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中国》二里头遗址与华夏文明起源的考古实证

今天要给你讲的这本书，叫《最早的中国》。它的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

大家都知道中国在哪里，指的是多大的一块地方。可是在华夏文明刚刚诞生的时候，它肯定占不到960万平方公里这么大。那么这个有资格叫“最早的中国”的地方，究竟在哪里？这个最早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里边的人又是怎么生活的呢？这就是本书要回答的问题。

首先呢，我们来回答第一个问题。这个最早的中国叫二里头，在今天的河南。1959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这个遗址。经过半个世纪的发掘，人们基本可以确定，这个遗址存在于公元前1800年到前1500年，在时间上相当于古籍里的夏、商两个王朝。

在二里头之前，中原各地的史前文化谁也没能脱颖而出，能成为核心的二里头是第一个。于是人们就开始猜想啊，这二里头是不是传说中夏朝的都城呢？既然古籍里说夏朝是中国最早的王朝，那么古代中国是不是从这里发端的呢？

要追问这些问题，就得梳理一下“中国”这个词的来龙去脉。在西周，青铜器的铭文，也就是金文里，“国”字写成“或者”的“或”字。这个“或”字啊，就像是两个拿着兵器的人，在守卫一个圆形的据点。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最初“国”指的是人们聚居的地方。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据点里边，人最多的那个中心点连接周边，形成统治网络。最早的中国就是最早的王朝都城和都城附近的那片区域。

那么这个最早的都城在哪里呢？这个就得翻书找找了。在古籍里，“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东周时候成书的《尚书》和《诗经》里边。学者研究得出结论，里边的“中国”指的是关中到河洛一带的中原地区。关中就是陕西省中部，河洛地区就是在河南境内的黄河与洛河之间。

在传世的古迹之外，出土文物给了“中国”更确切的位置。1963年，考古学家在陕西宝鸡发现了一件西周初期的青铜器，后来命名为“何尊”。其中的铭文写有“宅兹中国”四个字，这是“中国”一词最早在实物上出现。整篇铭文讲的是周武王灭掉商朝之后，决定营建东都，在一次祭典上向大家宣布了这个决定。“宅兹中国”的意思就是，在天下的中心建立都城，统治人民。这个天下的中心就是周朝的新东都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洛阳盆地。

综合这几点来看啊，他们都指向一个地方，那就是洛阳盆地。洛阳盆地中最早的都邑遗址，应该就是最早的中国。这个最早的大型聚居区，就是本书的主角二里头遗址了。

那么二里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这个遗址位于洛阳盆地东部的河南偃师。人们把这个遗址上最丰富的文化遗存，定名叫“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出现的时代就叫“二里头时代”，时间大概是公元前1800年到前1500年。

在这里，考古学家发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城市干道网、最早的工程、最早沿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青铜近战兵器、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这些发现都说明，二里头文化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在二里头文化之前，东亚内部没有可以跨越地域传播影响的强势核心文化，只有众多小型的社会组织。他们太小，还没有资格被称为国家，文明的进程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方。比一比看看吧，位于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北非的埃及文明，在公元前3500年就已经出现国家了。印度河文明也发祥于公元前2700年，都比东亚要早得多。直到二里头文化的出现，中华文明才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王权国家。

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二里头文化都有哪些惊人的发现。这些发现呢，主要是有城市规划、礼制思想、出土文物这几个方面。

首先，二里头遗址有城市规划。二里头的规模很大，算得上是一个人口密集的超大型城市。它的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学者估算，在它最繁盛的时期，人口至少在2万人以上，而同时期的普通聚居点一般不超过1000人。那这么多人生活在一起，说明这个社会已经进化到非常复杂的程度。

整个遗址可以分为中心区和一般居住活动区两大部分，这两部分划分得十分清楚。一般的居住活动区，是一些简陋的建筑和小型的墓葬，属于社会底层人士。中心区包括宫殿区、作坊区、祭祀区和贵族聚居区，是社会顶层人士生活和活动的区域。这些功能不同的区域被区分开，用纵横交错的路网系统连接起来。

