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活字印刷与程朱理学，华夏文明巅峰期的创新与困局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哈佛中国史》第四卷《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作者是德国著名汉学家、威尔茨堡大学汉学系教授迪特·库恩。

很多人对宋朝的印象，可以用两个“极度”来概括：极度软弱和极度兴盛。所谓极度软弱，指宋朝在开疆拓土和对外交往上的表现。宋朝的疆域鼎盛时，也只有280万平方公里，无论跟之前的大唐帝国，还是跟之后的元明清三朝都没得比。实际上宋朝就不是一个大一统王朝，北边的辽、金，西北边的西夏，西南边的大理，一直跟宋朝分庭抗礼。而且按照约定，南宋皇帝还得管金朝皇帝叫一声叔叔，口头上服软。真打起来呢，就更不行了，让宋军对阵契丹、西夏、女真、蒙古，哪一个都没把握，只能靠进贡换取和平。所以后世用四个字评价宋：积贫积弱。

话又说回来，在某些方面，宋朝又极度兴盛，甚至像现代国家。比如古代中国以农立国，朝廷的财政收入主要靠田赋，可宋朝有点例外，宋朝的商品经济十分发达。你看《清明上河图》，汴河里商船来来往往，大街旁商铺林立，大街上人流如织，大宋首都汴京，简直是个大商埠。繁荣的商品经济为朝廷带来了丰厚的税收，北宋时财政收入的25%来自商业税，到了南宋，海外贸易更是占据大头，中央财政依赖商业和贸易，这在古代中国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宋朝人还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并且创造了一套运行规则。交子的发行权由朝廷垄断，发行前要有准备金，流通也有期限。在宋代的经济活动中，交子被广泛使用，朝廷就经常用它购买军粮。怎么样，很现代吧？

一面是积贫积弱，另一面又像现代国家，人们不禁要问，宋朝的这种特殊情况是怎么产生的，它对中国历史又有哪些影响？今天要讲的这本《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就为当代人理解宋代的独特性，提供了一把钥匙。我的讲述将分成三个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宋朝面临的困境，以及为克服困境付出的代价；第二部分，为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宋朝进行了哪些改革，这些改革又对宋朝的命运产生了什么影响；第三部分，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深刻影响了宋朝的思想与文化，使儒家思想渗透到社会基层，为全民所信奉。

好，我先讲第一部分，宋朝面临的困境，以及为克服困境付出的代价。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逼后周恭帝退位，赵匡胤称帝登基，改国号为宋，大宋319年的国运兴衰，由此拉开序幕。尽管顺利开国，但新生的宋朝面临着一个巨大困境，处理不好可能倾覆，那就是皇帝还没有完全掌握军权。这对封建王朝来说是致命威胁，而这个威胁又是历史遗留问题。

安史之乱后，唐朝对地方的管控力急剧下降，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最终唐朝被藩镇所灭，中国陷入了70多年的分裂期，期间军阀先后建立过十多个政权，统称五代十国。这些政权的共同特点是，开国君主大多是武将，依靠军队取代老东家创建新政权。没几年，他们手下的将领又如法炮制，所以这五代十国都是短命王朝，基本上谁掌握了军权，谁就能夺取政权。赵匡胤本人的经历就很典型，他武将出身，为后周立下赫赫战功，被任命为禁军最高统帅。赵匡胤利用这个身份掌控禁军，并且得到禁军将领的一致拥戴，这才能黄袍加身。

所以，赵匡胤上位后，最怕的就是历史重演。为防患于未然，他确立了两条国策。第一条，皇帝直接控制军队。961年夏，赵匡胤召集禁军高级将领举行晚宴，酒酣耳热之际，他透露出这么个意思，当初你们拥戴我有功，可如果有一天你们又拥戴别人，那该怎么办呢？将领们马上明白了皇帝的担忧，纷纷交出兵权回家养老，这就是杯酒释兵权。宋朝皇帝借此实现了对军队的直接控制。

紧接着，宋太祖确立了第二个国策，即重文轻武。他拔高文官地位，使之凌驾于武将之上。所以在宋代，文官前途无量，武将则很难混出头。宋仁宗时期的将领狄青英勇善战，靠军功当上枢密使，相当于国防部长，这可犯了大忌。因为按照文官节制武将的国策，枢密使这个位子历来由文官出任，所以欧阳修、文彦博等文官领袖，三番五次上书，要求宋仁宗撤掉狄青。宋仁宗无奈，只得将他免职。狄青遭此打击，很快去世了。抗金名将岳飞更惨，他明明手握重兵，可接到宋高宗的12道金牌，还是乖乖交出了军队。一直到岳飞被冤杀，他的部队也没有异动。所以有宋一代，武将对朝廷都是服服帖帖的。

