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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传》在专制皇权与官僚集团间起舞的改革枭雄
铛铛铃2025-09-16【历史】874人已围观
简介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张居正传》。
这本书是著名传记文学家朱东润的作品,对明朝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作了介绍与评价。
张居正是明朝中晚期的权臣,也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著名改革家。他的一生好比明朝中后期的一面镜子,折射出当时政治的方方面面。下面就让我们跟着作者一起领略当时风云变幻的政治历史,一起走进张居正。
朱东润的这本传记,主要是讲张居正的政治生涯,但为了更好地理解他的作为,张居正的出身、家世自然不能绕开。
1525年,明嘉靖四年,张居正出生在湖北江陵的一个军户。所谓军户,是指世代为国家当兵服役的家庭,他们地位一般不高。张居正的祖父张镇在当地的辽王府看门,地位就很低下。想改变这一切,只能指望家中有人通过科举考试做大官,这个希望就落在了张居正的头上。
张居正从小就表现出很高的天赋,他五岁正式上学,十岁就熟读经书,在当地已经有一番名气。家里人有了盼头,张居正也挺争气,16岁那年就成了当地最年轻的举人。张家人自然是高兴坏了,可这却引发了一场悲剧。
辽王的儿子朱宪㸅和张居正一样大,也认识张居正,却生性顽劣。他母亲毛妃想激励一下儿子,就请张居正吃饭。按照当时的规定,张居正出身低贱,只能坐下座,但毛妃故意让张居正坐在上座,想告诫儿子:再不努力,这个看门的后代都要超过你了。这让朱宪㸅觉得很耻辱,进而产生了仇恨。朱宪㸅借口祝贺张居正中举,强迫张镇喝酒,张镇居然因此醉死了。张家不敢有任何怨言,因为辽王府的势力实在太大。
这样的出身经历,自然让张居正养成了谨慎、稳健,喜怒不形于色的行事风格。
1547年,22岁的张居正高中进士,并到翰林院任职。他开始研究历朝典章制度,探寻治国之道,并观察和分析当时的政治环境,希望能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经过两年的积累,他向当时的嘉靖皇帝上了一道奏本,也就是《论时政疏》。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当时的王朝存在几大问题,比如宗室骄横、行政效率低下、国防不稳、财政入不敷出等等,而这些问题的根子就在嘉靖皇帝长期不见大臣,国家上层和下层之间不通消息。张居正这么看,可谓一针见血。
嘉靖皇帝这时痴迷道教,已经快10年不上朝,首辅严嵩大权独揽,把持朝政。之前,许多大臣都劝皇帝不能这样,结果不是被流放监禁,就是被活活打死。这些人之所以这么惨,是因为他们直接攻击皇帝宠信的道士,指桑骂槐。张居正吸取了教训,先把皇帝说成能够虚心接受意见的明君,这么一来就赢得了皇帝的欢心,下面的意见也就好提了。所以同样是表达不满,这篇文章却没给张居正带来杀身之祸。
那成效呢,自然是没有的。文章送上去后,最终石沉大海,毫无消息。这番受挫让张居正明白了一点,嘉靖皇帝根本无心国事,自己在政治上暂时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他开始选择沉默,做该做的事情,管不了也就算了。但5年之后,朝廷上一件大事,让他结束了这种平静的状态。
1554年,大臣杨继盛实在看不惯朝政败坏,向嘉靖皇帝揭露严嵩的罪状,话说的又直白又难听。嘉靖大怒,下令打杨继盛100大板,最后又公开处决。张居正目睹这一切,觉得政治环境恶劣到极点,他决定暂离朝堂。这一年,他以身体不好为由,请求回乡休假,暂别政坛。他在政坛的第一个阶段至此结束。
不过在临回乡之前,心有不甘的张居正,还是想找个人倾吐一下内心的想法,这个人就是徐阶。他是张居正的顶头上司,在政治立场上也和张居正比较接近。严嵩权势熏天,这些年徐阶处处受到排挤,但他始终只是静静呆着,不作任何表态。张居正给徐阶留下一封信,建议徐阶不要顾虑太多,要敢于和严嵩抗争,只要徐阶一声令下,自己也愿意豁出命来一起干。这番承诺自然让徐阶动心,把他当做日后可以托付大事的知己。
张居正回到家乡,对社会现实有了更多的观察和思考。3年后,也就是1557年,张居正北上回京,并最终将政治作为自己余生唯一的事业。很快,历史就为张居正打开了新的大门。
