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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大纲》全景展现华夏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

铛铛铃2025-09-11人文464人已围观

简介

今天为你介绍的这本书叫做《国史大纲》。

这本书的作者是著名史学大师钱穆。钱穆一生致力于对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的研究,拥有著作70多种,总字数达1400万。今天要介绍的这本《国史大纲》,就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

所谓国史,就是中国历史,而国史大纲就是提纲挈领地叙述中国历史。在众多中国通史类的著作当中,《国史大纲》这本书的特色非常鲜明。

书一开篇,作者就提出:一个国民必须充满敬意地去了解本国历史,才算是一个合格的国民;一个国家必须拥有大量了解本国历史的国民,才能有向前发展的希望。钱穆正是希望用这样一本历史普及教材,实现以史救国的理想。

那么,钱穆为什么认为历史可以救国?为了以史救国,钱穆在书中是如何讲述中国历史的?在这样的宗旨下,《国史大纲》又有哪些独到之处啊?这些问题呢,咱们一个一个来说。

先说第一个问题,作者为什么提出以史救国的概念。

钱穆出生于1895年,这一年,中国在甲午战争当中败给了日本,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换句话说,钱穆生在了中华民族最危难、最屈辱的时期。这样的成长环境,让钱穆迫切地想要找到挽救中国的方法。

《国史大纲》成书于1939年,当时中国正面临着两大危机。第一个是民族生存危机。早在1937年,日军就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的大片国土落入日军的手中,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另一个是民族认同危机。近代以来,中国在西方国家的侵略和文化冲击下,陷入了盲目西化的误区。很多人认为,中国想要崛起,就应该完全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全盘西化。更有甚者提出,应该把中国文化一把火烧个精光,中国人应该只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

那么这种思想潮流,导致大批的中国人不再认可自己的传统文化,对自己的民族毫无信心,中国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认同危机。

在这样的危机重重的情况下,钱穆选择了用历史来救国。因为钱穆认为,历史有两大作用,恰好可以应对中国那两大危机。第一个作用就是咱们常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通过研究中国的历史,可以了解中国的优势、劣势以及独特之处,可以找到中国衰弱的深层原因,甚至呢,可以找到历史上中国人克服类似生存危机的方法,从而为中国的自救自强提供借鉴。

历史的第二个作用呢,是能够帮助国人重塑民族认同感。想要国人认同自己的民族,首先要让国人了解自己的民族。而想要让国人了解自己的民族,就要让国人阅读本民族的历史。国人了解了中国的历史,知道了中国文化的优秀之处以及辉煌过去,才有可能对中国的未来产生信心,从而重拾对本民族的认同感。无论如何,了解中国历史都是拯救中国的第一步。所以作者才会提出以史救国这一概念。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说第二个问题,为了以史救国,钱穆在书中是如何讲述中国历史的。

作者在书中,首先梳理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然后呢,又梳理了发展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自救方法。

咱们先来看一看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当时有人认为,从秦代到清末2000多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专制、黑暗、毫无进步,中国的思想文化僵化呆板、停滞不前。但是作者钱穆却认为,总体来说,中国历史是呈现进步趋势的。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作者从政治和学术两方面,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咱们首先一起来看一看,从政治制度方面,作者认为,200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了三次质的飞跃。

第一次是从西周到秦代,中国由分封制国家发展为郡县制国家。先来说一说什么是分封制。分封制是西周时期,中国实行的一种政治制度。西周建立后,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周天子将国家划分成了几百块。其中一块由自己直接管理,其他的则分别交给功臣以及自己的叔伯兄弟来管理。这些人在周天子分封给他们的土地上建立国家,并且世代负责管理这块土地,也就成为了我们常说的诸侯。诸侯还可以把自己的土地再划分,然后分封给自己手下的功臣或子孙。分封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世袭罔替,天子的位置传给天子的儿子,诸侯的位置传给诸侯的儿子,永远没别人什么事儿;二是全权处理,就是诸侯国内怎么管理、怎么分封,完全由诸侯自己做主,不用向周天子汇报,只要按时向周天子朝贡,天子要打仗的时候跟着出兵就可以了。

