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平》：襄阳城下的文明天平，45年抗蒙战争中的技术、意志与命运交响

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书叫《天平》，副标题是“13世纪宋蒙元核战实录”。本书作者顾宏义是宋史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员。

如果你读过金庸的小说《神雕侠侣》，就一定记得南宋与蒙古曾大战襄阳。小说中，亲征南宋的蒙古大汗被杨过用飞石打死，郭靖夫妇率领武林豪杰死守襄阳，壮烈牺牲。小说自然是小说，不过在历史上，南宋的确抵抗蒙古进攻长达45年之久。13世纪，蒙古铁骑席卷亚欧大陆，向来被视为军事弱国的南宋，却一度成为蒙古人最大的噩梦。可惜后来南宋朝廷的一通瞎操作，不仅葬送了大好形势，更将自己逼上了绝路。

本书讲述了从南宋与蒙古的第一次外交接触到宋蒙战争的全面爆发，再到南宋最终被蒙古灭亡的全过程。下面我将分三个部分为您讲述本书的内容。第一部分，南宋与蒙古如何由联盟走向战争；第二部分，战争初期，南宋如何扭转不利局势，又如何自毁长城；第三部分，真实的襄樊之战如何注定了南宋的结局。

首先讲第一部分，南宋与蒙古如何由联盟走向战争。

南宋与蒙古结盟同金朝息息相关。12世纪以来，南宋与金朝南北对峙，双方不仅是世仇，南宋每年还要向金朝缴纳岁币，这样屈辱的局面，直到13世纪初才出现转机。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起统一的蒙古汗国，开始对外征伐。盛极而衰的金朝无力抵御蒙古铁骑，被迫放弃了位于今北京市的首都中都城，南迁到黄河以南的开封，华北地区迅速被蒙古占领。南宋很快得知金朝败退的消息，朝野上下形成两种对立的观点。

一种主张是断金背盟，也就是断绝与金朝的关系，防备蒙古。这种观点认为，金朝已衰弱不堪，南宋应停止向金朝缴纳岁币，并利用蒙金交战的时机收复中原，同时防范蒙古的进攻。

另一种主张是联金抗蒙。这种观点认为，金朝虽与南宋是世仇，但却是南宋防御蒙古的屏障，南宋应该继续给金朝岁币，让它拿钱去打蒙古。如果金朝灭亡，那么唇亡齿寒，南宋就要大难临头。

两种观点对金朝的态度大不相同，但对蒙古的防备却出奇一致。显然，南宋吸取了北宋靖康之变的教训。当年北宋联合金朝灭掉辽朝，结果自己也被金朝灭掉，南宋不想重蹈覆辙。南宋的这一态度，突出地表现在宋蒙第一次外交活动中。

1214年初，三名蒙古骑兵乘着夜色渡过南宋边界淮河，向宋军交上一封书信和一册画在绢帛上的地图，自称是成吉思汗的使者，希望与南宋结盟灭金。当地军政长官闻讯后，以没有收到上级命令为由，将蒙古使者送回淮河北岸，并命令守军，凡是遇到蒙古使者一律驱逐。蒙古使者被拒绝入境的消息，后来被汇报到南宋朝廷，朝廷的态度也同样冷漠。

在冷处理对蒙关系的同时，南宋对金朝也采取了折中方案，一面停掉了岁币，一面又严令宋军不得擅自向金朝挑衅。失去岁币的金朝大为恼火，从1217年起，连续对南宋发动战争，结果却连战连败。南宋转而采取了更加激进的外交政策，那就是联盟灭金。

1220年春，南宋首次主动派出使者联系蒙古，在西域见到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大喜，不仅盛情款待宋使，还将征伐金朝时获得的北宋玉玺赠还给南宋。尽管这次外交活动的具体内容已经失载，但作者认为，双方一定讨论了联合灭金的事宜。蒙古人的热情给宋使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南宋上下普遍认为，宋蒙将要结盟，宰相甚至向边将出示了宋蒙合议的密旨。

可诡异的是，1222年和1227年，盟军竟然发兵攻击南宋的川陕边境，大肆屠杀民众。南宋前线的将帅一头雾水，反倒是朝中有人看穿了蒙古的伎俩。成吉思汗所谓的结盟通好，并不是平等的，而是要求盟友对蒙古唯命是从，否则便是蒙古的敌人。总之，要么投降蒙古，要么被蒙古灭掉，没有第三种可能。

