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真儒家王莽的理想主义之路，如何颠覆国家与历史

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叫《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作者是文史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博士张向荣。

谁是古往今来最大的伪君子？如果把这个问题抛给古人，得到的回答很可能是“王莽啊”。的确，在古人心目中，王莽跟伪君子是划等号的。东汉史学家班固就在官方正史《汉书》里，把王莽描绘成阴谋家，说此人刻意把自己包装成道德高尚的圣贤，目的是篡夺汉家天下。而一旦当上皇帝，王莽就残害忠良、欺压百姓，这是乱臣贼子啊，而且是最可恶的那一种。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写过一首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说被后世认为是辅佐君王典范的周公，当初有流言说他将要篡位，而且传得有鼻子有眼；而王莽呢，一度公认为谦恭君子，最后篡夺了汉家天下。假设这两人早早死了，谁是忠臣，谁是奸佞，又该如何分辨呢？言下之意，王莽是个善于伪装的卑鄙小人。

直到清末民初，妄图复辟帝制、龙袍加身的袁世凯，还被舆论讽刺为“王莽第二”。谁知没过几年，人们对王莽的评价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先是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胡适说，王莽是位社会改革家，他的诸多举措，如土地国有化、消除贫富差距、解放奴婢，在今天来看非常先进，只不过汉朝人无法理解，致使改革夭折。另一位史学家钱穆也认为，王莽代汉并非满足私欲，而是为了实现其崇高理想，只可惜他的观念太过超前，本人又能力不足，最终身败名裂。自此，作为改革家的王莽形象树立起来，并且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

现代学者的重新解读，深化了人们对王莽的认知，但疑惑也随之产生。一方说王莽是阴谋夺位的伪君子，另一方则说他是生不逢时的改革者。那么，真实的王莽究竟是什么样子？他推行的所谓改革又该如何理解呢？这种种疑问，在今天要讲的这本《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中都有清晰的解答。

下面我将分四个部分讲述这本书：

第一部分，外戚掌权，从儒生到大司马；

第二部分，天命转移，安汉公与假皇帝；

第三部分，儒生改制，打造理想社会；

第四部分，身败名裂，新朝覆灭与无形遗产。

好，现在讲第一部分，外戚掌权，从儒生到大司马。

西汉初元4年，也就是公元前45年，王莽生于长安。她的姑妈王政君是当朝皇后、汉元帝的皇后、皇太子刘骜的生母，所以王莽生来就是皇亲国戚，在汉代称之为外戚。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西汉皇帝有重用外戚的传统。汉武帝提拔外戚卫青和霍去病，统领大军打击匈奴；临终前，他还把年幼的皇太子托付给霍去病的弟弟霍光，这都是外戚参政的典型案例。王氏家族同样靠外戚身份起家。汉元帝时，王政君的兄长王凤担任卫尉和侍中，这是负责宫廷安全的要职。汉元帝驾崩后，刘骜继位，是为汉成帝，王政君升格为皇太后。汉成帝是孝子，曾经为了讨母亲欢心，一天之内封五位王室子弟为关内侯，并称“五侯”。他还任命王凤为大司马，将朝政大权托付给这位国舅，自己只顾着享乐。王凤趁机排除异己，培植党羽，王氏子弟逐渐遍布朝堂，掌握各个关键职位。王凤权势大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汉成帝看中个人，想任命他为中常侍，相当于皇帝的贴身秘书，刚要下旨，身边的宦官提醒说还没请示大司马呢。汉成帝觉得区区小事何必告知，宦官立即叩头，请皇帝按惯例办事。

王莽就生长在这样的显贵之家。尽管他的父亲和兄长早早去世，他仍然受到精心照料，完全可以像家族里的同龄人那样，去过声色犬马的生活。用今天的话说，王莽是有条件躺赢的。王莽偏不，他做了一个特别的决定：学儒，当儒生。怎么特别呢？原来，在王莽的时代，只有出身卑微的寒门子弟才去学儒学，作为当官的敲门砖，外戚学儒学的很少见。而且王莽选的还是儒学中的冷门《礼经》，这就更显得与众不同。人们赞许说，王莽不是作秀，而是真心崇尚儒家呀。自此，王莽头戴进贤冠，身穿禅衣，腰间束革带，一副儒生模样，行为举止也力求符合儒家规范，这使他越来越受关注，在王氏年轻一辈中崭露头角。

