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三调》揭开历史真相、记忆与讲述交织的神秘面纱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这次准军事运动借用降神附体，实现所谓的刀枪不入，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很快席卷了整个华北地区。义和团破坏铁路设施、摧毁电报通信、袭击外国人，成了八国联军侵华的一个重要原因。战败之后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向列强保证坚决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彻底沦为洋人的朝廷。

一直以来，义和团运动的过程都是以这个面目被人们熟知，但历史的真相绝无这么简单。不同的人只要出发点不同，对同一段历史的认知可以天差地别。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历史三调》，就是要启发人们思索历史的这种复杂性。它表面上在讲义和团的历史故事，实则告诉读者，对待一个历史事件，历史学家、事件亲历者和价值评论者往往有着完全不同的叙述。这三种不同的立场，分别对应事件、经历和神话三个维度，也就是历史的三调。

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历史学家柯文，他师从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和史华慈，后来成为卫斯理学院历史学教授。柯文的《历史三调》因为成功扩展了人们对历史的认知，荣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东亚历史学奖，被翻译到中国之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史学界的高度关注。不夸张地说，柯文的这一研究影响了相当多八零后、九零后青年历史学者，也是当下讨论中国近代史的入门必读书。

接下来我就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进行讲解：一、历史学家是怎么讲述义和团运动的；二、亲历者对于义和团运动有着怎样的感受和记忆；三、义和团运动在后来的历史中被发掘出怎样的价值。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历史学家是怎样讲述义和团运动的，这也是本书的第一个部分——事件，是历史学者对义和团运动的描述。在历史学家笔下，义和团运动具有完备的历史环境和发展过程，与同时代的其他事件有着紧密的联系。

先来说说义和团运动为什么会在19世纪最后几年爆发，而且爆发地点就在华北。其中的原因就和近代史上的一系列大事件有关。晚清的华北地区先后经历了英法联军入侵、太平军与捻军的战乱，结果这里的基层政权软弱无力，尤其是山东的西部出现了严重的匪患。为求自保，民间组织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例如大刀会。它主张练习金钟罩，抵御枪炮的攻击，并且放出口号要保家保财产。尽管说是这么说，但在崇尚暴力的社会环境下，民和匪没有那么清晰的边界，大刀会内部同样纪律败坏。官府一开始默许他们的存在，纯粹是因为多取缔这么一个组织对地方治理于事无补，反而增加了行政负担，主动破坏地方上各种微妙的平衡，官府觉得没必要。但西方教会势力的扩张打破了这种平衡，大刀会在华北地区与当地基督教民发生了冲突，这类冲突极有可能引发外国的干涉，官府不愿意承担外交风险，于是在1896年取缔了大刀会。尽管如此，大刀会宣扬的刀枪不入成为后来义和团神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1897年11月1号，在鲁西南的巨野县，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当时无论中外，很多人都相信这是转入地下的大刀会所为。德国以此为由强占胶州湾，强迫清政府免去许多山东官员，并出钱在案发地修建教堂，方便德国人传教，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巨野教案。这一下激化了山东地方上民众和教会的矛盾。到了1898年，鲁西北的冠县出现了一个名为义和拳的组织，几个月后，该组织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义和团运动由此拉开序幕。

接下来，义和团运动迅速遍及华北，这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原因：降神附体仪式的推广、1898年后的华北大旱灾以及清政府对待义和团犹疑不定的态度。

