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略小于美国现代史》：美国新闻界“第一夫人”亲述“水门事件”与新闻人生

今天为您解读的书是《我的一生略小于美国现代史》，副标题是“凯瑟琳·格雷厄姆自传”。

20世纪后半叶的美国政治黑幕频出。1971年，发生了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泄密案，接着又是震惊全球的水门事件。黑幕背后，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位传奇女性的身影，那就是本书作者凯瑟琳·格雷厄姆。

凯瑟琳是《华盛顿邮报》曾经的掌舵人，有着美国新闻界第一夫人之称。她和多位美国总统打过交道，小布什评价她：“总统们来来去去，而她知道他们所有的一切。”

凯瑟琳出身豪门，婚后一度在家相夫教子，却在当了23年家庭主妇后陷入婚姻危机，丈夫得了抑郁症还出了轨，最后开枪自杀。凯瑟琳不得不回归职场，开始掌管家族报纸。在她治下，《华盛顿邮报》接连曝光了五角大楼文件和水门事件，使得她声名鹊起，这家报纸也因此获得了国际声望，许多人认为它是继《纽约时报》后美国最有声望的报纸。

1997年，80岁的凯瑟琳写下了这本自传。她讲述了自己的成长史，尤其是自己作为女性，在男性主宰的世界中的成长和抉择，而这些抉择又怎么影响了时代的进程和发展。凯瑟琳自己定的书名叫《个人历史》，2018年出版的中译本取名为《我的一生略小于美国现代史》，因为她生于1917年，于2001年去世，她的一生略小于20世纪的美国历史，这也是本书书名的含义。

她的这本自传给美国现代史上的多个历史事件补充了鲜活的历史细节。凭借着优美的文字、写实的风格，本书出版次年便荣获普利策奖，成为《财富》杂志推荐的75本必读书之一。

那么，凯瑟琳是如何走上新闻道路的？在男性主宰的世界里，她如何一步步转变成为《邮报》的掌门人，并推动《邮报》走向巅峰？现在，就让我们回到凯瑟琳的孩童时期。

1917年，凯瑟琳出生在纽约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她的父亲尤金·迈耶出身显贵，在32岁的时候因为善于投资，便拥有了数百万美元的家产，是华尔街著名的投资家。母亲艾格尼斯·恩斯特爱好艺术和文学，是位充满个性的女性。在20世纪初的美国，受了教育的女人要么去教书，要么做文职工作，恩斯特却做了记者，这在当时是一项壮举。

1910年，34岁的父亲和23岁的母亲结婚，婚后两人一共有五个孩子，凯瑟琳排行老四。三个哥哥姐姐都很叛逆，凯瑟琳却从小顺从、腼腆、缺乏自信，这和母亲的关系很大。结婚伊始，母亲对于突如其来的责任非常抵触，觉得养儿育女的婚后生活抹除了她的个性，为此她四处旅游，缓解焦虑和痛苦。父母的分离状态影响了孩子们，大姐曾试图和男朋友私奔，二姐偷过母亲的项链外出旅游，哥哥私下里学习开飞机，他们对父母所从事的事业毫无兴趣。但到凯瑟琳出生时，母亲的情绪已经稳定下来，凯瑟琳从小体验到了完整的家庭生活，也看到哥哥姐姐因为叛逆而被过度监管，她发现顺从才能带来更多自由。

另一方面，母亲自负强势的个性也让凯瑟琳从小缺乏自信。她回忆小时候读小说《三个火枪手》，母亲见了对她说，除非像自己那样阅读法语版本，否则不可能真正领悟其中的妙处。这样的话让凯瑟琳一度丧失了阅读的兴趣。

凯瑟琳十二三岁的时候，第一次带朋友来家过夜，她兴奋极了，反复问母亲应该怎么接待朋友。而母亲觉得家里有游泳池、网球场和保龄球场，女儿还问如此愚蠢的问题，严厉地训斥了凯瑟琳。母亲总让凯瑟琳觉得自己从没有把事情做对过，她常常问自己：我说的话合适吗？我穿的衣服得体吗？我有魅力吗？这种从小的不自信和对权威的顺从，在她成年后依旧长久地影响着她的生活。

