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战火淬炼下的学术自由如何铸就教育丰碑

今天要给大家说的是，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一座大学，它就是西南联大。

1937年，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校组建而成。它与抗战相伴相生，在中国历史上只存在了短短的9年。虽然存在的时间极短，但是它培养出了两位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和李政道；还有三位国家科技最高奖得主，八位“两弹一星”元勋，171位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此外呢，还有许多人文社科领域的标杆人物，像冯友兰、陈寅恪、何兆武等人在这里任教、学习。再加上联大独特的精神，这些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过呢，要想真的深入联大的历史，理解联大的精神，有本书啊，你绝对不能绕开，这就是今天要给你介绍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曾有联大的校友说过，这本书是迄今最佳的联大校史。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要讲一下这本书的作者易社强。他呢，就读于哈佛大学，是美国知名的历史学家费正清的弟子。从1973年开始，易社强就关注西南联大，他花了20多年的时间搜集资料，跑遍美国、中国，采访联大的校友，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这些采访都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进行的，不少受访者已经不在人世了，那其中的价值是单纯阅读文献不能替代的。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出版之后，得到了高度的评价，易社强也被授予西南联大荣誉校友的称号。

下面呢，我们就来梳理一下联大的历史，并从中理解西南联大独特的精神面貌。这些内容将会围绕这三个问题依次展开：第一个，西南联大是怎样诞生的；第二，什么是联大精神，它表现在哪些方面；三、联大师生在战火中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我们再来逐一讲一下这三个问题。先说第一个，西南联大是一个怎样的奇迹，是谁创造了这样的奇迹呢？我们说呀，西南联大是个奇迹。怎么理解“奇迹”这个词呢？简单地说，在西南联大的9年岁月里，它总共培养了3300多名大学生，其中就包括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诺贝尔奖得主。而这样的成绩是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取得的。有多艰苦呢？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啊，西南联大的诞生过程就经历了一波三折。1937年7月7号，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虽然中国军队浴血奋战，但面对强大的日军，平津地区失守是迟早的事。所以，北平和天津的学校、机关、企业都开始计划撤退。中国北方最重要的三所高等学府，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当然也不例外。9月10号，教育部下令北大、清华、南开组成临时大学，先搬到长沙。为什么选择长沙呢？原来啊，早在1935年，清华大学就在长沙设置了两个研究所，清华工学院把相关的设备都打包运了过去。那有了这个基础，临时大学就能立住脚。可是刚搬过去没多久，就又要走了。日军推进得太快，战火已经逼近长沙。1938年1月19号，临时大学宣布搬往昆明。820名学生填写表格，表示愿意前往，占了全部学生的3/5。这不愿意去的，或者是退学参军，或者是转学，或者是返回家乡。

从长沙到昆明，路途遥远，这怎么去呢？校方制定了两条路线，一条铁路加海路，先坐火车到香港，然后乘船去越南河内，再从河内坐火车到昆明。虽然说是绕了一圈，但是有火车、有轮船，这就要轻松一些。那另一条啊，就是徒步穿过湘西、贵州和云南的东部，全程大约1600多公里，全要靠双脚走出来，特别的辛苦。于是啊，校方安排的就是女生、体弱的男生，加上大部分的教师以及其家属走第一条路，那小部分的教师带领强壮的男生走第二条路。计划公布之后，同学们是踊跃报名，都想徒步。为什么呢？原来啊，当时的大学生都是精英，对社会底层并不了解，如果徒步上千公里，他们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中国，这个诱惑力啊，太大了。最终，244名男生入选徒步前往云南。

徒步团呢，是于1938年的2月19号从长沙出发，一路上他们出了各种各样的状况，甚至受到过土匪的威胁。经过82天的跋涉，走了1600多公里，4月底，徒步团抵达了昆明，和已经到达的师生会合。那个时候，临时大学已经改名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也就是西南联大了，西南联大正式成立。