24岁那年，大司马王凤病重，王莽守在病榻前，连续几个月衣不解带，照顾自己的这位伯父。西汉号称以孝治天下，重视孝道，王莽父亲早逝，服侍伯父就相当于为父亲尽孝，这进一步提高了王莽的人气。王凤自然也深受感动，临终前，他把王莽托付给王政君，嘱咐说：“这是王家的后起之秀啊，好好培养。”于是，在皇太后王政君的提议下，汉成帝任命王莽为黄门郎。黄门郎是天子近臣，通常由贵族和高官子弟担任，容易受到皇帝赏识。王莽果然一步步升迁，当上了骑都尉，这是禁军羽林军的将领之一，负责保护皇帝安全。永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6年，又是王政君提议，王莽获封新都侯，食邑1500户。后来王莽创建新朝，这个“新”字就来源于此。

王莽深知自己走上政坛，靠的是一个“孝”字，想继续往上走，就要在这方面把功夫做足。当初王莽的父亲死后，母亲被王政君接近长乐宫居住，王莽封侯后把母亲接回，亲自奉养，这被传为佳话。有一次，王莽的大儿子举行婚礼，期间王莽几次告退，侍奉老母喝药，宾客们不禁感叹，王莽真是大孝子啊。不光对亲生母亲，对家族长辈，王莽同样要尽孝。伯父王凤死后，王莽的另一位伯父王根担任大司马，有一阵，王根病倒了，王莽像当初照料王凤那样照料王根，后者觉得非常贴心，不禁也对这位侄子另眼相看。此外，王莽的兄长英年早逝，留下孤儿寡母，王莽也全力照料侄子，长大后，王莽亲自把他送进最高学府太学学习，让他接受当时最好的教育，到结婚年龄，王莽为他定下亲事，主持婚礼。这把儒家强调的“悌”，也就是对兄长的敬爱，落实到对兄长后代的关怀，这个境界比单纯的“替”更高。凭着孝悌的名声，王莽誉满天下，朝野上下都认定，他是王氏家族最适合的接班人，下一任大司马非王莽莫属。

现代人或许很难理解这是什么脑回路，孝悌不等于政治才干呢。其实在古人的观念里，对父母孝顺意味着对皇帝忠诚，对兄长敬爱意味着能友爱同僚，并且管理好家庭，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所以王莽能脱颖而出，并不出人意料。汉成帝绥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年，王根辞去大司马，王莽接任。这一年，王莽37岁，第一次跻身权力中枢，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呢？这是第二部分“天命转移，安汉公与假皇帝”的主要内容。

王莽是承载着朝野上下的期望当上大司马的，大家希望他能解决越演越烈的王朝合法性危机。这个危机源于西汉中期以来频繁发生的灾疫，也就是自然灾害。汉元帝登基之初，天下接连发生地震、瘟疫、水灾、饥荒，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汉成帝继位后，同样灾疫不断。建始3年，陕西一带连下40多天大雨，致使洪水泛滥，数千人淹死。此后又连年出现日食，再加上地震、流星、陨石、沙尘暴、祖庙起火等，汉成帝在位时，灾疫的发生频率可谓古今罕见。更有甚者，汉成帝40好几了还生不出儿子，皇帝无子嗣，这在古代被认为是性质最严重的灾疫。

在西汉人的观念里，灾疫频发表示朝政出了大问题，而汉成帝在这方面的确是有软肋的。他晚年宠信赵飞燕、赵合德姐妹，沉湎于享乐，朝政则托付给王氏家族。可王室多为纨绔子弟，朝政被搞得乌烟瘴气，于是有关皇帝昏庸、奸臣当道的传言开始出现，甚至有一种说法，上天要把汉家的天命收回去，转交给别人，这在儒生中特别流行，因为西汉的儒生是相信天命转移的。说白了，如果一个王朝维持不下去，那就改朝换代。汉成帝晚年，天命转移的思想逐渐盛行，对西汉王朝的统治合法性构成了严峻挑战。

