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场镜像》：衙门日记里的潜规则，晚清官僚机器运作的解剖学视角

今天要为您解读的书叫《晚清官场镜像》，副标题是《杜凤治日记研究》。这个杜凤治何许人也？他是一个小官。1814年，杜凤治出生于今浙江绍兴，31岁中举，53岁前往广东，先后担任广宁、四会、南海等地知县，1880年辞职还乡，结束官宦生涯。算起来，杜凤治总共当了13年官，而且还是通常所说的七品芝麻官，在清代的官品序列中位于中下层。论履历、论政绩、论地位，像他这样的官一抓一大把，实在没什么稀奇。

稀奇的是，杜凤治热衷于写日记。他做官期间公务繁忙，却几乎每天记日记。现存的杜凤治日记多达40本，数百万字，原稿保存在广州中山大学。2007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过一套日记影印本。日记既记录了杜凤治当官这些年的经历，也广泛记录了广东各级官员的所作所为。日记的内容涵盖征收田赋、缉拿盗匪、审理案件、官场内幕、中外交涉，涉及面之广、记录之丰富详细，堪称一部晚清官场生态的百科全书。

可以说，作为官员的杜凤治毫不起眼，跟同时期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上，但他的日记具有极高价值，是我们了解晚清官场的重要史料。有鉴于此，中国近代史学者、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邱捷用20多年时间整理和研究杜凤治日记，写下了这本《晚清官场镜像》。本书以杜凤治的官宦生涯为主线，揭示出晚清官场的运作方式及特点，并分析了其背后的制度和社会原因。

接下来，我就围绕州县官的工作内容、州县官的日常支出及其各种收入三个部分讲述这本书。最后，我还会总结晚清官场运作的两大特点。

好，现在讲第一部分，州县官的工作内容。首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州县官，清朝将地方行政机关分为三级，第一级称为省，第二级府或州，第三级县，这后面两级统称州县，其官员一般就叫州县官，相当于今天的县长或者县级市市长。本书主人公杜凤治于清同治5年，即1866年到广东惠宁担任知县，此后又掌管过四会县、南海县、罗定州等地，是一名标准的州县官。

那州县官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呢？可分为四大类：一、征收田赋；二、缉拿盗匪和处理民间纠纷；三、举行科举考试；以及四、对外交涉。

先讲州县官最重要的职责——征收田赋。中国以农立国，不论哪个朝代，田赋都是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清朝也不例外。当然，皇亲国戚、封疆大吏不可能亲自征收，所以任务就落在了州县官身上。这差事可不轻松。首先从人之常情来讲，农户就不会心甘情愿把辛辛苦苦种的粮交给官府。杜凤治当知县十多年，很少见过主动上缴粮食的，大家都是能躲则躲。很多时候，州县官得带着差役甚至士兵下乡，才能推动征收工作。环境的复杂性又加重了工作难度，按规定，田赋应当由土地所有者，也就是地主缴纳。问题是杜凤治来广东前，当地有人响应太平天国运动，导致清廷镇压战乱中，包括土地册及在内的官方档案大量损毁，很多土地无法确定所有者，地主都找不到向谁征田赋去。而且广东习俗，民间买卖土地不用向官府报备，所以哪怕你拿着土地册及找到原地主，他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地我已经卖了，凭什么交粮呢？”

更让州县官头疼的是，富户、土豪等本地士绅背后往往有强大的宗族势力，他们团结一致，对田赋能拖就拖，被官府催逼得急了，不惜公开对抗。例如南海县有一个李姓村落，几十年拒缴田赋，这个村还组织起宗族武装，修筑围墙碉堡，对付下乡征剿的差役。这将州县官推入了两难境地，征不到田赋，上司怪罪乌纱帽不保；可把本地士绅逼急了，酿成群体性事件，惊动朝廷，自己同样吃不了兜着走。杜凤治初入官场就吃过这个亏，当时他在广宁，也就是今肇庆市广宁县当知县，他不讲情面，严厉催征，得罪了士绅，结果广宁市绅上省城控告杜凤治欺压良民，迫使其调离。之后杜凤治学乖了，征收田赋时，先跟士绅协商，官府少收点，士绅多交点，各退一步。