在中学读书时，凯瑟琳加入了学校的杂志社，对新闻产生了兴趣。而就在这段时期，1933年6月，她的父亲迈耶买下了《华盛顿邮报》。《邮报》创办于1877年，是华盛顿特区的首家早报，但在美国其他地区影响有限。迈耶买下的时候，《邮报》的状况很糟糕，有破产的风险。不过对迈耶来说，办报是他筹谋已久的事情。

迈耶一直关心关注公共生活和共同利益，他认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必须要有一份伟大的报纸来帮助民众了解真相。他相信，如果一份报纸能够不偏不倚地报道事实，民众就能依靠它去做正确的事。

迈耶很快感受到了压力，因为他接手时，报纸濒临破产，版面数量减少，人才大量流失，发行量和广告收入惨淡。仅在1935年，他就亏损了130万美元。但迈耶坚持了下去，他到处招兵买马，为报纸引进专业人才，这为后来报纸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父亲迈耶和孩子相处时总有些不自在，所以凯瑟琳小时候和她并不亲近，但对报纸的热爱成了联系父女俩的纽带。凯瑟琳高中毕业后就在《邮报》打零工，担任妇女部的复印员和接收读者来信。

1935年，凯瑟琳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学专业，还担任了校园记者。她每天坚持阅读《邮报》，时常通过信件和父亲交换对报纸的看法。她告诉父亲，最近芝加哥人都在谈论一部连环漫画，父亲听到后发现这部漫画版权还在，于是把它买了下来，连载在报纸上，获得了巨大成功。

报纸的每次进步，迈耶都欣喜异常，他特意把《邮报》的近况告诉女儿，仿佛就认定了女儿将来会成为记者一样。他还希望凯瑟琳尽快来《邮报》工作，在信中写道：“《邮报》的规模如此之小，你应该来做那些将它推向顶峰的工作。”

1938年6月，凯瑟琳结束了大学生活，父亲先把她介绍进了《旧金山新闻报》当记者，让她从新闻写作练起。1939年，应父亲的召唤，凯瑟琳回到了华盛顿，开始为《邮报》的社论版工作。她是社论版里最年轻的记者。

工作之余，凯瑟琳结交了一群来自不同行业的年轻朋友，经常在一起争论罗斯福新政、纳粹主义和公民权利。就在这些讨论会上，凯瑟琳认识了后来的丈夫菲尔·格雷厄姆。菲尔出生于1915年，和凯瑟琳家族不同，他家境贫寒，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曾在美国最高法院担任法官助理。在凯瑟琳的描述里，菲尔聪明、勤奋，还长得特别英俊，充满魅力。

1940年6月，两人在旋风般的热恋后举办了婚礼。菲尔在结束法院的任期后，先后到政府部门、军队任职，而后又前往太平洋战场。1946年初，菲尔结束服役返回美国，应岳父的邀请加入《华盛顿邮报》，成了《邮报》的发行人。发行人是一个报社对外经济权益的代表者，可以由总裁兼任，也可以由报社董事会指定他人出面担任。

两年后，1948年，凯瑟琳的父亲决定把《邮报》的管理权交给菲尔，而不是凯瑟琳。因为在那个年代，唯一可能的继任人只会是男性，而凯瑟琳唯一的兄弟志在医学，对于父亲的决定，凯瑟琳不仅没有感到不安，反而兴奋不已。受时代观念的影响，凯瑟琳那时认为，女性在智力上不如男性，只适合照顾家庭和孩子，男性来做管理经营工作比女性更有优势。

菲尔把他接手的《邮报》比喻成一条漏水的船，报纸虽然走出了濒临破产的衰败，但处于亏损状态。他接手报社后，凯瑟琳从旁协助，跟着一起物色办报人才，陪同出席各种社会活动，认识名流，扩大《邮报》的影响力。

在菲尔的管理之下，《邮报》先是成立了《华盛顿邮报》公司，收购了《时代先驱报》，从而占领了华盛顿地区70%的早报市场，接着又进军电视台行业，1961年又收购了《新闻周刊》杂志，为整个公司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根基。

随着《邮报》蒸蒸日上，菲尔逐渐在政坛施加影响，他是民主党的支持者，在保持《邮报》新闻独立的同时，和约翰·肯尼迪、林登·约翰逊都成了好友，还曾帮助约翰逊参加总统竞选，在约翰逊失败后，转而撮合他担任肯尼迪的竞选副手。总统们对菲尔评价颇高，肯尼迪说他魅力四射、幽默风趣。凯瑟琳当时经常随丈夫一起出席白宫宴会，和肯尼迪政府的许多官员成为了好友。

