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是：网站首页>文学文学
《红高粱家族》高粱地里奏响的生命野性与家族悲歌
铛铛铃2025-09-11【文学】332人已围观
简介
今天，我要为您解读的书
是莫言的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
1986年，在一次文学讨论会上，大家提出一个关于战争小说的问题：经历过战争的老一辈作家没经历的写了，而年轻作家又没有亲身体验过战争，怎么才能把战争历史表现好呢？
这时，一位30岁的作家站起来说：“小说家的创作不是要复制历史，那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小说家写战争，最重要的是表现战争中人的灵魂或者人性。所以没经历过战争，也可以写好战争的历史。”
话音一落，现场都沉默了。谁也不会相信，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可以写出什么关于战争的佳作。而这也让年轻人更加暗下决心，一定要写出一本出彩的战争小说。
很快，他从家乡的抗日故事中找到了素材，写出了中篇小说《红高粱》，结果大获成功，可以说轰动一时。
这位作家想必大家已经很熟悉了，就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
《红高粱》一炮走红后，莫言没有时间庆祝，他文思如泉涌，《红高粱》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中篇小说《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和《起死》相继完成，便与《红高粱》共同组成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作品。
在《红高粱家族》中，莫言在我爷爷、我奶奶扎根的高密东北乡，在红高粱大地中找到了被遮蔽的民间历史，用不同于以往抗日小说的家族叙事和民间话语，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红高粱家族》于1987年出版，第2年就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很快便风靡全国，次年又斩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小说从此走向了世界，被翻译为英、日、西等20多种文字。
2012年，作为中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正是带着他遍地高粱的高密文学王国，让全世界认识了这片神奇的土地。
我们先来看看小说的主要情节。
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讲述了1923年到1976年，高密东北乡，我爷爷、我爸爸以及我自己三代人的家族史，并在1938年8月到1941年4月间抗日游击的故事中达到高潮。
我爷爷余占鳌是小说主要人物，他出身贫寒，父亲早丧，靠着和母亲耕种为生。十三四岁那年，庙里和尚由于经常送粮送米，逐渐和母亲有染，愤怒的余占鳌刺死了和尚，逼着母亲上吊自杀，之后他逃离了村庄，混过三教九流，然后在婚丧服务公司做起了轿夫。
在抬轿的过程中，他遇到了新娘戴凤莲，两人互相吸引。刚满16岁的戴凤莲因为漂亮又有一双难得的小脚，被高粱酒作坊的财主单廷秀看中，而戴家人因为单家答应送一头黑骡子作为聘礼，就将女儿许配给了单廷秀得麻风病的独生儿子。