王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继任大司马的。作为王氏家族中难得的才俊，他被寄予了挽救汉家的厚望，他本人也享有一番作为。首先要改变王氏家族那种奢侈的风气，王莽执政后保持着以往的作风，不索贿不收礼，家人也勤俭节约。王莽的妻子穿着朴素，每每有人来做客，第一眼总把她妻子当成仆人。同时，王莽把自己的收入和皇帝的赏赐全部拿出来，招揽英才，为改革做准备。主持朝政还自掏腰包，如此高风亮节的举动，博得一片赞誉，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王莽正打算施展拳脚，可天不遂人愿。绥和2年，也就是公元前7年，汉成帝忽然驾崩，继任的是他侄子定陶王刘欣。刘欣是在前一年过继给汉成帝以后，被立为太子的，后世称为汉哀帝。汉哀帝跟王室没有血缘关系，按惯例，他会任用自家亲戚，形成新的外戚集团，等待王氏家族的只能是扫地出门。果然，三个月后，王莽丢掉了大司马的职位，王氏子弟也被陆续罢免，只有王政君凭太皇太后的身份，仍然住在宫中。王氏家族就要退出政治舞台了，人们为王莽感到惋惜，可还能怎么办呢？一朝天子一朝臣嘛。

汉哀帝继位时年方18岁，王莽38岁，按常理，王莽没有机会翻身了。万万没想到，在位7年后，汉哀帝也驾崩了。临终前，他还做出惊人之举，要把皇位让给宠臣董贤。汉成帝晚年，天命即将转移的思想广为流传，及至汉哀帝登基，很多人对此深信不疑，包括汉哀帝本人。他曾经接受儒生的建议，举行“再受命”仪式，意思是汉家再一次接受天命，享有天下了。可情况并未好转，各地仍然灾疫频发，汉哀帝不禁怀疑，难道汉家真的气数已尽？

经过思考，汉哀帝决定，既然天命注定要转移，不如由我亲手转交到值得信赖的人手上，他选中了自己的男宠，新任大司马董贤。汉哀帝原本想慢慢培养，等董贤政治上成熟了再交接权力，没想到一天晚上，汉哀帝突然发病，死前他把传国玉玺和绶带交给了董贤。消息很快传到了王政君耳朵里，她立刻召王莽入宫商量对策。好在汉哀帝走得急，没留下遗诏，董贤又缺少政治经验，这给了王氏家族翻盘的机会。王政君先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剥夺了董贤的大司马一职，交给王莽，随即将董贤软禁，迫使其在恐惧中自杀。

这件事有两个意义：第一，王氏家族得以重返权力中枢。事后，王莽根据皇位继承顺序，选择汉成帝侄子，年方19岁的中山王刘衎为皇帝，他就是汉平帝。王莽还对外宣布，刘衎的皇位传自汉成帝，他要祭祀的也是成帝，而不是哀帝，此举的目的是让作为成帝外戚的王室，有理由继续待在朝堂上辅佐新君。西汉至此进入太皇太后王政君临朝称制、大司马王莽执掌朝政的时代。诛杀董贤的第二个意义在于，王氏趁机进行自我洗白。前面说过，汉成帝以来，灾疫不断的现象被解释为皇帝昏庸、奸臣当道，王氏当政时，奸臣自然是指王氏家族。可汉哀帝登基后，王室失势，不必再为灾疫承担责任。王莽重新掌权后，又清理门户，把家族中名声最臭的红阳侯王立和桀骜不驯的平阿侯王谭都撵出了长安。这一来，王室不仅不再是灾疫的源头，反而由于诛杀董贤，立下了挽救汉家天下的功劳。

照西汉人的观念，既然朝政混乱会有灾疫，那么当朝政走上正轨，就应该出现祥瑞了。汉平帝元始元年，也就是公元一年的春天，四川的地方官带领当地土著，向朝廷献上一支白雉和两只黑雉。“雉”就是山鸡，在西汉人眼里跟凤凰差不多，都是神鸟。据文献记载，上次土著晋献雉还是在1000年前的周代，是送给周公的。巧了，周公辅佐年幼的周成王，王莽辅佐年幼的汉平帝，周公平定叛乱，王莽诛灭董贤，周公德高望重，王莽的德行同样有口皆碑，可见王莽是当代周公啊。敏锐的人向王政君上奏，提出给王莽上尊号，群臣纷纷附和，并拟定了名号“安汉公”，安定汉家天下。在群臣呼吁下，王政君还把萧何的旧居赐给王莽，这是将王莽跟开国丞相萧何相提并论了。

