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个世纪》：锦江饭店创始人董竹君的百年传奇人生与奋斗历程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我的一个世纪》。

在上海市中心有一座花园式的饭店，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锦江饭店。这个饭店曾见证了许多重大事件，比如1972年的中美上海公报就是在这里发表的，还接待过许多著名人物，仅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就有500多位。今天给您讲的这本书，就是锦江饭店的创始人董竹君的自传。

董竹君的一生可谓传奇。她出生于1900年，是一个黄包车夫的女儿，少时被迫沦为青楼卖唱女，后来结识了革命党人，当过督军夫人。1935年3月，她在上海开了一家名叫锦江小餐的川菜馆子，也就是如今锦江饭店的前身。开业当天，这个两层楼的小菜馆挤满了四面八方来捧场的人，甚至上海滩当时黑白两道的头面人物，比如上海市保安处处长杨虎和青帮大佬杜月笙都来了。能让他们聚在一起的正是董竹君。

这本自传是董竹君78岁的时候开始写的，在她1997年去世前不久，这本书出版了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再版重印了六次，连续三个月位居全国各大城市畅销书排行榜的前三名，还被引进到了日本。1999年，根据其改编的电视剧《世纪人生》播出。纵观董竹君的一生，她不断地尝试改变命运，而不是像传统女性那样听任命运摆布，逐渐失去自我，这一切都要从她的出生开始讲起。不过这个结局并不美好。

1900年，董竹君出生在上海的一个贫民窟，父亲是黄包车夫，母亲给别人做粗活。虽然夫妻俩拼命工作，但一家人却常常连基本的温饱都得不到。她本来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但因为家里实在太穷，都夭折了。不过父母还是决定在董竹君六岁那年送她去私塾，他们觉得不读书就没有出头之日，读过书起码可以嫁个好丈夫。这让董竹君第一次感到，人应该通过努力尽量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成了伴随她一生的基本理念。

13岁那年，董竹君的父亲得了肺结核，这在当时是不治之症。万般无奈之下，父母只好把董竹君送到长三堂当小先生，换一笔钱救急。所谓长三堂子，指的是当时的一种高级妓院，因为在这里的各种消费几乎都是三块银元，所以称为长三。为了标榜自己档次高，这里的妓女被称为先生，董竹君当的小先生就是卖唱不卖身的雏妓，期限是3年。父母向她保证，期限一到就接她回家，但董竹君很快就发现，这个期待是不现实的。

因为天生丽质，嗓子清脆，加上不苟言笑，董竹君反而让那些看惯了卖笑的客人们觉得很新奇。别的姑娘一般一天也就接待两三个客人，而董竹君却是应接不暇，最多时一天要接待五六十个，接待内容包括陪客人说说话或者唱唱歌。因为让妓院日进斗金，董竹君很受老鸨宠爱。可一位负责照顾她生活的孟阿姨，却向董竹君点出了其中的门道：不要指望父母会来接你，老鸨更不会放你走，你必须为妓院赚到最后一块钱。至于卖唱不卖身，那也不是永远的，姑娘只有在未成年时才卖唱不卖身，先积累名气，等成年了再卖，还可以开更高的价钱。

孟阿姨的这番话让董竹君打定了主意，要在被迫卖身之前找个人嫁出去。于是她开始在客人中寻找值得托付终生的人。这时，一个名叫夏之石的人走进了她的生活。那时，革命党人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了，他们只好转入地下活动，上海滩上那些鱼龙混杂的妓院，就为革命党提供了最好的掩护。这些革命党人假装来妓院鬼混，秘密商议事情，他们谈论的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引起了董竹君的注意。同时引起她注意的还有夏之石。

夏之石是当时的风云人物，他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24岁的他在四川成都郊外的龙泉驿起兵响应，率数百人打进重庆，成立蜀军军政府，被选为副都督。两人相识时，夏之石26岁，在他的眼中，董竹君与其他的青楼女子不一样，她爱读书、求上进，还关心国家大事。董竹君也觉得夏之石和其他人不一样，不但不和自己随便调笑，还劝她有机会要多读书。再加上夏之石的太太当时已经病故，自己如果嫁过去，不必做低人一等的姨太太。不久，夏之石明确向董竹君表达了爱慕之意，并表示可以送董竹君去日本读书，这让董竹君很高兴。但是老板开出的赎身费高达3万银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

