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孽的报应》德日战后精神重建的歧路

今天要为你带来的这本书，是荷兰历史学者伊恩·布鲁玛的著作，叫《罪孽的报应》，它的副标题是“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

德国与日本是二战中轴心国的重要成员，他们给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然而，战后，两个国家在悔罪问题上的表现却截然不同。

德国的道歉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道歉。1952年，联邦德国向刚刚建国不久的以色列支付了35亿马克的赔偿金。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出访波兰，在纪念1943年华沙起义死难者的纪念碑前长跪不起，这一跪就是著名的“华沙之跪”。1995年，德国总理科尔在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5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正式代表德国道歉。一系列官方的道歉，让德国得到了世界的谅解与尊重。

那相比之下呀，日本政界人士对曾经的战争罪孽，更多的选择是避而不谈，就算是有所表示，诚恳的程度也不能让人满意。像1995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向二战中亚洲受害国进行口头道歉，但这种道歉在日本国内是个敏感话题，右翼势力马上站出来表示特别反对，民众对这种道歉的态度也模棱两可、吞吞吐吐。

那正是这种对待历史问题的暧昧态度，让日本与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关系比较紧张。

总的来看，德国以悔罪的方式承受责任，日本却极力模糊躲避罪孽的报应。为什么两国在悔罪的表现上如此不同呢？这正是这本《罪孽的报应》试图解答的问题。

在书中，作者就认为，政治上的不成熟，是日本悔罪不如德国彻底的根本原因。这种不成熟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个，战后的日本没能彻底追讨政府的战争责任。

第二，战后的日本没有清算幻想出来的大东亚情结。

第三个，战后日本社会的受害者身份是错位的、混淆不清的，国家的历史教育也不充分。

我们呢，先来谈第一个方面，战后的日本没能彻底追讨政府的战争责任。日本不民主、不成熟的政府机制也被保留了下来，这严重扭曲了日本人的历史认知。战后日本的国家体制和战前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中首要的原因就是，日本战败之后没有废除天皇制度，不仅保留了战争期间在位的裕仁天皇，还让天皇逃过了战争罪的审判。

在日本国内，天皇有着非常神圣的地位，那也正是天皇的存在，让日本人在残酷的杀戮上面和希特勒的纳粹德国难分高下。曾经啊，有一位牧师在关押日本战俘的监狱工作，他问日本军官为什么会虐待俘虏的时候，日本人给出的答案是：“我们相信，但凡与天皇为敌的人都不是好东西，因此，我们越是残忍地对待战俘，就越能显示出自己对天皇的忠心。”所以天皇即便没有驱使日军大开杀戒，也为日军的野蛮行径提供了合法性。

裕仁天皇并不像希特勒那样可以完全主导政治，但他对日本国民发挥的心理作用，却和掌握实权的希特勒有着惊人的相似。然而，战后审判的过程中，美国认为保留天皇更有利于对日本的治理，而为了保留天皇，就必须让天皇这个象征物和那些以他的名义犯下的战争罪行撇清关系。最终天皇逃离了审判法庭，甚至都不能传唤他出庭作证。天皇既然无罪，那么日本人就会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也就谈不上什么根本的错误。

其次，日本战争结束之前是一个非正常的法西斯国家，许多具体的责任无法像纳粹德国那样可以明确落到具体政府人员的头上，这种政府运转机制也在战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下来。在日本，法西斯主义主导政府前后没有明确时间界限和人事变动。一方面，日本从来不存在一个法西斯执政党派，也没有希特勒式的元首；另一方面呢，在法西斯兴起的前后，日本的官僚结构并没有发生较大的改变，这些政府办事人员都是谨小慎微的职业官僚和保守主义政客，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像纳粹德国的戈培尔、希姆莱那样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同时啊，日本的政府体制也不是纳粹德国那样拥有自上而下的权威。