如果说山鸡这样的祥瑞，象征着王莽为汉朝立下的功绩，那么下一个祥瑞的含义就有点变味儿了。元始2年，四川的地方官又报，江中出现了一条黄龙。龙当然是祥瑞，可黄色的龙就容易让人产生联想了，联想起什么呢？五德始终说。这是一种将天命转移说和五行学说结合的政治学说，西汉后期在儒生中非常流行。王莽的好友，当世名儒刘歆就是“五德始终说”的提倡者。根据刘歆的说法，每个朝代都对应木、火、土、金、水五种德行中的一个，五德顺序流转，朝代依次更替，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例如，周属木德，是伏羲的后代，崇尚青色；汉继承周，是尧的后代，属火德，崇尚红色。据此推论，下一个朝代属土德，是舜的后代，崇尚黄色。诶，四川的那条龙不正是黄色的吗？更巧的是，王氏奉舜为先祖，按五德始终说，将要从刘氏皇族手中接过天命，王莽应该是从这个时候起，萌生出取代汉家的念头的，但还不十分确定。

作为一名虔诚的儒生，王莽知道自己必须达到儒家心目中的圣君标准，才能证明汉家的天命确实会转移给王室。他该怎么做呢？首先是封汉宣帝的36个远房后裔为列侯，并允许已经绝嗣的诸侯、王、列侯从旁支挑选子孙过继，以免断绝香火，这叫“兴灭继绝”，在儒家看来是大功德。与此同时，王莽开始制礼作乐，也就是按照儒家学说，制定礼仪规章和官方音乐，连传说中帝王颁布政令、祭祀天帝用的明堂、辟雍等建筑，也在名儒刘歆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王莽还根据礼制要求人们改名，原则是双字名改单字名，像汉平帝刘箕子就改名刘衎。或许你觉得荒谬，但这是相当一部分儒生的诉求，王莽因此得到广大儒生的认同。

还有就是“失仁政”。元始2年夏，山东发生旱灾和蝗灾，王莽下令免去灾区租税，并带头捐款捐田赈灾，公卿群起效仿。王莽建立了长满仓，可随时救济贫困家庭，将皇家马场改成农田，允许百姓耕种。他还下诏把监狱里的妇女，以及80岁以上和七岁以下的男子全部释放。这一系列举措让王莽的声望越来越高，他的自信也越来越强。为了证实自己的施政成绩，王莽派使者去各地采风，他们带回了好消息：城市里没有小偷，农村里没有饥民，商家童叟无欺，人人谦虚礼让，祥瑞更是多得数不清，大家都在称颂圣人出世，连四夷，也就是汉朝周边的游牧民族政权，也都纷纷表示臣服。这让王莽倍感振奋，但王莽还是很谨慎，没有确凿证据，绝不敢冒险。

恰在此时，年仅14岁的汉平帝驾崩，这已经是连续第三个没留下子嗣的皇帝了，朝野为之震动，汉家真的气数已尽了。王莽这才坚定了信念，自己就是真命天子。为此他选定三岁的刘婴继位，却迟迟没有安排祭祖和祭天，按规矩，刘婴就不算皇帝，而只是皇太子。王莽自己则在群臣簇拥下，以“摄皇帝”的身份举行祭祀典礼，“摄政”的“摄”表示王莽是朝政的实际主持者。随后王莽又把“摄皇帝”升级为“假皇帝”，也就是代理皇帝，这离真皇帝就只有一步之遥了。至于刘氏皇族，有零星的起义，但很快被镇压下去，这反倒强化了王莽“天命在我”的信心，多数皇族则接受事实，甚至公开唱赞歌，他们不会感到扭捏，因为王莽的首席理论家刘歆就是皇族。至此，王莽称帝已是众望所归，那么他打算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迈出最后一步呢？