婚后，凯瑟琳生了四个孩子，生活却并不如看上去那么甜蜜。菲尔虽然会鼓励妻子继续工作社交，在家却常常拿凯瑟琳开玩笑，嘲笑凯瑟琳的衣品和身材。由于凯瑟琳体重增加，菲尔叫她“肥肥”，甚至给了她一枚猪头型的铁皮，把它挂在走廊里觉得有趣。而当凯瑟琳和好友在一起讲话时，菲尔的眼神常常充满嫌弃。甚至在读书这件事上，菲尔也和凯瑟琳的母亲一样傲慢，凯瑟琳比菲尔更早接触美国历史学家和小说家亨利·亚当斯的著作，而且读得更多，菲尔却居高临下地说，她完全不理解书中概念，因为都没有把其中最重要的话给标示出来。于是凯瑟琳变得更加不自信，也失去了主见。当众演讲时，她会紧张不安，她不爱参加社交活动，还时常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比如一次搬家时，凯瑟琳看中了一套房子，却担心丈夫觉得太贵不满意，请丈夫去看房的时候战战兢兢。菲尔看完房子脱口而出：“你疯了吗？”凯瑟琳则紧张地咕哝道：“等看看里面再说，没有看起来那么糟糕。”用凯瑟琳的话来说，自己好像成了二等公民，却也习惯了这样的状态。

一次，凯瑟琳的母亲送了凯瑟琳一对漂亮的宝石耳环，母亲并不喜欢表露感情，因而她的这个举动对于凯瑟琳来说意义巨大。菲尔却说：“你不戴长耳环，女儿喜欢戴给女儿吧。”这个事情让凯瑟琳耿耿于怀，她其实很想自己留下耳环，却没有勇气反抗菲尔的意见。她把耳环给了女儿，然后独自痛哭。她说：“于我而言，失去耳环意味着丧失了一切，我感到了彻头彻尾的人格贬损。”

除此之外，菲尔在1957年患上了躁郁症，夫妻交流变得困难，这也为他们的婚姻蒙上了阴影。凯瑟琳猜测，成为《邮报》的女主人给菲尔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为菲尔跟朋友交流时提到，他时常陷入自我怀疑，如果自己没有和凯瑟琳结婚，没有接受《邮报》的股份，自己能否达到如今的高度。

但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1962年圣诞前夕，凯瑟琳意外发现丈夫早就出轨了，而且出轨对象不止一个，她感到困惑、心碎。接着，1963年8月，躁郁症加重的菲尔在家开枪自杀。

到这里，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凯瑟琳的前半生，她热爱新闻，却因为家庭和孩子不得不放弃工作，她深爱着丈夫，却又在和丈夫的相处中变得很不自信。由于丈夫的去世，46岁的凯瑟琳开启了她的《邮报》生涯，也开启了她人生最重要的篇章。

下面我们来说说凯瑟琳在《邮报》的经历，看看她是如何从一个不自信的女性，成长为一个合格的出版人，并成为后来五角大楼文件泄密案和水门事件中的定海神针。

菲尔去世后，凯瑟琳备受煎熬，葬礼结束后，她去了欧洲旅行，旅行分散了凯瑟琳的注意力，却也把接下来怎么办的问题摆在了面前。一位好友问凯瑟琳：“你不会工作的对吧，你还很年轻，很有魅力，肯定会再婚的。”凯瑟琳明白好友的关心，在当时与女人而言，结婚是一种最可行的生活方式，但她断然说自己将回到《邮报》工作。

凯瑟琳第一次萌生掌管《邮报》的念头，是在菲尔提出离婚的时候。当时凯瑟琳几乎要放弃《邮报》了，因为觉得自己无力经营，但有朋友鼓励她：“你有全部必要的天赋，能办好这份报纸，你被周围人贬损太久了，根本不清楚自己的实力。”

1963年9月20日，旅行回来后的凯瑟琳正式当选为公司总裁。此前父亲将公司的管理权交给菲尔时，凯瑟琳和菲尔一共从父母那儿获得了5000股有投票权的股票，菲尔股份占优。她去世后，凯瑟琳继承了丈夫的股票，成为公司的最大股东。