在这些功能区里，工程的一号宫殿基址，是二里头面积最大的一个建筑遗址，有差不多1万平方米。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一个足球场只有7140平方米，一号宫殿比足球场大出一半，并且建在一个高出地面将近一米的人造台基之上。这个台基夯土的土方总量达到了2万立方米以上。做一个简单的计算，如果说每人每天夯土0.1立方米，这项工程就需要20万个工作日。如果每天安排1000个劳动力，也要200天才能完成。这个还只是夯土环节，如果再把设计、测量、搬运材料、筑墙、盖房等等环节加上，耗费的人力是相当大的。

你想想，要完成一号宫殿基址这种规模的工程，那得调动多少资源、召集多少人力、安排多少任务，这里面涉及的组织和制度有多复杂。这些正是国家诞生的重要条件。最早的中国就是在这样的庞大工程之中逐渐成型的。这表明二里头遗址是经过严密规划、营造严整的政治中心。这里一定有掌握高度权力的人，只有他们才有力量把城市建成他想要的样子。

二里头下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是，在遗址中处处看得到礼制蕴含其中。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所谓礼仪，就是以血缘秩序为基础，树立的一整套严格的、按等级划分的社会规范。它体现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城市规划、宫室、建筑当然也不例外。

在二里头，掌握了高度权力的统治者，依据礼制的理念设计了这座城市。拿最重要的宫殿区来说，二里头的工程总面积有将近11万平方米，是明清紫禁城的1/7。这座始建于3700年前的宫城，和我们印象中的紫禁城一样，也是方方正正，沿着中轴线左右对称的。这种中轴线规划，是王权至上的“建中立极”思想最明确的体现。什么叫“建中立极”呢？用《吕氏春秋》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则国之中而立宫，则宫之中而立庙。”也就是说，作为权力中心的都城，要建在天下的正中；统治者的宫殿要建在都城的正中；祭祀祖先的宗庙，这一最重要的建筑要建在宫殿的正中。

在二里头发掘的建筑群遗址体现出来的格局，都让人感受到国家政治中心特有的气势。他们布局方正，注重对称，有先进的排水设施，还有成排的廊柱。当然那些柱子已经不存在了，但留下了间距固定的柱坑和柱础，让人可以想见当时在他们上面伫立着的大型建筑有着多么宏伟的气象。

那这些建筑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就拿一号宫殿来说，它由坐北朝南的主体殿堂、围绕殿堂四周的回廊和围墙、宽阔的庭院以及正门等部分组成，结构很复杂，但是安排妥当，主次分明。设想一下，5000平方米大小的庭院，可以容纳几千人。当他们抬头向建筑在高台上的主体殿堂望去，远远看见最高统治者就在里面端坐，一定会产生敬畏的感觉。就是在这种氛围下，统治者依据礼制行使最高权力。所以学者认为，一号宫殿很可能是统治者举行祭祀活动和发布政令的地方。其他几处基址也是礼仪性建筑的遗址。

二里头宫殿区遗址的规制，和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还有《尚书》等文献典籍的记载基本一致。而主体殿堂坐北朝南，前面对着宽阔的庭院，这个格局也一直流传后世，包括明清紫禁城在内的王朝宫室建筑，莫不如此。这就证明，主导中国之后3000多年秩序规范的礼制，在二里头时代正式登场。

除了发现城市规划的痕迹，考古学家还在二里头遗址发掘出一批青铜酒器，这是目前所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礼器就是礼仪用具，二里头的青铜酒器意义大于实用，更多的是属于礼仪用具。他们出现在宴饮中，也是身份高贵之人的随葬品，用来标记身份尊卑。这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青铜文明相当不同。在其他地方，人们更看重青铜的工具用途或者武器的价值。这个区别很重要，它说明华夏文化在出现之初，就把一切围绕着礼仪这个字来做文章。

不过，二里头遗址还有一个最珍贵的超级国宝。2002年，这里的一座贵族墓葬出土了一件由2000多片绿松石片拼成的文物。每片绿松石只有0.2到0.9厘米长短，厚度只有0.1厘米。当小心翼翼地清理完毕之后，考古工作者惊喜地发现，绿松石片拼成的是一条70厘米长的龙形象。它有个硕大的龙头，眼睛有两颗白玉雕成，龙身像波浪一样弯曲，非常逼真。

这个发现可不得了，用了如此多的绿松石，制作如此精良，都是非常罕见的。而且这个发现说明，二里头文化很可能就是中国人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都说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你现在知道是从哪里传下来了吧。

