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以一年切片，洞悉大明王朝盛衰转折的隐秘脉络

万历十五年3月初二

早春的北京有些寒意。按常理来说，街面上应该相当冷清，但这天中午，京城百官突然接到消息，皇帝要举行五朝大典。

所谓五朝呢，早先不过是简单的御前会议，只有张居正等少数高官才能参加，而且荒废也有多年了。眼见着日上三竿，却接到这样的旨意，大家有点猝不及防。那圣意既然如此，谁敢怠慢呢？来不及整理袍服的官员们一路奔向皇城，上气不接下气。

可是到了皇城外，守卫的禁军完全没有听说这回事，城内的端门、午门气氛也十分平静，丝毫没有严阵以待的架势。皇城禁地怎好开口妄议，官员们面面相觑，这么大的阵仗，莫非只是一场无头无尾的闹剧吗？

了解一点明史的人，多半知道，万历皇帝是天启、崇祯这对难兄难弟的爷爷。他坐享太平40余年，在位时间，明朝第一。不过呢，万历皇帝也是另一项纪录的保持者，他20多年没有朝见群臣，死后为自己儿孙留下了天下第一的烂摊子，最终搞得天崩地裂。

400多年后，当我们打开《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开篇就是这次五朝大典乌龙事件。我想啊，除了新奇与陌生，困惑不解的，就不仅仅只有在场的那些官员了。

正午时分，百官在京城内无故奔走，气氛诡秘。作者的言外之意，这一年，大明王朝有点不灵了。万历十五年，就是大明宝船触礁前的最后记录。

黑匣子的解读人黄仁宇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早先从事明代财政制度的研究，参与过《明代名人传》和《剑桥中国史》的编纂。数十年的海外经历，又使他跳出功过是非的道德观念，寻找大历史的方法，激活大家的味蕾。

为此呢，黄仁宇挑选了六个关键人物，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还有思想家李贽，分析他们的言行、心理和人格，做成了七篇传记，在传记里交代了这些人悲剧收场的命运。

说了这么久啊，也许大家很困惑，为什么偏偏是万历十五年呢？用黄仁宇自己的话来说，这一年是公元1587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出征在即，而这一年的大明在史学家看来平淡无奇。不过黄仁宇并不同意，他觉得那些被忽略的小事，表面上看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关联着明朝未来命运机缘。

那么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小事，黄仁宇所说的症结是什么，这些又如何预演着明朝未来的命运呢？下面就由我通过四组人物的分析，带大家来看看万历十五年前后，大明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第一组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第二组是张居正和海瑞，第三组，万历皇帝与申时行，以及最后一组，戚继光与思想异端李贽。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明太祖朱元璋的万历十五年。这个说法看起来非常古怪，明朝1368年建，到万历十五年的1587年，已经过去了200多年。在这本书里也很少提及，但为什么他会对万历十五年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呢？

在黄仁宇看来，明代制度有着许多弊病，而这些弊病呢，基本上又是朱元璋在开国之初，凭借自负和想象搞出来的。所以明代制度有这位专制帝王的影子在，而明代政府的稳定啊，或者换个词儿，乏善可陈，与朱元璋本人的性格和经历有着很大的关联。

朱元璋年轻时出身低微，所以呢，对社会的中上层有着天然的不信任。为此，他统计天下的富户，让他们出资修建南京的城池，消耗他们的财力，强令他们迁往凤阳等地，让他们在流动中失去地位。对于跟他发迹的那些官僚和军人，他也不能放心，他先后两次掀起大案，诛杀了宰相胡惟庸和大将蓝玉，不仅废除了宰相制度，还把功臣集团彻底剿灭。

在政府的建制上，他为了避免环节过多造成的贪污，他让南京的纳税人直接把米送到5000个卫所士兵家里，而不是通过建立完善的收支体系，由中央政府进行全国的划拨。按照黄仁宇的说法，他的这些行为创造了“洪武型”社会啊，这也就是万历十五年中反复出现的本朝体制。这是个社会扁平、政府规模极小，而且缺乏应变能力的社会，除了维持小农经济的基本安全，任何复杂、抽象、环节极多的事情都不可行。

朱元璋关于小农社会的这些思想啊，一再经过儒学的包装，成为全国提倡的道德。读书人呢，想要谋得官位，必须认同这种道德，于是最后大明就只有朱元璋一个是道德偶像、权，还有制度的设计师，其他任何人不得染指。他还强行规定，他的这一理想必须得到尊重，后世有感倡议制度变革的大臣必须处以极刑。

但是很多制度啊，只有朱元璋自己才能坚持下来。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拿每天的早朝来说，废除宰相之后呢，朱元璋每天都要在早朝上处理大量公务。到了他的儿子永乐皇帝时，就做了简化，官员们有事早奏，无事退朝，不必每天汇报。到了朱元璋孙子辈儿的仁宗皇帝时，因为皇帝起不了床了，早朝已经无法定时举行了。再到后来，皇帝直接把事情交给内阁，自己几十年不和大臣见面。

但不论这套制度怎样的退化，万历十五年的时候，他依然是所有人呼吸的空气和头上的那片天，超越这个你就没法生存。所谓的阻滞不能变，你只能承受它带来的各种弊端，这就成了明朝的一个症结，也是这本书中黄仁宇大历史观的体现。

不过这时的朝廷啊，已经再没有朱元璋这样的强人，能把坚韧好胜、善于权谋、务实简朴，又有着一定理想主义等优点集于一身了。

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组人，张居正和海瑞。他们两个人都有驾驭社会的理想，不过万历十五年，这一年，朱元璋的信徒海瑞病死于南京，万历的老师张居正虽然已经去世多年，但对张居正的清算，到这一年才算彻底完成。