成亲当天，戴凤莲握着剪刀，彻夜不敢闭眼。很快，戴凤莲三天回门的日子到了，余占鳌先是与戴凤莲在高粱地野合，后杀了单家父子，使得戴凤莲成为新的一家之主。但是单家忠心耿耿的仆人罗汉大爷报了官，戴凤莲当场认了曹县长为干爹，凭借着机智躲过一难被判无罪。
戴凤莲妥当埋葬了单家父子，安顿好作坊的伙计，重振烧酒买卖。而她的老爹看女儿登了家，就很想赖着不走，戴凤莲用一些吃的打发走了老爹，结果老爹怀恨在心，后来做了土匪的余占鳌化身作坊帮工，他就告官说女儿勾结土匪。戴凤莲想法将余占鳌赎回后，便正式和他住在一起，过了几年太平日子，后来还生下儿子豆官。
不想高密东北乡这种三不管地，土匪横行，土匪头子花脖子看上了戴凤莲，将她绑走，余占鳌花重金将其赎回，然后每天苦练七点梅花枪，终于将花脖子杀害报了仇，而自己成了当时东北乡最大的土匪头子。
但是不久啊，余占鳌和戴凤莲两人的感情也出现了裂痕，趁戴凤莲回娘家的空隙，余占鳌与戴凤莲的丫头恋儿有了染，恋儿后来还生了一个女儿。戴凤莲敢爱敢恨，她狠狠扇了余占鳌一个耳光，余占鳌也不服输，将戴凤莲打翻在地上，然后带着恋儿离开了家门。戴凤莲心灰意冷，而此时高密县曹县长早就对余占鳌不满，他设下诡计，把高密东北乡800个土匪引进罗网，然后几乎一锅端掉，余占鳌也入了狱。戴凤莲以为余占鳌被处死了，她投靠了铁板会的头子黑眼，跟他住在了一起。没想到余占鳌居然越狱逃回了东北乡，他后来找黑眼决斗，虽然输了，但是戴凤莲被他打动，两人重归于好。
好日子没过几天，日本人来了，恋儿为了保护女儿而被日军蹂躏，女儿也惨死了。罗汉大爷被鬼子捉去修筑胶平公路，他本有机会逃跑，但是为了救东家的两头骡子又折返回去，结果被发现，第二天被鬼子残忍地剥皮示众。罗汉大爷被残酷虐待而死，使戴凤莲不报仇不得安宁，而恋儿母女的惨死，也让余占鳌愤而组织乡亲自发抗战，准备联合国民党冷支队，在胶平公路墨水河桥头伏击日军汽车队。
1939年8月初九，一切准备就绪，戴凤莲送14岁的儿子豆官跟着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伏击日本人，为罗汉大爷和乡亲们报仇。这支队伍的作战武器有土炮、鸟枪、老汉阳步枪、喇叭、农具等。在作战过程中，队伍中的有些人因不慎摔倒使枪走火而伤了自己，有些人在埋伏时鼾声如雷，有些人握着枪身体抖成一团，有些人枪响了子弹却没有出膛。在久等日军不来之际，队伍军心涣散，计划中的伏击战变成了仓促的遭遇战，稳操胜券变成了两败俱伤。开枪时手抖个不停地豆官，却在无意中和余占鳌一起打死了日军首领。
之后在余占鳌和豆官去县城买子弹的时候，鬼子扫荡了村庄，疯狂报复，余占鳌立马武装反抗鬼子，戴凤莲还想出了用铁耙挡住鬼子退路的妙计，但终究还是有村民数百人惨遭鬼子射杀，戴凤莲也倒在了送补给的路上。
这次大屠杀之后，幸存的余占鳌等人依靠狗肉过冬，因为尸体众多和无人看管的狗上演了人狗大战，余占鳌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爸爸豆官被狗咬到了，生殖器受到重伤。余占鳌、胶高大队、冷支队也展开了对武器和权力的争夺，走投无路的余占鳌加入了铁板会，成为他们的头子，先后劫持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支队领导，获得大量军械，成为当地最大的土匪势力。
后来余占鳌想为戴凤莲补一个风光大葬，结果在出殡过程，被中共的胶高大队袭击，铁板会战败，意想不到的是，两支队伍又被国民党冷支队偷袭，几乎全军覆没，余占鳌也被俘虏了。在被俘虏当晚，国民党遭到日军猛烈进攻。