在日本学者丸山真男看来，日本战前的政治结构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体制。政府高层，包括官僚、政客、海陆军将领，虽然说是掌握实权，但战前和战争中，日本政治的走向反而不是这些人主动选择的，许多重大的军事外交行动不过是某些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或者头脑发热的低级军官一时的抉择，一旦事情闹大了，整个政府体系才会跟上来，启动全国的资源，配合他们去赌一把啊，赌赢了大家就能分到各种好处，这赌输了就只能硬着头皮走到底。

1939年，日本关东军就在政府没有许可的情况下，仅由军部一个级别不高的参谋决断，就挑起了与苏联的冲突，最终关东军大败而归，政府只好出面收场。

那这种不负责任造成的后果是，政治的因果关系完全消失了，历史就像一根没头没尾的绳子，你很难揪出一个集众恶于一身的总负责人，而且所有人好像也都没办法承担很重的罪名。正是因为天皇没有错，让政府高层的人承担责任又有点不符合法律的精神。

最后，日本民众的观念就出现了偏差，他们就认为啊，战犯审判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在德国战后，新的政府惩治纳粹余孽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为此，西德政府在1979年废除了反人类罪的时效限制，只要曾经犯有纳粹罪行，就会被一追到底。而在日本，人们对东京审判存在着复杂的心态。首先呢，在一般人看来，法律还不能凌驾到政府之上，用法律手段追究政府首脑的责任，在日本人看来啊，十分古怪。其次呢，日本人并不认同反人类罪这项罪行，在日本人看来，反人类罪针对的并不是种族灭绝的事件，而是任何战争中都会出现的军事暴行。由于日本是原子弹袭击的受害者，他也有理由指责战胜国：“你们也好不到哪里去。”东京审判在普通日本人心中啊，缺乏应有的合理性，反而被看作是战胜国对自己的羞辱，只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产物。

最后，因为许多下级军官和官员为自己上峰的所作所为顶了包，那直到今天，不少的日本人依然非常同情替上司受过的乙级和丙级战犯，这些人在战争中只是奉命行事，或者仅仅向下属传递命令而已。在1953年，日本国内甚至是发起了一场运动，要求释放所有的战犯，这次运动征集到的签名就多达1500万。

所以法律形式的审判，没能促使日本人了解并接受他们的过去，反而让他们滋生出一种愤愤不平的情绪。政治审判造就的是政治化的历史，虽然很多日本人并不否认日本的罪行，但是又难免炮轰东京审判的不公平。

好，那到这里呢，第一部分内容就说完了。总结一下，日本的政治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始终处于不成熟状态。战时的日本因为没有法西斯政党，日本政府就形成了一个不负责任的体制，在法律范畴内找不到为发动战争负责的元凶。在美国占领日本之后，天皇的战争罪行被一笔勾销，东京审判没能把日本国内的法西斯主义连根拔起，反而让很多日本人走向了淡化罪责，甚至否认历史的一面。

那说完了日本政治不成熟的第一个层面，下面呢，就进入第二部分，来看看日本国内存在的大东亚情结对日本人认知战争有着非常消极的影响。

德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呀，在发起二战的过程当中，都搞出不少国家和民族崇拜的神话。比如说德国制造出雅利安人的神话，强调德国人比其他民族都要高贵，而且德国的命运从古以来就掌握在英雄和强有力的领袖手中，德国的历史正在走向大气磅礴的史诗阶段。

那日本呢，也不甘下风啊，他宣称自己是黄种人的佼佼者，有着无比优越的天皇制度，有义务把亚洲人从西方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这就是日本的大东亚情结。大东亚情结不仅被热衷于战争的狂热分子和冒险家拥护，就连普通的平民士兵也认为，日本是拯救东亚文明、拯救黄种人的天选之子。因为美国在1853年先于其他西方列强打开了日本的国门，在大东亚理论的支持者看来，日本和美国的冲突就最有象征意义的，成了日本不可逃避的宿命。

然而战后，德国与日本的社会思潮有了较大的区别。德国的一系列民主化进程在国民心中埋下了一种新的思想，布鲁马称它是宪法爱国主义。宪法爱国主义就是反对鼓吹国家和民族神话，德国人不再像战前那样被要求对国旗、歌曲、英雄或某种精心打造的历史产生认同，德国人认同的对象就是现行的政治制度本身。