看起来赵匡胤确立的两条国策，让宋朝摆脱了困境。然而这不是没有副作用的，愈演愈烈的财政危机就与之有关。拿皇帝掌握绝对军权来说，它导致皇帝亲自指挥的军队越来越多。宋太祖手握38万禁军，宋太宗66万，宋真宗超过90万，宋仁宗时，这个数字接近126万。明代小说《水浒传》里，林冲乃80万禁军教头，并非凭空捏造，因为宋朝禁军也就是正规军，数量确实庞大。如此庞大的军队消耗相当惊人，宋朝的财政收入，有很大一部分都用在了军费上。宋神宗在位时，军费甚至占据财政预算的80%，这是近代国家在战争中才会出现的情况，放到古代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重文轻武政策同样给财政造成了很大负担。宋代对文官极为优待，读书人只要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士大夫阶层，生活水平就能提高一大截。一个小小的县城，相当于副县长吧，每个月能拿到1万2000钱，而在唐代，同样的级别，薪水连这一半都不到。高官的收入就更可观了，寇准19岁中进士，深受宋真宗器重，一直做到宰相。他不仅俸禄高，还经常得到赏赐，足以过上奢侈的生活。举个小例子，当时普通人家晚上就点个油灯，可寇准家只用蜡烛，每当夜幕降临，寇准命人点亮蜡烛，把屋里照得跟白昼似的，方便他同宾客彻夜狂欢。文官待遇如此优厚，难怪士大夫热衷于做官。可僧多粥少，到北宋中期，冗官，也就是官员太多，已经是让朝廷头疼的大问题。

宋代的制度设计，又加剧了官僚队伍不断膨胀的乱象。宋朝的中央政府由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组成，并称三省。其中中书省发布政令，门下省审议，不合理的驳回，合理的叫尚书省存档，再由尚书省下辖的六部负责执行。听上去分工明确，可运作起来就变了样。中书省通常沦为传达皇帝旨意的话筒，门下省的审议都是走过场，谁敢驳回圣旨啊，而尚书省的职权已经被六部瓜分，它能做的仅仅是给公文存档。更有甚者，按照宋太祖的初衷，三省只处理政务，军事和财政分给了其他机构，严格讲，三省只是秘书处。问题是皇帝为什么要三个秘书处？其实宋太祖是用这种方式让手下互相制约，以便皇帝驾驭，说到底还是为了集权。目的是达到了，可为此新增那么多机构和岗位，加剧了冗官问题，并且对财政造成了巨大负担。后世说宋代积贫积弱，根子就在这里，不是朝廷没钱，而是军队和文官集团太烧钱，快把财政压垮了。

对此，有识之士早有认识，并着手改革。这是第二部分要讲的内容，即为改变积贫积弱，宋朝进行了哪些改革，这些改革又对宋朝的命运产生了什么影响。

庆历三年，即1043年，参知政事范仲淹上书宋仁宗，提出整顿吏治、缩减军费、减少农民负担等主张，韩琦、富弼、欧阳修等高官纷纷响应，宋仁宗同意，拉开了庆历新政的帷幕。新政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由于损害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遭到强烈抵制，仅仅一年，范仲淹、欧阳修等改革派领袖被贬斥出京，庆历新政夭折。

20多年后，一场力度更大、时间更长、举措更激烈的改革轰轰烈烈地展开了，那就是王安石变法。公元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即副宰相，主持变法。王安石变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内容庞杂，但归根结底是要富国强兵。为此，王安石干了两件事儿，节省财政开支和增加财政收入。

先讲节省财政开支，这里我以保甲法为例。所谓保甲法，就是规定乡村住户以每十户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是有两名以上的男丁的家庭，都要出一人作为保丁。这些保丁平时干农活，农闲时接受军训，战时服兵役。据计算，朝廷为保丁支付的费用，仅为正规军的1/5，所以王安石希望实施保甲法后，能裁减正规军，降低军费开支，这对于缓解财政压力是大有帮助的。此外，对农民进行训练，也能改变宋军战力偏弱的毛病，达到强兵目的。王安石甚至向宋神宗许诺说，只要苦练几年，保丁的战斗力会胜过正规军。

