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简史》：从尼罗河到5G基站，社交媒体重构人类信息权力结构的历程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做《社交媒体简史》，副标题是《从莎草纸到互联网》。

说起社交媒体，大部分人也许会觉得，它是千禧年之后才出现的新事物。中国人熟悉的微博、微信，国外常用的脸书、推特，大多都只有十来年的短暂历史。不过，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本书，却一下子把社交媒体的历史往前推到了2000年前的古罗马时期。

本书作者汤姆·斯丹迪奇认为，当信息沿着社会关系网络在人际间流传，四面八方的人参与进同一场讨论，并按照不同意见组成分散的群体时，就形成了一个社交媒体。早在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共和国的统治精英们就会用写在莎草纸上的信件来交换信息。之后，无论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还是法国大革命，社交媒体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斯丹迪奇毕业于牛津大学，是英国资深媒体人，现任《经济学人》副主编，负责这本老牌杂志的数字战略。他还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尤其擅长带着历史的眼光，来阐释当下的科学、技术和产经议题。我们喜马讲述之前讲过他的著作《上帝之饮：六个瓶子里的历史》和《舌尖上的历史》。今天解读的这本《社交媒体简史》，则是他在2013年出版的作品，当年被英国《金融时报》和《经济学人》杂志评为年度好书。

斯丹迪奇在书中，不仅细致回顾了2000年来社交媒体的演进史，也试图针对历史上围绕社交媒体的各种争议作出解答。比如，社交媒体是会促进社会进步，还是会降低公共讨论的质量？使用社交媒体是让人提高了效率，还是在浪费时间？

接下来，我将从两大部分来为您讲述这本书：第一，2000年，社交媒体是如何演进的，它们推动了哪些社会变革；第二，历史上主要有哪些围绕社交媒体的争议，又带给我们怎样的启发。

我们先说第一部分，人类社交媒体是如何演进的。

人天生就是社会性的动物，为了维护群体的稳定，以及个人在群体中的地位，我们进化出了善于处理社会信息的大脑，也发展出了语言和文字，帮助我们更好地交流信息。根据考古发现，最早的手写文字出现在公元前34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人们在粘土板上刻上简单的形象和记号，用来记录面包和啤酒的交易信息。书写文字的发明，是社交媒体诞生的先决条件之一，它使得人类可以扩展信息交流的时间和空间，让不在场的人也可以加入进行传播和讨论。

不过，在书写文字诞生的起初几千年里，识字和书写都是精英阶层的特权，这使得信息传播的范围以及参与的人数都有限。直到公元前一世纪的古罗马时期，随着普罗大众识字率的提高，以及道路驿站信使的出现，文字信息的远距离传递成为可能，这就让相距更远、更大规模的人群都可以参与进同一个信息交换的网络，社交媒体就这样应运而生。

从那时起，人类社交媒体的发展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手写阶段、印刷阶段、大众传媒阶段和数字互联阶段。接下来，我们先说第一个阶段，手写阶段，看看公元前一世纪的罗马人如何利用莎草纸和涂鸦，构建了首个社交媒体网络。

那时候的罗马共和国是地中海海域无可置疑的霸主，疆域覆盖了西至西班牙、东到土耳其、南至北非海岸的一大片土地，且在不断扩大中。为了维系对辽阔疆域的统治，罗马的精英阶层发展出了一整套信息传播体系，用来交换政治新闻、坊间传闻，甚至阴谋诡计。在罗马城内，这类消息可以在广场或宴会上口口相传，但在城外的人，尤其是在边远行省的官员们，则要靠写信来参与信息的交流。信件多由官员们口述，由他们的奴隶手抄在莎草纸上。一张莎草纸六英寸宽，十英寸长，够写一封短信，要写更长的信，就把几张莎草纸粘成一大张。写完后把纸卷起，用线捆好，加上蜡印，由专门的信使或正好顺路的朋友、行脚商或者旅行者，经由罗马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送达。至多几个星期的时间，信息就能从罗马城到达最遥远的行省，比如到达西边的不列颠需要五周，而到达东边的叙利亚约七周。