这时的《邮报》连同旗下的其他报纸和电视台营收增长迅速，刊物在公众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但劳资矛盾日益严重，利润率令人堪忧。此时的凯瑟琳已经46岁了，有10年没有正式工作过，不了解《邮报》的内部运作，也不像父亲和丈夫那样精力旺盛、知识渊博，所以她觉得自己在《邮报》的角色不过是个不过问业务的合伙人，在一旁观察公司的运作，直到孩子们能够掌握公司。

为此，凯瑟琳时常感到忐忑不安，她给朋友写信，说自己靴子中的双腿在不住的颤抖，但我极力掩饰。这时很多家人朋友给了她莫大的支持，女儿写信鼓励她：“世上没有人拥有爸爸的才华和想象力，但你用另一种方式同样可以做得出色，你有优秀的判断力，有与人相处、赢得他人尊重、识人善任的超凡能力，并且愿意坚持到底。”

凯瑟琳成为真正的《邮报》掌门人，这个过程艰难而孤独，她面临着观念和管理这两方面的挑战。先说观念，上任伊始的凯瑟琳要面临职场对女性的歧视，工作中，凯瑟琳是形单影只的女性，常被人问：“你确定要参加全市男性的午餐会？”在报业的高层，她找不到探讨问题的对象，也正因如此，她起初和《邮报》的功臣、掌握财政的约翰·斯威特曼相处很不顺利。约翰很不习惯在工作中和女性沟通，特别是无知的女性，当刚刚接手《邮报》的凯瑟琳不厌其烦地询问他时，他会大发脾气，这样的冲突让凯瑟琳几度落泪。

凯瑟琳的应对方法是定期出席编辑部会议和《邮报》的午餐会，和各类编辑记者一起去旅游，这极大地帮助了她了解新闻界和政治界行话，慢慢的，她和约翰开始互相尊重，还向他请教报纸经营者的重要品质是什么，约翰回答说：“良好的判断力，不要担忧你的经验问题。”

再说凯瑟琳在报社管理中面临的挑战，那时《邮报》高管们的经历已大不如从前，新闻部陷入懈怠，很多员工不来上班，有人告诉凯瑟琳：“你可以在新闻部里随意挥舞死猫，保管砸不到任何人，反正也没几个人在上班。”凯瑟琳开始重新物色人才，在这次换血过程中，她最重要的一个动作是从《新闻周刊》挖来了时年43岁的本·布莱德里。布莱德里有过办报的经验，阅历丰富，后来成为了《新闻周刊》华盛顿分社的社长。凯瑟琳邀请他共进午餐，询问他有什么长远打算，而他回答说：“既然你问了，我想说，我愿意将余生奉献给《邮报》总编辑的职务。”

1965年，布莱德里出任《邮报》总编辑，在凯瑟琳的支持下，布莱德里雇佣了一批知名记者，增加了大约50个新职位，编辑部重新焕发了活力。凯瑟琳的努力也得到了公司员工的认可，包括《邮报》的老功臣约翰。到了1968年，约翰退休时，非常坚决地支持凯瑟琳成为公司的发行人。

慢慢的那个在公开场合中一讲话就紧张的凯瑟琳不见了，相反，她的工作内容变得丰富起来，她代表《邮报》出席宴会，自信地应对来自政府和读者给《邮报》的压力。比如1955年越南战争爆发，1965年美国直接参战，起初多数美国人支持政府对越战争，包括《邮报》在内，但随着美国士兵伤亡惨重，部分美国人开始重新认识越战，《邮报》也逐渐转变态度，发表社论反对越战，但这引来了许多读者的抗议，认为其受到了颠覆分子的影响。凯瑟琳专门写信给他们解释：“我们只是认为让战争扩大的政策已经失败了，在独立得出结论的过程中，《邮报》没有受到任何政府和民众的影响。”

对于新闻报道独立性的看重，是凯瑟琳办报十分重要的特点。早在1936年，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邮报》在头版称其为王者，凯瑟琳就因此批评父亲向总统献媚。在凯瑟琳看来，报纸必须客观独立，也就是说，一篇报道只对新闻事实负责，必须独立于报道对象，不能依附于某一特定的利益集团，一份好的报纸不应该讨好任何一方，只要报道的事实是准确的，符合公共利益的，任何人不能干预编辑和记者的报道，包括总统和她自己。