先来看义和团降神附体仪式的推广。义和团继承了大刀会的刀枪不入，结合自身的降神附体，形成了一套鼓舞人心的神术。降神附体不是义和团的发明，而是源自中国民间巫术和白莲教。按照义和团的说法，神能给人以巨大力量，而借助降神附体仪式，人能和神直接沟通，甚至成为神的化身。对于当时文化水平较低、长期受迷信影响的乡村底层民众来说，参加义和团可以直接获得这种超自然的神力，这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再看义和团飞速发展的第二个原因——华北大旱灾。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北地区频频出现干旱。1899年的夏秋季节，华北雨水极少，直隶、山西、山东多省灾情达到顶峰，震动了朝廷。中央旱区庄稼产量锐减，沦为流民的农民超过百万以上。根据官方档案记载，这些流民百石成群聚众，劫掠为生，成为极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在前两个因素之外，清政府对待义和团的态度犹疑不定，则是义和团迅速发展的第三个重要因素。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矛头直指洋教，这是清政府希望看到的，但由此引发的外交争端、军事威胁，他们又不能坐视不理。高层对要不要扑灭义和团争论非常激烈，没办法下一个决断。作为清政府最高决策者，慈禧太后的态度就十分暧昧。戊戌政变之后，慈禧一度计划废黜光绪皇帝，但因为列强反对而未能如愿，她由此对洋人心生怨愤。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刚好和她此时的心态不谋而合，希望能借助义和团的力量发泄私愤。然而，她又对义和团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缺乏信心，在处理义和团的命令中，她的言辞往往含混不清，一会儿称义和团为义民，一会儿又称其为乱民。慈禧的这一个矛盾心理很快被华北地方官员所掌握，为求自保，他们在镇压义和团的时候往往虚张声势，实际上放任义和团自行发展。

在以上三个原因的作用下，义和团从鲁西南地区迅速扩展到今天的山东、河北，不出两年发展到了鼎盛。有言道：盛极则衰。随着列强对华用兵，义和团运动的势头很快被逆转，并走向了终结。伴随义和团的扩散，大量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被杀，仇外情绪不断升级，最终引发了两起事件：一个是日本外交人员杉山彬在北京永定门内被剖腹挖心，另一个是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当街被杀。列强很快以此为由对华用兵，并组建八国联军侵华。义和团的神术在枪炮面前一再失效，八国联军一路从大沽口打到了北京城，到处都是败下阵来的义和团成员。逃往西北的清政府最后被迫与之签订《辛丑条约》，保证严厉镇压义和团在内的民间反帝运动，义和团运动由此画上句号。

这就是作为历史学家笔下的义和团事件的全过程。这种历史认知就是柯文所说的作为事件的义和团运动，它有两个特点：第一，历史学家的认知是典型的事后回顾。在叙述义和团事件的过程中，历史学家处在后见之明的立场，对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了然于胸，他们不仅勾勒出义和团的来龙去脉，还要着演义和团运动与其他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最终得出一个全景式介绍。第二，这个视角看不到个人的存在，有点冷冰冰的。那些参加这场运动、经历这场运动的人，他们的个人感受相对整个事件来说并不重要，运动中那些个人身上刻骨铭心的记忆在事件研究者笔下也鲜有涉及。人是历史研究的主体和主题，在作为事件的义和团叙述中，往往出现见事不见人的客观偏向。

那么作为那件事件的亲历者，他们眼中的义和团运动又是怎么样的呢？这就引申出本书的第二部分——这些活生生的人，也就是亲历者对于义和团运动有着怎样的感受和记忆。与拥有后见之名优势的历史学家大不相同，义和团运动的亲历者对于此次事件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因为他们身处其间，看不到运动的全貌，更无法预知运动的未来，他们被自身的想法、感受、行为包裹得严严实实，这就和历史学家认识这段历史的方式有着明显差别。

先来看第一类亲历者——华北地区的农民，他们的经历反映了当时人们面对旱灾时的绝望。作为成熟的农耕文明，中国古代一直在应对各种水旱灾害，但是要说哪种灾害更能摧垮人心，旱灾明显要高过水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们可以理性地认知水灾，却不能合理地解释旱灾。水灾一旦发生，大家可以责怪修堤的官员，可以通过气候知识预测洪水退去的时间，可是旱灾就不行了，他找不到明确的责任人，灾情也不随季节自动消失。人们在巨大的焦虑下，往往导向一个明确的解释，寻找引发灾难的替罪羊，然后惩罚他们，以此来消解绝望。

清末大旱绵延数年，在1900年达到一个顶峰，对旱灾的宗教解释终于出现。当时的华北流传着一个说法，认为是外来的传教士触怒天神，导致天降大旱。恰好义和团提出反洋教口号，印证了这个说法。他们在散发的传单中就说：兹因天主耶稣教七神灭圣，所以天神才会收云助雨，并且降下800万神兵，扫平洋人才有夏禹之妻。这个神兵自然指的是义和团成员了。在一个大多数人还是文盲的年代，任何说法只要写成文字，就会得到郑重其事的对待，义和团的说服力可想而知。早已处在崩溃边缘的华北农民对洋人与旱灾的这种关系深信不疑，不少人主动加入了义和团。