1561年,嘉靖皇帝在永寿宫放焰,引发火灾,他想重修永寿宫,首辅严嵩以费用太多为理由加以反对,徐阶则建议用修复其他宫殿剩余的材料来盖永寿宫,结果工程顺利完成,而且花钱不多。严嵩因为这件事失去皇帝的眷顾,徐阶反而升了官,势力开始壮大。朝堂上风向有变,官员们纷纷举报严嵩卖官鬻爵等一系列不法行为,最终严嵩在1562年被罢官,徐阶接替严嵩成了内阁首辅。张居正在朝堂上的地位也跟着水涨船高。
徐阶先推荐张居正担任右春坊右中允一职,兼任国子监司业,前一个职务是做太子的文学侍从,后一个职务相当于国家最高学府的二把手、教导主任。到了1566年,在徐阶大力支持下,张居正晋升为翰林院的掌门人。
就在同一年,嘉靖皇帝去世,隆庆皇帝即位。在徐阶和另一位内阁要员高拱的推荐下,张居正在1567年担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成为内阁的一员,参与决策。仅仅5年时间,张居正在官场上春风得意,许多事情做得有声有色,在朝廷声望日隆。
看到根基稳了,张居正在1568年向隆庆皇帝上了《陈六事疏》。他认为皇帝要敢于平息大臣们无休止的扯皮,从官僚队伍的整顿入手,提升行政效率。想要整顿官僚队伍,就必须由内阁牵头,因为它是官员们的头头。但这时的内阁延续了嘉靖时代的风气,还是一副斗来斗去的局面,这让张居正觉得很无奈,认为现有的制度已经坏死,得动大手术。结果这场手术就成了张居正和高拱的较量。
张居正和高拱的关系本来不错,在国子监任职时,高拱是张居正的上司,比较赏识张居正。后来张居正进入内阁,高拱也出了力。但高拱性格强势且报复心强,主持内阁后没多久,就把各种大权一把抓。1570~1571年间,他连续赶走了四个大学士,后来又对已经退休的徐阶动手,借徐阶家人犯法的机会,抓了徐阶的三个儿子,田产也被充公。这让张居正感到不安,他觉得徐阶是资深老臣,为朝廷效力多年,高拱都不放过,何况是资历和贡献差得多的自己呢?加上徐阶和张居正关系更亲密,这让张居正自然把高拱视为对手。
可是要怎么扳倒高拱呢?这时一个太监起了关键作用。在明朝,内阁替皇帝起草文书,皇帝看了之后,让太监替自己写批语、盖印,然后再经过传递等流程,文书才算生效。在张高二人权斗的时候,最有希望负责这些事的太监是冯保。高拱担心冯保势力膨胀,就拼命推荐其他人,可他推荐的人能力太差,没能取代冯保,反而让冯保对他怀恨在心。
1572年,隆庆皇帝病入膏肓,他召张居正、高拱以及李皇后、贵妃、太子前来,由冯保宣读了遗诏。结果高拱说,冯保是在皇帝已经昏迷的情况下宣读的遗诏,暗示遗诏被篡改。在场的李皇后、贵妃和太子都没有提出异议,高拱也只好默认了。
太子即位之后,就是万历皇帝,他任命冯保负责写批语、盖印等事务。高拱受了刺激,居然说皇帝是十岁小孩子,什么都不懂,肯定是冯保在背后做了手脚。高拱不把新皇帝放在眼里,这可是个大把柄,冯保拿他做文章,罢免了高拱一切职务,赶回老家。而张居正呢,整个事情里,他作壁上观,最终接替高拱成了内阁首辅,成功站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当上首辅,张居正有了全面展示自我的机会。这时的明王朝完全是个烂摊子,主要表现在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政治上人事动荡,官员做事没有执行力,就拿内阁来说,从1562年严嵩被免职,到1572年张居正上位,短短10年内就经历了四个首辅,势必影响政府的执政能力。在经济上,权贵豪强占据了大量土地,像徐阶一家就曾占有24万亩地,可这些人却有特权减免赋税,这么一来国家就没什么钱了,其他的事自然也就玩不转。
如果想收拾这个烂摊子,形势就要突破常规。因此,在他主政期间,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轰轰烈烈展开。这场改革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分别针对政治和经济这两大方面展开。
头一个阶段是1573~1577年之间,张居正主要关注政治,要强化集权,严肃法纪,提升政府执行力。先来看强化集权。前面说过,张居正在《陈六策书》里,就建议从整顿官僚队伍入手来搞改革,但作为官员们的头头,内阁却没有能力推动这事。张居正觉得这是体制缺陷。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废了宰相,什么事都自己决策,虽然后来的皇帝觉得吃不消,成立了内阁,相当于找来一帮秘书给自己分担政务,但从法理上说,内阁只是奉命做事,没有实权,也就推动不了改革。张居正想改变这一切,又不能违反朱元璋定下的祖制,有些难度。思来想去,他决定推行考成法。