美国第36任总统林登·约翰逊就曾因为《邮报》的独立报道与凯瑟琳交恶。此前由于菲尔的缘故，两家常常走动，菲尔去世之后，双方的联系变少了。1964年，为了竞选总统，约翰逊突然对凯瑟琳十分热络，一次出行在一众随行的媒体大佬中，他邀请凯瑟琳同乘专机，而后又同乘快艇度假。因为这个时候《邮报》地位日增，广告量在华盛顿位居第一，日发行量已超过40万份。对此，凯瑟琳表示，她私下里依旧是约翰逊的支持者，但《邮报》必须恪守中立的原则。而这显然伤害到了约翰逊。

约翰逊当选后，想在华盛顿任命一位警察局长，华盛顿是他唯一可以插手人事的地方，不料华盛顿的行政长官已经任命了另一名警察局长，而《邮报》在第一时间就捅了出来，这意味着总统很难再改变任命。约翰逊认为，这是凯瑟琳在操纵报纸，或者纵容手下对抗他的利益。他看到报纸的时候，恰好凯瑟琳在白宫参加总统结婚30周年纪念日派对，暴怒的约翰逊把凯瑟琳叫进房间，大声咒骂。虽然令凯瑟琳万分惊慌，但并没有改变她的办报主张。

后来在越战问题上，《邮报》的报道也让约翰逊恼羞成怒，认为是凯瑟琳刻意让他难堪，觉得《邮报》对他充满了误解和偏见。到了1968年，尼克松出任总统后，凯瑟琳承受了更大的压力。

先是在1969年，美国的反越战情绪高涨，很多人在华盛顿举行集会，尼克松被问到有何感想，他说自己一直在看橄榄球赛，《邮报》将他的回答比作“何不食肉糜”，尼克松政府对此予以了特别关注，指责《华盛顿邮报》公司是趋向垄断化的典型，他们都听从于同一个主子凯瑟琳。这是一个严肃的指控，它可能导致《邮报》公司的电视台无法续签经营许可证，从而影响《邮报》公司的经济利益。

和两任总统的交恶并没有改变凯瑟琳独立办报的主张，这一点在接下来的五角大楼文件泄密案和水门事件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这两起事件中，凯瑟琳的无条件支持成就了《华盛顿邮报》的辉煌。

五角大楼文件泄密案发生在1971年6月13日，当时美国对越作战已经持续了10年，《纽约时报》独家披露了有关美国对越政策的绝密文件，这些文件来源于美国国防部所在地五角大楼，故而称为五角大楼文件。报道刊出后引发了巨大关注，政府随后禁止《纽约时报》再刊登文件，遭到了时报拒绝，政府将其告上了法庭。

6月16日，《邮报》也拿到了4400多页的五角大楼文件，犹豫是否应迅速刊发。当时《邮报》正谋求上市，倘若此时像《纽约时报》一样被控有罪，将会对上市造成重大影响。总编本·布莱德里还接到了司法部的电话，威胁他若泄露文件，将受到反间谍活动法的指控，《邮报》陷入了两难。

编辑和记者坚定地主张刊登文件，捍卫新闻自由和独立，而律师们建议缓发，担心刊发文件引发的法律风险会毁掉报纸。难题摆在了凯瑟琳的面前。

6月17日下午，她正在举办一个派对，律师突然打来了电话让她做决定，外界已经知道《邮报》拿到了文件，所有人都在盯着她。关于当时的思想斗争，凯瑟琳并没有写在书里，她只是描述到自己在电话里惊慌失措，又忐忑不安，深深吸了一口气说道：“干吧干吧干吧，我们开始吧。”

6月18日，五角大楼部分文件在《邮报》刊发，政府很快起诉《邮报》，案子最终交到了最高法院。6月30日，最高法院作出宣判，以六比三的判决结果判定政府无法证明曝光五角大楼文件会危及国家安全，《纽约时报》和《邮报》最终胜诉，《邮报》也于同年成功上市。

凯瑟琳认为，判决虽然赢了，却也留下了遗憾，因为法院没有坚定地重申宪法第一修正案，也就是没有重申新闻自由不可侵犯。

五角大楼文件案将《邮报》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却也让《邮报》和尼克松政府的关系变得紧张，并在接下来的水门事件中演变为一场更激烈的冲突。