再来讲讲增加财政收入，那手段可就多了。比方说青苗法，每逢灾年，个体农民为渡过难关，只能向地主借高利贷，利率经常高达70%，到时候还不出，只能变卖田产抵债。青苗法规定，政府每年可向农民发放两次贷款，利率仅为20%，这既避免了农民借高利贷，政府又可放宽生息，一举两得。

还有募役法，从前农民每年都要服徭役，也就是替官府免费劳动。募役法废除徭役制度，改成州县官府出钱雇人，这笔费用叫免役钱，由当地农户分摊，分摊原则是大户出大头，小户出小头。这一方面减轻了农民负担，让他们能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农业生产，进而充实了国库，另一方面，大户人家承担了大部分免役钱，等于是政府从他们身上薅了一大笔羊毛。

王安石还将食盐、茶叶和酒水改成国营专卖，民间买卖其他商品，如肉类、水果、木柴，也要向朝廷缴纳消费税。北宋的商业税收入，能占到财政收入的25%，靠的就是政府对消费品的垄断性经营，以及种类繁多的消费税。凡此种种，都显著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宋史记载，变法后，地方每年上缴给中央的赋税增加一倍，商业税增加两倍，财政匮乏的局面为之一变。王安石设立官仓，存储了包括粮食、货币在内的巨额财富，遇到灾荒或战争能随时调用，可以说变法取得了成功。

但这是以民众承受巨大痛苦为代价的。变法推行不久，就暴露出种种缺陷。拿青苗法来说，本意是解决农民的资金困难，可实际操作中，往往演变成地方政府强迫农民贷款，以收取利息，许多农民因此破产，搞得民怨沸腾。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就说，青苗法等于变相收税，增加了民众负担。保守派还抨击盐、茶、酒专卖，认为实行垄断经营后，商品价格提高，民众买单，钱则落入官府手中，这无异于与民争利。

随着宋神宗于1085年驾崩，保守派得势，变法全面停顿。然而，宋神宗的继任者重新启用变法派，恢复了许多措施。为什么皇帝热衷于变法呢？道理很简单，变法能有效增加财政收入，这个诱惑实在是太大了。宋徽宗的表现就很能说明问题。宋徽宗堪称中国历史上最能花钱的皇帝之一，他在位26年，积极赞助艺术活动，举办各类庆典，大肆修建宫殿园林。他营建的皇家园林艮岳占地50万平方米，园内亭台遍布，楼阁林立，耗资巨大。宋徽宗还跟西夏打了5年仗，迫使其称臣，这都是要花钱的。于是宋徽宗重用蔡京，命他敛取钱财。

蔡京是宋神宗时进士，得到过王安石举荐，成为变法派一员。宋徽宗亲政后，蔡京官运亨通，爬上了当年王安石的位子，参知政事。如果说王安石变法打开了官府敛财的方便之门，那么蔡京就发挥到极致，把大宋官府变成了一架吸金利器。他打着变法旗号，巧立名目，搜刮财富。宋徽宗要庆生，蔡京就发明生辰纲，让地方官进贡礼品。宋徽宗喜欢石头，蔡京就发明花石纲，搜罗江南奇石。据记载，为了把一块太湖巨石运到汴京，地方官花了8000万贯铜钱，相当于北宋一个中产家庭200年的总收入。

蔡京还打起了纸币的主意。宋代纸币源自四川，当时四川通行铁币，铸造成本高又笨重，携带不方便。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渴望出现一种轻便货币，交子遂应运而生。交子的原理是，商人把钱交给交子铺户，铺户给他相应数额的交子，商人拿着这些交子去做生意，收到交子的一方可以继续使用交子，也可以去铺户换成铁币。从性质上说，交子相当于铁币的信用票，可随时兑换。有了交子，商人进行大宗交易时，就不用扛着沉甸甸的铁币了，很快，交子在四川广为流通，成为重要的支付手段。本来交子是民间自发发起的，到宋仁宗天圣元年，即1023年，朝廷设交子务，垄断了交子的发行权，这是世界上最早由官方发行的纸币，比西方国家早了六七百年。刚开始，朝廷比较务实，发行交子要有准备金，发行额也严加控制，避免通货膨胀。可蔡京当权后就顾不得许多了，当时宋徽宗准备进攻西夏，蔡京一口气发行2400多万贯交子，充当军费，这个发行额是宋仁宗时期的20倍，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交子大幅度贬值，失去了信用，大家拒绝使用。蔡京见状废止交子，发行新纸币钱引，其实是换汤不换药，甚至变本加厉，因为钱引没有准备金，而且发行额不限，比起交子更可以滥发。