而进入战国时期,分封制开始逐渐被郡县制所取代。从西周到战国,几百年过去,诸侯跟周天子的关系越来越远,有些诸侯国的实力,也已经超过周天子直属的领土,所以他们开始不再听从周天子的命令。另一方面,一些诸侯国吸取了周天子分封诸侯的教训,不在自己的诸侯国里使用分封制,而改用郡县制,也就是把国家划分成为若干个郡县,由中央委派官员去担任郡守或者是县令。郡守和县令都不世袭,而且如何管理都要听从中央的命令。当时的郡县,就和咱们现在的省、市、自治区制度差不多。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郡县制,分封制被全面废除。

钱穆分析说,郡县制的实行,意味着中国从由多个家族统治的分裂国家,变成了由一个政府统治的统一国家,这在制度上无疑是一个质的飞跃。

第二次飞跃是从西汉到东汉,中国初步建立了人才选拔制度。咱们前面说过,分封制时代上到天子,下到卿大夫,都是世袭的,所以那个时候的中国,并没有一套像样的人才选拔制度。而进入郡县制时代,中央政府要直接委派各级官员,那自然就需要一个选拔官员的途径。西汉初年,中央政府选拔官员主要有两个途径,一个是从高级官员的子孙当中选拔,另一个是从花钱买官的人当中选拔。这样一来,官位基本上就被官二代和富二代给垄断了,很多有真才实学的寒门弟子无法获得当官的机会。所以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又推行了察举制,那也就是由地方官对当地的人才进行考察,然后选择才能或品行出众的人,举荐给中央政府。察举制的推行,意味着平民百姓第一次能够通过读书、学习或者是修行品德,获得参与政治的机会,这是中国在政治机会平等道路上的一次飞跃。

中国政治的第三次飞跃是从魏晋到隋唐,出现了成熟的人才选拔制度。察举制虽然一度为汉朝的参政平等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你想啊,地方官举荐人才会优先推荐哪些人呢?还不是自己的亲戚、朋友、同乡同僚。所以说呢,久而久之,察举制就成为了一种近亲繁殖的制度,高官大族之间相互提拔、相互举荐,寒门人才的上升渠道是再一次被堵塞。到了魏文帝时期,政府又推行了九品中正制,也就是由朝廷委派专门的官员称为中正官,到各地去考察人才,然后根据人才的德行、家世和才华三个方面,把人才分为九个等级,获得等级越高的人,以后获得的官职就会越大。所以说这个制度才叫做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看起来好像比察举制更进步了一点,但是实际上呢,这两个制度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因为他们都要依靠人的主观判断来选拔人才。所以说呢,用不了多久就会回到近亲繁殖的老路上。

进入隋唐时期,政府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人才选拔的问题,逐渐形成了科举制度。科举制其实呢,就是考试制度,这和官员的主观考察相比,已经是一个相当客观、公平的考察方式了。钱穆极大地赞许了科举制度,他认为在这个制度下,平民百姓只要努力读书,就都有可能获得参与政治的机会,政治权力实现了空前的平等。而且这个制度还使得平民更加积极地接受教育,提升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所以科举制的出现,堪称中国政治制度上的第三次飞跃。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学术思想。钱穆认为,中国的学术思想并不像世人说的那么僵化、糟粕,相反,中国的学术思想在整体上是呈现出独立自由的发展趋势的。所谓的独立自由包括三个含义。

第一个含义是学术从宗教中独立出来。钱穆是以历史学为例子来阐述这一观点的。商周时期,史官这个职业并不是专门的历史学家,记录历史只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他们还要负责占卜气候、观察星象、帮助人类和神灵沟通等等。可见当时的历史学和宗教联系十分紧密,甚至可以说历史学和宗教就是一体的。但是从孔子开始,历史学开始脱离宗教。我们常常会听到一句话,“子不语怪力乱神”,也就是说,孔子是不赞成讨论神灵鬼怪的。同时,孔子在鲁国编撰了一本名叫做《春秋》的史书,但是他并未在鲁国承担其他诸如占卜、观星之类的传统史官需要承担的工作。这就意味着,从孔子开始,脱离宗教、专注历史的史官出现了。此后,中国又陆续出现了司马迁、班固等跟孔子一样,只专注于历史的史官。可以说从汉朝开始,中国的历史学就已经摆脱宗教而独立存在了。相比之下,欧洲的学术思想直到14世纪,方才从宗教的禁锢中解脱出来,比中国整整晚了十几个世纪。