水门事件开始于1972年6月17日一早，凯瑟琳得知，前一天晚上有五名男子戴着橡胶手套，偷偷溜进了民主党总部大楼安装窃听器，当场被捕。第二天，《邮报》在显著位置刊发了这起蹊跷的盗窃新闻，白宫新闻发言人称，此事是三流的入室盗窃未遂案，并警告某些人正针对此事大做文章。

民主党总部大楼的入口处有一个人工小型瀑布，所以这个建筑群被称为水门，发生在这里的盗窃案及其后来的一系列有关事件被合称为水门事件。

警方调查发现，这群盗贼身上有连号的百元大钞、装满了文件的箱子、存有白宫电话的号码本，还有窃听器材。而《邮报》的两名记者敏锐地注意到，其中的一名窃贼曾向总统竞选委员会拨打了多个电话。更为重要的是，盗窃案发生时，有两名白宫前助理在水门大厦对面的一间旅馆里指挥此事。

8月1日，《邮报》报道了这五名盗贼与总统竞选委员会的关系，尼克松向公众表示，白宫并未牵涉其中。事情却朝着不利于尼克松的方向发展，随着调查的深入，《邮报》发现总统竞选委员会为了收集民主党情报，不仅安装窃听器，还成立了一个由五人掌控的秘密基金，而这五个人里面有现任竞选委员会主任、总统的办公厅主任，这直接把水门事件指向了白宫和尼克松。

白宫则指责《邮报》虚假报道，参与间谍活动，由参议员在公开演讲中声讨《邮报》的报道是本次竞选活动中最臭名昭著的政治丑闻，也有大量读者写信要求《邮报》停刊，指责《邮报》缺乏爱国精神，为了报道新闻不择手段。

一次，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气恼地问凯瑟琳：“你们的报道怎么回事，是不相信尼克松会赢得连任吗？”基辛格其实是在委婉地提醒凯瑟琳，尼克松在大选后会报复她和《邮报》。

巨大的压力下，《邮报》度过了一段尤为孤独的时期，不知为何，如此重要的新闻大多数报纸都没有跟进报道，这种情况让凯瑟琳恐慌不安，她甚至会怀疑这则新闻是否真的有价值，否则其他媒体为什么都不报道呢？

《邮报》的调查彻底激怒了尼克松政府，尼克松竞选委员会的主任米切尔甚至粗鲁地放话：“《邮报》的调查都是胡扯，如果《邮报》刊登的话，凯瑟琳的奶头会被大型搅拌机搅住的。”白宫幕僚会上也频繁讨论要对付凯瑟琳，朋友提醒凯瑟琳不要孤身一人做事，千万要按照最严格的新闻标准予以报道，倘若报道错了，后果将非常严重。

深陷漩涡的凯瑟琳唯一能做的就是鼓励员工独立的调查下去，搜查证据，准确无误地报道真相。编辑们为此制定了严苛的审查方式，例如匿名信源提供的消息至少有其他一个信源可以佐证，在可能的情况下，任何一则消息至少需要三个信源交叉印证，交付印刷前，每篇报道每个字眼都必须至少一位高级编辑审教，报道刊登前，首席编辑要进行审核。

1972年底，尼克松再度当选总统后，果然开始对付《邮报》，他解雇了那些暗中支持过《邮报》的高层官员，禁止《邮报》出席白宫的社交活动，限制政府官员接受《邮报》的任何采访，并授意富豪收购《邮报》，更让凯瑟琳忧虑的是，政府不愿再给《邮报》公司出具旗下电视台的许可证，公司的股价也随之下跌，短时间内市值便缩水了一半。

凯瑟琳决定和最先报道水门事件的两位记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见面，这是报道持续七个月他们第一次见面，她焦急地问记者：“真相会水落石出吗？”两位记者无法给出肯定的答案。尽管如此，凯瑟琳也从未向记者施压，或是干预他们的报道。

在《邮报》报道水门事件的过程中，始终有一个线人给记者提供线索，被记者称为“深喉”，而凯瑟琳自始至终都没有要求过员工把“深喉”的身份透露给她，反而对旗下的编辑记者说：“我们已游到河水最深的地方，再没退路了。”

1973年3月，《邮报》报道了尼克松的私人律师曾用资金私下堵住入狱者的嘴，要求他们做伪证认罪并保持沉默。时任《邮报》总编本·布莱德里后来回忆说，这是此案乃至整个事件首个真正的转折点，因为人们发现有证据支持《邮报》的报道所言非虚。