你看，从城市规划到宫廷礼制，从礼仪器具到神圣图腾，决定日后中华文明特质的那些思想，全部可以在二里头文化之中找到雏形。那你说它是不是最早的中国呢？

说完了这些已经冰冷的遗迹，我们再来看看创造这些遗迹的人。在这座曾经的大都邑里，3000多年前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幸好有了考古学家，我们才可以还原那时候的一些情形。

你可能猜不到，二里头就像今天的北上广一样，竟然是一个有大量外来人口的移民城市。这是怎么看出来的呢？根据人类学的研究，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大家基本上都是直系血亲的话，会有一块明确的区域划出，当作宗族的墓地。可是在二里头遗址呢，在比较短的一个时间段里，到处能看到墓葬，而且这个时代做墓地的，下个时代可能拿来建房，没有稳定性。这说明住在二里头的人们来自不同的血缘集团，也就是说当时的人口流动比较频繁。

更有意思的是，二里头还有当时的国家高科技产业基地。当然了，那个时候的高科技不是IT业，而是加工绿松石和铸造青铜器的作坊，它们是中国最早的官营手工业作坊。

那在这些作坊里，二里头的先民发明了一种青铜铸造技术，叫复合范工艺。什么是复合范呢？可以想象一个陶罐，你用泥把这个罐子外边涂好，然后烤干，再把这层外壳一半一半掰下来，这样陶器外边的花纹和形状就印了下来，这就得到了外边的模子，也就是外范。接着你再把陶罐里边注满泥浆也烤干，然后把罐子摔碎，你就得到了陶罐形状的一个泥块儿，你也可以刻字刻花纹，这就是内范。然后把外范和内范拼接起来，中间留出的缝，不就是个陶罐的样子了吗？你只要把铜液倒进这个模子，等冷却之后砸开外皮，就得到了一个陶罐的青铜复制品。这种铸造法比起世界上其他地区通行的锻打法和失蜡法，能够铸造更加复杂的青铜，相当的独特。

要干活当然就要吃饭，那二里头的居民吃的是什么呢？说起来啊，可能会让你有点小失望，他们吃的和咱们没多大区别。主食也是五谷，也就是粟和黍两种小米、水稻、小麦和大豆。那肉食就包括家猪、绵羊、黄牛和狗。当时人吃的这些东西，都在二里头遗址有所发现。

那么当时的人怎么吃这些东西呢？他们把粮食用各种器皿蒸煮之后食用，最常见的炊具就有鬲、鼎、甗，用来盛饭的呢，则是豆、盆、盘这几种。这些器具一般都是陶土做的，因为每天都要用到，也经常容易打破，所以它们的生产量很大。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里边，用在厨房里的炊具就占了近1/2。

那么肉类又是怎么处理的呢？这个就有点意思了。虽然肉类同样可以煮熟了吃，但是在遗址中，考古学家发掘出不少烧焦的兽骨，其中猪骨头和牛骨头比较多，说明啊，二里头的人们还挺喜欢吃烧烤的。那这种古老的习俗伴随着二里头文化一同衰落，后来的中国人也就丢掉了烤肉的传统。

人嘛，每天开张，衣食住行一样的都少不了。衣服材料太脆弱，考古学家没找到什么痕迹；吃的，上面说过了。那么在二里头的居民住和行，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前面说过了，二里头遗址分为中心区和一般居民活动区，这两个区域是根据社会等级而划分的。贵族住好的地方，穷人住差的地方。中心区的建筑基址表明，那里都是大型的高台建筑，下面有夯土当基础，上面宽敞讲究，房间也不止一个，当然就是贵族住的。一般居住区就没那么舒服了，考古学家找到的是半地穴式的建筑遗迹，其实就是地上挖个洞，外面搭个棚而已，非常的简陋。可以想象当年一定是阴暗潮湿，只有穷人才会住在那里。

那么出行呢？考古学家找到了两道车辙，出现在宫殿区大路上。除了王公贵族，一般人哪里坐得起车。而且这个车还不是马车，因为中国最早的马车是在商朝晚期的安阳遗址发现的，离二里头还有好几百年。所以那两道车辙说不定是人力车留下来的，而拉车的人多半就是住在地穴里的那些苦命人。