你可能要问，老百姓可以拒绝使用啊，想得美，财经规定，官府从民间买东西，只用钱引付账，商家必须接受，而且这钱引是不能兑换成钱币的，换言之，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手上的钱引沦为废纸。蔡京派人在江南搜罗奇珍异宝，就是用钱引买的单，这背后有着多少寻常人家的血和泪呀。金国灭北宋前夕，钱引发行额高达7000万贯，宋徽宗借此攫取了海量财富。

1127年，金兵攻破汴京，俘虏宋徽宗和宋钦宗，金兵从皇宫中抢掠了大量珍宝和艺术品，装了1000多辆大车。他们还闯进国库，抢走300万块金锭、800万块银锭、150万匹绢、5400万匹平纹丝绸。可以说，从王安石变法到蔡京理财，朝廷已经富得流油了，国富的目标实现了。讽刺的是，在强大的金兵面前，北宋依然积贫积弱，不堪一击。

而宋徽宗第九子赵构建立的南宋小朝廷，也延续了靠滥发纸币增加财政收入的老路。说白了，宋朝在财政方面表现出的近代国家的特征，背后的驱动力，是政府对于财富的过度渴望。第二部分就讲到这里。

下面进入第三部分，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深刻影响了宋朝的思想与文化，使儒家思想渗透到社会基层，被全民所信奉。

在中国古代的王朝中，宋朝是民族意识最强烈的朝代之一，这同外部环境有关。西北方要对付党项族建立的西夏，从宋仁宗到宋徽宗打了70多年，在付出极大代价，才迫使西夏称臣。北边先是同辽国打了20多年，后来宋辽签订澶渊之盟，维持了100多年的和平，但金国的崛起打破了平衡。金国先灭辽后灭北宋，夺取了整个河北地区，南宋只能固守淮河大散关一线，长期处于金兵的高压之下。连这样的偏安局面也没能维持，1234年，蒙古灭金，随即进攻南宋，南宋苦撑45年，终于在1279年的崖山之战中被彻底击败，宋朝灭亡。

纵观两宋319年的历史，可以发现，宋朝人始终承受着来自异族政权的强大压力，这使宋朝人对于异族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跟唐朝一对比就非常明显，唐人对异族持开放态度，唐朝皇帝喜欢用少数民族将领，鼓励对外交往，长安、洛阳、扬州都是汇聚众多外国使者和商人的国际都市。宋朝不一样，在宋人眼里，契丹、女真都是外族，是敌人，对敌人必须严防死守，怎么能如此包容呢？所以宋朝对异族商人的限制远比唐朝严格，那种胡商满街走，胡姬在酒肆里跳舞的场面，在北宋都城汴京是看不到的。宋朝还对异族搞文化和信息封锁，禁止臣民携带儒家经典之外的书籍出境，特别是讨论内政外交的文章，绝不能传出去，免得让异族掌握宋朝的内部情况。

宋人对于边界的关注，在古代中国也是不多见的。汉唐都是疆域庞大的帝国，边界意识比较模糊，而对宋人来说，辽金是实实在在的威胁，划定的边界一旦突破，很可能意味着战争，因此宋人对边界的变动非常敏感，立下的界碑不允许更动，你多占我一寸地都不行。

尽管严加防范，但有一件事始终让宋朝统治者很尴尬，那就是异族政权同宋朝的关系。无论是辽国还是西夏，还是金国和蒙元，统治者都自称皇帝，同宋朝皇帝平起平坐。根据澶渊之盟，宋辽约为兄弟之国，双方地位对等。根据绍兴和议，南宋要向金国称臣，后来南宋北伐失败，被迫与金国签订隆兴和议，作为惩罚，南宋皇帝还得管金国皇帝叫一声叔叔，在辈分上都要矮一头。这同宋朝统治者秉持的天朝大国的心态，相去甚远，可他们又不愿意承认这种事实上的平等关系，怎么办呢？