在这一系列风云变幻下，国共匪之间的争斗结束，大家以民族大义为重，余占鳌和国共部队走上了联合抗日的道路。
小说最后自称“虚伪的蝉，沾染了驯顺的家兔喜气”的我重返家乡，来到了掩埋了无数先辈、依然生机勃勃的高粱地，仿佛听到整个家族亡灵对我发出的启示，小说就这样结束。
它叙述的是一个有关抗日民族的宏大主题，但由于穿插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爱情传奇以及野史杂说，具有鲜明的民间化色彩，使其完全迥异于以往的抗战小说。
在小说中，高密东北乡的人们亦正亦邪，敢想敢做，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他们骄傲、自由、无畏、热血，让我这个不孝子孙感到惭愧。
高密东北乡的一位92岁的老太太，是1939年8月那场大屠杀的幸存者，她唱的快板儿里，讲述了我奶奶戴凤莲和我爷爷余占鳌司令的抗战传奇：“东北乡人千万阵是列在漠河边，余司令阵前站，一举手炮声连环，东洋鬼子魂而散，纷纷落在地平川。女中魁首戴凤莲，花容月貌巧机关，钓来铁耙百连环，挡住鬼子不能前。”
我们看看两个主人公。
我奶奶戴凤莲聪明漂亮，却遭遇了无望的婚姻，在她宁愿以死抗争关键时刻，余占鳌击退了劫匪，杀了单家父子，以狂放不羁的血性气质，赢得了戴凤莲的欢心。在与余占鳌在高粱地结合后，传统道德的三从四德、从一而终在戴凤莲这里都失去了它固有的束缚。小说中，戴凤莲高大像男人，性格之果敢英明更胜于男人，每每余占鳌被情绪左右，险些酿成错误时，都是戴凤莲及时制止。余占鳌想要伏击日本人的车队，是她出主意在公路边安置铁耙，扎鬼子的汽车。面对任副官的意欲出走，是她果断的劝爷爷“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促成了余占鳌的大义灭亲。面对冷麻子与余占鳌之间的争执，奶奶站在他们二人当中，奶奶左手按着冷队长的左轮枪，右手按着余司令的勃朗宁手枪，警告二人：“买卖不成仁义在嘛，这不是动刀动枪的地方，有本事对着日本人使。”化解了矛盾，促成两人联合抗日。
就像戴凤莲临死前呼喊的：“天，什么叫贞洁，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
而我爷爷余占鳌，是一个充满野性和血性的男子，他杀死了与母亲发生关系的和尚，他为了报仇雪耻，苦练枪法，只身前往将花脖子一伙一网打尽，他为了还一个村姑的清白，不惜将酒后失言的亲叔枪毙，她为了情人恋儿，也不惜和戴凤莲闹翻并分居，然后最终，他为了民族大义，毅然拉起一支由土匪和村民组成的抗日队伍抗日。
在遇到戴凤莲之前，余占鳌是在婚丧服务公司给人抬棺的。有一次碰到前朝翰林家出殡，七道门棺木厚重，内冲水银，十几家婚丧服务公司经理看了直摇头，但是余占鳌和他的兄弟愣是成功了。余占鳌喝了一碗酒，站在最前面，抬起时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腿像烧熟的铁一样慢慢弯曲，最终他成功了。
在国土沦丧的抗日战争时期，高密东北乡男子身上的这种野性更彰显无疑。伏击战中自发组织的乡亲们里，方七被机枪打得肠子都流出来，最后时刻他放不下的，是他的一岁儿子和妻子，哑巴最后牺牲时，他的身体都无法和敌人分开，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还有之前遭敌人酷刑的罗汉大爷，至死未屈服。
余占鳌的抗日队伍中，有一个人叫王文义，余占鳌问他怕不怕死，他很诚实地说怕，而他也的确不是当兵的料，反应迟钝，训练的时候连左右都分不清楚，最后还是他妻子帮出了个主意，让他右手握着一截高粱杆，向右转就握着高粱杆的手这边转。跟以往小说中的抗日英雄不同，王文义只是一个地道农民，憨厚朴实，甚至显得笨拙，但他就是端起了鸟枪，为了给被日军杀害的三个儿子报仇，结果最后因为看到妻子被炸死，躲在草丛的他毅然跑到河堤上，然后被日军打成了筛子。
