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一部用军事强权撕裂传统帝制、却未能缝合现代国家裂痕的转型实验史

今天为你介绍的这本书叫《北洋军阀史》。

在解读本书之前，我先把镜头拉回到100多年前的天津，见证一场特殊的就职仪式。1895年12月16日，一位个头矮小、精力充沛的男人来到天津小站，开始自己新的岗位。这个人叫袁世凯，他的新职务是奉旨督练新建陆军。当时人们也许很难想到，在立正稍息的操练声中，这支军队不久将改变中国的历史。

袁世凯用十余年时间，打造了当时中国最精锐的近代化军队——北洋新军。在这里，北洋是个地理概念，大致以长江、吴淞口为界，以北沿海地区称北洋，以南沿海地区称南洋。由于袁世凯曾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手下将领多出自北洋武备学堂，后世就把他的部署统称为北洋军阀。

在乱世中，这支军队成为袁世凯最大的政治资本，由此在晚清政坛呼风唤雨，最后官至内阁总理大臣，权倾朝野。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又凭借这支力量，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开始了北洋军阀对全国的统治。

北洋军阀统治的这段时间，一般叫做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从1912年袁世凯任总统开始，到1928年北伐军攻入北京结束，总共16年。这一时期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武人专政，上至大总统、国务总理，下到各省督军，几乎都是军人；二是政局极为混乱，16年间出现了两次复辟帝制，三次解散国会，宪法一直难产，政治风潮不断，竟有多达46届内阁，32位总理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因此，有人把这一时期比作唐宋之间纷乱不堪的五代时期，把当时的民国叫做五代时的民国。著名历史学家来新夏深入研读大量史料，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才算理清了这段纷乱如麻的历史，完成了这部100余万字的《北洋军阀史》，成了今天了解北洋军阀的入门必读书。

下面，我将从法统危机、派系之争以及北洋内部人物的新陈代谢这三条线索展开介绍，看看北洋军阀如何统治中国，又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最终的败亡。其中，法统危机导致北洋军阀失去政府公信力，派系之争削弱了北洋军阀对全国的控制力，北洋人物的新陈代谢是北洋军阀走向灭亡的最终过程。

首先要说的是法统危机。法统就是一个政权的合法性。中华民国建立后，政权的合法性来自国家的宪法。当时由于时间仓促，只颁布了临时约法，但效力等同于宪法，政府的组织形式、总统、总理的职责、权力都由临时约法规定。

法统危机指北洋军阀上台执政后，为攫取更大的权力，不愿受临时约法的约束，由此引发种种政治动荡，最终北京政府权威扫地，不再被国民认可。北洋军阀时期一共有三次法统危机。

第一次法统危机发生在1913年到1914年，袁世凯当总统的时候，争议的焦点是国家的实权到底是给总统还是给内阁。一开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效仿美国实行总统制，政府权力在总统手中。但由于革命党力量薄弱，无法和北洋军阀抗衡，南北双方达成妥协，袁世凯促成清朝皇帝退位，孙中山将总统职务让与袁世凯。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利，孙中山在解职前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匆忙起草颁布临时约法，把原本总统的权力转给了从国会中产生的内阁，也就是把总统制改为内阁制，由内阁发号施令，内阁的首脑叫国务总理，掌握了实际的行政权。

这么一改，大总统袁世凯就成为了没有任何实权的国家元首。作为一代枭雄，袁世凯怎么会甘心呢？他必定要想方设法打破约法的限制，第一次法统危机也就出现了。

袁世凯任大总统后，第一任内阁总理是唐绍仪。唐是袁世凯的老朋友、老部下，共事20多年，于公于私，两人应该合作的非常愉快。可是袁世凯几次任命官吏都被唐绍仪否决，他就指使军人公然干政，让他们发表通电威胁内阁。不到三个月，唐绍仪就干不下去了，辞职走人。相交20余年的老朋友，最终分道扬镳。