那在今天看来啊，应该是一个光辉的时刻，但当时的联大师生可是高兴不起来，因为他们面临着很多的困难。这第一个困难就是物资匮乏。联大师生之前待在北平和天津，那是什么地方，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而且啊，教授和大学生属于是精英阶层，生活水平比普通的市民要高啊。那相比之下，云南闭塞落后，生活水平很低。昆明是省会，云南军阀龙云下了很大力气，要把它打造成云南的政治经济中心。那即便是这样，昆明还是没法跟北平比。1937年，整个昆明只有15万人，一下子涌进了上千名大学师生，要保障他们的衣食住行，压力很大。为了解决师生住的问题，联大或租或建，很快有了自己的宿舍。政府呢，也给困难学生补助，所以一开始这日子还过得去，但是也仅仅是过得去。到了抗战后期，物资紧缺，物价飞涨，师生们长期挨饿，这日子就变得难熬了。

第二个困难是轰炸。昆明虽然说远离前线，但日军并没有放过，经常的轰炸，尤其是从1940年到1941年，日军针对西南联大进行了多次轰炸。轰炸给联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多名教职工受伤牺牲，教学楼、宿舍楼严重损毁，教学也因为轰炸时经常被打断。

这第三个困难就是教学条件简陋。由于当时啊走得特别匆忙，北大的藏书几乎都留在北平了，还有大量的仪器设备也没办法运出来。南开大学遭到日军有计划的轰炸，损失更加的惨重。身处战争状态，从哪儿拿钱买资料，教具又从哪里买，又怎么运回昆明，这都成了大问题。

然而呢，就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西南联大坚持到了抗战胜利，而且有着相当的成就。这里就不得不提到这里边最重要的推手，他就是梅贻琦。

梅贻琦，1889年生，是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庚款留美就是指当时的美国把八国联军战争中所获得的赔款，超过自己损失的部分退回中国，并用这笔钱资助中国教育的行为，留学美国就是其中之一。1931年，有着留美经历的梅贻琦，就出任了清华大学的校长。西南联大成立之后，梅贻琦担任了校务委员会的主席。校务委员会是联大最高的部门，负责制定学校的规章制度、审议学校预算，决定院系的设立和废除等等。校委会主席就相当于是联大的最高负责人。

那梅贻琦具备哪些优势呢？首先，在西南联大中，清华的师生是最多的。还在长沙的时候，清华有631名学生，北大342人，南开147人，清华的学生比北大和南开加起来还要多。那到昆明之后，清华依然在人数上保持优势。其次呢，在三所学校当中啊，清华大学的准备是最充分的。前面咱们说到过了，抗战爆发的前两年，清华就在长沙建立了基地。那从上边这两点来看，清华校长主管联大校务，从管理的角度来说是有利的。那最后一点也是极为关键的一点，梅贻琦有着特殊的人脉。梅贻琦早年是就读于南开中学，老师正是南开校长张伯苓，两人有师生情谊，比较容易合作。梅贻琦和北大校长蒋梦麟，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圈子重合度很高，两人关系也不错。这些人脉就意味着，梅贻琦可以处理和北大、南开之间的关系。于是啊，联大的这三驾马车形成了独特的分工，清华校长梅贻琦在第一线掌管校务，南开校长张伯苓和北大校长蒋梦麟，坐镇战时的首都重庆，在政府和社会上活动，为联大保驾护航，提供各种资源。

不过啊，上边这些到底还是日常运作的问题，毕竟人心稳了，学问才有可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正题，来看看西南联大独特的精神气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联大精神。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什么是联大精神，它体现在哪些方面？

所谓联大精神，其实用一句话就能概括，那就是思想独立和学术自由。以梅贻琦为首的联大领导层认为，只有保证了思想独立和学术自由，思想才会有活力，教育才会有质量，这学术研究也才能不断地深入。那么这样的联大精神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们可以分成对外和对内来分别进行考察。