如此种种，都让我们感受到一种热烈勇武的原始生命以及强悍的复仇精神。
小说中写道：“在我看来，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而就是在这个地方，生长着一片生机勃勃的红高粱，见证也映衬着这些个性张扬的人物。
生长于中国北方的红高粱高大挺拔，具有强大的环境适应力，能酿出烈性酒，在小说中，红高粱已经不是简单的背景比喻，纯种的红高粱更成为高密东北乡传统精神甚至民族性的象征。
一方面，它是人与自然契合，红高粱是千万生命的化身，是蓬勃的象征，在高密这块土地上，红高粱与人一样生生不息，甚至融为一体。
另一方面，红高粱连接了历史与现实，是苦难与复仇、英雄主义与道德的象征，是民族的血脉、灵魂和精神。红高粱地里成长的人们敢于求生，也勇于救死，他们难以用我们传统的道德来定义和评判，这片土地独有的野性涤荡着惊人的灵魂。
小说中的我，看到“机智的上流社会传染给我的虚情假意，安装在玲珑精致的家兔头上的眼睛，被酱油腌透了的和不属于我的声音”，我激动地说：“我们这些活着的不孝子孙相形见绌，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
小说中不止一处提到对种的退化的担忧，“种”可以理解为代际，莫言所指的具体是什么在退化，简单来说，是祖辈们身上那种充满强力的生命状态，在他们后代身上开始萎缩。种的退化是国民性反思的延续，鲁迅在《略论中国人的脸》中就曾批判国民性格退化了兽性和野性，民族性格堕落到只剩下顺从和家畜性，陈独秀也高喊要建立意志坚强的兽性主义。几十年过去了，这种担忧仍然在继续，从这个意义上追寻纯种红高粱，成为莫言的精神跋涉，这部小说也不失为一部民族精神启示录。
小说多次把杂种高粱和纯种高粱进行对比，纯种红高粱挺拔，红得像血海一样，而杂种高粱皆矮茎粗，叶子密集，通体沾满白色粉霜，穗子像狗尾巴一样长，这是一种退化的高粱品种，虽然产量高，看起来长势喜人，实则孱弱不堪，缺乏繁殖能力，他们空有高粱的名称，但没有高粱挺拔的高杆，他们空有高粱的名称，但没有高粱辉煌的颜色，他们真正缺少的是高粱的灵魂和风度。寻找纯种红高粱是寻找一种积极的精神，因为生命只能在斗争中创造和延续，在民族灾难中，在自然和社会的搏斗中，生命的活力才能释放，民族性格的力与美才能得以展现。不同于安宁易乐，小说展现的是勇猛和战斗，与被压抑的状态的生命形式截然不同。
红高粱的故事，是在以传统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之外，寻找张扬生命意志的民间文化，以其重铸民族品格。小说在最后一章《起死》的尾声中写道：“我的整个家族的亡灵对我发出了指示，迷津的启示，可怜的、孱弱的、偏执的、被毒酒迷幻了灵魂的孩子，在白马山之阳、墨水河之阴，还有一株纯种的红高粱，你要不惜一切努力找到它，你高举着他去闯荡你的荆棘丛生、虎狼横行的世界，他是你的护身符，也是我们家族的光荣的图腾，和我们高密东北乡传统精神的象征。”
如果说这部《红高粱家族》因为其民间化的写法，迥异于之前的抗战小说，在国内引发热潮，那么莫言将先锋性与民间性的结合，融合了西方的技法与民族性的内容，真正走上了世界文学之路，则是莫言获得世界认同，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所在。
我们来看看小说的先锋性。