不仅是内阁，袁世凯还要面对更难缠的国会。国会中，国民党议员占绝对优势，处处和袁世凯作对，天天质问总统，经常发布弹劾案，让他一刻不得安宁。要么继续和国会无休止的纠缠，要么像过去一样大权独揽，袁世凯决定放手一搏。他主导刺杀了宋教仁，用武力镇压了孙中山、黄兴发动的二次革命。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追缴议员证书，国会不足法定人数被迫停会，形同解散。

接着，袁世凯重新颁发了《中华民国约法》，赋予大总统无限的权力。从此，大权独揽的袁世凯以为自己胜利了，结果他在集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16年，他最终因为复辟帝制而身败名裂。

在共和制度实践中，袁世凯开了个恶例，当自身权利受到约束，产生政治纠纷时，他不是寻求在法律范围内解决，而是动用武力来扫除一切障碍，以致后来的军阀纷纷效仿，引发了新的法统危机。

第二次法统危机发生在1917年，是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之间的府院之争，争论的焦点没变，还是到底总统说了算还是总理说了算。这个大总统黎元洪不属于北洋系统，他在武昌起义中被士兵抬出来，当了革命军的都督，阴差阳错获得了巨大的声望。中华民国成立后，他被胁迫进京，解除了兵权，对各方威胁不大，所以在袁世凯时期，一直当了一个没有实权的副总统。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再造共和，按照法定的顺序顶上了大总统的位置，恢复了临时约法和之前瘫痪的国会。

这时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则是袁世凯的亲信，北洋嫡系，掌控军队。在段祺瑞看来，黎元洪只是个摆设。首先，根据临时约法，实权本来就在总理手里，只要黎元洪事事听命于自己，老老实实做个盖章总统就不成问题。可黎元洪却并不这么想，他认为自己这个大总统合理合法，名正言顺，对段祺瑞没必要低头。根据临时约法，总统对内阁成员的任命有否决权，结果黎元洪对段祺瑞提交的内阁任命，只要不认同的就坚决顶回去，甚至段祺瑞亲自来找盖章，也绝不答应。久而久之，段祺瑞同黎元洪的隔阂越来越深，最后演变成不问是非原则，只要总统府赞成，国务总理就反对，只要国务总理反对，总统府就赞成。

前面说过，由于临时约法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匆匆起草，未加详细讨论，内容有许多缺漏，比如一方面强调是内阁责任制，另一方面又规定总统总揽一切政务，这就造成府院权限不清，互相指责、互相扯皮。可以看出，府院之争既是双方政见权力之争，也是临时约法没有具体明确而造成的恶果。

军人出身的段祺瑞对政治纷争不胜其烦，竟然又效仿袁世凯的做法，召集各省督军来北京名为开会，实际是以武力威胁。到了1917年，对于中国是否参加一战的问题，双方再次争执不下，段祺瑞以辞职要挟，在左右怂恿下，黎元洪干脆将段祺瑞免职，进一步扩大了事态。各省督军借此纷纷独立，要求修改约法，解散国会。眼看国家就要解体了，黎元洪急了，临时约法没有赋予总统解散国会的权利，黎元洪只得非法解散国会，并急召督军中的领袖张勋进京，调停他和段祺瑞的矛盾。

结果这个张勋另有打算，他进入北京，赶走了黎元洪，复辟了帝制，把退位的清朝皇帝溥仪请了回来。张勋复辟给了段祺瑞东山再起的机会，他立即在天津马场誓师，组织讨逆军，打败张勋，段祺瑞成为三造共和的功臣，重新出任国务总理。

由于段祺瑞吃够了府院之争的苦头，不愿再受临时约法和国会的约束，上台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被解散的国会。他另起炉灶，组织亲信，重新选举国会议员，组建由自己完全掌控的国会。因为这届的议员经常在北京的安福俱乐部活动，所以新成立的国会也叫安福国会。