那时的中央有六个部,同时还有六个科监督相对应的六个部。考成法要求六部把要办的公事统统登记造册,一式三份,一份作为底本,一份送六科,一份交给内阁,再定下期限,责令有关部门必须在期限内把事情办完,否则就予以惩处。看起来这只是改革了公务处理的流程,但其实让内阁的权力增加了。内阁对所有的公务都有一本账,六科也有一本账,公务办得好不好,内阁只需要去和六科对账,再由六科去督促六部执行。这么一来,内阁就通过六科控制了六部。本来朱元璋定下的规矩,只要求六科对六部形成控制,张居正没触动这一点,但实际上让内阁的权力扩大了。
督促行政落地执行,强化集权之后,就轮到严肃法纪,提升政府权威了。这里边最有效的做法,就是拿违法乱纪的权贵开刀。当时很多皇亲国戚危害一方,就像那位辽王朱宪㸅就是如此,他在江陵一带胡作非为,甚至纵容手下打死官员,还包庇肇事者。在张居正的努力下,朱宪㸅辽王的封号被废去,这在政治上得过且过的明代中后期算是难得一见的大事。另外,在许多日常行政上,张居正也努力维护法纪,比如驿站的整顿。驿站是专为公差提供食宿的地方,一般设在各大交通干线上。根据规定,只有遇到非常要紧的军国大事,才可以凭证件使用驿站。到万历即位的时候,这个规定逐渐成了一纸空文。1575年,张居正要求严格执行这一规定,还主动拿自家人开刀。他的弟弟张居敬病重回家,有地方官想照顾一下,准备让张居敬用驿站,张居正知道后立刻制止,还附上一封信,表明自己的态度。孔子的后人曾每年进京朝贡,沿途骚扰驿站,张居正索性降低他们进京的频率。经过一番整顿,驿站的情况大大改观。1580年,万历皇帝派皇亲上武当山求神仙,让自己早点生儿子,虽然是替皇帝办事,这位皇亲也不敢使用驿站了。
随着内阁的权力增强,法纪的权威彰显,政治方面的问题得以解决,这样改革就进入了1578~1582年间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张居正主要解决经济方面的问题,其中成就最明显的是整理赋税。
我们前面说过,明代中后期,官绅豪强兼并大量土地,享受减免税收特权,导致国库空虚。张居正就推动重新测算全国田地,打击瞒报田地、偷税漏税的行为,之后又进一步推行全面的赋役改革。所谓的赋役,由赋和役两部分组成,其中赋是老百姓要交的税,在税里面最主要的是田税,就是根据田产数量的多少所征收的税,而役则是老百姓承担的各种义务劳动,比如修理堤坝、运输物资、为官府养马,给各类官办学校烧饭等等。而张居正则向全国范围内推广了一条鞭法。一条鞭法基本的内容就是,把徭役和大部分税种合并到田税,统一按田亩数量核算后征收银两。这么做的好处显而易见,占有大量土地的人,必须缴纳这些转移过来的税赋,普通老百姓的负担减轻了,官府收上来的田税却大大增加了,朝廷财政困境得以缓解。
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取得成果之后,张居正又进一步巩固国防,积极练兵筹饷,建设军事设施,同时又与邻邦修好,以提供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经过大概10年的努力,张居正让整个国家焕然一新,这从数据的对比就可以看出。嘉靖末年国家粮仓里的储备很少,都不够吃一年的。隆庆年间,赤字财政的比例超过1/3。可到了万历十年的1582年,粮仓里的粮食至少可以吃10年,结余的银子有大概400万两。
改革让张居正迎来了人生的辉煌,可是在这辉煌背后,一场危机正在酝酿。因为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他们自然群起反对张居正。在改革刚开始,张居正推行考成法、整顿驿站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给万历皇帝上书,说改革搞得太急太猛,伤了大小官员的心,损害了国家的元气。还有人说,当时发生地震等自然灾害,就是因为改革惹怒了老天爷,应该立刻停止,夺掉张居正的权利。对于这些攻击,张居正用雷霆手段予以还击,把那些人关了起来,改革也才得以继续推进。但这只不过是斗争的序幕,反对派决定抓住一切和张居正有关的事,大做文章,非把张居正搞掉不可。