我们之前给你讲过《银元时代生活史》，这本书在20世纪初，0.2银元就能上西餐厅吃到炸猪排、牛油面包等食物。当时卫生局的一名普通书记员月薪只有8银元，科长每月拿30银元，就能够维持一个五口之家的体面生活了。可夏之石那时候只有1万元，而且袁世凯正在悬赏3万元买他人头，他躲在一家旅馆里，准备流亡日本。去意已决的董竹君，被老鸨软禁在一所房子里，她用计支开了看守，跑到夏之石藏身的地方，两人在那里草草举行婚礼，立刻登船逃往日本。事后，董竹君才知道，她刚刚逃出，老鸨派出的追兵便赶到了。这一年是1914年，董竹君14岁与夏之石结婚，成为她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

到了日本，董竹君开始如饥似渴地求学，她每天搭电车进城补习日文，后来又在家里跟随家庭教师，读完了东京御茶之水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全部课程。这3年的学习对董竹君来说可谓收获满满，她和夏之石有了爱情的结晶——大女儿夏国琼，她的名字竹君也是在日本取的，她本名叫董毛媛，在日本读书的时候，一位家庭教师给她改名董璜，字竹君，从此董竹君就成了她的新身份。更重要的是，这段经历开启了董竹君的眼界，也让她接触到了更多自由平等的新思想。

但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两个人的婚姻开始出现问题。夏之石出身地主家庭，大男子主义严重，他只把董竹君当作自己的私人物品。比如因为董竹君年轻貌美，又出身青楼，夏之石就不让她和别的男人接触。董竹君之所以跟着家庭教师学习，主要因为夏之石反对她去学校读书，避免和男同学接触。在住处周围，夜晚时常有人吹箫，喜欢音乐的董竹君常常细心聆听，这也让夏之石很不高兴。

1916年夏天，夏之石准备回国再度发动革命，他把四弟叫到日本，名为照顾，其实就是监视董竹君。临走前还给董竹君一把手枪，说：“你好好读书，这把手枪给你放在枕边，用来防贼自卫。假如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你也用它。”这让董竹君十分不快，但想到夏之石即将上战场，便暂时忍住了。但问题并没有解决。

1917年秋，董竹君完成了师范学校课程的学习，决定自学法语，找机会去法国留学。但夏之石的父亲病危，董竹君便在夏之石的要求下，带着大女儿回国了。不过，虽然服从了丈夫的要求，她却早已立下了日后的目标：认真料理家务，好好教育儿女，多多协助丈夫办国家大事。此外，她还想创办事业，从经济上开路，为争取男女平等做点事。

1918年春，董竹君辗转抵达了夏之石的老家四川合江。夏家是一个传统大家庭，有数十口人，基本靠夏之石一个人供养。夏之石以前也不是很宽裕，一度还靠典当度日，但他这时已经有了军职，在交通要道上随意征收苛捐杂税，这些钱除了维持军队基本开支外，全进了他私人腰包，他不但能供养一大家人，还成了大富翁。但见到丈夫从当初充满豪气的革命青年变成这样，董竹君感到异常惊奇，痛心不已。

此时的中国已是军阀混战的局面，即使手握枪杆子，也很容易在政治斗争中落马。1919年春夏之时，夏之石被昔日的部下熊克武骗到成都，军队遭到收编成了光杆司令，但他又不想去干熊克武委任的虚职，就在成都闲居。受到打击的夏之石意志消沉，开始整天抽鸦片和打麻将。董竹君努力操持着家里的生活，并尽量规劝夏之石振作起来，找回当年的革命意志。不过此时双方已经有了根本的思想分歧，这番努力换来的只有无休止的争吵。

比如董竹君有一次正在做家务，夏之石命她来麻将桌上凑个人手，董竹君拒绝了，夏之石立刻抄起座钟砸了过来，并拍着桌子大喊“滚出去”。还有一次，因为做家务太累，董竹君在给夏之石剪脚指甲时，不小心剪出血，被一脚踢翻在地。1926年夏天，董竹君得了肺病，这在当时就是不治之症。为了不让孩子遭遇失去母亲的痛苦，董竹君痛下决心，把所有事物搁在一边，休养了三个月，终于痊愈。在这期间，夏之石从没有来看望过她。