到了1920年，段祺瑞在军阀混战中战败下台，贴有段祺瑞私人标签的安福国会也被视为非法，首当其冲被勒令解散。可以说，府院之争导致临时约法被废，国会变成军阀操作的机构，段祺瑞的所作所为是效仿袁世凯，用武力干政，他自始至终没能以合法途径解决总统和总理的权限问题，干脆玩起了拳术，这进一步削弱了北洋政权的合法性。

第三次法统危机发生在1923年，是曹锟用贿赂的方式当上总统。这次危机的严重性在于，贿选出来的总统非法，连带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也名声扫地。1920年，曹锟击败了段祺瑞，1922年，他又击败了张作霖，独自控制了北京政府。60岁的他急着要做大总统，但总统必须要由国会选举，所以曹锟宣布尊重临时约法，把回到老家发展实业的黎元洪请回来，复职总统，并且恢复了第二次危机时被解散的国会，当时舆论称为法统重光，也就是说法统重现光明。

但黎元洪的复职之路一点也不光明，他只是曹锟做大总统之前的铺垫，任职不到一年时，就只好出走天津。黎元洪临走前藏匿了总统的印章，结果被曹锟派人劫下火车，面对军人的威胁，他最后只好乖乖交代了印章的下落，换了自己平安离开。

接着，曹锟以每人均价5000大洋买通国会议员，耗资千万通过贿选当上大总统，他也是北洋政府的最后一任总统。为了装点门面，1923年，他颁布《中华民国宪法》，这是中华民国第一部正式的宪法，在民国成立整整12年后才出台。总统选出来，宪法颁布，国会照常运作，看似法统危机得到彻底解决，实则留下了更大的隐患。因为曹锟的大总统是花钱买的，甚至连带宪法也被讥讽为贿选宪法，政权和宪法的合法性都遭到空前质疑。

果然，曹锟的总统宝座只维持了一年时间。1924年10月，和曹锟同一派系的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囚禁了曹锟，段祺瑞在冯玉祥的邀请下再次出山。此时的段祺瑞雄心依旧，他本来就对国会政治深恶痛绝，这次出山做得更彻底干净，直接宣称革命，以贿选的罪名取消国会，废除宪法。从此，北京政府既没有民意机构选举的国家元首，也没有国会和宪法，成了三无政府。段祺瑞上台后，只称自己是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属于临时过度，实在有点不伦不类。

在这里，三次法统危机就讲完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法统危机一直没得到有效解决，最后连政府成立的宪法规则都消失了，政治完全成了玩弄权术。究其原因是北洋高层权愈大，私心重，这正是北洋军阀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

说完了法统危机，接着来说北洋军阀的派系之争。如果说法统危机还是北洋军阀偏文斗的部分，那么派系之争就是北洋军阀真枪实弹、武力决胜了。

先来看看北洋派系的基本情况。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是他自己的私人武装，袁世凯擅长用地位、金钱、私人感情笼络部下。下一次张作霖前来觐见谈话时，偶尔瞥了几眼桌上的瓷器，袁世凯看在眼中，记在心里，当天晚上，这些精美瓷器就送到了张府。所以袁世凯在位时，部下都乐于为他所用，北洋集团能保持整体的统一。

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失去了这个大家长，内部群雄并起，主要有皖系、直系、奉系三支实力最雄厚的军事派系。皖系军阀的皖是安徽的简称，首领是段祺瑞，他是安徽合肥人，势力主要分布在安徽、浙江、山东、福建等省。直系军阀直是直隶的简称，相当于今天的河北，首领是冯国璋，他本人是直隶河间人，势力范围包括河北、湖北、江西、江苏等省。段祺瑞和冯国璋是袁世凯最倚重信任的将领，他们都是北洋嫡系。而奉系军阀首领是张作霖，他是奉天海城人，奉天相当于今天的辽宁，奉系崛起于关外，并不是北洋嫡系，但拥有东北三省丰富的资源，军事实力雄厚，和直系、皖系鼎足而立。