虽然干旱还在持续，但是只要一想到自己已经在求雨的路上了，他们的焦虑大为缓解。一个曾经参加义和团的农民回忆说：“庚子那年天大旱，人们没事干，所以练起义和拳。”庚子年就是1900年，这一年夏天天降大雨，旱灾的焦虑一下子解除了，农民们马上就脱离组织返乡种地。天津的一个义和团的农民就说：“终于下雨了，可以回家种地了，何必在义和团里呆着，还得吃苦。”也就一天的功夫，该义和团组织的成员就散去大半。所以对大多数华北农民来说，义和团是他们绝望时去抓的一根稻草，当旱灾带来的焦虑解除后，他们就各归各位，义和团的各种说法也就没了吸引力。

但是还有一部分农民卷入义和团更深，他们对于此次运动又有着怎样的说辞呢？这就轮到本书第二部分的主角——原义和团成员出场了。在义和团成员的记忆里，充满了对降神仪式的热情，历史学家会把它归入愚昧，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这群人行动的内在逻辑。降神附体仪式得到义和团成员的信服，与这群人的精神诉求和状态都有关联。

在精神诉求方面，这种仪式得到了华北农村青少年的热烈欢迎，他们认为参加义和团很热闹，有机会练习武术，扬武扬威、自我满足，而通过降神附体可以提高自身社会地位。例如，在山西，不少青少年参加义和团，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以挑起大梁，让家庭免遭战火的毁灭。

从精神状态来说，由于灾民长期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这种饥饿往往导致精神恍惚，在义和团的降神附体仪式上，他们极易将这种神经紊乱与天人合一联系起来，认为是神仙附体后产生的效果，进而强化了对义和团的信仰。例如，山东的一个义和团员在经历了严重饥饿再实施降神附体，在施法的过程中，低血糖造成的眩晕感让他产生了错觉，认为神已经附到了身上，并具有强大的超自然力量。这种错觉让他本人和所有在场的参与者进一步确认了降神附体的真实性。

在自认为拥有了降神附体的神力之后，他们便勇敢上阵，面对洋人的炮火。但人的肉身哪能抵挡得住猛烈的枪林弹雨呢？一阵炮火过后，义和团员自然是死伤累累。根据美国传教士麦美德的日记记载，1900年的6月14日，几十名义和团向他们冲来，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轮炮火之后，他们不得不留下十几具尸体，然后四散逃开。义和团的法术失败了，但是在运动进行的过程中，义和团不断发明各种方法和解释，尝试用逻辑来对抗内外部舆论对降神附体的质疑。

义和团对降神附体不灵验的解释往往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变成施法者个人品行存在问题或者道行不够深。例如天津一个义和团员阵亡后，面对人们对降神附体效果的质疑，义和团方面解释道：因为此人生性贪财，故神不附体。在山东，义和团曾经发动了一次针对教堂的进攻，在冲锋过程中，一些宣称刀枪不入的成员被打死了，为此，义和团宣称这些人之所以没有抵挡住洋枪洋炮，原因在他们年龄都比较小，法术水平不够，以致降神附体效果不稳定。

义和团对降神附体不灵验的第二个解释认为法术失效是因为受到外在污秽之物的破坏。1900年6月14日，天津地区的义和团纵火焚烧一个教堂，结果导致周边无辜百姓的住宅、店铺被连带烧毁。面对人们的质疑，义和团解释说：啊，正当他们施法的时候，刚好有个妇女出门倾倒污水，正是她在街道上洒出的这些污水，导致他们法术局部失灵，致使住在教堂周围的其他店铺和住宅遭受池鱼之殃。

为了从行动上回应这些质疑，义和团还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证法术的有效。比如说，1900年5月13日，他们在天津命令居民在家中点香，并修改日历，把6月改为8月，把8月视为灭敌的最佳时机。次月再遭失败后，他们转而命令家家户户在门上张贴避火咒，此外，还规定居民在特定日子吃素，向东南方磕头。他们甚至还认为妇女会导致法术失灵，进而命令限制妇女的行动。义和团的这些做法，柯文认为他们源自于中国民间传说与信仰。在那个谣言四起、动荡不安的时期，人们往往更容易轻信和盲从，并将仇恨的矛头指向。