此时董竹君已经生了四个女儿，这也让夏之石非常恼火，甚至对董竹君的父母也常常羞辱，说他们偷了自己的烟土和首饰。这个时期只在一件事情上，两人还能形成一致意见，那就是办实业。不过这背后的原因却各有不同，董竹君是想从经济上奠定基础，改变自己的命运。为了获得支持，她便和夏之石说，这么做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夏之石听说可以赚钱，便提供了本金。

于是董竹君在四川开始了她的第一次创业。1923年，她创办了富祥女子织袜厂，1926年又创办飞鹰黄包车公司。因为在日本学了不少新知识，董竹君已经有了朴素的平等观念，许多事她还亲力亲为，对工人十分关心，这让她的企业口碑很好，许多人都愿意来工作。加上她又善于用人，比如让拉过多年黄包车的父亲帮助经营黄包车公司，所以两家企业办的还算不错。

这个时期，她和夏之石系统谈了自己的想法，她觉得应该让家里所有人都能从事生产劳动，自食其力，同时让所有的子女都能读书，将来在社会上自立，家中所有成员应该一律平等。但夏之石却瞪了她一眼，反问她为何会有这种想法，双方的分歧已经不可调和。

1928年，取得北伐胜利的蒋介石基本在南京坐稳了江山，夏之石觉得自己是革命元老，捞个一官半职应该不成问题，于是他在这年春天前往江浙一带，准备疏通运作一下。到了1929年春，四川局势混乱，几路军阀划地为王，各自发行货币，造成通货膨胀、市面萧条，董竹君办的两家企业也难以为继。她听说夏之石已经到了上海，立刻将企业关闭，带着孩子去上海找夏之石。临行前，她决定两人再沟通一次，如果沟通破裂就正式离婚，再也不回丈夫那个旧家庭。结果沟通果然破裂，对于这段婚姻，董竹君已无可留恋，夏之石却试图挽回，最后双方达成折中方案，先分居5年，等5年后再根据二人的现实处境，决定是否正式办理离婚。在此期间，夏之石每年付给董竹君和孩子们基本的生活费和学费。

5年后，两人分歧依旧，终于离了婚。而董竹君的命运，从两人分居之日起，就又一次发生了转折，董竹君也在精神上完全独立了。两人分居后，夏之石根本没有按照约定支付孩子的生活费，还扬言董竹君一个人肯定在上海活不下去，最后只能带着孩子跳黄浦江，否则他就用手掌心煎鱼给别人吃。这话深深刺痛了董竹君，但眼前的经济困境是不争的事实，她带到上海的四个女儿，最大的15岁，最小的五岁，都要吃饭上学，而双亲也要靠自己养活。董竹君没有什么积蓄还失业，但她并没有因此屈服，而是希望像在四川时一样，靠自己在社会上立足。

1930年，她卖掉几乎全部衣物、首饰，凑得800元，又集资3000多，开办了群益纱管厂，主要生产纺织设备上的重要器材、砂管。后来经人介绍，她要去菲律宾向华侨募集了1万元，使工厂职工总数扩大到数百人。然而，打击接踵而至，先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工厂几乎全被日本飞机炸毁，董竹君也因为发表激进的抗日言论，差点被抓。1934年，由左派学生拿着一包宣传材料到她家，结果被租界警探跟踪，董竹君被关进监狱，折腾好久才算没事。头一年，父母也都在贫病交加中去世，此时的董竹君连温饱都成问题。有一天，她因为晚饭没有着落，把一件背心卖了五毛钱，全家才没有挨饿。走投无路之下，她甚至想到自杀。

就在这时，有一位叫李嵩高的四川人前来拜访，对方称董竹君带着孩子出走后，四川当地的舆论就轰动一时，他对董竹君的自立自强非常钦佩，愿意借2000元帮助董竹君做点生意，渡过难关，条件是自己的弟弟占600元的股份。解决经济问题要紧，董竹君答应了，她的人生第三次发生转折，也迎来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创办锦江川菜馆。

对董竹君来说，这2000元无疑是雪中送炭，但她也知道不能再有任何闪失。思前想后，她决定开一家四川菜馆。当时的上海外地菜肴中，以广东菜、福建菜最受欢迎，至于川菜，麻辣过重、味道太浓，不符合当地人的口味，除了少数旅居上海的四川人外，顾客很少。董竹君在四川生活多年，知道川菜其实类型繁多，并非只是一味的麻辣，尤其是在成都生活期间，她跟随夏之石接触过不少上层人士，知道高档川菜细腻鲜美，因此她自信可以创出独具一格的新派川菜，让川菜名扬上海。