所幸士大夫从儒家学说中找到了依据，那就是夷夏之辨。这个观点由孔子提出，并在《春秋》《礼记》等儒家典籍中有所表述，基本含义是华夏和蛮夷的区分，标志在于是否认同华夏文明，认同的是华夏，不认同的是蛮夷。以此为标准，传承了华夏文明的宋朝是高级的、有文化的，而辽、金、西夏等异族政权则是低级的、野蛮的。欧阳修、司马光、二程兄弟、朱熹等大儒都曾就此大做文章。他们进一步提出，朝廷必须防止蛮夷的观念和风俗侵入中原，损毁华夏文明。这一点，作为南宋人的朱熹感受更为明显，他痛心疾首地说，宋人的衣服都受到蛮夷影响，连皇帝的龙袍都不正宗了，长此以往，华夏文明将要灭亡。

朱熹说的蛮夷不仅指契丹、女真，也包括显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同唐代的包容与鼓励相反，宋代极力打压显教和摩尼教，导致他们在中国绝迹。佛教也未能幸免，朱熹指责佛教消极遁世，有害人心，只是他觉得佛教不太现实，因为佛教有完整的理论体系，驳倒他很难，而且佛教已经相当中国化了，从达官显贵到平民百姓，信徒众多，硬扛不行。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士大夫改变策略，开始将儒家学说理论化、体系化，以对抗佛教。佛教主张现实世界的本质是虚空，世间万物皆为幻觉，人生是一场空，朱熹则提出万物由气聚合生成，气的背后则是理，它控制着气的运行。那这个理又是什么呢？朱熹指出是儒家学说的精髓——仁义礼智。说到底，世界是按照仁义礼智，也就是礼仪来运行的，人应当存天理、灭人欲，即克制自身欲望，按照仁义礼智的要求去生活，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所以人生怎么会像佛教说的那样是一场空呢？

由于用礼去对抗佛教的空，所以朱熹等人又被称作理学家或道学家。按照朱熹的说法，这套理学体系从尧舜开始，由孔孟发扬光大，经过唐代韩愈，传到了二程兄弟和朱熹手中，延绵数千年，而且它将继续流传。不过朱熹在世时并不受待见，直到死后20多年，即1227年，才被南宋朝廷追封为信国公，配享孔庙，这是指将大儒的牌位放入孔庙，和孔子一起享受官方供奉，这意味着这个大儒的地位已被朝廷认可。继朱熹之后，二程兄弟、周敦颐、张载等理学家也获得了配享孔庙的待遇，理学已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朱熹编撰的四书五经，被朝廷列为科举必读书，之后的600多年，四书五经成为科考的主要内容，考题基本是从这几本典籍中来的。理学进入科举，对于塑造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知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不过这是针对上层而言的，儒家在民间的影响力并没有那么大。这是因为从汉朝到唐朝，中高级官员被世家大族和达官显贵垄断，平民难以进入官场，也就没必要学习儒学这种治国术。

宋代不同，北宋时，科举出身的官员，已占官员总人数的40%，南宋后期约七成进士祖上三代没做过官，宋代官员已经相当平民化了。这些跃过龙门的平民子弟，给人们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只要熟读四书五经，就有机会在科举中胜出，出人头地。这就形成了民间研读儒家典籍的风气，并逐渐地使儒家思想全面渗透到社会基层，为全民所信奉。所以说，儒学真正统治中国人的大脑，是在宋代，尤其是在南宋实现的，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的书名叫《儒家统治的时代》。

当然，这里的儒家已经不是原汁原味的孔孟之道了，而是经过朱熹等人改造的理学。好，第三部分就讲完了。

最后说一说我们如何看待这个特殊的王朝。作者认为，从军事和外交的角度看，宋朝的确是一个虚弱的朝代。宋朝的一些特点，比如过度复杂的政治制度，对财政收入的极度渴求，强烈的民族意识等，在宋朝灭亡之后，没有在元、明、清三代继承下来。宋代给后世留下的主要是精神遗产，由于待遇优厚，宋代士大夫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宋词早已是家喻户晓的文学精品，宋诗则在唐诗这座高峰之后另辟蹊径，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宋代的绘画、瓷器、建筑同样是中华文明的瑰宝。至于理学，控制中国人的思想观念600多年，至今仍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最后，我引用史学大师陈寅恪的一句评语，来概括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华夏文化历经数千年演变，在宋朝达到了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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