1577年,围绕张居正要不要回家守孝,爆发了有名的夺情事件。什么是夺情呢?根据传统礼教,如果父母去世,在职官员必须辞官回乡守孝3年。假如遇到特殊情况,可以在皇帝特批之后继续带孝做官,或者提前从家乡回来复职,这就叫夺情。1577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了,当时改革正搞到关键时刻,张居正如果这时离职,好多措施必然半途而废。此时一批支持改革的官员便倡议夺情,张居正本人也无意离职,未成年的万历皇帝也离不开张居正,亲自写信挽留。看起来夺情是势在必行了。但反对派却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便以恪守孝道的名义给张居正施压,张居正一时陷入了两难。最终万历皇帝坚决挽留张居正,还说即使有人再上100本奏书,也不能改变自己的态度。为了表示对父亲的哀悼,张居正在夺情期间不拿工资,不参加各种喜庆活动,在家穿丧服。反对派依旧群起而攻之,说张居正现在一番表演就是练拳不放,简直禽兽不如。张居正连为父守孝这种天经地义的事情都做不到,那更不可能把国家搞好。反对派站在道德制高点,用维护传统礼教的名义发起攻击,张居正则背靠皇帝的支持,严惩那些反对改革的大臣,这批人有的被廷杖,也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打屁股,没有被廷杖,也被贬为平民或者充军。万历皇帝下圣旨警告,再有对夺情说三道四的,一律杀无赦。这么一来,反对势力再也无力公开反抗,只好转入地下。
正是凭着这样的魄力和手段,张居正在朝中产生了巨大的威慑力,顺利地推进了改革。但张居正能力再强,影响力再大,最终也要听皇帝的。改革虽然取得了成功,能不能长期坚持下去,最终还要看皇帝。从道理上说,万历皇帝对于张居正的改革是赞同的,因为改革之后国富民强,皇帝的江山坐得更稳,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那另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在权力的作用下,万历皇帝与张居正之间关系微妙的变化。
万历皇帝即位时不到十岁,还没有体会到权力的甜头,他对张居正内心中,也有一种孩童对师长的情感,很多时候,无论是个人学习还是朝廷政治,都受张居正的支配,甚至还要博取张居正的好感。但人是会长大的,会有自己的诉求,再加上皇帝的身份,万历不可能甘心被人摆布。1579年,万历皇帝已经16岁了,他觉得手头的钱不够用,就下令铸造新钱给自己用,但明朝这时面临着严重的货币超发、通货膨胀,万历皇帝对此毫不关心,只想着自己的小金库。张居正知道后,立刻劝阻了他。对于已经成年的皇帝来说,心里自然会不爽。渐渐的,他发现身边的人都像是张居正的替身。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对儿子比较严苛,可他严苛的方式有点特别,就是经常借用张居正的名义来教导皇帝。从小带大万历皇帝的冯保,按说也是皇帝最亲密的人,可他也是张居正的支持者,常常把万历皇帝一些私密的事情拿去向张居正汇报。如此这般的约束,让皇帝性情暴躁,经常对身边那些犯了小错的人严厉惩罚,发泄不满。可是皇帝这么复杂的情绪,张居正却浑然不觉。在他看来,这不过是皇帝年轻、血气方刚、容易动怒罢了,没什么不正常的。结局可想而知,双方关系的破裂也只是时间问题,就差一个导火索。
1580年,这个导火索最终出现了。因为朝廷大事都由张居正打理,皇帝闲着没事做就到处玩儿。一天皇帝喝醉了酒,要个小太监唱点小曲,这小太监也可能有点傲娇,偏不肯唱,皇帝哪里能忍,为了挽回尊严,他拔出刀要砍小太监的头,在众人的劝说下,才改为把头发割下。这事儿被冯保汇报给了李太后,太后勒令皇帝跪在那儿一通臭骂,甚至暗示要废掉他。在张居正的求情下,太后回心转意,要皇帝写几份检讨,其中一份要交给张居正为首的内阁。张居正和冯保商议之后,严惩了那些怂恿皇帝胡闹的人。事件以万历皇帝的屈服而结束,但他的愤怒达到了顶点。皇帝觉得冯宝趁机排斥了异己,自己的吃喝玩乐纯粹是私事,张居正居然也要过问,还被迫写了检讨,等于自己打耳光,真是丢人丢到家了。一旦有了机会,势必要疯狂报复。