为了确保创业成功，董竹君便开始精心谋划，处处留意，力争使各方面都达到完美，最终成就了大名鼎鼎的锦江川菜馆。首先，她要给菜馆取一个合适的名字，既朗朗上口又清新雅致，同时还要有一定的寓意。她想起在成都生活时，城市东门外有江水流过，两岸风景秀丽，江畔有座木楼，是唐朝时当地一位女才子薛涛吟诗的地方。成都因为盛产绸缎，又称锦城，因此董竹君便想到，以锦江二字给菜馆取名叫锦江小餐，既富于诗意又很响亮，显得既有美感又好记。她希望川菜有朝一日会和成都的锦缎一样有名。

锦江小餐的店徽则是青青的竹叶，是董竹君自己设计的。取好了名字，接下来就是寻找店址。2000元在当时只能开一家很小的菜馆，董竹君到处寻找房租便宜又得闹中取静，位于市中心的门面房，而且还得紧邻马路，门前足够停放汽车，以吸引上流社会的客人。最终她选中了法租界大世界附近的华格臬路，也就是现在的宁海西路附近的一处房子。当时这里人烟稀少，尤其是到了晚上，人们去霞飞路，也就是今天的淮海中路，宁可绕行都不愿从这里抄近道，所以当时华格臬路上只有四五家零零星星的店铺，朋友们都觉得这里人气不旺，开店肯定亏本，但董竹君觉得完全符合自己的要求，因为自己的菜馆要走精品路线，并非一味追求人气。

此外，董竹君还在菜品上狠下功夫。锦江的川菜既有重麻重辣，又有轻麻轻辣，甚至有无麻无辣，既保持了传统川菜的特色，又能适应上海五方杂处的饮食习惯，同时更注重刀法和菜品细腻，许多招牌菜如纸包鸡、香酥鸭、石烧冬笋、食炒牛肉丝、成都素食锦等，都让人入口难忘。喜剧大师卓别林1936年访问中国，便在锦江品尝香酥鸭，多年后还记得这道菜。

锦江小餐一开业就座无虚席，由于本金有限，菜馆一开始的面积很小，殿堂里是四张小桌卖普通客饭，二三楼则是四五张桌子做精致菜肴，根本容纳不了多少客人。锦江小餐周围很快就开了11家菜馆，只为了争抢那些在锦江订不到位置的客源，周边的地皮也被带动着涨价了。就连杜月笙、黄金荣这样的头面人物，去锦江吃饭，也要等上很久才能久坐，这让杜月笙十分不满，说应该扩大营业面积，并称自己可以帮忙。当中间人将这番意思转达给董竹君时，生性要强的董竹君本想拒绝，因为她不愿与帮会扯上关系，但转念一想，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即使是小摊贩都很难摆脱有帮会的影响，锦江如今又声名在外，又是服务性行业，更不能例外。何况自己无权无势，如果应付不好，帮会必然难以立足。杜月笙提出帮忙，至少算是善意，也确实有利于菜馆的发展，于是在杜月笙的帮助下，房东将菜馆旁边几栋房子的房客请走，将屋子租给了锦江。

就这样，锦江的发展更上一层楼，大小雅座有十几间，散坐20多桌的大小餐厅各一间，总共可以容纳300人左右就餐，仅办公室就有三四间，员工又增加了好几十人，整个面积增加了好几倍，而锦江小餐也正式更名为锦江川菜馆。不久，董竹君又在1936年1月开办了40多张台桌，能容纳200多顾客的锦江茶室，上下午卖茶点，中午、晚上卖饭菜。锦江两店，即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在当时是公认的环境优雅别致、服务周到。锦江川菜馆的殿堂装饰中西合璧，也吸取了日本元素，用本色的柚木镶嵌在墙壁和天顶上，增加文人气息，再搭配高档家具，并用书、画、宫灯等点缀其间，显得雅致宁静，同时还安装了当时上海餐馆很少有的暖气，让客人有舒适的就餐环境。