1231年，蒙古为了绕道金朝背后发起进攻，再度攻击南宋的川陕边境，并强行在南宋境内穿行，号称是向南宋借道。南宋大为恼怒，宋蒙关系跌至冰点。可到了两年之后，正在进攻金朝的蒙古居然又来联系南宋。原来，盟军习惯在敌人境内就地夺取粮食补给军队，然而久经蒙古铁骑蹂躏的河南地区早已赤地千里，盟军根本无粮可抢。因此，面临断粮风险的盟军必须尽快灭掉金朝，结束战争。可金朝在河南还有不少地盘，要速战速决，蒙古只好找南宋谈合作。

尽管蒙古人劣迹斑斑，但南宋大多数朝臣仍然同意与蒙古结盟，因为在蒙古的全力打击下，仅剩河南一地的金朝已经奄奄一息，金朝皇帝甚至放弃了开封，跑到蔡州做最后的抵抗。由于有着消灭金朝的共同利益和实际需求，南宋决定与蒙古暂释前嫌。

1234年正月，宋蒙联军攻破蔡州，金朝灭亡。失去了共同的敌人，宋蒙联盟的破裂只是时间问题，只不过这次捅破窗户纸的是南宋。这年6月，宋军趁着盟军主力北归河南、兵力空虚之际，迅速越过宋蒙边境，一个月收复了位于今天河南商丘的南京、位于开封的东京和位于洛阳的西京，将国界线推进至黄河。由于这一年是南宋端平元年，史称端平入洛。

然而在这样辉煌的战绩背后，却隐藏着巨大危机。首先是粮草问题，由于社会凋敝，宋军在河南遇到了与盟军同样的问题，也无法就地补给，因此宋军的粮草全靠后方运输。可蒙古人早就破坏了这里的堤坝，导致黄河水泛滥成灾，大片地方水深到腰部甚至脖子，加上6月酷暑，宋军连行军都困难，别提运输粮草了。

更糟糕的是，对于是否应北上收复河南地区，南宋内部没有统一意见，以致各大战区的主帅拒绝服从朝廷支援前线的命令。这样，在既无粮草也无援军的情况下，宋军虽然收复了河南，但士气低落，已成强弩之末，很快就在盟军的反击中狼狈撤退。

蒙古伐宋是既定国策，金朝灭亡后，宋蒙战争不可避免。端平入洛是对这种大势的正确判断下做出的决策，但南宋没有为战争做好准备，只是在灭金后信心膨胀，冒失北伐，结果非但没有抢在蒙古前争取战略主动，反而加速了宋蒙战争的全面爆发，使南宋陷入极为不利的境地。

第二部分就来看看宋蒙战争初期，南宋如何扭转不利局面，又是如何在此后自毁长城的。

端平入洛失败后，南宋自知蒙古会发兵报复，便积极在边境构建防线，由西至东设立了四川、荆湖和两淮三大战区。1235年秋，蒙古三路伐宋，宋蒙战争全面爆发。四川战区因位于长江上游，居高临下，战略地位尤为重要。蒙古一旦占领四川，就可以顺江东下，直取荆湖和两淮，因此四川战区成为蒙古的主攻方向。

四川战区包括今天的四川、重庆、陕西南部和甘肃南部，由于北面有秦岭阻隔，这里向来易守难攻。然而南宋的战区主帅懦弱昏聩，指挥失当，导致盟军于1236年轻易突破秦岭防线，长驱直入。四川本是南宋重要的财富来源之地，可经过盟军的杀戮，人口锐减，经济遭到致命打击，不但无法支援其他战区的抗盟作战，反而需要频繁从各地征调军队和粮饷，这使得南宋的军力、财力、物力更加捉襟见肘。

为了扭转不利局面，南宋于1241年改任名将于介为四川主帅，并给予调兵、行政、征税等很大权力。由于作为四川军政中心的成都已经毁于战火，于介便把大本营设在了川东重镇重庆。