我们先考察一下对外，在这方面啊，西南联大需要顶住外部的压力，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这里的外部压力主要是来自国民党政府。1938年，陈立夫被任命为教育部长。这个陈立夫本来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建立了著名的特务组织，那就是中统。他当教育部长是一个信号，表示国民党要加强对高等教育的控制了。这有三件事啊，很能说明问题。

第一件是教育政策的改变。陈立夫认为，现在是抗战时期，大学应该重点培养专业人才，尤其是紧缺的理工科人才，人文历史之类的文科，由于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应该缩减。调整之后，学生将把主要的精力用来学习专业技能，以后好为军队、政府部门服务。那这种重理轻文的教育政策，联大是不能认同的。梅贻琦主张通才教育，他认为哪怕是理工科的学生，也必须具备基本的人文素养。在教学中，联大还就是这么做的，所有的联大学生都要学习大一国文、中国通史和西洋通史。那同样的文科生也要学自然科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等等学科，他必须至少掌握一门。梅贻琦提醒陈立夫，为了实用性而牺牲人文学科是不明智的，联大不会执行。那对于梅贻琦的做法，朱自清、金岳霖等等知名教授公开支持。结果这个重理轻文的政策，在联大推行不下去，只能是不了了之了。

第二件就是巧妙地抵制国民党的思想控制。国民党怎么进行思想控制的呢？还是从课程设置入手。陈立夫借口，联大的课程设置学的是美国，不适应中国的情况，他要求把三民主义列入必修课，学生必须要学习。三民主义啊，是孙中山的思想，但是经过国民党改造后，变得教条乏味，没什么意思。国民党把他列为必修课，其实是想通过课堂教育，影响联大师生的思想，甚至进行控制。对此，梅贻琦一开始是拒绝的，但在这个问题上，教育部是寸步不让，最终联大只能开设三民主义课。不过呢，联大是有办法对付的。这门课由陈雪萍负责，陈雪萍知道正儿八经的讲，学生肯定难以忍受，于是他邀请学者来做演讲，哲学家冯友兰来讲过，主题是孙中山的哲学思想，经济学家吴启元也来讲过，谈三民主义在经济方面的构想。对这些话题，学生们还是有兴趣的。教育部还规定，学生们必须通过三民主义课的考试才能毕业，这同样难不倒联大，不管学生来不来上课，老师都会给你学分，哎，让他通过考试。

这第三件啊，国民党自己想渗透联大，却没能成功。当时国民党采取了两种手法，一是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拉拢年轻学子，但是这个做法并不成功，联大学子普遍对三青团提不起兴趣，参加者始终是少数人。另一种做法是让联大教授加入国民党，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控制。按理说，联大教授反对政治、干预学术，主张学术中立，不应该参加政治组织。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教授们好像不那么纠结。冯友兰、华罗庚、竺可桢等等著名教授都加入了国民党。那是他们放弃了原则吗？不是。其实是因为国民党组织涣散，加入和脱离都很随意。那些加入了国民党的教授和以前一样，想研究什么研究什么，想说什么说什么，并不受约束。其中的一些人后来激烈地批评国民党，也没有任何的心理障碍。

从上面三个例子可以看到，外部力量一直试图影响西南联大，但是以梅贻琦为首的联大领导层，还是努力保持着联大的独立性，这为思想独立和学术自由创造了条件。

那说完了联大是怎么样抵住了外部的各种压力，我们再来看看联大是怎么对内，自由、包容与追求卓越是如何在日常的工作中体现的。

首先是兼容并包，允许师生持有不同的观点和立场。清华、北大和南开渊源不同，学风也不同。那从资历上看，北大最悠久，南开最年轻。从管理上看，北大宽松，学生是天马行空，清华呢，注重秩序，强调集体生活。从学风上来看，北大鼓励学生偏科，根据自己的个性来展开研究，清华呢，强调通识教育，学生认真刻板，为留学美国做准备。南开则是要求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由于是私立学校，南开也更强调实用技能，方便学生将来就业。把这三所气质差别很大的学校捏在一起，愉快合作，那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为此，校长梅贻琦花了一番功夫，他有一条原则，不偏不倚，一碗水端平。联大有五个学院，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和师范学院，师资的安排就充分发挥了各校的优势。