那与德国相比，战后的日本没有走上宪法爱国主义的道路，日本国内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贯穿了二战的民族和国家的神话。在日本，许多天皇崇拜者、历史修正主义者和一心认为日本独特的人，依然是鼓吹着日本的民族神话。1987年，日本在原来德国大使馆的旧址上新建了一个日德中心，那日本人为了庆贺建筑落成，提议啊，和德国一同举办研讨会，探讨的内容就是神道教、天皇崇拜和日耳曼民族神话之间的相似性，结果这个建议被已经完成转型的德国人礼貌地回绝了。

只要民族神话没有得到清算，日本人就很难客观地看待侵略罪行，可以说直到现在，不少日本人依然会把二战看作彰显民族荣光的争霸战争，日本的对手是美国，是白人殖民者，而被侵略的其他亚洲国家不会被日本正眼看上一看。所以啊，要日本理解他们在亚洲国家制造的苦难，也就无从谈起了。

那说到这里，第二部分内容就介绍完了。战后的日本没有抛弃神话式的国家和民族崇拜，这对国民认知战争有着非常消极的影响。整个日本社会在战前和战时都弥漫着大东亚情结，认为日本的对外扩张是把亚洲人民从白人殖民者手中解放出来，战后这种思维依然有着很强的影响力，日本悔罪不彻底的第二个政治原因说完了。

最后呢，我们来谈谈第三个方面，日本社会的受害者身份是错位的、混淆不清的，国家的历史教育也不充分。

日本社会首先把自己看作战争的受害者，其次才是战争的发动人，这就混淆了发动战争的罪恶和日本自己承受的战争苦难，这本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啊。为此日本和德国记忆的重点就不一样了。

先看看德国，德国把自己看作是罪恶和苦难的制造者，于是他们选择记住奥斯维辛集中营，这个纳粹政权种族大屠杀的标志。德国国内无论是官方、学术界还是民间，对支持种族屠杀的理论进行了彻底的否定。

而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说，最深刻的战争记忆不是对亚洲各国的侵略，不是南京大屠杀，而是象征着日本民族创伤的广岛核爆。1945年8月6号，为了尽快结束战争，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造成20万人死亡，这让日本成为唯一遭受过核打击的国家。根据布鲁马的观察，在日本广岛象征着战争的邪恶，人们常常把广岛拿来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相提并论，这就让日本从一个侵略者变成了类似犹太人的无辜受害者，日本国民当中就出现了一种强烈的受害者情结。

日本的许多文艺作品都在描绘广岛的受难，像电影《广岛小》《尸横遍野的城市》《夏之花》，这些作品不追问惨剧发生的原因，而仅仅呈现广岛惨剧的结果。日本战后兴起的废墟文学里边儿也有着相同的模式，书中的内容往往是美国大兵强暴日本少女，而且施暴地往往是洁净的水稻田。这种受害者情结的加深，让日本人发动侵略战争的罪孽淡化消解。

德日两国对记忆的选择不同，在国民教育上，他们对战争的说教也差别很大。日本政府缺乏对政治问题、历史问题的应有关注，甚至有意做了忽略。

咱们还是先来看德国的情况，那到今天啊，许多德国人，特别是德国西部的人，把维护集中营遗址当成是一项神圣的责任，各类保存下来的集中营旧址，还有为此树立的纪念碑，成为讲述历史的化石，是整个德国历史教育与公民教育的重要场合。同时，德国的传媒业对政治问题、历史问题也有持续的关注。在德国的电视节目里，唇枪舌剑的讨论节目比比皆是，人们围坐在圆桌旁讨论各类政治问题，德国的罪责问题也是辩论的焦点之一，这类节目气氛一般很严肃，有时候争论会趋于白热化。

那么在教科书的编写方面，德国也是毫不避讳纳粹的罪恶，历史教材里有许多大屠杀的照片，对纳粹文献的引用也十分详尽，这细到什么程度啊，你甚至可以看到某个集中营的惩戒规则，就好像是亲临了现场一样。