于介入蜀后，最大的贡献是构建起完整的山城防御体系。四川多山，本来是骑兵的天然克星，可过去南宋并没有好好利用这个地理优势，只在位于今重庆市合川区的钓鱼山等地重点修筑了几座山寨。于介到任后加紧修建钓鱼山城，并在山城里囤积了大量粮食，用来支持长期防御。他还力排众议，将这一方法推广到四川其他地区，一口气修了十多座山城，这些占据要害的山城像棋子一样分布在四川各地，后来达80余座。他们既是坚固的据点，彼此之间又互为支援，于介构建的山城防御体系在抗蒙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其中以钓鱼城为代表。

钓鱼城所在的钓鱼山，位于嘉陵江、渠江、涪江的交汇处，南距重庆城仅140里，海拔391米，山势险峻，四周全是悬崖峭壁，三面临江，只有一面与陆地相连。修建在山上的钓鱼城，居高临下，控扼三江展开的扇形地面，护卫重庆，易守难攻。在于介的举荐下，常年抗击蒙古的将领王坚负责镇守此城。

王坚根据钓鱼城的特点，制定了平视江险以拒敌的作战方案。钓鱼城本来已有内外两层城墙作为防护，王坚又将城墙外的江房纳入防御体系，他在江边修筑水军码头，江上布置数百艘战舰，使水军与山城的防御有效配合。此后，四川战区内大量难民来到钓鱼城，最后达到十余万之众，钓鱼城也就成了一座人口繁多、兵精粮足的要塞，具备长期坚守、独立作战的能力。

1258年秋，盟军卷土重来，蒙古第四任大汗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亲率主力进攻四川，兵锋直指重庆。第2年初，蒙哥兵临钓鱼城下，此时于介已去世多年，王坚担负起守城重任。蒙哥首先派重兵封锁江面，包围钓鱼山，切断钓鱼城与外围堡垒的联系，特别是将荆湖战区前来支援的宋军隔绝在重庆以东，钓鱼城成了一座孤城。

2月初，蒙哥发动对钓鱼城的猛攻，盟军兵力占优势，士气正盛，又是主力精锐，给宋军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江上，盟军劫掠了数百艘宋军的粮船、战舰，路上，盟军一度攻入外城，不过宋军也不是吃素的，在王坚带领下，军民奋战，硬是把盟军赶了出去。

蒙哥见强攻不行，又架起了精良的攻城器械，可钓鱼城地势过于险峻，盟军的火炮、云梯根本施展不开。见攻城器械无用，蒙哥又派出敢死队，沿着狭窄的山路冒险强攻钓鱼城，结果尸横遍野。

就这样，盟军围攻钓鱼城达半年之久。按照蒙哥的设想，钓鱼城早就该断水断粮，破城指日可待，没想到这座小城依旧粮草充足。原来，为保证城内的食物与饮水供应，王坚做了充足的准备。一方面，在钓鱼城的西门内修建一座大水池、13座小水池和92座凿井，水井和井中的泉水四季都不会干涸，从根本上保证钓鱼城在遭遇围攻时不会被切断水源。另一方面，钓鱼城山顶周长十余里，平旷开阔，王坚率领城中的百姓在这里春耕秋收，使钓鱼城囤积了大量粮草，能够自给自足。

为了向盟军显示城内的储备和必守的信念，王坚命人对盟军阵营附近发炮，只不过炮弹不是石头与火药，而是两尾鲜鱼和100多张蒸面饼，面饼里还夹着纸条，上面写着：“你们这些北边的大兵可以烹饪鲜鱼吃大饼，我们再守10年，你们也打不下这座城。”

在鲜鱼和大饼炮弹的打击下，本就伤亡惨重的盟军士气更加低落。到了6月，四川气候闷湿炎热，来自北方大草原的蒙古士兵和马匹都出现了水土不服，军中立即霍乱横行。蒙哥命令随军的西域医生控制瘟疫蔓延，可医生也无能为力，只是建议蒙哥让士兵饮用烈酒来对付霍乱。如此一来，不但军中的疫情无法控制，士兵的健康与战斗力反而因过量饮酒而严重损耗。