其实一开始中国上下大小军阀很多，只是地方军阀为稳定统治，必须要在中央找个靠山，于是他们纷纷主动站队，和段祺瑞关系亲近一点就自称皖系，和冯国璋熟一点就说自己是直系。皖、直、奉三系虎视眈眈，都想打倒对方，控制中央政权，由此引发了军阀派系混战。

那么这些派系的斗争有哪些特征呢？这里头大概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各个派系都在重复袁世凯的家长模式，以私人的恩惠笼络手下，画出一个亲疏远近的同心圆。在这个同心圆上边，靠里的是可靠的核心，而滑向外围的关系就相对松散，经常有倒戈反叛的情况出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张作霖扶持自己的儿子张学良。除了父子关系之外，就是师生关系，北洋军阀的高级将领基本出自北洋武备学堂、保定军官学校两所学校，师生关系成了后来效忠上司的重要纽带。

第二个就是各个派系之间看上去你死我活，实际上打起仗来都尽量不把对方置于死地，所以失败的一方往往是通电全国，宣布下野之后来去自由，不会被官被杀。这一方面因为派系间有着千丝万缕的私人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害怕被报复，希望保留未来合作的可能性。

据不完全统计，在北洋军阀统治的16年期间，全国上下共发生了将近600起大大小小的战斗，平均下来相当于每十天就有一次战争发生。在这里我只介绍三次有决定意义的战争，他们都非常明显地表现出了派系斗争的两个特征。

第一次是1920年的直皖战争，他开启了派系对中央政权的武力争夺。皖系直系的首领段祺瑞和冯国璋曾同期报考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同时被录取，这对上下铺的老同学在校期间就结为兄弟，感情非常好。军校毕业后，段祺瑞赴德国继续深造，冯国璋留在学校做教员。在以后的戎马岁月中，二人凭借军事才能，成为袁世凯最倚重的左膀右臂。

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代任大总统，段祺瑞继续任国务总理。当时舆论认为，两位老朋友共事应该能和衷共济，共渡难关。可是谁都没想到，就是这对亲如兄弟的老朋友，竟然上演了第二次府院之争。

当时的中国出现了南北对峙的政治局面，南方不少本地军阀不愿服从北洋，他们借着法统问题，还有孙中山的政治能量，造成了分裂的局面。在如何统一全国的问题上，段和冯两人有不同政见，冯国璋主张和平统一，段祺瑞主张武力统一。段祺瑞派遣将领南下征伐，冯国璋不好明令阻挡，可又实在不愿打，只好拖着命令不发布，一来二去，双方隐隐有了裂痕。

在个人生活作风上，段祺瑞爱打麻将，有时候想请冯国璋加入联络联络感情，可冯国璋最厌恶赌博，从不应邀。段祺瑞觉得老兄弟做了大总统，就不给自己面子了，心里更不痛快了。再加上左右煽风点火，各自站队，冯国璋和段祺瑞最后竟然到了互不来往的程度。

因为两人的矛盾，中央决策朝令夕改，对南方的态度也是忽战忽和，弄得下面无所适从，最后双方只能同时下台，冯国璋不做总统，段祺瑞不做总理。冯国璋不久病逝，他手下的嫡系曹锟、吴佩孚就成为直系的新领袖。以前冯国璋、段祺瑞在位，还顾及点老兄弟的情面，直系、皖系尚不至完全破裂，后起的曹锟、吴佩孚则完全撕破脸皮，不断挑战段祺瑞的皖系把控的中央政府。一开始还只是使手腕玩政治，到了1920年7月，双方最终兵戎相见，爆发了直皖战争。

说起来，这场战争的结束还很有戏剧性。当时吴佩孚率领轻骑队迂回包抄，在大雨滂沱之中，沿着山间小路突入位于河北涿州松林店的皖系司令部。当皖系军阀前敌总指挥曲同峰正望着窗外大雨发呆时，吴佩孚已经进屋，一欠身，一抬手，一声轻呼：“请总指挥上路。”曲同丰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成了俘虏，皖系军队全线溃败。结果开战不到两周，段祺瑞就被迫下野隐居天津。