学术独立自由的第二个含义,是从贵族走向平民。西周时学术知识只掌握在特定的官员手中,比如前面说过的史官,再比如掌握礼仪和音乐的官员,当时叫做大司乐。那时候教育资源也非常稀缺,只有贵族子弟才有资格向这些官员学习。进入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许多掌握知识的官员离开政府,他们拥有的大量文化典籍也跟着流入民间。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民间出现了一些从事私人讲学的教育家,比如孔子、墨子、荀子等等。孔子算得上是这批教育家当中贡献最突出的一个,他秉持着有教无类的思想,不分身份,不论地位,广收弟子,所以历史上才有孔子门下3000弟子、72贤人的说法。钱穆评价说,是孔子迈出了中国历史上民间学术自由的第一步。

从汉代开始,一方面人才选拔制度逐渐成熟,百姓更有动力去学习,另一方面,官方学校体系越来越完善,百姓也更有渠道去学习。因此学术思想也传播得越来越广泛。到了宋明时期,儒学的一个分支——宋明理学兴起。宋明理学有很多流派,不同流派对儒家思想的解读也各不相同。各流派为了弘扬自己的学派,也为了启迪民智、改造社会,都纷纷开始进行私人讲学。一开始呢,这讲学的规模呢,也很小,只是一些学者带着学生借用寺庙来读书。后来呢,听课的人数越来越多,就出现了专门用来讲学的书院。这些书院遍及全国,有些书院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官方学校。和政府主办的官方学校相比,私人讲学的思想更加多元,内容也更加灵活,人们可以选择自己认同的流派、自己需要的知识进行学习。这一时期,平民百姓不但能够学到知识,而且还能够选择学习什么样的知识。可见呢,这学术思想又向平民迈进了一大步。

学术独立自由的第三个含义,是从依附政治走向指导政治。秦朝时期,皇帝的政治顾问被称为博士,这些人名义上是学者顾问,但是呢,其实并不能够真的指导国家的方针政策,多数时候啊,他们就只能够顺着皇帝说话,哄皇帝开心。如果说皇帝提出了一个政策,他们就吹捧这个政策的英明伟大,如果说皇帝想要长生不老,那他们就去钻研法术,帮助皇帝求仙。总之啊,这些学者的一言一行,都是为了迎合皇帝的喜好。所以,钱穆认为,这一时期学术只是政治的附庸。

到了汉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确立了儒家思想对政治的指导地位。为了落实儒家思想的指导作用,汉武帝设立了五经博士,专门负责研究以五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并据此为国家的各项制度或政策出谋划策,比如制定礼仪、修改刑法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呢,学者才算是真正的参与到了政治当中,学术思想也从此由依附政治转向指导政治。

说到这里,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中国古代,无论是在政治制度还是学术思想方面,总体上都是进步的。

说完了好的方面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坏的方面。作者认为,中国历史在发展过程当中,存在着两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一个是相权不断衰落,一个是科举制度的失效。

先说第一个,所谓相权就是宰相的权力,和他相应的是君权,也就是皇帝的权力。皇帝拥有国家最高的统治权,而宰相仅次于皇帝。如果说把皇帝理解为国家的一把手,那么宰相呢,就是二把手。钱穆认为,在健康的政治体制当中,相权需要对君权进行有效的制约,皇帝如果犯错,有人要去纠正他,才能够避免形成君主独裁的专制统治。在唐代以前,相权都能够比较好地发挥作用。比如唐朝宰相可以任命一批谏官,让他们呢专门负责纠察皇帝的过失。这其中最为出名的人物要数魏征了,咱们都知道他纠察唐太宗错误的时候,可谓是毫不留情。这样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皇帝的权力。但是谁会愿意总是被人制约呢?所以到了宋代,皇帝剥夺了宰相任命谏官的权利,改为自己任命谏官。皇帝任命的谏官当然不会再纠察皇帝了,所以宋朝的谏官从纠察皇帝,改为纠察宰相了。本来宰相约束皇帝的武器,变成了皇帝约束宰相的武器,此消彼长,相权就被大大的削弱了。等到了明朝,皇帝干脆把宰相也废除了,皇帝无人制约,君主独裁登上了历史的巅峰。