1582年,张居正病逝,套在头上的枷锁没了,万历皇帝终于开启了自己的复仇之路。张居正死后大概半年,就有皇帝身边的太监举报冯保家财万贯,万历皇帝抄了冯保的家,把他贬到南京,驱逐出权力中枢。因为冯保是张居正的支持者,对冯保的清算,自然表明了皇帝对张居正的态度。压抑已久的反对派官员闻风而动,对张居正群起攻击,说他执政多年,飞扬跋扈,肯定借机敛财,贪保吃肥。万历皇帝见舆论已成,1583年4月,下令革除张居正的一切封号,两个儿子全都革职,同时命令张居正老家的官员查抄张府。抄家过程中,张家一家老小全都关在一间空房子里,活活饿死了十多人。不过查抄结果不及预期,没找到大量的金银财物,负责的人觉得不好交差,就拷打张居正的大儿子张敬修,张敬修挨不住打,只好随口瞎编说,还有30多万两银子藏在别人家,牵连那些人家都被查抄。张敬修本人最后自尽,张家算是彻底毁了。
既然清算了张居正一家人,张居正的那些政策,只要不是方便皇帝敛财的,也都一并丢弃。对驿站的管制放松了,考成法被废除了,被张居正重用过的人统统革职。身前显赫无比的张居正,在身后落得个一败涂地的结局。
虽然结局如此悲惨,但作者朱东润对张居正却评价很高。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能达到张居正这个成就,实在没几个。因为在那个时代,只有张居正为国家带来了一丝安宁,让人们在混乱衰落的世道里,看到国家正气向上的希望。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可能无法体会这种感受。
这本30多万字的《张居正传》,构思于1941年,实际创作于1943年,朱东润只用了七个月的时间就写完了。在那个没有电脑,查找资料也很不易的年代,可称得上是神速。之所以能如此,全因为作者被激发出了巨大的创作热情。当时正是抗战最艰难的阶段,朱东润深深感受到民族的苦难,并渴望着全民族能够奋起强国。朱东润把这种情感,投射到了张居正的改革上边,以古讽今,迅速完成本书的创作。因此在全书的最后,朱东润用饱含深情的一句“前进啊,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点出了这本书的主题,也就是通过介绍张居正,来唤起民众奋起拼搏的精神,实现民族复兴。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人物传记。
这本书最早的名字叫《张居正大传》,“大传”这个名字只有在记载非常重要的人物事迹时,才会使用。仅从这个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朱东润在张居正身上寄托的非同一般的感情。在创作过程中,朱东润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详细研究了明朝的各种制度,大量引用各种材料,最终塑造了一位富有才华、胆识和谋略的政治家形象,和展示了张居正所处时代的立体画卷,这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发展上,有着很高的价值。
要理解这一点,就要谈谈朱东润创作的另一个思路。朱东润早年留学英国伦敦西南学院,1916年回国后,先后在武汉大学、中央大学等学校任教。1939年,朱东润为自己订立了一个计划,研究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并进行新传记的创作。在研究过程中,他对中国古代传记文学产生了诸多批评,比如《史记》《汉书》,这些传统史传作品,不能全面展示传主时代特征,叙事也集中在传主的两三件事而已,有的时候,几千字的篇幅就塞下三五个重要历史人物,其粗疏可想而知。而在他看来,西洋文学里一位重要的传主,可能有10万字乃至一二百万字的传记,除了他的一生以外,还得把他的时代、他的精神面貌,乃至他的亲友、仇敌全部交代,烘托出这样的人物。这样全面立体的创作思路,让他萌生了借鉴西方方法,创作本国人物传记的想法。《张居正传》就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时至今日,我们看到的大多数人物传记,采用的都是这种提供时代背景、多人物同台登场的写法,可以说是司空见惯。但是在朱东润写作《张居正传》的时代,却有着写作范式转变的重要意义。当然,朱东润也没有止步于《张居正传》,在这之后,他结合自己古典文学史研究的背景,又写了《陆游传》《梅尧臣传》等作品,继续关注那些深刻影响了中国的著名人物。其中有一本《元好问传》,更是他90岁高龄时完成的。这些作品和我们今天介绍的《张居正传》,一同推动了中国传记文学的发展,值得我们去阅读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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