盟军内部开始出现不同声音，虽然不少将领邀功心切，仍主张继续围攻，但也有一些人提议绕过钓鱼城和重庆，直接顺江而下去进攻其他战区，甚至还有人提出撤兵北返的建议。当时蒙哥也染上了疫病，可对于后两种意见，他仍无动于衷。

蒙哥决定继续围攻钓鱼城，完全是出于政治考虑。成吉思汗去世后，他的子孙们为争夺汗位明争暗斗，蒙哥虽然贵为大汗，但这个位子坐得并不稳，甚至连自己的亲弟弟忽必烈因为能征善战、政治才能卓越，在中原有很高人望，也受到了蒙哥猜忌。在蒙哥眼里，只有建立起超越祖父的功业，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因此，蒙哥命令盟军加强对钓鱼城的封锁和监视，等待入秋后天气转凉继续进攻。

为了探知城中虚实，盟军在钓鱼城西门外修筑桥楼，监视钓鱼城内的情况。7月初，桥楼建成，蒙哥亲自登楼督战，却被宋军的炮石击伤。他被迫听取意见，留3000精兵监视钓鱼城，自己率主力进攻重庆。可是还没到重庆，蒙哥就因伤势过重和病情加剧，病逝于军营之中。

王坚坚守钓鱼城，取得了南宋自抗击蒙古以来最大的军事胜利。蒙哥死后，蒙古在亚欧大陆的扩张势头戛然而止，以至于欧洲人把钓鱼城称为上帝折鞭处。为争夺汗位，蒙古内部随即爆发了激烈的战争，南宋初步扭转了宋蒙战争初期的不利局面，获得了宝贵的战略时间。

按照正常逻辑，南宋的下一步应该是重用名将，整顿武备，甚至挥师北伐。然而就像立国之初冤死岳飞一样，局面稍一稳定，南宋又一次把抑制武将的祖宗家法搬出来，开始整自己人。

为了抗击蒙古，南宋朝廷曾给予各战区将帅极大的权力，但这也留下了隐患。一方面，战区各级将帅权力太大，严重挑战了朝廷的集权；另一方面，这些将帅往往贪污腐败成风，严重影响了南宋的军力和财力。

当时南宋军政大权掌握在权相贾似道手中，盟军北撤后，贾似道于1261年在武将中实行打算法，也就是审计武将的军费开支，追缴赃款。名义上，打算法是要整治军中贪腐现象，减少军费开支，可实际上，贾似道却乘机大肆排除异己，在军中树立个人威信，竭力将军权集中到自己手里。

在打算法的打击下，大批不愿依附贾似道的南宋名将受到迫害，比如王坚就被罢去兵权，最终抑郁而终。有不少将领锒铛入狱，最后死在监狱里，这大大动摇了宋军斗志，削弱了宋军战斗力。

更糟糕的是，打算法还逼出了刘整降盟事件，这对南宋产生了致命影响。刘整是四川战区的高级将领，他本来是金朝人，金末投奔南宋，在抗蒙战争中屡立战功。然而刘整的上司嫉贤妒能，在贾似道的支持下，一再打压刘整。1261年4月，南宋开始在刘整的辖区内实施打算法，为了逃过一劫，刘整重金贿赂上司，却未被接受。眼看着比自己资历深、军功大的名将们一个个倒台，刘整自知死路一条，为求自保，于6月率部投降蒙古。

正是这个刘整，后来为蒙古出谋划策，成了南宋的掘墓人。打算法从侧面反映出南宋黑暗混乱的政治对战争产生了致命的影响。

第三部分，我就以真实的襄樊战役来为大家展示南宋王朝的落幕。

襄樊是襄阳和樊城的合称，两城位于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的北端，夹汉水而立，属于南宋的京湖战区，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南宋据有襄阳，进可以攻取中原，退能够屏蔽江汉，而一旦失去襄阳，便会无险可守，门户洞开。

宋蒙战争初期，襄樊因爆发兵变曾被蒙古占领，但并未受到重视，后来又被南宋收复。此后，经过20多年的经营，襄樊成为南宋稳固的抗蒙堡垒，令蒙古望而却步。可随着北方社会经济的恢复，襄樊战役被蒙古提上了日程。