第二个问题出在科举。咱们前面说过,科举制的形成是中国政治进步的体现,但是同时呢,作者也指出,这一制度在实施过程当中也常常出现问题。原本国家实施科举制度,是为了选拔治理国家的人才,但是唐代皇帝热衷文学,唐朝的科举就难免偏重于考察文学技巧,而忽视了对实际能力的考核。久而久之呢,学者们的诗歌写的是越来越工整,办事能力却是越来越差了。而明清时期,统治者为了控制百姓的思想,规定考试内容以朱熹的学说为准,其他的学说呢,均是被排斥在外。而且朝廷还规定,考生的文章必须是八股文,也就是文章从语气到内容都要模仿古人,不能够自由发挥,不能够表达自己的思想。长此以往,中国的科举制度就沦落成了固定格式的作文大赛。这样选拔出来的人才呀,泥沙俱下,也就不足为奇了。

好,前面总结了中国历史发展趋势和发展过程当中的问题,接着咱们再来看一看作者据此为中国社会提出了怎么样的发展出路。

钱穆提出,要拯救当时的中国社会,就要让国人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通过对中国历史发展趋势和发展问题的梳理,钱穆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往往不是直线的,而是在进步和病态的交织当中起起伏伏的。因此,如果只局限在某一个时间点,对一个国家进行评价,就会以偏概全。比如站在晚清看中国,就会认为中国腐朽落后,而站在盛唐看中国,又会对中国产生盲目崇拜。所以想要客观地评价一个国家,就要先从整体上了解一个国家。

前面咱们说到,无论是从政治制度还是从学术发展来看,中国历史在总体上都是进步的。因此有理由认为,民国时期的中国,只是处在一个暂时的低谷期,最终中国还是会回到发展进步的道路上的。而走出这个低谷期的方法,就是找到一直以来驱动中国历史进步的那股动力,并且加以促进。钱穆认为,那股动力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那来想一想,中国为什么会发展出科举制度?因为中国文化中自古就有天下为公、选贤举能的理念,也就是说,中国人认为天下是属于大家的,要选拔最优秀的人来治理他。正因为如此,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才不断的更新换代,以求能够选拔出最优秀的人才。

中国的学术又为什么能够从依附政治走向指导政治呢?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有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比如儒家经典《大学》之中,给知识分子设定的人生目标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不断进步的源泉,正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而且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强烈的自救能力。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由异族入侵导致的大分裂、大混乱乃至亡国,比如西晋末年的五胡乱华、北宋的女真入侵、南宋的蒙元入侵,以及明末的满族入侵。但是异族入侵中原之后的结果无外乎两种,一种是被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所征服,主动学习中原文化,进而逐渐和中原融为一体。历史上,北魏、金朝、清代等朝代都曾经进行过大举汉化,尤其是北魏,甚至呢,由皇帝带头,将本民族的姓氏改为了汉族姓氏。还有一种是拒绝中原,一直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而这些民族无一例外地会在100年内被重新赶出中原,比如蒙元。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才有“胡无百年运”的说法。也就是说,异族入侵中原,如果不汉化,就无法在中原统治超过百年。

以史为鉴,给了钱穆充足的信心,让他相信,只要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国早晚能够度过被侵略的低谷时期,击败日本,重新崛起。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部分,讲一下《国史大纲》叙述历史的独到之处。