此后，更多的媒体参与到报道中，成群结队地搜寻线索，《邮报》不再孤军奋战。五个月后，白宫里保留的录音文件被曝光，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在尼克松知情的情况下，竞选班子顾问跑到水门大厦安装窃听器，以获取民主党的竞选情报，整个事件中，尼克松一再越权掩盖真相，打压媒体，最终因受到弹劾而主动辞职，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因丑闻中途下台的总统。

凭借报道水门事件，《邮报》获得了普利策奖，成了享誉全球的媒体，凯瑟琳也因此获得了极高的赞许，连尼克松政府的国务卿基辛格也成了凯瑟琳一生的好友，她曾评价凯瑟琳说：“她的传奇是一种智慧、勇气和高质量生活的象征，她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人。”

凯瑟琳在书中复盘整个事件过程时说：“这是一次要么我进监狱，要么他们进监狱的博弈，当时的我充满恐惧，对公司的未来忧心忡忡，只不过最终运气占到了《邮报》这一边。”她谦虚地总结道：“大家常常认为我勇气可嘉，因为我在水门事件中支持了编辑们，事实是，我始终觉得自己根本别无选择，一个人可以选择时才谈得上勇气，在水门事件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重大的抉择时刻，可以让我或任何人提议停止报道。”

尼克松下台后，副总统福特接任总统，当时美国出现了一批印有福特头像的T恤衫，旁边还附有文字：“我是靠《华盛顿邮报》得到这份工作。”

凯瑟琳对记者独立报道的支持，也赢得了员工的尊重，最先报道水门事件的记者之一的伍德沃德给她送去了礼物，正是当年总统竞选委员会主任米切尔羞辱她时说会绞住她奶头的老式衣物角干机，上面有六位参与报道之人的签名。此后20年，它一直摆放在凯瑟琳的办公室里，因为它恰如其分表达了凯瑟琳在水门事件中所受的压力。

水门事件后，凯瑟琳花了大量精力促进公司发展壮大，收购小报纸、电视台，创立新刊物。此外，在兴起的女权主义运动影响下，凯瑟琳逐渐改变了当初的女性观念，她以前觉得自己比共事的男性矮上一截，认为这是男人的世界，而现在她相信女性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并努力做些事情以提升社会对女性的关注。

《邮报》成立了全由女记者组成的关注女权问题委员会，他们可以向凯瑟琳和本·布莱德里提出请求，源于他们的建议，《邮报》因此规定新闻报道中应该避免使用“离异女子”“金发女郎”“家庭主妇”这些带有无意识、偏见的词语，并且凯瑟琳还选用了新的人事主管，为女性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

1979年1月，凯瑟琳将《邮报》发行人的头衔交给了儿子唐纳德·格雷厄姆，唐纳德当过兵、做过警察，后来又到《邮报》各个部门历练过，凯瑟琳认为她是继承《邮报》的最佳人选。到了1993年，凯瑟琳将公司彻底交给了儿子，此时，《华盛顿邮报》公司已发展成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台、有线电视和教育服务企业在内的庞大新闻集团，总收入达到了14亿美元，而30年前凯瑟琳刚接手时，《邮报》总收入只有840万美元。

在掌舵《邮报》的30年间，美国社会变化巨大，女权主义运动兴起，平权主义运动影响扩大，凯瑟琳和她的《邮报》像在水门事件中一样，一如既往的报道着美国的真相，在这个过程中，她也在改变自己，她支持女性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身体力行的支持反种族歧视，也由此影响着美国社会。

2001年7月，凯瑟琳离开人世，享年八十四岁。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在悼词中高度评价凯瑟琳的一生，她是一位真领袖、真淑女，是一段传奇。《邮报》则在报告中称，他们最喜欢的是凯瑟琳在系列新闻事件中给予记者最大的礼物，绝对的独立。

正如凯瑟琳的父亲在1935年5月5日的演讲中所宣称的那样：“报纸的第一使命是报道最大程度被探明为事实的真相，要为读者和公众负责，不应该和任何特殊利益结盟，要做好为公共利益而牺牲自身利益的准备。”凯瑟琳遵从了父亲的理念，并为之付出心血，她在书中写道：“我不是一个骁勇善战的斗士，我讨厌争斗，但在别无选择的时候，我也有能力去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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