第二次重要的战争是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这次战争规模空前，奉系军阀取代了北洋嫡系，控制了北京政府。直系主宰中央政权后，曹锟在北京主政，吴佩孚专门在洛阳练兵，这引发了其他军阀的恐慌，尤其是关外东北的奉系。奉系领袖张作霖虽然是土匪出身，但积聚了巨大的力量，背后还有日本人撑腰，早有野心，想进军关内争夺中央政权。

不过，碍于奉系并非北洋嫡系，张作霖只能以掺沙子的办法，推荐自己的亲信到北京政府内阁任职，以此不断施加对中央政权的影响。面对奉系的咄咄逼人之势，直系不甘就范，双方矛盾最终激化，接连爆发了两次直奉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奉系的失败告终，两年后，也就是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开打，这是民国以来北洋军阀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双方投入兵力达十余万。直系领袖吴佩孚志在必得，放下豪言，三星期内结束战争。

就在直奉双方在山海关激战正酣的时候，直系的一位将领却从前线悄悄返回北京，突然发动政变。这位将领就是冯玉祥，他和吴佩孚都是直系的后起之秀，都为直系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这引起了吴佩孚的记恨，结果冯玉祥被调到北京，担任没有实权的陆军检阅使，冯玉祥由此对吴佩孚深感不满。

1924年10月22日，冯玉祥驻扎古北口，突然回师倒戈，发动了北京政变，囚禁了曹锟，把手下军队改成为国民军，直系后方大本营被连根拔起，最后全线溃退，吴佩孚只得率领残兵败将从天津渡海南逃，直系就此失去了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

第三个重要的战役是郭松龄起兵反对奉系军阀，这次战争标志着整个北洋体系的没落。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虽然控制了北京政府，但张作霖不像直系和皖系军阀那样，有一定的政治声望，在北京政府中长期盘踞。对于关内的其他势力来说，他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人。而且张作霖更看重自己的军事力量，所以他一味向全国进军，一度到达长江流域，破坏了大小军阀原有的军事格局，结果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反对奉系的浪潮。

就在这个档口，奉系内部也是暗流涌动，奉系将领郭松龄准备倒戈反奉。郭松龄是奉系第一战将，作战勇猛，屡立战功，尤其和少帅张学良是莫逆之交。第二次直奉大战中，郭松龄所立战功最多，却受到张作霖嫡系将领的排挤，他一向反对奉军入关，希望张作霖在东北开展现代化建设，与民休息，因此对张作霖极为不满。结果被冯玉祥趁虚而入，秘密和郭松龄结盟，反对奉系军阀。

在冯玉祥鼓动下，1925年11月，郭松龄突然倒戈，率奉军的精锐之师反攻东北，直逼沈阳，张作霖统治岌岌可危，甚至做好了下野的准备。后来在日本人暗中帮助下，郭松龄也兵败被杀，张作霖才转危为安。奉系军阀经过这次动荡，实力大损，开始衰落，整个北洋体系也就再没有特别强有力的势力了。

说到这里，北洋军阀的派系和冲突就介绍完了。直皖战争、两次直奉大战，还有郭松龄反奉，是北洋时期规模最大的几次混战。虽然开战前各方都互相指责对方穷兵独武、祸国殃民，实际大家并无是非原则，根本目的就是打倒政治对手，夺取中央政权。除此之外，各派军阀内部也非铁板一块，许多新面孔登上了舞台，这就引出了第三部分要讲的内容，北洋军阀的新陈代谢。这是北洋军阀不断裂变，最终走向消亡的过程。

北洋军阀经过几次大的混战，内部不断分裂，大小军阀不断更新。出生在1850-60年代的老军阀，像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这些人一个个淡出政治，出生在1870和1880年代的新军阀，像吴佩孚、孙传芳等人登上了政治舞台。这里边有两个趋势，一个是人事上更替，是指北洋军阀内部出现了新的政治领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吴佩孚和孙传芳。另一个趋势是北洋人物思想主张上发生了变化，这里边的代表人物是冯玉祥和郭松龄。