第一个独到之处,本书流露着作者对中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有一句话非常有名,一个人要对本国历史保持温情与敬意。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这里说到温情,一方面是指钱穆希望国人能够对本国的历史文化带有温情,另一方面呢,也是指钱穆在写作《国史大纲》这本书时的一种心态。当时钱穆对中国的抗日形势是有些悲观的,他甚至呢,做好了心理准备,中国有可能亡国,有可能陷入到东晋南北朝时期那种持续数百年的大混乱当中。所以他写这本书,一方面是想以史救国,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万一亡国,中国文化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他的这本书还能够当做一个文化火种保留下来,等到有朝一日动荡结束,能够帮助国人延续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我们看到的《国史大纲》,不是从秦朝开始写,也不是从夏朝开始写,而是从上古神话、黄帝、蚩尤开始写起,把中国存在以来的所有历史,甚至传说都总括进来。所以我们不难想象,钱穆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在其中倾注了怎样的温情与留念。

好,我们再来说敬意。我们在开头的时候讲过,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处在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全面西化的潮流之下。而钱穆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当中少有的愿意客观正视中国历史的人。他认为中国人不应该偏激地认为过去的中国一无是处,因为这种站在历史制高点嘲笑古人、贬低古人的做法是十分浅薄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时的人都认为乾隆是历史罪人,如果不是他闭关锁国,中国就不会沦落到后来落后挨打的地步。当时的人站在20世纪看乾隆,当然可以认为乾隆愚蠢,但是如果20世纪的人能够把自己放回18世纪乾隆的位置上啊,就会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当然可供乾隆判断中英力量对比的,也就是1637年的虎门炮战,而那一年当中,英国对中国并没有占到任何便宜。而且乾隆还跟马格尔尼套话,初步了解了英国当时的技术水平。当时从英国到中国要坐十个月的船啊,途中人员死亡率高达1/4。所以呢,在乾隆看来,英国人即使有一些先进的东西,也不可能对中国造成太大的威胁。而且那个时候连英国人自己都没有想到,工业革命能够让英国的技术呈爆炸式进步。乾隆时期十个月才能走完的路程,到了鸦片战争时期,竟然两个月就可以走完。而这种技术进步,对于数千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生活方式几乎没有太大改变的中国人来说,更是无法想象的。

你看,一旦把事情还原回去,我们就会发现,古人并不愚蠢,只是有些事情并不是聪明就能够预测到的。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想要真正读懂历史,就要时刻保持对历史的谦卑与敬意。

钱穆叙述历史的第二个独到之处,是注重挖掘中国历史的特性。民国时期,国人大多是处在过度崇拜西方的状态下,所以呢,有许多人拿着西方的历史进程,生搬硬套的观察中国历史。比如有些人认为,只有像西方那样投票选举的民主制度,才能够保障民权,而中国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相似的制度,就说明中国没有民权。但是钱穆认为,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一个省堪比西方一个国家,投票选举制度在中国根本无法生存。而且投票选举只是保障民权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民权本身。所以如果中国能够用其他手段保障民众的权益,就不能够说中国没有民权。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民主选举,但是呢,却有科举制度,政府通过科举考试,从百姓当中选拔优秀的人才参与政治,这些科举出身的知识分子,就相当于是百姓的代表,在百姓和政府之间起到了上传下达的作用。而且呢,西方的选举,无论公民是什么身份、什么职业、什么宗教信仰,每人一票,讲究的是数量上的公平。而中国的科举制度呢,是在百姓当中选拔出相对更优秀的人才,为国家建言献策,相比于数量,更重视的是质量。单就理论层面来说,并不能够说西方的民权制度就一定比中国的好。在钱穆看来,生搬硬套西方的制度,而忽视中国历史的特性,是非常不可取的。

好,到这里呢,这本书的大体情况呢,就介绍完了。下面来做一个总结。

这本想要拯救中国的《国史大纲》,在1940年出版,一时间成为各个大学的历史教科书,风行全国,对提升当时学生的抗战热情,乃至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不过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你,由于这本书出现在抗战的特定背景之下,所以其中难免会存在着一些现在看来已经不合时宜的东西,比如过重的民族情结。当代学者郭启勇就指出,《国史大纲》存在着汉族中心主义,没有充分肯定周边兄弟民族在中华民族发展当中的积极作用。不过无论如何,这本书在学术价值上和在帮助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上,都是功不可没的。

好,《国史大纲》就为你解读到这里,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我们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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