义和团运动的第三类亲历者——外国人，通过外国人的记录，可以看到当时人们面临的死亡恐惧，而这种死亡的恐惧最初是通过谣言传递出来的。1900年5月30号，传教士格蕾丝·牛顿在北京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通州城和附近村庄充斥着荒唐的谣言，他们指责洋人在水井里投毒，洋人是导致这场旱灾的根源，并说如果使用洋油，也就是没有两天以后，眼珠子就会掉下来，吸入洋火柴点燃后的气体，可怕的灾难就会降临，这些谣言随时都可能让他们成为刀下亡魂。

到了6月，义和团进入北京，把传教士和外交官们围困在使馆区。正值炎热的夏季，在这期间，出于对求生的渴望，使馆区内部也流传着诸多谣言。1900年6月初，使馆内多次流传外国人将被全部消灭的谣言，至于具体的日期，谁也说不准，但是至少被确定过50次了。另外一则关于谣言的故事也比较有趣，当时关于义和团的谣言竟然在武装到牙齿的八国联军中流传。1900年6月，一支美国陆战队从塘沽出发前往天津的时候，有关义和团刀枪不入的说法在这个部队中扩散开来。这些故事都令一些没有战斗经验的青年士兵心惊肉跳，他们找到当时的中国人，胆战心惊地询问如果被义和团俘虏，将会受到怎样的虐待。结果当地人说：啊，他们会被送上义和团的祭坛，遭受滚油淋身、凌迟处死之类的酷刑。这让个别士兵的恐惧心理不断放大，甚至有个年轻陆战队员因害怕而自杀了。

死亡是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传教士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印象最为深刻的记忆。在他们的日记里，可以见到义和团杀害教民的记载，也能看到八国联军针对义和团的残忍报复行为。在八国联军占领天津期间，经常侮辱当地百姓、强奸妇女，尤其以俄国和德国军队驻扎的河东地区最为严重。根据美国传教士麦美德日记记载，俄国军队从天津出发前往北京，一路上不断残杀妇女儿童。为了避免遭受侮辱，数以百计的妇女选择自杀。在通州的一口井里，竟然发现有12名年轻女性的尸体。为此，柯文指出，在施加暴行方面，八国联军所犯的暴行与义和团不相上下。很显然，死亡已经成为这些义和团亲历者记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就是亲历者口中的义和团运动，也就是柯文所说作为经历的义和团运动。从内容上我们可以看出来，与作为历史事件的义和团运动不一样，这些叙事往往仅限于个人视角，所以没有办法叙述义和团运动的全貌，但是，他却把义和团运动的内容丰富与生动化了。用亲历者的回忆表述过对我们认知历史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启示：第一，亲历者的经历可以让我们真切地回归历史。长期以来，我们对义和团运动的爆发直接归因于帝国主义入侵和地主阶级的压迫，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个理由又不是义和团运动独有的背景，中国近代史上其他任何一个事件也都可以拿它来作为终极解释。而历史最后关照的还是人的所想所为，是某时某地具体的人和事实的串联，亲历者的经历更能满足人们贴近历史、感受历史温度的需求。第二，亲历者口中的历史不可能是历史的全貌，要警惕用亲历者片面的经历去否定历史学家得出的总体研究。不错，亲历者会参与历史发展的部分或全过程，但他们往往受到文化结构、情感动态和心理需求等因素的影响，所以亲历者的经历，尤其是很久以后才做的采访，绝不能简单等同于事实。

到这里，义和团运动在一代人的经历里最终走向了终结，但历史事件并不会因为它的终结而失去生命。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历史，还因为这些事情上引申出后来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提供的价值判断。由于历史与现实存在的密切关系，人们在阐释该事件的时候，往往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重新评估历史事件的价值，这就让历史认知在客观知识、亲身经历两个维度之外，再加上一个价值评判的新维度。这就是柯文在这本书中所表达的第三个部分，当历史事件终结之后，附带价值评判的义和团运动由此诞生。