先来看看人事上更替的代表人物，吴佩孚是袁世凯之后，北洋军阀里最能打仗、人气最高的将领。1874年，他出生在山东蓬莱，自幼熟读四书五经，满腹经纶，曾考取秀才，但吴佩孚以抗倭名将戚继光自诩，志向是文武兼备，封侯拜相，于是他后来投考陆军速成武备学堂，以第一名成绩毕业。这些经历让吴佩孚不仅能打，而且还是个很有头脑的政客，知道如何收买人心。

1917年，段祺瑞不承认临时约法，孙中山在南方发起护法运动。1918年，吴佩孚任代理第三师师长率军南下，行进到湖南境内，和南方护法政府的军队展开大战，双方血战6日，吴佩孚攻陷重镇岳州，之后他一路南下，势如破竹，相继攻克长沙、株洲、湘潭、衡阳，再往南就要进入护法政府的大本营广东了。接下来的事情可以看出，吴佩孚这个人不简单，他观察当时的政治形势，了解到民众的厌战心理，率先提出罢兵主张，声称不愿再打内战，这引起了全国各界热烈响应。

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吴佩孚又成了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学生的军人，他向全国发出通电，痛斥北洋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要求立即释放学生，这些都为吴佩孚赢得了极大的声誉，让他成为中外瞩目的政治明星。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吴佩孚蛰伏了一段时间，到1925年，在全国反对奉系军阀的浪潮中，他通过运作再次出山，成为直系的领袖，控制了河南和湖北两个省份。

说完了吴佩孚，再来看看另一个北洋新人孙传芳。孙传芳虽然出自直系，却并非曹锟、吴佩孚的嫡系。1885年，孙传芳生于山东泰安，190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颇有军事才能和政治头脑。孙传芳平时喜欢阅读历史典籍，《史记》和《资治通鉴》常放在案头，他常手不释卷，以儒将自居。

1922年，直系夺取北京政府的控制权后，孙传芳第一个通电主张恢复法统，结束南北分裂的局面，这件事让他为大众所熟知，有了一定的声望。后来，孙传芳转战福建、浙江，不断扩充自己的实力。1925年，奉系军阀南下江南，由于军纪极坏，不得人心，率部驻扎在浙江的孙传芳抓住时机，以操练为名，组织精锐部队3万人，分五路突袭奉军，将他们赶出江南地区，并一鼓作气拿下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之后，孙传芳自任五省联军总司令，控制中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他虽然名义上归顺吴佩孚，实际自成一支被称为新直系，坐镇东南，人称东南王。

吴佩孚和孙传芳两个军阀新人基本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地区，他们代表了北洋内部上升的力量，如果没有后来的北伐，北洋体系还会不断出现这样的人，就像一个打不破的循环，纷乱不会停止。

说完了北洋军阀的人事上的更新，再来看看北洋军阀内部一些思想主张上的新陈代谢。这里涉及到两个人物，分别是冯玉祥和郭松龄。

冯玉祥1882年生于河北沧州，他出身贫苦，14岁入营当兵，辛亥革命时参与了同盟会在河北滦州发动的起义。他虽识字不多，但极爱读书，在军营中利用点滴时间勤奋自学军事，渐渐脱颖而出，成为直系军阀的著名将领。

在北洋军人中，冯玉祥注重为军队灌输思想，这个做法十分特别，是以利益为重的各派军阀中非常少见的。为此，他用了两本书，一个是湘军领袖留下的《曾胡治兵语录》，还有一本是《圣经》。冯玉祥自己是基督徒，他把中国的传统伦理和基督教教义结合，发扬仁义、博爱、牺牲、团结、服务精神，所以被当时的人称作基督将军。

1921年，冯玉祥率部进入陕西，就任陕西督军。1923年，冯玉祥开始与苏俄代表有了接触。一年后，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控制了中央政权。这次政变非同小可，他打破了袁世凯之后北洋军阀固有派系轮流控制中央政权的态势，而且冯玉祥还把自己的军队改名叫国民军，说明他想在政治上标榜一些国家责任的东西，一些超越利益的价值，以此打破原有的军阀面貌。