1264年，长期统治中原的蒙古藩王忽必烈击败竞争对手，成为整个蒙古汗国的大汗。忽必烈身边聚集了大量儒生、术士和谋臣，在这些人的影响下，他比别的蒙古统治者更愿意接受汉法。忽必烈将首都从遥远的蒙古草原迁到了位于今北京市的大都，仿照汉人王朝创立年号，表达自己要统一天下的意志。

忽必烈还一反蒙古人重破坏、不重建设的习惯，在各地设立劝农官，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他又禁止蒙古贵族以民间的农地为牧地，轻徭薄赋，奖励农耕，这些措施使早已荒残的中原重现生机，盟军此前因粮草不济不能持久作战的问题至此彻底解决。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刘整于1267年向忽必烈进献灭宋方略。鉴于以往征伐南宋，盟军屡攻四川不克，刘整建议将主攻方向从四川转向襄樊，忽必烈立刻批准了刘整的提案，并任命刘整担任攻取襄樊的主帅之一。

作为南宋曾经的抗蒙名将，刘整深知攻取襄樊存在四大难题。第一个难题是襄樊城防坚固，易守难攻。南宋的襄阳城用砖石修建，城墙高峻坚固，城北有湍急的汉水，城西和城南有群山环绕，樊城与襄阳隔汉水相望，遥相呼应，互为犄角。南宋还在汉水中钉入了大量粗木桩，用铁链相连，并在上面搭建浮桥，这样两城就有了相互支援的交通要道，形成极为严密的防御体系，盟军很难在短期内攻陷两城。

第二个难题是南宋守将不好惹。南宋荆湖战区的主帅吕文德是贾似道的心腹，因而能够躲过打算法的迫害，驻守襄阳的吕文焕是吕文德的弟弟，战区内的重要将领要么是吕文德的女婿，要么是他的旧部，整个京湖战区掌握在吕氏集团手中，这个集团不乏能征善战的名将。

第三个难题是盟军不擅长水战。襄樊地区水网密布，南宋依靠水军优势可以纵横驰骋，蒙古骑兵自然相形见绌。最后一个难题是蒙古两线作战，当时蒙古西北的藩王发动叛乱，忽必烈需要抽调大量精兵西征平叛，这造成襄阳前线的兵力相对不足，难以速战速决。

忽必烈和刘整首先针对第三个难题为战争做准备。忽必烈一方面严禁向南宋卖马，从而抑制南宋骑兵部队的发展，突出蒙古铁骑在路上的优势；另一方面，他命刘整组建水军，使蒙古军队也能在汉水中游弋，弥补不足。

紧接着，忽必烈和刘整制定了一个长期围困襄樊的战略，通过在路上修筑堡寨与水军联合，彻底断绝襄樊一切外援，在长期的围困中逐渐耗尽襄樊的战斗能力，最终攻取襄樊二城。盟军共分三步推进围困襄樊的计划。

第一步，在南宋眼皮子底下于襄樊附近建立第一个据点，为修筑堡寨做准备。为此，刘整采用了瞒天过海之计。宋、蒙两国在边界上曾设有榷场，也就是官营边境贸易市场，因为战争频仍，榷场被关闭，这对两国都不利。在刘整的提议下，忽必烈派使者面见吕文德，建议由蒙古在樊城北面的鹿门山下设置榷场，使者还特意送给吕文德一条玉带，以表诚意。鉴于对南宋、对自己都有利可图，吕文德欣然同意。不久，蒙古又声称要防止榷场被盗贼侵扰，要求在榷场外修筑土墙、屯树士兵，吕文德也没有反对。就这样，蒙古轻而易举地在襄樊附近建立起第一个据点。

围困襄樊的第二步，是迅速在襄樊附近修筑堡寨。1268年9月，盟军在襄樊以北云集，刘整在樊城东北的白河口修筑城寨，进逼襄阳，襄阳守将吕文焕闻讯大惧，急忙向吕文德告急，吕文德却怀疑这是假情报，不予重视。不久，盟军又开始加固鹿门山榷场的土城，并发兵围攻樊城，吕文德这才恍然大悟，看出盟军要围困襄樊的目的，不禁后悔道：“误朝廷者，我也！”吕文德本打算亲自率兵与盟军交战，不料竟急火攻心，一病不起。