当时，罗马政治家西塞罗正在远离罗马的一个行省担任总督，位于今日土耳其东南部的西里西亚。他有近900封信件留存至今，是那个时期保存得最好、最完整的书信集。这些信件的内容显示，西塞罗经常写信给各地的朋友，分享他最新的政治谋略，转达他从别人那里听来的首都权力斗争的最新态势，并加上自己的评论和意见。有些信的收件人不止一个，有些则明确请收信人当众朗读或张贴在公共场所，影响大众。

除了精英之间的私人通信外，在那时的罗马，信息传递还有其他多种渠道。比如在官方层面，凯撒出任罗马执政官后，要求共和国政府每天在公共广场张贴一种名叫《每日记事》的文件，内容包含政府工作、元老院的表决结果以及其他官方新闻，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日报。富人们可以派人去广场上手抄下来，再分享传递。西塞罗的私人信件中就经常提及或附上同僚们发给他的《每日记事》手抄本。

在贫民之间，一种盛行的信息载体则是涂鸦。尽管听上去有些奇怪，但在酒馆和妓院的墙上，甚至自己家和朋友家的墙上写字，在古罗马司空见惯。考古研究发现，古罗马城市庞贝人口才一两万，城里各处墙上留下的涂鸦却超过1.1万条，内容从政治竞选口号到朋友间的问候、打趣，再到格言、警句和诗歌不一而足，听上去颇像人们今天在微博和朋友圈里发帖和评论。

就这样，在罗马，个人和政治的新闻与流言有史以来第一次以书面形式大量流传，标志着社交媒体的诞生。社交媒体不仅成为精英阶层维持统治的工具和社会的粘合剂，还意外推动了一场对后世影响至为深远的社会运动。一群犹太传教士利用罗马的社交媒体，建立了一个新的世界性宗教——基督教。

早期基督教与希腊、罗马世界的其他宗教不同，除了讲道，还高度依赖书面文件来传播教义。从公元一世纪中期开始，地中海沿岸的基督教教会之间就开始不断地交流信件和其他文件，其中最出名的是保罗写的使徒书信。保罗是基督教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借书信管理各地教会、传播教义，并在群众中培养群体归属感。可以说，保罗是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社交媒体使用者。

公元五世纪，西罗马帝国解体后，西欧书面材料的流传急剧减少，识字率大幅下滑。在此后长达千年的中世纪里，获取书面知识成为僧侣和统治阶层的特权，社交媒体也因此陷入漫长的沉寂。直到15世纪中期，一位名叫古登堡的德国金匠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项伟大的发明将复制文字的速度一下子提升到了手工抄录速度的百倍以上，出版物尤其是宗教读物变得廉价且随处可得，这又提升了普通信众的识字率，人类社交媒体由此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印刷阶段。

这一时代的社交媒体先驱人物是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印刷的威力在他的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路德是德意志维登堡的一位神父，1517年，他惊恐地发现，当地教会正向信众们出售赎罪券，声称教徒购买赎罪券，灵魂就能上天堂。路德于是以拉丁文写下一篇檄文，包含了质疑赎罪券及教会权力的95条论纲，并将文章钉在了维登堡教堂的大门上。由于观点犀利，这篇文章的手抄本很快开始流传，但真正让他的思想如插上翅膀般迅速传播的是印刷机。短短14天内，论纲的印刷版就传遍了德意志，四周后，几乎整个基督教世界都对他耳熟能详。这篇雄文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大幕。

一文成名的路德开始更加娴熟地运用由印刷驱动的社交媒体，他弃用精英阶层使用的拉丁文，改用贫民使用的德文，成为当时最高产也最走红的作者。在宗教改革第一个10年间，欧洲各地总共出版印刷的600万本小册子中，1/3是路德的作品。相比手抄读物，印刷小册子制作快、产量高、成本低廉，成为第一种普通老百姓也买得起的读物。这让神学争论迅速走出高墙，进入街头巷里，人们在家中、小酒馆和面包房拿着小册子大声朗读、讲道和辩论。路德的反对者，那些捍卫传统教义的僧侣们也试图将自己的文章付梓印刷，但路德一人作品的销量就是所有反对派作品总和的五倍还多。那时的人们购买和分享小册子的做法，很像今天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的点赞和转发。可以说，没有印刷机就没有这场标志着西方现代社会发端的宗教改革。