1925年，冯玉祥出任西北边防督办，他开始聘用苏俄顾问，并从苏俄获得武器支持。到了北伐时期，他干脆和南方的国民政府成为盟友，彻底打乱了旧有的北洋正统格局，加速了北洋军阀集团的溃败。

说完了脱离直系军阀的冯玉祥，我们再来看看起兵反对奉系的郭松龄。郭松龄这个人有些特别，他并非一开始就在北洋体系内部。1883年，郭松龄出生在辽宁沈阳，早在辛亥革命的时期，他就是同盟会会员，曾经回到辽宁发动起义。到了1917年，段祺瑞击败复辟的张勋，但他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孙中山在南方发起护法运动，郭松龄投奔了孙中山，代表南方的护法军与北洋军阀作战。

1919年，张作霖在东北重建了东三省陆军讲武堂，郭松龄又回到东北，成了讲武堂的教官。通过这个机缘，他结识了张学良，张学良对他的能力和见识十分佩服，在少帅张学良的推荐下，郭松龄取得了张作霖的信任，一生再生，先是成了张学良卫队旅的参谋长，最后做到了东三省陆军整理处的代理参谋长。

1924年，奉系掌握了北京政权之后，军队开始向全国推进，很快全国上下出现了反对奉系的浪潮。郭松龄得知张作霖这么做背后是日本在起作用，他非常反感，也非常失望。恰好，郭松龄的夫人和冯玉祥的夫人是燕京大学的同学，通过这层关系，郭冯二人开始联络起来，准备以苏俄为后盾，彻底实现华北地区的和平。

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公开起兵反对张作霖，一个月后他兵败，张作霖害怕有人出来保郭松龄不死，于是命令前敌将领把郭松龄夫妇就地枪决。从郭松龄的例子可以看出，到了北洋后期，许多新的政治因素开始出现，北洋内部在思想理念上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新陈代谢。

就在北洋高层出现新陈代谢的时候，时代的步伐走得更快，埋葬北洋军阀的决定性力量开始在中国的南方崛起，这就是孙中山在广州成立的国民政府。从1913年到1923这10年之间，孙中山凭借自己的号召力，一直试图把北京政府拉回政治正轨，但这些努力并不成功。到了1923年，曹锟贿选大总统之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彻底抛弃了旧有的法统和国会，他们在广州另起炉灶，成立了国民政府。

在苏俄的帮助下，广州国民政府创建了黄埔军校，吸引大批知识青年和学生，以新思想、新精神训练军队，这支军队就是国民革命军。1926年7月9日，广州国民政府发动了北伐战争，采取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策略，先打吴佩孚，中立孙传芳，最后进攻张作霖。北方，冯玉祥的国民军也在陕西的五原誓师响应北伐，南北遥相呼应，北伐军仅仅用一年多时间，就彻底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此时北洋军阀仅剩奉系一支困守北京，由于国会早就解散，无法选举张作霖做总统，只能成立战时机构，也就是安国军政府，张作霖自任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军阀的末代元首。

到了1928年6月，北伐军挺进北京城，张作霖被迫退往关外。由于张作霖拒绝日本侵占东北的全部要求，引起日本关东军的嫉恨，当时盛传日本人对他不利，出行之前，张作霖费尽心思故布疑阵，几次改变出发日期，但最终还是没能逃脱日本人的毒手。1928年6月4日凌晨05:30分，当张作霖乘坐的蓝色钢甲车厢经过皇姑屯车站附近时，日本人引爆了炸药，一声巨响，张作霖被炸身亡。

半年后，张学良宣布改易旗帜，东北服从南京国民政府，这样一来，从1895年小站练兵，到1928年皇姑屯事变，一共33年，北洋军阀左右中国政局的时代，最终在血与火之中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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