我们知道啊，兼容并包是蔡元培执掌北大时提出的原则，那当时的北大既有鼓吹新文化运动的人，也有保守派。西南联大继承了这个传统，以文学院为例，联大文学院容纳了各种各样的教授，他们的观点不一样，研究方法不一样，政治立场也不一样，但是都被允许。比如中文系的教授刘文典，精通古典文学，每次他讲《红楼梦》，课堂上总是挤满了学生。但刘文典非常的讨厌白话文，经常嘲笑新文化运动。历史系的教授钱穆同情孔子，认同儒家学说，也对新文化运动持批评的态度。但是文学院并不是保守派的天下，很多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学者、作家，也是在给学生上课，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其中最著名的有朱自清、闻一多和沈从文。对于教师们的政治立场，联大高层也给予尊重。历史系教授吴晗思想激进，属于左派，他研究明朝历史，他认为明朝末年统治集团腐败无能，肆意妄为，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极其相似，所以吴晗经常拿明朝的事情影射当下。外文系教授陈全的立场正好和吴晗相反，陈全是剧作家、尼采研究专家，信奉尼采的超人哲学，他认为中国需要强有力的英雄人物，而这样的英雄一定出自国民党，为此，他还写了个话剧《野玫瑰》，歌颂国民党情报人员怎样和日本侵略者斗智斗勇。在梅贻琦等联大领导层的包容下，学者能不受干扰地进行研究和教学，公开传播自己的思想。所以说，尽管条件有点艰苦，但学者仍然能保持很高的学术水准。朱自清的《经典常谈》，钱穆的《国史大纲》，还有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都是在联大教书的时候写的。

另外啊，西南联大连教授们的怪脾气和怪习惯，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包容。刚才提到的刘文典，就是个典型的案例。刘文典学识渊博，但是非常的自负，他对庄子有很深的研究，宣称全世界懂庄子的人只有三个半，一个是他自己，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中国学者，再加半个日本学者。他上课分析《红楼梦》，对学生说：“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讲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这刘文典还是个毒舌，他说沈从文只会写小说，凭什么来联大教书啊。1939年，沈从文被评为副教授，他不服气，嚷嚷说：“如果沈从文都当上了教授，那我算什么呢？”有一次日军空袭，联大师生跑去防空洞，这奔跑途中，刘文典正好看到沈从文，当场怼他：“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存下一代的希望，你跑是为了什么？”像刘文典这样有个性的教授，联大还有，他们的八卦呀，这三天三夜也都讲不完。这些精彩有趣的故事，让人看到了联大人的自由和潇洒，但也因此忽略了联大人的认真。

其次，梅贻琦等联大管理对教学是有着高标准、严要求的。你可以拥有不同的学术观点和政治立场，但是作为老师，你必须认真教学，作为学生，你必须努力学习，否则就会被淘汰。这一点从残酷的淘汰率上就能够体会到。西南联大实行严进严出，而且坚决执行。假设你考进了物理系，如果普通物理学低于70分就会被淘汰，而未来你还要面临每学期三次月考和一次期末考试。如果你考进了数学系，大一微积分必须高于75分，否则也会被淘汰。那根据统计啊，从1939年到1945年，联大数学系总共只有54人毕业。你或许就以为啊，对文科生的要求会降低一点吧，那样想啊，那就错了，中文系的毕业生更少，1942年是最多的，才14个，1943年最少竟然只有五个人毕业。教师呢，当然也不能高枕无忧，教授不是铁饭碗。这里啊，又要说到刘文典了，刘文典的保守狂，连大都能包容，但是不好好上课，那就不能忍了。刘文典有毒瘾，经常是跑到云南的深山里吸食鸦片，而且很多天不出来，这严重影响了教学工作，最后联大把他解雇了。相反的例子是明史大家吴晗，吴晗的言论经常引起争议，也给学校带来了麻烦，但是他学术水平高，上课认真负责，那是公认的呀，因此学校也从来没给他施加不必要的压力。