首先，正如前面所说，小说打破传统叙事的时空界限，频繁采用插叙、补叙、回忆、跳跃等各种方法，不断出现时空变幻、记忆闪回、虚实交错。比如小说并不是从戴凤莲出嫁讲起，第一章《红高粱》，先叙述了墨水河大桥伏击战以及戴凤莲的惨死，第二章《高粱酒》才补叙余占鳌与奶奶戴凤莲的爱情故事，第三章《狗道》讲述后来余占鳌靠狗皮狗肉度过寒冬，但是又闪回当下，写我46年后回村的见闻，第四章《高粱殡》写余占鳌给戴凤莲出大殡遭袭，又插叙了抗战前余占鳌与戴凤莲因恋儿产生的感情危机，第五章《起死》写恋儿母女之死后又闪回当下，写我在返乡后听到家族亡灵对他的启示。小说在历史与现实、现实与幻觉、内心与环境之间随时变换，糅合了历史传奇、英雄传奇和爱情传奇的诸类元素，给读者带来一种独特的阅读体验。
其次，小说大量运用通感、象征、意识流的方式，比如写王文义的负伤：“他的腮上有一股深蓝色的东西在流动，父亲伸手摸去，触了一手黏腻发烫的液体，父亲闻到了跟墨水和淤泥差不多，但比墨水和淤泥要新鲜得多的腥气，他压倒了薄荷的幽香，压倒了高粱的甘苦，他唤醒了父亲那越来越迫近的记忆，一线穿珠般的把墨水和淤泥，把高粱下黑土，把永远死不了的过去和永远留不住的现在联系在一起，有时候万物都会吐出人血的味道。”这里啊，视觉、触觉、嗅觉和味觉、听觉一应俱全，融合在了一起。还有罗汉大爷遭受酷刑，小说的描写：“父亲看到罗汉大爷的两只耳朵在磁盘里活泼的跳动，打的磁盘叮咚叮咚响。”诸如此类感觉的互通、转换与柔杂，在作品中比比皆是。
红高粱本身就是个体性格和民族精神的象征，高密辉煌、凄婉可人，爱情激荡，这一意象又不断变换，展示出不同的情态。当爷爷奶奶相识之时，路一侧的高粱把头伸到路当中，向着奶奶弯腰致敬，当罗汉大爷被活剥时，遍地的高粱都在痛哭，当伏击战伤亡惨重时，高粱齐声哀鸣，当乡亲们被屠戮时，遍地高粱肃然伫立。尤其当奶奶弥留之际，红高粱独具的灵性瞬间迸发，小说写道：“奶奶听到了宇宙的声音，那声音来自一株株红高粱，奶奶注视着红高粱，在她朦胧的眼睛里，高粱们奇绝瑰丽、奇形怪状，他们呻吟着、扭曲着、呼嚎着、缠绕着，时而像魔鬼，时而像亲人，他们在奶奶眼里盘结成蛇样的一团，又呼啦啦地伸展开来，奶奶无法说出他们的光彩了，他们红红绿绿、白白黑黑、蓝蓝绿绿，他们哈哈大笑，他们嚎啕大哭，哭出的眼泪像雨点一样打在奶奶心中那一片苍凉的沙滩上。”通感、象征、意识流等结合在一起，把这片高粱地的传奇书写的凄美而又绚烂。
第三，《红高粱家族》最为人称道的先锋性，还是来自叙事人称和视角的变化，即叙述人“我”以及“我爷爷”“我奶奶”的叙事方法，莫言自称是为了叙事的方便，却创造了一种新的叙事范式。一方面打通了历史和现实，使叙事者可以跳出来抒发议论，一会儿又可以深入叙述历史，而在写历史时，又不但可以目睹现场，还可以深入主人公内心。
小说语言的民间化色彩也是颇有特色的一点，我奶奶戴凤莲说话更是民间味儿十足，挽留罗汉大爷时说：“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面看水面”等都是大白话，很有山东快板的风味。
那么仅仅有先锋就够了吗？莫言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说：“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无疑是两座灼热的高炉，而我是冰块，因此我对自己说，逃离这两个高炉，去开辟自己的世界。”这个自己的世界就是莫言的故乡，就是红高粱故事的发生地，山东潍坊的高密东北乡。