在卫生细节上，董竹君要求餐具、毛巾等严格消毒，还首次使用一次性筷子，筷子用松木制作，一掰为二，外国纸套里面还夹着各种写着诗句的纸条，供顾客用餐之余娱乐消遣。至于服务员的个人卫生，乃至指甲、牙齿的情节，董竹君也一一过问。此外，锦江还重视客人的个性化需求，比如设立的所谓的特别间，由于文人雅士及社会名流聚餐，如客人对保密性要求极高，还会派出伙计在过道上严加巡视，当时的地下党就经常出入特别间。

就这样，锦江迎来了它的鼎盛期，客人一般需要提前三天才能订到座，排队的汽车常常从菜馆所在的华格臬路最东头排到最西边拐弯的路，长度达到约600米。董竹君并未沾沾自喜，她牢记自己创业的初衷之一，是从经济上开路，为争取男女平等做点事。在锦江，她批量招聘女服务员，以便促进女性就业，同时教育这些服务员要有独立自主的思想，懂得自尊自强。锦江的女服务员普遍长得漂亮，而且作风正派、知书达理，给顾客很好的印象，成了锦江一张靓丽的名片。

董竹君又推出平价饭菜，按成本价出售，分五角、一块两种标准，每份有一个菜、一份饭、一碗汤，还有一杯茶，让收入不高的客人也能享受到锦江的美味。忙于事业的同时，对女儿的教育，董竹君也没有放松，她知道只让女儿读书上学是不够的，她常常教育女儿们要爱国爱家、先人后己，还要锻炼他们独立生活、适应社会的能力。在三女儿只有12岁时，董竹君就让她自己从上海坐火车去南京，去给一位穷亲戚送钱。车到站时，城门已经关了，三女儿就在城门外坐了一夜，也不愿乱花随身带去的钱，董竹君知道这件事后，感到无比骄傲。

锦江小餐办起来后，董竹君不让女儿们到店里来，因为店里的客人三教九流都有，她不想让女儿们沾上恶习，自己谈生意一律在外，不把生意伙伴带回家。然而，日军侵华的炮火阻断了锦江的正常发展。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上海很快沦陷。到了1940年，又有汉奸出面，要董竹君在日本军部开的虹口旅馆里办锦江分店，因为会讲日语，又有经营经验，董竹君找不到推辞的理由，只好尽量拖延，后来实在拖不下去了，而且对方公开上门恐吓，董竹君只好把锦江两店，即川菜馆和茶室，委托他人打理，自己去菲律宾暂避一段时间。她没想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自己不得不滞留在菲律宾，直到1945年才辗转回国。

回到上海后，她才发现，因为久无消息，上海报纸说她已经死在菲律宾。受托管理锦江川菜馆的对菜馆不闻不问，只知道从店里拿钱炒地皮，后来甚至准备将店卖掉，董竹君立刻出手清点账目，整顿管理，终于将锦江两店收回。到了1948年，因内战导致物价飞涨，国民政府发行了号称坚挺的金圆券，但不久后金圆券却大幅贬值，很多经营者血本无归。幸亏董竹君仔细分析时局，预测到这一点，虽然政府规定所有店铺只能备两个月的货，但董竹君还是在金圆券还没贬值时，就大量购买物资，足可以用一年。靠着她的智慧，锦江躲过一劫。

就这样，她在1949年5月迎来了上海的解放。1951年，上海市委提出把锦江改成招待重要领导和外宾的场所，董竹君将自己苦心经营16年的锦江两店奉为公有。同年6月，在锦江菜馆与锦江茶室基础上创建的锦江饭店正式挂牌，董竹君任董事长兼经理。1953年，她改任董事长兼顾问，退居二线。后来，董竹君多次当选上海市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

文革期间，她因为曾经是督军夫人也受到了冲击，1967年被关进监狱，受了6年的牢狱之苦。1979年，公安部正式对她予以平反。此后，除了参加政协的活动外，董竹君一直过着平淡的日子。实际上，作为曾经的都督夫人，她与夏之石的故事也确实没有结束。1950年，夏之石被当作反革命执行枪决，1987年才被平反。后来，夏家在最困难的时候曾向董竹君求助，她都予以帮助，尤其是支持夏家的孩子上学，两家一直保持着联系。

1997年12月，董竹君以97岁高龄辞世，结束了这传奇的一生。在这本自传中，她对自己的一生做如下评价：“我从不因被曲解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这成了对她一生的最好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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