当然，州县官毕竟有权力，对那些软硬不吃的士绅，一般还是敢于使用强制手段的。举个例子，广东东部的潮州历来民风彪悍，有的大户人家还凭借武力拒不纳粮。同治8年，杜凤治受命以委员的身份前往征收，他带着差役和兵勇，一到潮州地面，就威胁当地士绅说：“3日不交粮，我就把你们房子烧了。”他还指使手下打骂抓人，抢夺耕牛农具存粮，有的士绅家庭男主人跑了，杜凤治干脆羁押他的老婆孩子，带上枷锁逼其现身。杜凤治在潮州待了七个月，征到的田赋折合约8万2千两白银，占历年积欠的一半。潮州士绅自然对他深恶痛绝，却无可奈何，因为这一次杜凤治有上级官府撑腰，任凭士绅怎么控告都无济于事。

再来看州县官的另一项工作内容——缉拿盗匪和处理民间纠纷，维持社会秩序，保一方平安，原本就是州县官的职责，在广东尤其如此。晚清时，广东有“盗甲天下”之称，意思是强盗、土匪特别多，抢劫案、谋杀案层出不穷。杜凤治任南海知县期间，有一天半夜，二三十名盗贼明火执仗闯入巡检署，把财物、衣服全部抢走。巡检署是负责抓捕盗匪的，居然遭到公然抢劫，可见广东的盗匪嚣张到什么程度。这么丢脸的事，杜凤治不敢如实禀告，他编了个财物被盗贼偷走的理由搪塞上司。

当然，这并非常规操作，因为清廷对抢劫案有严格规定，案件发生后，州县官应当立即勘验，如果在规定时间内破不了案，可申请延期，最多延期三次还不行，这官你就别当了。然而这种要求是脱离实际的，杜凤治在南海县，也就是今佛山市南海区当知县时，每月接到的报案数有二三十起，以他的精力和人手，根本应付不过来。州县官的策略是，对没有产生社会影响力的案子，尽量不立案、不上报，以免麻烦。凡是立案的从速办理，怎么从速呢？刑讯逼供。清朝司法非常重视口供，只要疑犯认罪，不管有没有证据都能结案，所以州县官往往对疑犯施加酷刑，甚至拘捕其家人，迫使他尽快在罪状上签字画押。

你可能要问，如果上级衙门核实案件时，疑犯翻供呢？好办，上级衙门的操作是：“你翻供对吧，发回州县重审。”那又是一轮刑讯逼供啊，有几个受得住呢？州县官还有个绝招叫“借盗销案”，就是把多起抢劫案推到一两名盗匪身上，这样一来就能消掉许多案子。那盗匪为什么会配合呢？因为州县官会威逼利诱说：“反正你难逃一死，如果多认几个命案，我不仅不用刑，还好吃好喝供着。”这样的事儿杜凤治没少干，上司还指点他说：“案卷别写得太周密，让人一看就是精心编织的，故意留点破绽才好。”

在这种情况下，错案冤案是免不了的，但对州县官来说，老百姓没多少能量，受了冤屈也投诉无门，不至于惊动朝廷。而朝廷呢，只要田赋收得上来，老百姓不造反，出几个冤假错案算什么，朝廷根本不在乎。

处理民间纠纷时，州县官也秉持同样思路。需要说明的是，清代司法不区分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所以除了抢劫案，因为破坏社会秩序，需专门处置，其他案件，如争夺财产、买卖人口、强奸妇女、邻里冲突等，一律当民间纠纷来处理。对这类案件，州县官的态度是，如果无利可图，那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比方说来衙门控告遭人强奸的，多为寡妇、孤女，从他们身上榨不出多少油水，杜凤治通常不予采信。万一有人不依不饶，非要打官司呢？杜凤治会把写状子的讼师抓起来，逼他劝原告撤诉，否则就惩罚讼师。

州县官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处理民间纠纷，是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举行科举考试。清代科考分为三级，县试、会试和殿试，其中县试为第一级，属于基础选拔，每年一次，通过县试，才有资格参加进一步的考试。县试通常由州县官主持，同治9年，杜凤治主持广宁县县试，那年共有840名考生，从命题到阅卷再到放榜，杜凤治皆亲力亲为，忙活了大半个月。文试刚结束，武试接踵而至，杜凤治亲临校场，评定应试者武艺，这又得十来天。算起来，杜凤治前后花了一个多月。广宁还算普通县城，他担任南海知县时，应考者动辄七八千，更是劳神费力。所以科考期间，州县官会减少处理其他事务的时间，谁要是这时候来打官司，州县官自然不会给他好脸色。