第三部分，儒生改制，打造理想社会，我就来讲述这个过程。

对王莽时代的人来说，改朝换代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汤武革命，夏朝末代君王桀荒淫无道，被商汤推翻，夏朝为商朝取代；同理，商纣王也因暴虐被周武王推翻，周取代商。但汉朝的情况不太一样，它只是不再受天命眷顾，而没有出现暴君，因此汤武革命的模式不适用，王莽只能采取另一种模式，那就是禅让。传说，上古时的尧就把皇位传给舜，舜又传给禹，这倒是符合儒家理想。可禅让的基本逻辑是由前朝的末代皇帝把天下让给新朝的开国皇帝，这才顺理成章。偏偏这会儿汉朝没皇帝，只有刘婴这个皇太子，怎么办呢？

一个名叫哀章的儒生出了个高招，他自称收到上天的符命，“高帝承天命以国传新皇帝”，意思是汉高帝刘邦依据天命，把国家禅让给新朝皇帝，看，没刘婴什么事。你可能会觉得荒谬，刘邦都死了200年了，怎么会来这么一出？但对汉朝人来说，人死后去往另一个世界，以鬼神的形式活着，祖宗显灵是常有的事。王莽对这个说法非常满意，哀章由此获得重用。当然，路要一步步走，毕竟上次禅让是几千年前的事了，具体怎么操作谁也说不清。王莽力求每一步都走得扎实，以免落下权臣篡位的把柄。他先往高帝庙承接天命，接着举行仪式，让太官以刘邦之灵的名义禅让天下，随后王莽宣布改国号为“新”，年号为“始建国”。这个年号大有讲究，它寓意新朝在这一年创建，这一年开始纪元，此后“始建国2年”“3年”“4年”，万年不绝。

始建国元年正月初一，也就是公元9年1月15日，是新朝的开国之日。这一天，王莽带领群臣来到未央宫，将代表汉家的刘婴请下宝座，自己登基，他成为新朝的开国之君。80高龄的王政君被尊为太皇太后，王政君历经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四朝，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归宿竟然是新朝国母。生命的最后几年，王政君一直自称汉家寡妇，死后也坚持跟汉元帝葬在一起。而对王莽来说，当务之急是安置刘氏宗亲。西汉立国超过200年，刘氏繁衍生息约10万之众，势力庞大。于是王莽下诏，刘氏宗亲中，凡是诸侯王一律降格为公爵，在地方上担任一把手的则全部撤职，并且品级从2000石的高官，削减为600石的中低级官员。此举基本消除了刘氏的威胁。当然，王莽也没有赶尽杀绝，他表示，我的江山是刘邦在天之灵禅让的，这个恩情绝不能忘，因此他封刘婴为安定公，允许他奉汉朝为正统，祭祀自家先帝，而且不用向新朝称臣。王莽的女儿原为汉平帝皇后，此刻被称作安定太后，算是保持了汉家媳妇的身份。

传统史家把王莽的举措说成是摆高姿态，博取虚名，但平心而论，改朝换代通常充斥着血腥与杀戮，像王莽这样优待前朝宗亲，委实少见。安置刘氏宗亲的同时，王莽着手搭建自己的施政班底，内朝设四辅，辅佐的“辅”，参与决策；外朝设三公四将，分管政务和军事。算下来，中央机构总计有11人，这11个人里，王莽最器重刘歆，刘歆担当四辅中国师一职，经常进宫同王莽讨论到深夜。两人达成共识，汉家天命衰微是因为背离儒学，新朝必须拨乱反正，因此改制势在必行。从哪里入手呢？答案是田制。

西汉中后期，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一方面权贵占据成片良田，手握巨额财富，形成豪强，威胁朝廷；另一方面，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沦为奴婢和流民，增添了社会不稳定因素。汉哀帝曾想改革，可计划不周，决心不够，又遭到豪强抵制，不了了之。王莽则周密细致得多，他同刘歆一起根据周礼的井田制，制定了新的土地法“王田令”，并以“私属令”配套，希望彻底解决土地兼并问题。“王田令”的核心，天下的土地都叫做“王田”，名义上属于朝廷，但朝廷不会没收，而是限制交易，防止兼并。按法令，每个家庭最多拥有900亩王田，达到这个标准就不能再买田了，已经超标的家庭怎么办呢？把多出来的土地分给亲戚或邻居，实现田地的平均分配。“私属令”则是说，以后奴婢都改称“私属”，禁止买卖，并且他们也有权分到土地。