历史上这里由于地处三不管地带，地势低洼，常常受土匪水灾的侵扰，对于莫言来说，这里脏、乱、差，他童年最大的印象就是饥荒和孤独，无时不刻不想逃离这片土地，他后来通过考试参军，又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走上文学道路。莫言努力发表了很多作品，却总是感觉不满意，他怀念故乡，可是又不想把故乡的肮脏、饥饿和绝望带进文学，他的内心却总感觉空落落的。终于，从《透明的红萝卜》开始，莫言解开封印，开始吐露对这片土地无法割舍的复杂情感，作品获得好评，内心最隐秘的角落打开后，莫言便一发不可收拾，他不再排斥家乡的记忆，他渐渐明白，那些记忆不应该是他要逃避的，而应该是他要追寻的，在创作的道路上，那些记忆正是他独特的财富。
在决定写一篇出彩的抗战小说后，莫言想起发生在他故乡的一场战争，1938年，在莫言的村子附近，几百个村民自发组织游击队伏击日军，他们先埋好铁耙子，扎破鬼子军车的轮胎，然后冲出来与日本军厮杀，用30人的伤亡换来了日本鬼子的全军覆没，可是日军没有善罢甘休，他们在邻近的村子进行疯狂扫荡，杀了136名无辜群众，无辜民众的鲜血洒在了高密大地，染红了那一片片高粱地，莫言的爷爷奶奶就属于那个热血的时代，于是小说的主人公出来了，那就是我爷爷我奶奶，那个时代，遍地高粱，那一片片挺立着的、密密的高粱秸就成了热血汉子们抵抗日本鬼子的屏障，于是故事的发生场所设立好了，那就是高粱地，莫言文思如泉涌，写下发生在故乡的高粱地里一个关于抗日和爱情的故事。
按照当时的写作计划，莫言打算沿着红高粱的方向，继续为红高粱家族往下立传，写完爷爷奶奶这一代，就应该写父亲这一代，写完父亲这一代，就应该写我们这一代，他说：“我想当时是一种跟进化论反其道而行之的观点，进化论是一代胜过一代，我觉得是一代不如一代，我觉得我们跟爷爷奶奶他们那个时代相比，活的都非常的苍白，他们都是英雄，我们一个一个都变得特别的软弱，特别的无能，不论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我们都是侏儒。”
于是在杂种高粱的严密阵营中，莫言也就愈加思念历史的瑰丽情景，8月深秋天高气爽，遍野高粱红成喜阳的血海，如果秋水泛滥，高粱地成了一片汪洋，暗红色的高粱头颅擎在浑浊的黄水里，顽强的向苍天呼吁，如果太阳出来，照耀浩渺大水，天地间便充斥着异常丰富异常壮丽的色彩，这是让人永远向往的极境，但是又摆脱不了现实的种种异化，小说悲叹地写道：“我被杂种高粱包围着，它们蛇一样的叶片缠绕着我的身体，它们遍体流通的暗绿色毒素，毒害着我的思想，我在难以摆脱的羁绊中气喘吁吁，我为摆脱不了这种痛苦而沉浸到悲哀的绝地。”
此刻，莫言终于明白，或许回归才是前进之路，回归祖先才能找到个体和民族的精神之根，呼唤红高粱精神的失落与回归，正是莫言转而写家乡的原因所在。他在高密东北乡那一片粗犷野蛮的乡土大地上，发现我爷爷奶奶们的个性、生命力，自由自在、无所畏惧、朴素坦荡的生活方式。莫言曾说：“我的红高粱是扎根文学，我的根只能扎在高密东北乡的黑土里，我爱这块黑土就是爱祖国，我爱这块土地就是爱人民。”
正是这样的扎根，正是这样的现实与历史的交流，生命本质与生存状态的对照，让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伫立在世界文学版图之上，以让民间世界的精神绽放出它的异样光彩。
好，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就为你解读到这里，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我们下期见。
"感谢喜欢，赞赏支持是对我的鼓励。"
很赞哦！ (0)
相关文章
发表评论
点击排行
本栏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