除了一种——洋人事务，对外交涉，州县官就不敢掉以轻心了。其实，像杜凤治这样不懂英语、不通西学的官僚，对洋人内心是抵触的，可在广东做官，这又无法避免。广东省会广州，是清廷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城内设有各国领事馆，洋人众多，杜凤治任职南海时，没少跟他们打交道。因为广州最繁华地段，中外商铺林立的西关，就隶属南海县管辖，外国领事会为各种事项求见两广总督或广东巡抚，而督府怕事都推给杜凤治这个南海知县。可杜凤治又没受过外事培训，如何应付？领事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就嚷嚷着进京告御状，弄得杜凤治大为头疼。

通常情况下，督府都会指示州县按洋人的意思办。杜凤治日记记载，光绪3年，广东赤溪镇发生命案，一群盗匪抢劫一艘民船，还杀了人，时任两广总督刘坤一下令严办。殊不知这群盗匪是受法国传教士庇护的教民，结果法国领事出面干涉，为息事宁人，刘坤一让地方官放人了事。杜凤治据此讽刺，刘坤一怕洋人怕得要命，可他自己又能强到哪儿去呢？有一次，英国副领事说：“你们南海县曾经向我们收取一笔不合理的税，应当返还。”杜凤治表示：“那是前任知县干的，你找他去。”可副领事不依不饶，杜凤治没有记录是否归还那笔钱，按常理推断，他应该还了，否则一定会在日记里炫耀。

清朝官员对付不了洋人，对付假洋鬼子倒有的是办法。同治13年2月，美国驻广州领事离任，其华人翻译被领事馆辞退，两广总督瑞麟得到消息，当面指示杜凤治逮捕此人。两个月后，这名翻译在羁押所病死。

到这里，州县官承担的主要职责就介绍完了。可以看出，其工作内容涉及税收、司法、考试、外交等方方面面。此外，如遇洪水灾荒，州县官要组织救援，逢年过节要主持各种仪式，高官来视察，还要迎来送往。总之，州县官公务繁忙，一刻不得闲。有一阵，杜凤治请了几天病假，刚复出，上司就跟他说：“知县是不能生病的呀，你看你病了才几天，公务已经堆积如山了。”

那么问题来了，工作内容如此广泛，任务又如此繁重，州县官有能力处理吗？答案藏在州县官的账本里。

第二部分，州县官的日常开支，我就来讨论这个问题。杜凤治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自己的日常开支，其中有一类颇为引人注目，那就是雇佣幕僚的费用。哎，当个州县官还得自掏腰包请帮手，没办法，谁让朝廷配备的幕僚班子不给力呢。清代制度，知县统管全县事务，其幕僚包括县丞一名，相当于副县长、主簿一名，负责撰写和管理文书，此外还有缉拿盗匪的巡检、管理监狱的典史等等，这些人的职责是辅佐知县处理杂事，所以统称佐杂。从这个称呼就能看出，佐杂能力差、地位低，多为三教九流之徒，你像典使连官品都没有，严格来讲都不算个官，州县官靠这种人打理政务，实在是不放心。何况佐杂的数量也有限，据本书作者统计，晚清共有一千三百十四个县，而朝廷设置的佐杂官有多少呢？县丞345名、典史1307名、巡检908名、主簿更少55名。换言之，很多州县官连个幕僚班子都凑不齐。那怎么办？只能自己聘请幕僚。好在这已经形成了一种产业，尤其浙江绍兴盛产优秀幕僚，及大名鼎鼎的绍兴师爷，而我们的主人公杜凤治正是浙江人，他聘用的自然是绍兴师爷。