王田令和私属令颁布后，不仅流民奴婢兴高采烈，连权贵豪强也表示欢迎，这似乎令人很难理解。作者的解释是，在天命转移深入人心的背景下，人们已经做好了迎接重大社会变革的心理准备，而朝野上下热烈的反响，又进一步鼓舞了王莽，他决定趁热打铁，让改制驶入深水区。在王莽看来，贫富两极化越演越烈，土地兼并只是表面原因，罪魁祸首是商业，因为经商比种地赚钱，于是投机分子都去经商，然后用赚的钱买土地，所以要从根子上解决土地兼并，必须限制商业。具体措施有两个：第一，对利润较高的酒、铁、盐等生活必需品实施专卖制，也就是由官方机构经营，不许民间染指。问题来了，汉武帝实行过盐铁专卖，遭到儒家猛烈抨击，说这是朝廷与民争利，属于暴政，最终专卖被废止。怎么儒生王莽倒要走回头路呢？国师刘歆给出了解答，儒家不反对理财，只反对为牟利而理财，汉武帝搞盐铁专卖是为了捞钱打仗，新朝则是要抑制通过买卖盐铁发财的人，缩小贫富差距，况且朝廷会把赚来的钱重新分配，利国利民。

此外，一切商业活动，如打渔、打猎、纺织、种蚕桑，都要按利润的10%向朝廷缴税。王莽的目的就是要让经商无利可图，引导老百姓安心种地。第二个措施更是釜底抽薪，因为王莽对商业活动的核心货币下手了，他开始推行币制改革。改革的过程极其复杂，所有人都被搞得晕头转向，但宗旨就一条，用含金属量低的货币，兑换含金属量高的货币，让钱不值钱，富豪们在这场游戏中损失惨重。而在王莽看来，这就让社会变得更公平一些。王莽和他身边的儒生对此非常得意，因为这些举措是他们研究周礼后制定的，他们渴望把新朝打造成理想的儒家社会。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改制一个接一个失败了。拿王田令来说，要重新分配土地，首先得丈量土地，以中国之大，每两三年完不成，其间不同群体的利益盘根错节，如何保证丈量的公正性呢？币制改革更不得人心，确实，富豪利益受损了，可穷人的财富并没有因此增加呀，而且令穷人恼火的是，自己做点小生意贴补家用，还得缴税，结果富豪和穷人都对朝廷不满。此外，改制进行得太急太快，人们短期内难以适应，容易产生社会动荡。据《汉书·王莽传》的说法，改制导致大量人口失业，经济民生陷入困顿，老百姓在路旁哭泣。一般认为这是王莽丧失人心的开始，作者不这么看，因为上面这些措施，比如王田令、币制改革没多久就废止了，而新朝又延续了十余年，这说明改制恐怕不是其覆灭最主要的原因。那是什么呢？这是第四部分“身败名裂，新朝覆灭与无形遗产”的主要内容。

后人很难想象，拖垮新朝的是一场和匈奴之间的奇怪战争，而战争又是王莽的执念引起的。西汉中期，匈奴分裂成北匈奴和南匈奴，北匈奴逐渐消亡，南匈奴则依附汉朝。汉元帝将王昭君嫁给南匈奴单于呼韩邪，确立了汉匈两国的亲戚关系，双方从此相安无事。所以新朝初建时，外部环境是比较安定的。可王莽的一个举动，让两国关系降至冰点。原来他想把汉朝授予匈奴单于的印玺收回，更换成新朝的印章，这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出在印玺和印章一字之差，含义却大相径庭。汉朝给单于的是印玺，代表双方地位平等，而且印玺上没有“汉”这个字，说明匈奴并非汉朝属国，汉朝尊重匈奴，把他当兄弟之国。王莽对此事有不同意见的，按照儒家设想的天下秩序，中原王朝居天下之中，为华夏正统，周边的游牧政权都是蛮夷，应当向中原王朝臣服。现在中原的天子竟然和夷狄首领称兄道弟，成何体统？所以他要把单于的印玺换成低一等的印章，还要在印章上刻个“新”字，寓意匈奴为新朝属国。