为了说明这一点，柯文选择了191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和1920年的五卅运动作为观察对象，通过两次运动中知识界对义和团运动的不同评价，提示读者认识历史的复杂性。首先来看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义和团的评价，这次运动对义和团的评价总体持负面态度。首先，191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致力于反对传统，除了批判儒家正统，传统文化中盛行的鬼神之说自然是新文化运动批判迷信的重点。不巧的是，义和团运动中所崇尚的降神附体、刀枪不入，这些行为恰好是以鬼神之说为前提。那么，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是如何评价义和团的呢？接下来，我们以鲁迅为例，看看他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对待义和团的态度。作为批判传统的健将，鲁迅对义和团运动大加抨击，他在发表于《新青年》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对义和团崇尚打拳的行为予以批判，并借此来讽刺当时一些教育家提倡青年学生练习武术、强身健体的做法。特别是针对武术中关于气功的描述，他讥讽道：打拳这件事以前已经试过一次，在1900年，可惜那一回算是名誉的完全失败了，且看这一回如何。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故意把义和团的打拳与传统武术中的打拳相混淆，实际上，前者是以降神附体的鬼神之说为依托，而后者则是以强身健体为目的。而鲁迅并非不明白两者之间的差别，而是借助批评义和团，来实现其否定传统文化的目的。从鲁迅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可以看出，他以崇尚新文化为使命，而对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义和团运动因其崇尚迷信，而被新文化运动者选定为传统文化的代表，大家批判。但事实上，义和团运动是不是可以代表传统文化，在当时那种急切、急迫和激进的社会氛围下，他们已经无暇去仔细甄别。

时光飞逝，新文化运动尚未彻底结束，历史的年轮很快就来到了1920年代。由于新文化运动步伐缓慢，而国内外局势的持续动荡，使很多中国人日渐焦躁，开始寻求首先解决政治问题的道路。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让原本寄希望于列强的中国人猛然惊醒，新生的苏联成了不少人心中的榜样，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传入中国，反帝的主张和言论开始在国内报刊散播。1925年，上海的日本纱厂和英国巡捕枪杀游行示威工人，这激起了著名的五卅运动，成了1920年代反帝运动的一个高潮。以此为契机，义和团运动的历史价值，也就是其中反帝爱国的意义，终于被揭示了出来。以陈独秀为例，他在192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称：义和团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其重要性不亚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他认为，义和团的根源在于外国的压迫与剥削，帝国主义的野蛮残忍远胜于义和团。陈独秀与彭述之、蔡和森等人一起，使原本零星赞扬义和团的言论迅速汇聚成大合唱。五卅运动发生以后，引发了国外对于义和团运动即将卷土重来的指责，为此，瞿秋白反对将义和团运动贴上野蛮的排外主义标签，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才是义和团运动的关键原因，他认为义和团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的反抗精神是值得敬佩的。李大钊也称赞义和团运动是一部彻头彻尾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史。从此以后，人们对义和团运动价值的严肃思考也就定格在了这里。

以上内容就是柯文针对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叙事提出的历史三调——事件、经历和神话，三调分别对应历史学家生产的历史知识、亲历者提供的鲜活经验，还有价值塑造者赋予历史的价值评价。对历史学家来说，在撰写和研究历史的时候，历史学家主要目标是尽量占有第一手史料，尽可能准确和真实的再现过去。对历史亲历者来说，他们贴近体验和感受，留下资料，为后来的历史研究留下了丰富的内容。对价值塑造者来说，他们的出发点固然是要理解过去，但目的不是为了扩大或加深理解，而是要寻求历史对于现实的重大意义。对于历史学家和价值塑造者来说，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历史学家更加追求历史的真实性，价值塑造者却更多地追求历史的现实性。如果再加上亲历者的体验，这三个维度为我们理解历史的复杂提供了路径。也许历史的真相永远无法复刻，但三个调性合二为一，共同构成了人们希望获得的历史。

最后，我们对这本书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和评价。《历史三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看起来是研究义和团运动，但却醉翁之意不在酒，作者通过不同角度的义和团叙述，巧妙地展现了不同认知主体对于历史的思考方式。这种全新的史学研究框架，无疑是对传统史学的一次重大突破。这本书被翻译到国内以后，立即受到广泛热捧，也就不足为奇了。另外，这本书也向所有的爱好者提供了一个认知历史的方法论，历史是由许多不同的面相合力编制而成的，它至少包括同一事件诱发的知识、经历和评价这三个方面。借助不同的视角，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历史。

好了，《历史三调》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儿，精华笔记在音频下方，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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