那相比于德国，日本的历史教育就存在着极大的偏差了，政府在历史判断上也采取了不作为的态度。以1984年的日本通用历史教材为例，里面没有描绘日军暴行的照片，有的只是沦为废墟的广岛，还有日本本土轰炸中转移的日本民众教材，还删掉了731部队人体实验，还有慰安妇的段落，侵略一词也被改成“军事挺进”这一更加中性的表述。可以说，在日本教科书的修订过程中，历史事实的篡改与日俱增，对侵略历史的反思则渐渐淡出。

另外呢，日本官方在历史事件的评价上又保持了沉默，放任各种声音自行其是，对南京大屠杀的态度就非常具有代表性。在东京审判过程中，南京大屠杀激起的反响可以同奥斯维辛集中营相提并论，然而呢，在日本，有关此事的争议被官方以沉默的方式压了下去，许多的日本学者也是主张弱化南京大屠杀的罪孽，他们认为，纳粹屠杀犹太人是一种系统的杀戮，但是南京大屠杀即使造成了很大的伤亡，也只是一种非理性行为，是对中国激烈抵抗的一种报复，最多只能算是突发事件，是比不上奥斯维辛的。

那至于日本右翼，甚至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日本政府自己也摇摆在这些主张中间，从来没有明确应有的态度。

好了，到这里呢，日本悔罪不深刻的第三个根源就讲完了。布鲁马认为，日本社会对二战的记忆存在重大缺陷，导致认定自己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的时候极度紊乱，混淆了许多事件的历史意义。在日本的战争记忆里，广岛核爆是最大的标志性事件，日本人通过广岛核爆淡化自己侵略他国的罪孽。同时，日本政府在进行国民教育，尤其是在教科书的问题上，有意抹杀甚至否定二战期间日本侵略行为。

上面的一系列的讲述，也许会让你觉得《罪孽的报应》这本书只是希望日本效仿德国，改变对历史暧昧不清的态度。当然了，这是本书的意图之一。那在这个意图之外，作者也谈到了，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在面对历史的时候，心态上都有改进的空间。

首先呢，来说说德国，普通人往往会认为，目前德国对战争罪行的忏悔值得尊敬，但这样彻底的悔罪是否给普通德国人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呢？未来的年轻人还有义务承担早已远去的一切吗？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论德国人的罪责问题》，在文中他就说，全体人民可以共同承担政治责任，但如果要做法律上、道德上的审判，让全体人民为一桩罪行负责则非常不妥。

作者布鲁马有些赞同这个观点，他认为虽然纽伦堡审判十分成功，但也导致德国人对反复提及战争罪行有些厌倦，战后出生的许多年轻人对自己要去背一个民族的罪孽也不是很自在。当然了，这个包袱呢，不仅仅是精神上的，过分的负罪感让德国形成了一种过于政治正确的普世主义，影响了一般德国人的生活。在叙利亚难民潮中，德国作为欧盟的代表放宽难民的准入条件，并给予难民大量补贴，这就导致德国民众啊十分的不满。

可见，在直面纳粹罪行的同时，战后的德国不仅仅需要自我救赎，更应该回归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不让历史包袱影响到国家利益和公民福祉，这是德国政府和德国民众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我们再来说说日本，日本要想改变自己的形象，需要日本自己和其他国家的共同努力。对其他国家来说，一定要抛弃一个危险的观念，日本人天生就是个幼稚的民族，或者日本人天生就是危险的民族。在布鲁马看来，世上没有危险民族，有的只是危险的情境，那这种危险是政治安排的结果。

对日本国内来说，问题更棘手，如果日本政府和民众始终没办法正视战争的责任，那么日本就不可能产生一种面对过去的成熟态度。所以布鲁马强调，日本的问题需要先有一场政治变革，改变目前政府的保守性质，然后才会出现举国上下心态的变化。那如何推动政治领域的变革，也是未来日本走向政治成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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