现任单于是呼韩邪的儿子乌珠留单于，他当然不高兴哦，你们中原改朝换代，就要降低我的身份，算什么道理？只因为王莽赏赐了许多金银，他才勉强接受。可接下来，王莽又不许匈奴干涉周边的游牧部落，理由是蛮夷皆为新朝属国，匈奴没资格管，这挑战了匈奴在草原上的领导地位。乌珠留单于不能容忍，他派出万余名骑兵驻扎在新朝北部边境，表达抗议。这时是始建国元年年底，新朝开国仅一年就遭遇了边疆危机。王莽却认为机不可失，他一方面把乌珠留单于改名为“降奴服于”，侮辱他只是个投降的奴仆，现在居然反叛，简直罪该万死；一方面调拨军队，新朝大军从今天的北京昌平，横贯河北、内蒙古，绵延到甘肃张掖，长达1700多公里。王莽计划凑够30万人马和300天粮食，兵分十路消灭乌珠留单于，然后在草原上分立15个单于，便于分而治之。

王莽把事情想简单了，以当时的动员能力，这么大规模的军事调动，需要很长时间，消耗大量人力物力。一时间，驿道上的士兵、押送粮草的官吏、传递消息的使者络绎不绝，可先期抵达的军队无仗可打，还要忍饥挨饿，就骚扰地方，逼得百姓逃离家园，或沦为流民，或当了土匪。王莽派使者维持秩序，结果这些人和驻军沆瀣一气，鱼肉乡里，更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好不容易集齐军队，王莽又犹豫了，其实他对同匈奴作战并没有把握，想用怀柔手段诱使匈奴降服，可又不愿意平等对待匈奴，以至于谈判经常陷入僵局。就这样纠结往复，进攻的事不断延后，拖了整整10年。

这10年里，匈奴时不时侵扰，新朝则按兵不动，双方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奇怪战争，新朝的国力却被逐渐掏空了。经过西汉数10年休养生息，新朝建立时，朝廷府库丰盈，百姓尚可温饱，算是古代难得的盛世。经王莽这么一折腾，财政很快吃紧，为筹措军费，他新增财产税，要人们把财产的1/30贡献出来；为筹备军马，他下令200石以上的官吏都要养马；他还招募死囚、游民等组成敢死队，打算把他们拉到前线当炮灰。凡此种种，都令百姓苦不堪言，官吏怨声载道。灾疫也来了，始建国3年，蝗灾遍布全国；始建国4年，长安东南方升起了一大团红云；始建国5年，彗星划过天际，20多天后才消失。这些都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征兆。王莽惊恐的发现，西汉后期频繁出现的灾疫正不断降临新朝，难道天命又要转移吗？

他连忙采取措施，首先是改年号，在“始建国”后面加上“天凤”二字，“天凤”特指那颗彗星，王莽把作为灾疫的彗星解释为凤凰，真是煞费苦心。可此后日食、地震、暴雪、饥荒仍接踵而至，王莽又把年号改为“始建国地皇”。不久，长安刮起大风，吹塌了一座宫殿，经过研究，王莽认定是当初立第四子王林为太子，违背了天意，于是宣布废黜王林，王林听到消息后，谋反失败，后和妻子先后自杀。王林的妻子正是国师刘歆的女儿，这一来，刘歆也被逐出权力中枢，一股妖风就这样酿成了一场政治风暴。王莽的执政班底随之瓦解，而一场更大的风暴就要来临，始作俑者仍然是王莽本人。