在宗教改革开启的几十年后，印刷机又点燃了科学界的一场启蒙运动。当时，欧洲各地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社交场所——咖啡馆。人们去到不同的咖啡馆讨论不同的主题，比如，有的咖啡馆是政客们最爱光顾的，有的是金融人士交换市场行情的地方，有的主要吸引诗人和艺术家，还有的让科学家们聚在一起，海阔天空地抛出假想和展开讨论。现代科学的奠基之作——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就起源于咖啡馆中的讨论。欧洲的学者们在咖啡馆里形成的很多想法，被写成论文发表到科学期刊上，再通过邮寄网络发送至欧洲各地，让哪怕是一个小地方的科学爱好者也能紧跟天文、物理、化学等学科的前沿，发现并进一步发展彼此的研究。可以说，批量印刷及邮寄的科学期刊促成了一个科学家的社交网络，大大推动了17世纪中叶西方的创新合作和科技进步。

有趣的是，逐渐普及的印刷术并没有取代手抄文化。由于廉价的印刷物的出现提高了普通人的识字率，手抄文化反而变得更加普及繁荣。16、17世纪，欧洲人热衷于用手写的诗歌、信件来传递私密情感，或者将从各处获得的新知、散文、药方、笑话手工抄录在一种大型摘记本上，类似我们今天的简报本，并在亲朋好友之间流转、分享。尤其是因为统治阶级从一开始就对印刷品进行审查和封禁，当人们想要抨击权威、交流政治上的不满时，就会彼此间传递手写的讽刺打油诗、夹带暗语的散文，甚至政治檄文。

因此，社交媒体的第二阶段，印刷阶段，更准确地说，是印刷与手抄并存的阶段。也正是从这个阶段开始，表达和出版自由被越来越多视作一种天赋人权。到18世纪下半叶，当美国和法国相继燃起反殖民、反专制的革命火种时，印刷不仅成为这些火种的助燃剂，出版自由本身也成为这两场革命最明显可见的成果之一。

在美国，反对英国殖民者随意征税的多场论战是在报纸这种当时新兴的媒体上展开的，成为独立战争导火索的波士顿倾茶事件正是由激进的《波士顿公报》的老板策划。当时在美国影响力最大的作品莫过于思想家托马斯·潘恩撰写的一本名叫《常识》的小册子，他反对殖民地一些上层人士的亲英立场，竭力鼓吹美国独立，出版不到一年就印刷了25万册，迅速让美国社会上上下下凝聚起独立共识。

在法国，1788年到1789年间，抨击时政的小册子大量涌现，揭示出大革命爆发前的汹涌民意。随着革命的推进，新闻管控与旧政府的权威一道彻底瓦解，法国哲学家孔多塞为此欢呼道：“只有靠印刷机，一个伟大的民族才能进行真正的讨论。”可以说，人类社会，尤其是西方，在告别中世纪、迈进现代社会的每一步中，印刷媒体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到19世纪上半叶，蒸汽印刷机的出现让印刷告别了手工操作，将新闻出版变成了一种工业化流程，人类社交媒体由此也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大众媒体阶段。这个阶段的社交媒体以报纸、电视和广播为主要形式，它们能以空前的效率将信息直接提供给大批受众，因此被称为大众媒体。

然而，作者认为，在这一阶段，技术和资本赋予了大众媒体将信息集中起来，筛选之后再传播给受众的力量，就好像在信息和受众之间加上了一道过滤网，这就使得它们偏离了社交媒体的传统功能，走上了一段歧路。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以报纸为例，蒸汽机印刷技术彻底改变了报纸的运作方式。在此之前，创立一张报纸投资不大，只需要几百美元，报纸很少雇佣专职记者，刊载的多是官方公告、读者来信、请愿，或从其他报纸那里抄来的报道，任何党派或个人都可以就热门议题投稿，发表观点，报纸就犹如一个对所有人开放的大论坛。因为售价较高，一份报纸的日销量最多不过几百份。而蒸汽印刷机的出现大幅降低了印刷成本，孕育出一种低售价、大销量、靠广告盈利的新办报模式。为了扩大销量、吸引广告主，各家报纸必须靠内容取胜，这使得报纸上开始充斥耸动的社会新闻，也催生出一个专业的记者群体。19世纪40年代开始普及的电报技术又使得远距离传送最新消息成为可能，很快就出现了美联社这样的专业通讯社，他们在各地采集新闻，然后提供给各家报社付费使用。这一切使得报纸从手工作坊式的地方性刊物变成了资本驱动的逐利的大型产业，出现了坐拥巨大政治影响力的报业巨头。但在这个过程中，报纸为公共讨论提供平台的作用大为消退，成为单向输出内容的媒介，而读者则从讨论的参与者变成了纯粹的信息消费者。