活着的时候不平等，死去之后也一样。二里头遗址已经发掘的墓葬有400多座，很明显分成四个等级。最高的一等只发现了十几座，有青铜和玉做成的礼器随葬，这些墓穴面积比较大，在两平方米左右。次等的墓穴随葬品有陶礼器，面积在一平方米左右，占一小半。那再往下一等没什么随葬的礼器，面积在0.8平方米以下，这一级占一半以上。那最低一等的就最惨了，那些是非正常埋葬，这些人有的尸骨不全，有的手脚被捆，也就是随便给处理掉了。这就是金字塔式社会结构最赤裸裸的一面。

那么，作为一个比周边其他地区都要进步的文明，二里头有没有进行强势的文化输出呢？答案是肯定的。考古学家就发现了很多这样的痕迹。

在北边，他们在长城以南内蒙古的一个考古遗址找到了二里头风格的陶器，而且各类酒器齐全，很可能在二里头流行的一整套饮酒礼仪，都被直接照搬了过去。往南边，长江中下游曾经刮起过“二里头风”。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也就是在我们熟悉的三星堆那里，发现的玉器、陶器和铜器，也明显受到二里头风格的影响。甚至在更边远的岭南地区，也可以找到二里头的影子。这说明二里头在当时无疑是引导潮流的文化中心，影响力扩散的范围非常大。

现在可能有个问题萦绕在你心头，这个二里头遗址有金字塔结构，有青铜礼制，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技术工艺，已经如此发达，又对周边地区影响深远，而它的时代又和正史里边夏王朝重合，那么这里是不是夏朝的都城呢？

这个问题啊，有点复杂。我们首先得聊一聊二里头是怎么被发现的。找寻二里头的初衷，就是为了确定夏朝真实存在过。在考古学进入中国之前，要确定一个王朝的存在，确定一个王朝的都城，都是靠传统记载来倒推。但是夏代的记载太过久远，连司马迁都说，西周末年之前留下的记载可信度并不高，何况今天能看到的夏代信息，在司马迁之后又经历了2000多年的流传。

那既然文献靠不住了，要认识一个真实的上古中国，就只能找另一条道路，那就是靠考古学，用考古学的方法，把上古的历史从地下挖出来。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就是这个思路催生出来的。

在探索夏朝之前，人们首先把商朝的问题给解决了。20世纪初，甲骨文被破译；1930年代，安阳殷墟被发现，商朝的真实性被确定。和《史记·殷本纪》的记载一比对，发现其中的记载还是靠得住的。这可大大鼓舞了中国的学术界，因为顺理成章，《史记》中的《夏本纪》应该也是信史，夏朝应该也真的存在过。

可是茫茫大地，要从哪里挖出夏朝的遗址呢？1950年代，把上古文献读得滚瓜烂熟的历史学家徐旭生，梳理了关于夏朝都城的所有记载，经过反复思考，他指出，有两个区域最有可能找到夏朝文化遗存，其中一个就是洛阳盆地。

1959年，70多岁的徐旭生带领队伍出发，寻找夏朝的文化遗存。根据他的理论，指导队伍的主要目标是河南省的登封、禹州、巩义、偃师等地。方向对了，事半功倍，二里头遗址就是这样被发现的。

如果二里头遗址就是人们孜孜以求的夏朝都城，那么夏朝就是真的存在，上古传说就不是无稽之谈，中华文明可被确证的历史又将被向前推进。所以半个世纪以来，考古学家在那里持续不断地进行了60多次发掘，取得了很多重要的发现。

但是很遗憾，对于二里头和夏朝的关系，直到今天也仍然没法给出个定论。连发现二里头的徐旭生都认为，二里头属于商代而不是夏代。主张二里头属于夏代的观点直到后来才占了上风。这个争论的症结就在于，二里头遗址没有发现类似殷墟甲骨上的文字材料。当年史学大师王国维就是依靠殷墟甲骨上的文字，把地下的甲骨文和纸上的历史记载对比，确认了殷墟和商朝的对应关系。而到目前为止，二里头遗址没有发现确切的文字，这就让王国维的方法走进了死胡同。除非人们像找到甲骨文一样，在二里头遗址里找到当时的人描述自己的确切文字，否则二里头的王朝归属就是不可验证的问题。

不过，无论二里头文化是姓夏还是姓商，都丝毫不影响它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就目前的发现和研究来看，它就是真真正正的、最早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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