围困襄樊的第三步，是清理襄樊周边的南宋军事力量，完成合围。1269年，蒙古不断派偏师抢掠襄阳周边的州县，削弱襄阳外围的南宋军力，同时依托襄阳西南部的山地修筑堡寨。到了3月，白河城和鹿门城也相继修筑完毕，蒙古水军也乘机进驻要地铁索横江，封锁江面，完成了对襄樊两城的全面包围。

面对盟军步步为营的围困战略，南宋竭尽全力实施解围，主要也分为三个阶段，包括守军突围、援军解围和义军破围。

先来看守军突围。在盟军围城之初，吕文焕统帅的襄樊宋军曾竭力突围，可由于盟军抢占了战略主动，宋军的突围收效甚微。万山堡之战就是其中最关键的一场战斗，万山堡是盟军在襄阳城西的万山上修筑的堡寨，用来切断襄阳自西北至东南出入的通道。1270年，吕文焕集结守城的1.5万军队、百余艘战舰，水陆并进，突袭万山堡，盟军在堡中坚守不动，宋军数番攻击不成，士气骤降。万山堡的盟军主帅却早已带领200名骑兵绕到宋军背后埋伏，此时一拥而起，与堡中的盟军前后夹击，宋军溃败。

万山堡战败后，襄樊守军彻底失去突围的可能，只能等待南宋各大战区的援兵入援，南宋解围襄樊进入第二阶段。南宋调集了几乎所有能征惯战的骁将和精兵入援襄樊，对盟军形成了巨大威胁。然而最高决策者贾似道的昏招迭出，却使得入援行动功败垂成。

1269年底，京湖战区主帅吕文德病逝，贾似道选用李廷芝继任主帅之职，李廷芝虽然善战，但并非吕氏集团成员，指挥不动京湖的兵马，特别是吕文德的女婿范文虎竟然要求自己的部队由贾似道直辖，不接受李廷芝节制，一心想对军队分而治之的贾似道当然毫无意见，京湖战区指挥部不统一，严重削弱了宋军的协同作战能力。

此后，范文虎奉贾似道之命，屡次率精兵入援襄阳，动辄就是10万之众，却根本不理会李庭芝的招呼，由于各自为战，范文虎几乎每次都大败而归，南宋的精锐部队被毫无意义的消耗掉了，正规军入援襄樊解围的希望日益渺茫。

与此同时，忽必烈于1271年正式按照汉人传统，将蒙古的国号改为大元，元朝建立，忽必烈统一全国的雄心昭然若揭，襄樊战役进入倒计时。

这时襄樊两城已被围困近4年，与外界隔绝的襄阳城中严重缺乏盐、布帛等物，亟待宋军输送，可京湖主帅李廷芝早已对南宋正规军失望，他将目光投向了义军，依靠义军破围，南宋解围襄阳进入最后一个阶段。

1272年，李廷之在汉水上游打造了百余艘轻舟，又招募了3000民众组成义军，任命张桂和他的兄弟为义军统领。到了5月，襄樊进入雨季，汉水水位大涨，非常利于水军行动，李廷之抓住时机，派兵协助义军出发，从水路入援襄阳。

张桂集结起上百艘轻舟，每艘船载士兵30人，每三艘船并排连结成一坊，中间一船装载一袋盐、200匹布和其他物资，左右两船去掉船舱的船底，舱面铺上草席作为遮掩，船上还配备了火枪、火炮、巨斧、劲弩等武器。深夜，船队正式南进，冲入布满援军战船的江面，宋军一面用枪炮、劲弩攻击援船，一面挥动大斧砍断封锁江面的铁索，援军战船急忙向宋军以三舟连乘的船舫靠近，不少援军将士跃上船舫，准备与宋军厮杀，不料，船舫左右两侧的小舟早就被掏空，大批援军将士掉到水里淹死。

经过一夜鏖战，援军死伤不计其数，到了第二天黎明，张贵率宋军转战120里，终于突破封锁线，冲至襄阳城下，将物资送入城中，襄阳守军士气大振。

为了进一步解开襄阳之围，张贵又派人冒死跳出援军封锁，与屯驻在襄阳以南的范文虎约定南北夹击，打通襄阳南面的通道。7月的一个傍晚，张贵按照约定即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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