师爷分很多种，最重要的是钱谷和刑名两类。钱谷师爷主管钱粮会计，说白了就是替州县官管钱袋子，刑名师爷负责处理案件、确定罪名，州县官的判词往往出自他们之手。由于专业性强，钱谷师爷和刑名师爷的佣金非常高。杜凤治在广宁当知县时，请一位师爷兼办钱谷和刑名，年薪为1200两白银，外加每月12两伙食费。梳理南海知县时，因公务太多，杜凤治请了七位师爷分管钱谷和刑名，每年需要支付6200两银子作为佣金。此外，杜凤治还要聘请书启师爷处理公文、阅文师爷批阅科考试卷、收粮师爷监督田赋征收等等，这类师爷便宜些，年薪大多为120两银子，但累加起来开支也很大。接下来光聘请师爷这一项，杜凤治每年的开支就能达到上万两白银，这主要是因为南海是大县，幕僚不够，知县忙不过来。如果换成普通州县，则可以少请些幕僚，但普通州县的收入会大幅度下降，州县官的负担依然很重。

所以他们老琢磨着怎么减少开支，最省钱的办法莫过于任用亲戚。杜凤治在罗定州当知州前，古师爷就请的自家女婿，费用比请师爷便宜了一大半。杜凤治的儿子、侄子也常年在衙门里当差，有的管账，有的收粮，有的阅卷。任用亲属的好处可不止于节省费用，相比外人，亲属总是更可靠的，州县官想谋取什么利益，通常都交给亲属去办，一些事情州县官本人不便出面，亲属挡在前面也好遮人耳目。例如，杜凤治的妻子、儿女都曾收受外人礼物和钱财，送礼者看中的自然是他们身后的那位县太爷。

当然，身处官场这张巨大网络的州县官，既是收礼人，也是送礼人。按照晚清官场的潜规则，他方方面面都得打点到，州县官打点的对象大致有三：及京官、上司及主管教育的官员。

先讲京官，所谓朝中有人好办事，州县官想在地方上站稳，京城里就得有靠山。从咸丰5年到同治5年，为谋求官职，杜凤治在北京呆了十多年，四处奔走，结交了不少官员，其中最有价值的当属晚清名臣潘祖荫。潘祖荫，江苏人，出身官宦世家，22岁即考中探花进了翰林院，此后历任国子监祭酒、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刑部侍郎、礼部尚书等职，他还是精研讲官，定期为皇帝讲解经史、子集。杜凤治通过关系拜潘祖荫为师，这对杜凤治太重要了。杜凤治只是举人，靠捐官，也就是花钱买官才获得五品衔，这样的人在晚清官场数不胜数，多数人的命运是一辈子顶着个空衔，真想捞个一官半职，门儿都没有。杜凤治很幸运，他搭上了潘祖荫这条线，而后者对学生很关照。同治5年，吏部任命杜凤治为广东广宁县知县，就同潘祖荫在背后运作有关。可以说，没有潘祖荫，杜凤治很可能挤不进官场，将在贫穷落魄中度过一生。拜师的意义可见一斑。发迹后，杜凤治自然要投桃报李，按清朝官场规矩，每逢冬天，杜凤治以买炭取暖为名，送潘祖荫一笔钱，这叫“炭敬”；夏天则要买冰降温，叫“冰敬”。潘祖荫本人或亲属生日，杜凤治也有所表示。反过来，潘祖荫会以想购买某善本、某真本的名义，向杜凤治借钱，说是借，其实是不用还的。

杜凤治攀附的京官不止潘祖荫，有件事很能反映他经营人脉的手段。同治12年，杜凤治60大寿，上司和同僚纷纷写对联庆贺，其中一幅由直隶总督李鸿章编撰，军机大臣、工部尚书李鸿藻书写，底下还有多位四品以上官员联署签名。一个小小的州县官过生日，居然惊动国之重臣，这是不多见的。杜凤治趁此机会展示能量，对自己立足于广东官场颇有益处。

当然了，就算朝中有人，州县官也必须打点好上司，毕竟县官不如现管。清代州县官的上司，包括总督、巡抚、布政使、道员、知府等，谁都不能得罪。例如赵罗道道员方俊师是外放京官，以贪财著称，除了例行的炭敬、冰敬及过生日收礼，连儿子进京赶考也要下属送路费。方俊师还曾一次性向杜凤治索银2200两，说跑官系用，杜凤治对此颇有怨言，又不敢抗拒，因为道员是州县官的顶头上司，他要给你小鞋穿，日子就很难过了。