面对日益恶化的局面，王莽也在反思，结论是问题就出在名与实不相符上。汉朝已经变成新朝，可官职和郡县的名称还是老一套，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名称不变，国家能治理好吗？于是王莽把所有官职名、郡县名都按周礼改了，各级官员的职责、俸禄、郡县的区域权限也相应变更，以求名实相符。这相当于对官僚体系和行政区划进行整体改造。嗯，改造也许有必要，但时机不对，当时北方边境有数十万大军在消耗资源，祸害地方，百姓难以承受，纷纷逃亡，洛阳以东的关东地区开始涌现流民潮，而原有的行政体制恰好被改造打乱，郡县的管控能力严重削弱，结果流民越聚越多，并且组织起来，形成了武装集团。其中最大的两支，一是发源于山东的赤眉军，二是崛起于湖北的绿林军。赤眉军战法灵活，四处转进，几乎占据了关东，但更大的威胁来自绿林军。这支队伍中有刘玄、刘秀等刘氏宗亲，等到他们取得领导权，绿林军也正式打出复兴汉室的旗号，这对饱受王莽之苦的天下人来说，具有强大的号召力，越来越多的人感念汉朝的好处，投身绿林。

始建国地皇4年，也就是公元23年，刘玄在河南登基，称更始帝，“更始”有重新开始、重建汉朝之意，更是向全天下宣告，天命将再度眷顾汉家。绿林军向长安进发，新朝军队节节败退，王莽则陷入困惑与绝望之中，困惑的是登基以来，自己一直依据儒家的蓝图治理国家，为什么越治越乱呢？绝望的是，此时的他众叛亲离，已无计可施。随着长安失陷，68岁的王莽被杀，存在了14年的新朝彻底覆灭。

后世史家出于偏见，不承认新朝是正统王朝，把它视为西汉和东汉之间的一段弯路，王莽则被描绘成背叛儒家、阴谋篡位的伪君子。然而，通过本书作者的梳理，我们发现王莽绝不是儒家的叛徒，恰恰相反，他太信奉儒家了，信奉到不肯变通的地步。他明知和匈奴对峙，于国于民不利，但为维护儒家的天下秩序，硬生生挺了10年，直至把国家拖垮，而他还坚信自己是正确的。绿林军杀到眼前时，他还模仿孔子的口吻对身边人说：“天生德与予，汉兵其如予何。”意思是说，我的品德是上天赐予的，旱兵伤不了我。

话说回来，王莽的信心并非毫无根据，事实上，新朝灭亡时是有人自愿陪葬的，可见王莽的确感召了一批人。更重要的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从王莽那儿偷学了很多东西，只不过不承认而已。这可以从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维度来分析。先讲短期遗产，王莽死后群雄逐鹿，最终刘秀胜出，建立东汉王朝。表面上东汉继承了西汉，可实际上它建立在新朝之上，带有强烈的王莽特色。举个例子，王莽信奉天命，刘秀同样如此，并在此基础上将儒家学说进一步神秘化，用来论证自身的合法性。王莽制定的礼乐和祭祀制度，刘秀也基本照抄，所以东汉很大程度上是新朝的延续，只不过废除了不得人心的举措。

再来讲中期遗产，指的是奠定禅让模式。王莽之前禅让只是上古传说，并没有人亲眼见证过，王莽是实践第一人。他先获得安汉公尊号，后来加“九锡”，就是被授予九种尊贵的礼器，再举行禅让大典祭祀天地，由此实现权力的合法交接。这套做法成为固定程序，为后世所模仿，比如魏晋南北朝的360多年间，禅让就成为政权更替的主要模式。虽然禅让的背后充满政治阴谋，但对民众造成的伤害，总比爆发战争要小得多，这甚至可以认为是王莽的功德。

最后来讲长期遗产，也就是儒家的改造。作者指出，新朝覆灭标志着那种享用天人感应、祥瑞灾异来限制帝王，甚至改朝换代的儒家思想失去了感召力。自此之后，儒家彻底沦为皇权的附庸和修饰品，儒家再没有胆略进行根本性的政治变革，也无力驯服帝王。从这个角度说，王莽改制的失败，决定了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走向，那就是绵延2000年的帝制。

---

"感谢喜欢，赞赏支持是对我的鼓励。"

 

转载：感谢您对铃铛铃铛个人博客网站平台的认可，以及对我们原创作品以及文章的青睐，非常欢迎各位朋友分享到个人站长或者朋友圈，但转载请说明文章出处“来源铃铛铃铛个人博客”。

很赞哦！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