，瓷器的配方在欧洲大陆很快就不再是秘密。

然而在欧洲还有一个国王比较高冷，对瓷器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那就是英国。当德国麦森已经可以制作轻盈、洁白、无可挑剔的成套瓷器时，英国还满足于那种缺乏硬度、没有光泽、一不小心就会开裂的软质瓷。当然，很快英国就会上演瓷器的故事，但那却和王公贵族没什么关系。

如果说法国追求瓷器的故事像一部浪漫的轻喜剧，德国的故事像一部精彩的魔幻片，那么英国的故事则像一部典型的个人成长小说。这个成长小说的主人公叫威廉·库克沃西。这个人在15岁的时候来到伦敦，在一家药剂师作坊做学徒，21岁学成出师，到港口城市普利茅斯开了家药店。有一天，库克沃西读到一本介绍中国的著作，对其中有关中国瓷器的章节大感兴趣，那里面收录了一位耶稣会神父20年前从景德镇发回的两封信，信中提到瓷器是由高岭土和白墩子这两种矿物结合而成的。因为这次偶然的阅读，药剂师库克沃西的人生从此发生了改变。

库克沃西开始在普利茅斯周围骑着马四处逛，寻找传说中的高岭土和白墩子。在山坡上，他时而挖土，时而掰下一块风化的石头装在布袋里，而不挖土的时候，他就琢磨瓷的构成，甚至培养出一种特殊的癖好，就是把瓷器打碎。他会在每块瓷器接触地面的瞬间仔细聆听其发出的声音，然后细细触摸瓷片的裂口，研究它的材质。终于，库克沃西在普利茅斯附近的康沃尔郡找到一种粗砂岩，经过实验后确定，那就是白墩子，能赋予瓷器透明度和温润感。谁能想到，这种全欧洲苦苦寻觅了几个世纪的神奇矿物，会大量存在于英国康沃尔郡的乡间。不久后，库克沃西又锁定了高岭土，那是当地人用来修理泵、水机的白色粘土。他把洁净的高岭土和白墩子一比一的混合起来，经火烧制后，洁白莹润的瓷器出现了。1768年3月14日，库克沃西烧制出第一只苹果瓷杯，那是英国制成的第一件货真价实的瓷器。听上去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就这么一个普通的英国人，没有皇帝或国王的介入，没有监禁，也没有夸张的戏剧性，仅凭一己之力就做成了这件事。

话说回来，我们也不要以为库克沃西的路就走的那么一帆风顺。在他研究瓷器的岁月里，先后经历了丧妻之痛和丧女之痛，可以说尝尽了人间的苦楚。作者德瓦尔认为，库克沃西之所以对瓷器有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执着，是因为瓷器是他逃避痛苦的手段，他对瓷器的无尽求索，是一种让自己转身面对世界、避开生活中残缺的方式。

好了，我们已经了解了法国、德国、英国这欧洲的三驾马车是如何殚精竭虑的破解瓷器之谜的。在18世纪上半叶，西方人终于掌握了瓷器的制法。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在成功地破解了瓷器之谜后，西方人怎样再造和拓展了瓷器，赋予这种美丽的器物新的内涵。

首先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瓷器的大工业化和商业化，这当中必须提到英国人的贡献，尤其是一个叫韦奇伍德的英国陶瓷商人的贡献。韦奇伍德聪明过人，雷厉风行，有一条腿安了木制的假腿，依然行步如飞。正是他把瓷器纳入了大工业的生产方式。韦奇伍德的制瓷工厂在特伦特河畔的斯托克城，那里在19世纪初成为了陶瓷之城，城市里烟囱林立，雾霾笼罩，浓烟将空气染得黑暗浑浊，人们甚至都看不到太阳，所有人都被迫服务于制瓷行业，整个城市的目标便是用最快的速度生产出更多的瓷器。以前只有达官显贵才能享用手工制成的精品瓷器，而现在一般的老百姓也可以使用瓷器了。

韦奇伍德还有很强的营销眼光，提出要用不同类型、不同颜色的瓷供应不同的市场。比如玛瑙色、绿色和其他的彩色釉会吸引那些喜欢俗艳、廉价之物的人，米白色则是高品级，适合中上阶层的人，而黑色是最高的品级，永远都不会过时。韦奇伍德还指出，那些瓷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残次品，不应该直接扔掉，而应该想办法变废为宝，比如用砂纸把变形花瓶的底部磨平，或者把重心不稳的瓷器用螺丝固定在新的基座上，再挂上一张次品卡，廉价出售，就能把这些有瑕疵的瓷器卖出去。总之，在瓷器的平民化和商业化上，韦奇伍德可谓是居功至伟。