不过按清代制度，道员和知府无权任免州县官，这个权力由督抚一级的封疆大吏掌握，对他们州县官就更不敢怠慢。杜凤治前后遇到过三任两广总督，第一任瑞麟，满洲正蓝旗人，干了10年。从杜凤治的日记看，瑞麟深谙官场之道，他对待洋人妥协退让，只求相安无事，对待百姓声色俱厉，官架子十足，对待下属则亲切宽厚，只要遵守官场潜规则，哪怕你是贪官污吏，也绝不会刁难。什么潜规则呢？按时送礼呗。清代官员送礼分两类，一类叫“干礼”，就是银子，还有一类叫“水礼”，及物品。炭敬和冰敬多为干礼，生日礼和节日礼则两者兼备。同治11年，瑞麟庆生，杜凤治就赠送金银、珠宝、绸缎等，总价值超过3200两白银。这就够了？想简单了，总督的亲戚、幕僚乃至仆人，州县官也要照顾到。同治12年，瑞麟添了个孙女，杜凤治等官员也都献上厚礼。有一次瑞麟摆宴席请下属吃饭，席间杜凤治给伺候他的仆人赏了点小费，每次去瑞麟府上拜访，给看门人几两银子更是免不了的，否则你连总督大人的面都见不着。

送礼还是门技术活，送多送少都有讲究。州县官给总督和巡抚送的礼，价值绝不能超过道员，不然置你的顶头上司于何地？可有时候又得多送，同治13年，瑞麟病逝，按规矩，杜凤治只需要送420两银子，但考虑到自己能获得南海知县这个肥缺，是瑞麟推荐的结果，于是送了520两，以示知恩图报。

都府以下还有布政使、按察使等地方大员，州县官都得按时送礼。可以说这占据了州县官日常开支的一大半。以同治11年为例，杜凤治给两广总督送的礼，总价值为白银1万一千一百一十四两，广东巡抚三千四百四十五两，按察使一千三百五十五两，布政使八百二十三两，加上其他的，这一年光给上司送礼，杜凤治就花了2万2千两白银。

州县官还得给主管教育的官员送礼，这主要有两类，学政和主考。清代每个省都有一名学政，掌管全省教育事务，学政由朝廷直接委派，多为翰林院编修，他们品级较低，地位却很高，能同督府这样的封疆大吏平起平坐。可有意思的是，对这些以清雅高贵自居的翰林，杜凤治在日记里最常用的评价是“爱财如命”，跟市侩没两样。比如一个名叫吴树宝的学政，主持科考时公然受贿，只要钱给够，考生找枪手替考，他只当没看见。还有个叫胡瑞兰的学政，离任前州县官送给他3200两银子做路费，他嫌少，索要5200两，直到督府出面打圆场，他才收下。学政的贪婪很好理解，作为翰林，他们穷得叮当响，好不容易外放学政还不捞一把。杜凤治透露，做一任学政，攒七八万两银子不成问题。学政好歹有3年任期，能慢慢攒钱，主考官则是朝廷派往各省监督科考的，考完即回京，他们时间更有限，所以吃相更难看。同治12年，一个名叫周冠的翰林来广东当主考官，州县官办宴席招待，被他拒绝，要求付现钱。按惯例，主考官每日伙食费九两，州县官狮子大开口加到十七两，放榜后周冠还赖着不走，好让州县官再多送些银子，这副德行连老于世故的杜凤治都看不下去了，在日记里评价此人“要钱不要脸”。为打发这些穷翰林，州县官的日常开支又要多出一大笔。

此外，有官员路过本县，州县官要负责迎来送往，遇到灾荒，州县官要带头捐献，就连官署的房屋坏了，整修费也得州县官掏，这简直是个无底洞啊。

总结下来，从雇佣幕僚，到打点各级官员，再到各类杂费，州县官每年至少要支出3万2千两白银。此外，在封建时代，州县官还要担负奉养整个家族的重任，家乡有什么事，比如修建祠堂、铺路搭桥，也要出一份钱，这样州县官的支出就更多了。

问题来了，以州县官的正式收入够用吗？我先把结论摆出来，肯定不够。州县官必须另想办法

---

"感谢喜欢，赞赏支持是对我的鼓励。"

 

转载：感谢您对铃铛铃铛个人博客网站平台的认可，以及对我们原创作品以及文章的青睐，非常欢迎各位朋友分享到个人站长或者朋友圈，但转载请说明文章出处“来源铃铛铃铛个人博客”。

很赞哦！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