进入20世纪，基于无线电技术的广播和电视这两种新兴媒介进一步加剧了媒体的集中化趋势。最初，无线电技术吸引了大量业余爱好者，一战之前，仅美国就散布着超过17万台业余电台，任何人都能领略用无线电接收机搜寻电波的乐趣。但战争期间，政府对无线电波段的垄断，战后资本驱动的商业电台的出现，让广播电台步报纸后尘，逐渐集中到少数企业手中。而更晚出现的电视，由于成本昂贵、技术复杂，更是从未有过百花齐放的早期阶段，从诞生之初就是集中化的、单向输出的媒体。人们坐在电视屏幕前一动不动，被动接受信息，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

因此，作者认为，大众媒体偏离了工业时代之前社交媒体延续了上千年的功能，那就是让人们在没有任何过滤网的情况下创造、传播、分享、反馈信息，甚至可以说，大众媒体走向了社交媒体的反面。

进入21世纪，互联网技术将社交媒体带入第四阶段，数字互联阶段。作者认为，正是在这个阶段，社交媒体经历了一次重生，基于分享、抄送和个人推荐的社交媒体在被大众媒体压抑了一个半世纪之后，借助互联网的东风强势回归。我们今天使用的新一代社交媒体，从早期的博客、网站，到推特、微博，再到让人们彼此分享动态和新闻的FACEBOOK、微信、INSTAGRAM和YOUTUBE，使得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和分享信息。人们不必再从报纸、广播、电台和电视获取经过编辑部过滤的来源有限的信息，而是可以通过追随某个账号或者添加好友的方式，直接从政府、企业、专家和名流那里得到第一手的消息。人们通过发帖、点赞、评论和转发来表达观点立场，由此重新获得了加入公共讨论、设置议题的力量。新一代社交媒体不论是讨论议题的规模，还是对使用者的动员能力，都有了空前的提升，正在产生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影响。

作者感叹道，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断发展的技术使得越来越多的个人能以越来越便捷的手段把自己的思想与他人分享，今天的社交媒体可以视为这股源远流长的历史潮流的顶点。不过，作者并不认为数字社交媒体就可以沿着现在的路径高歌猛进了，他对一种新型的、正越来越显著的集中化趋势表达了警惕。

具体来说，今天的社交媒体虽然能让信息在亿万普通人之间便捷地流动，但这些用户的个人信息以及各种数据却越来越集中到一些大型平台的手中，这带来了两个后果：第一，这些平台拥有着巨大的权力，可以终止用户账户和审查信息，美国大选前推特暂停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账号引发的争议就坐实了这种担忧；第二，这些平台依然主要依靠广告收入，但广告主的利益和用户的利益并不一定一致，比如社交媒体平台会用算法向用户精准推送更能煽动他们情绪的内容，好诱使他们花更多时间在这些平台上，以便向他们展示更多广告。

作者认为，这种新型的集中化趋势应当抑制，社交媒体要进一步发展和改良，就需要把去集中化进行到底。他的设想是建立更加分散化的社交平台，平台上的个人信息应当由用户而非平台直接控制。和作者类似的构想其实近几年业界也有了较多的讨论，比如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人能够在自己的微信和微博两个账号之间共享信息，而不用分别登录两个平台，而社交媒体公司要反过来向用户付费才能获准使用他们的个人信息。