如果你觉得人文这个东西弹性还太大，那么咱们就来拿理学院做个例子，来看看当时联大的教学科研成果达到了怎样的水准。理学院下设数学、物理、生物、化学、地质等专业，这些专业生物和化学特别重视实验，做实验呢，又需要精密的仪器，但这在战争年代特别难办到。相比之下，数学和物理学，更依赖于书本知识和教师的讲授，因此，理学院扬长避短，把主要的精力用于培养数学人才和物理学人才。理学院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数学家华罗庚、物理学家吴大猷，那都是大师级的专家，他们认真教学，特别注重让学生打好基础。后来啊，杨振宁去美国深造，师从芝加哥大学物理学权威费米，他惊讶地发现，原来自己在联大打下的理论基础，已经非常扎实了，不比美国同学差。联大9年，理学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数学家们一共发表了127篇论文，多篇达到国际水准，物理系培养出了杨振宁、李政道等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新中国的很多科学人才，也都是在联大接受的教育。

讲到这儿啊，有必要说清楚一个事情，因为西南联大集中了太多的大师，又培养出许多知名人物，所以后来的人很容易把它浪漫化，给他增添一些理想色彩。很多人会以为联大师生都像吴晗、钱穆那样，满怀着理想，时刻关注着中国的命运，或者说又像杨振宁、李政道那样献身科学，不懈地追寻真理。联大鼓励这种精神，但并不是每个联大人都是这样的。其实啊，那时的人跟今天都一样，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前途。只要看看联大最受欢迎的学院，也就是法商学院，那你就明白了。法商学院包括了政治、经济、法律、商学四个专业，到了后来，社会学也被并了进来。那为什么说法商学院是最受欢迎的呢？因为他是学生最多的，仅仅是法商学院所属的经济，学生总人数就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学院。学生为什么偏爱经济系啊？不难理解，就是为了找工作。战争期间百业萧条，学文学、学物理，毕业之后不太好找工作，那学经济可就容易多了。当时银行、企业、政府机关争相录用经济人才，中央银行曾经一次性的从联大经济系要走了十位毕业生。那前途那么好，学生们还不抢破头啊。政治系、法律系的学生也比较多，原因都是相同的，特别是政治系，总共才十几名教师，但几乎都是国民党员。那到了抗战后期，政治学教师纷纷进入政府，做起了高官，老师的这种选择，当然会对学生起到强烈的引导作用。

我们呀，不应该把西南联大理想化，实际上境遇的好坏，外部环境的变化都会深刻的影响联大师生。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三个问题，联大师生经历了怎样的转变。那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从温和到激进，从不关心政治到热衷于政治。那到底经历了什么，才让师生们发生了如此剧烈的转变呢？

我们前面说过呀，梅贻琦等人反对政治、干预学术，一直尽力的防止外部的政治力量干扰到联大的平稳运行。起初，联大师生对政治并不关心，老师安心教书、研究学问，学生安心学习，热衷政治的不多。那些有政治背景的社团组织人数不多，影响力也有限。然而，这情况啊，在慢慢的变化。从1940年开始，大后方的经济急剧恶化，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法币的购买力一落千丈，学生们开始挨饿、受冻，这很多人啊，营养不良、抵抗力下降，变得容易生病。根据1939年的报道，很多学生患上了气管炎、疟疾、猩红热，而且这患者是越来越多。在整个1944年，联大医务室接待了2100多名学生，也就是说，大部分联大学生都生过病。然而，由于救济金又太少，学生们往往是付不起医疗费，少数人甚至因生病而死亡。生活水平不断的下降，学生还能忍，可老师呢？老师是通常拖家带口啊，这一个人的薪水是要养活全家的。可是物价飞涨，薪水的涨幅却远远跟不上，老师们的压力越来越大。1943年，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访问昆明，发现很多教授都陷入了贫困。经济学家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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