西方人带给瓷器的第二大变化，是它形态的变化。我们都知道中国擅长制瓷，但我们做的瓷器多半都是器皿，比如酒壶啊、饭碗啊、杯子、盘子、瓶子之类的，而西方人一旦熟练掌握了制瓷的技术，就开始用它制作各种各样的摆件，尤其是动物形状和人形的瓷塑。在这里，他们掌握的新技术接续了他们热爱雕塑的老传统。

可能有些讽刺的是，欧洲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好的瓷塑作品出自于德国纳粹。1935年，三位党卫军成员计划制造配得上纳粹党的瓷器，他们开了家瓷器制造厂，名叫阿拉克。这个计划很快得到党卫军领袖希姆莱的全力支持，希姆莱从自己的私人办公室拨划了可观的资金给这个厂，之后又把这个厂迁到了达豪集中营，以保证它有充足的劳动力。希姆莱强调，阿拉克只生产具有高度价值并赋予艺术性的瓷制品，而不是流于低级趣味的庸俗之作。在第三帝国时期，党卫军重要成员过生日、结婚或者有孩子出生，一定会收到一份阿拉克瓷器的礼物。阿拉克的动物瓷塑特别受欢迎，什么雌雄母鹿、狐狸幼崽、德国牧羊犬应有尽有，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动物瓷塑表现的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骑在马背上的形象，那匹马的前蹄腾空而起，尾巴飞扬，强健独立，马背上腓特烈大帝的重量只有两条细细的马腿支撑，展现出超凡的工艺水准，令麦森那样的老牌企业都望尘莫及。希特勒对这个瓷塑马非常欣赏，命令工厂特别制作了100件，一件留给自己，其他的99件都送给了自己的亲信。

阿拉克还出产人形瓷塑，那些人物往往年轻而健美，有刚出狱的少女、抚育幼子的母亲、竞技比赛的优胜者以及进击的士兵。在纳粹党内，人们最渴望拥有的人物瓷塑是一尊叫击剑者的塑像，那个陶瓷制成的年轻人肌肉发达，赤裸上身，倚剑而立。这个词塑可不是花钱就能买到的，只有纳粹的党内精英才有资格拥有。纳粹屠犹特别行动队的负责人海德里希案头就有这么一座击剑者。

需要指出的是，阿拉克生产的人物瓷塑多为白色，这出自希姆莱的要求，瓷塑要么施以白釉，要么是不施釉的素瓷。为什么？因为白瓷被纳粹党人看成是德国精神的化身，象征了德意志帝国的纯洁性。这种瓷器表面的洁白是大理石一般的洁白，是媲美希腊雕塑的完美之物，因此也暗示了德国第三帝国对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继承。当然不用多说的是，用白瓷去塑造人物，也符合纳粹党所鼓吹的白人至上、雅利安至上的种族主义。

然而并非只有纳粹党才对白瓷情有独钟，事实上，很多西方人都钟情于白瓷，在这点上，他们和我们中国人的喜好不太一样。中国人讲究瓷器的色彩与纹饰，即使是追求素雅，那也得是青花瓷，但很多西方人爱好的都是绝对纯净的白瓷。比如德国麦森的标志就是白色的瓷杯，英国的制瓷功勋库克沃西也一心想要制作白瓷。这当中可能有点宗教的因素，德瓦尔在书中写道，对于基督教教众来说，白色是地平线上明亮的云团，预示着主即将来临，白色让芸芸众生分清本末，是智慧和启示的色彩。

作者德瓦尔也是白瓷的爱好者，这一点我们从《白瓷之路》这个书名就大概能猜到。在书中，德瓦尔不厌其烦地诉说自己对于白瓷的情有独钟，他说白瓷有一种让他完全沉溺的吸引力，像一抹白光从海面上升起，又被海浪卷走，像一缕风卷起白色的尘土，盘旋飞舞，终于落地。他说，他不停的制作白瓷，是为了不停的再次出发，找到自己的路，沿着这条路迂回曲折的回到自己。作者在描述白瓷时那种浪漫的、痴狂的语气令人动容，同时也在提醒我们，归根结底，人们对于瓷器的感情是主观而私人化的。瓷器也许是一种承载了无数智慧的伟大造物，或是一位搅动了世界风云的重要角色，但最终它的本质是一个让人迷恋的东西，和天下所有的心爱之物一样，它能让人显出自己最温柔又最坚韧的一面。所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好了，《白瓷之路：穿越东西方的朝圣之旅》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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