以上我们回顾了人类社交媒体2000多年来的演进史，它分为手写阶段、印刷阶段、大众传媒阶段和数字互联阶段。社交媒体多次推动过社会变革和技术进步，但围绕它的争议也一直存在。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部分，看历史上围绕社交媒体的主要争议。这些争议可以分为四种，先看第一种争议：社交媒体让公共讨论更加活跃，还是让公共空间变得琐碎和粗鄙？

在任何一个时代，我们都能听到人们批评社交媒体拉低了公共讨论的质量。16世纪初，荷兰思想家伊拉斯谟对印刷术的抱怨就非常典型，他说：“印刷商给世界塞满了愚蠢、无知、恶意、疯狂、亵渎的小册子和书籍。”他认为只有经典著作才值得认真研读，那些成堆的新书对做学问有害。快进到今天，由于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大量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仇恨和谩骂，很多人对互联网上的公共讨论的质量感到十分失望。

对此，作者观察到，每当技术的进步减轻了人们发表观点的困难时，知识精英就会抱怨说不够格的人会借机发表不该发表的东西，权利和利益被触动的权威就会设置言论审查之类的障碍。但是，正如英国思想家米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所说的那样，更大的言论自由意味着坏思想会和好思想一样流传，给偏执和成见发泄的机会，再对他们进行反驳和争辩，要比假装这些观点不存在好得多，所谓真理越辩越明，正是这个道理。

围绕社交媒体的第二种争议是，社交媒体在推动政治改良和社会改革上到底能起到多大作用？支持者认为，远至宗教改革、美国独立运动，近到阿拉伯之春，在这些历史事件中，社交媒体显然都起到了同化社会舆论、动员运动力量的作用。但批评者认为，在上述事件中，民意的沸腾意味着变革迟早要发生，社交媒体只不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有可能在社交媒体上对某个事业的支持，反而更不会使人采取实际行动，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出过力了。

对于这一争论，作者的立场是，既不能将任何一场社会运动完全归功于社交媒体，也不能对它的作用完全忽略不计。如果把社会变革比作点火，那么社交媒体并不是点火者，而是加速火势蔓延的助燃剂。

还有一种担忧认为，社交媒体不仅可以服务于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也可以服务于那些试图加强社会监控的强势政府和带有一些激进目的的团体，比如恐怖分子。作者认为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而且直到今天，这个难题还没有清晰的答案。

围绕社交媒体的第三种争议是，它究竟能提高效率还是在浪费时间？早在古罗马时期，就既有西塞罗这样的热衷打听和传递消息的人，也有对这类行为嗤之以鼻的人。17世纪时，人们在咖啡馆里社交闲聊，曾经被痛斥为辛勤努力的大敌。到了今天，欧美的许多公司禁止员工在上班时间使用社交媒体，因为这被视为光摸鱼不干活。但历史似乎已经为这类争议提供了答案，古罗马的社交媒体是那个疆域广大的超级大国的粘合剂，17世纪咖啡馆里的社交带来了许多影响后世的科学、金融和商业领域的创新，而到了今天，知名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一项研究也发现，公司内使用社交媒体能使知识员工的生产率提高20%到25%。

围绕社交媒体的第四种争议是，它是否反而会让我们疏远生命中更重要的人？我们这一代社交媒体使用者对这一点感受尤其深刻，今天的很多人都更愿意与网上的朋友聊天，与家人却很少交集，人们明明坐在一起，却各看各的手机，这种场景更是比比皆是，以至于很多国家都出现了拔掉插头运动，号召人们减少使用电脑和智能手机。

但作者对此并不是特别担心，他举例说，1876年贝尔发明了世界上第一部电话机，50年后的1926年，旧金山的一次问卷调查还包含了这样的问题，比如电话使人更活跃还是更懒惰，电话是否会破坏家庭生活和探访友人的传统。作者认为，新技术总会打乱人们原有的行为方式，社会总要经历一段混乱甚至痛苦的调整期，才能演变出更合适的行为规范，今天被妖魔化的技术，到了明天很可能就会成为健康的传统技术。

到此，我们已经回顾了2000年来社交媒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如何改变了人类的互动方式和文明进程，它未来的改良方向，以及围绕社交媒体的主要争议。正如作者所说，未来的社交媒体不论采取什么形式，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只要人类还有彼此交流的需求，那么它就会始终伴随我们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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