我们先来看看张居正，他呢，是一个品性坚韧，态度谨慎的人。在嘉靖年间，他曾经上书一封，建议皇帝在制度上做出调整，应对当时边关危机、国库空虚的问题。但这份奏疏啊，没有得到嘉靖皇帝的批复。之后的十余年间里，他再也没有公开讨论过这个问题，而是埋头工作。也许这种沉默获得了嘉靖皇帝的赏识，张居正先后成为隆庆皇帝、万历皇帝这对父子的老师。

万历登基时只有十岁，很多事情呢，不得不由身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一手操办。皇帝和太后对张居正特别青睐，他才决心把谋划数十年的制度改革推向现实。

再来看看海瑞，他是一个道德君子，不吐不快的人。在嘉靖年间，同样是面对国库空虚、边患不断的问题，海瑞用一道治安书拆穿了整个朝廷的体面。恼羞成怒的皇帝把他投入镇抚司的监狱，海瑞呢，也抱着必死的信念，上书之前呢，他就备好了棺材。但是嘉靖皇帝直到驾崩，也没有处死海瑞，而海瑞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呢，反而呕血数声，痛哭不止。

张居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善于权谋，他通过权术和万历身边的太监冯保结成同盟，将政敌高拱革职罢官。为了推行自己的政令，他还给地方官员发私人信件，给他们布置命题作文，让他们向皇帝提出意见，但是啊，这些意见来自张居正本人，根本不愁通过的问题，帮忙的官员呢，也会得到提拔。久而久之，这就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

按照黄仁宇的说法，从1572年到1582年，这10年，明朝欣欣向荣，北方的鲁患不在，东南的倭寇也绝迹，国家经济大幅向前，这一切要归功于张居正。

而海瑞呢，在政事方面则只按照原则办事。1567年才从诏狱里释放出来的海瑞出任南直隶巡抚，驻扎在苏州，相当于是啊，皇帝特别派往苏南的纪委官员。当时呢，社会上的高利贷问题非常严重，没有偿还能力的农民只好听任高利贷收走之前抵押的土地。发放高利贷的源头，不少是有权有势的官宦家族，对于官方定价的利率不能超过三分，根本不搭理。

朱元璋建立的制度中，打击豪强，建立公平的小农社会是一个核心问题。为实现这个抱负，严守明朝初年制定的法律，在海瑞看来是解决一切的法门。为此他甚至动手动到前朝大学士徐阶头上，徐阶可是在嘉靖皇帝跟前儿为海瑞保命求过情的。按说呢，徐阶是海瑞的大恩人，此时也被没收了一半的土地。百姓看了这个信号，立即掀起诉讼的狂潮，想追溯原来不合法的高利贷合同，讨回自己的土地。这样的请求信件，海瑞的衙门一天能收到3000~4000，这绝对不是几个县城衙役就能够处理过来的。

由于朱元璋啊，把政府运作设定在最低水平，用黄仁宇的说法呢，就是政府根本没办法对社会进行数目化管理，没有统计数据，也就没有商业理性，法律呢，就更是无从谈起。对于大多数案件，海瑞并没有详细的调查，有些仅仅凭借海瑞一腔热情和正义感，就了结了案情。这种道德代替法律的做法，很快出现了后遗症，市面上的土地交易通通停摆，农民更缺乏资金了，带来的麻烦，就不是增加几个文案就能解决的了的。

这场轩然大波之后，朝廷只好罢了他的官，但江南的官绅还是需要敲打，海瑞的做法又符合组织，皇帝也只能勉强承认人选错了，海瑞啊，是志大才疏。

对于张居正和海瑞来说，他们作为朝廷名臣，办事能力、眼光、格局不太一样，有一点却是相似的，都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官。张居正的所作所为呢，超出了一个内阁首辅的本分，与朱元璋的理念产生了直接的冲突，这一点官员们比皇帝还难以接受。海瑞的所思所想呢，虽然完全模仿朱元璋的口味，但他手段有限，更没有与之匹配的权利，无奈的是，立时把这个固执的人推上了前台。

1582年，张居正去世，政敌反攻的机会到来，大臣们纷纷揭发张居正舞弊弄权的问题，张居正的形象也一落千丈，罪名也从接受贿赂、把持朝政，一路上升到欺君独民、居心叵测。万历皇帝不能说对此一无所知，但在群臣的助推下，他感到自己原来一直被欺瞒，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最终啊，这位学生夺回了张居正的太师之位，抄了他的家，并把这位罪人的同党一并加以严惩。他本人则因为有功于社稷，免于开棺戮尸，也就是说啊，没把他的尸体拿出来晒一晒，已经算是很给面子了。

1587年，海瑞在南京去世，参劾他的奏章此前已经接连不断，他推行的祖宗之法总算是可以停手了，吏部和内阁的官员也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这个疯子一样的人信念全对，资历漂亮，但大明王朝已经没有多少合适的空缺让他晋升了。

制度的刚性约束了张居正，他想要施展自己的抱负，就不得不把自己变成明朝制度不允许存在的权臣，而道德清算必然随后而来，这就是他悲剧的根源。制度的刚性呢，也束缚了海瑞，他是朱元璋忠实的信徒，也因此不可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同僚的认可，除了在民间留下了海青天的口碑传说，最后制度没能给他任何奖赏。她去世时，家产连一场体面的葬礼也没能办成。

张居正具备朱元璋的权谋和手段，海瑞具备极端符合朱元璋口味的道德理想，最终两个人都未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在万历十五年殊途同归。而缺少张居正，缺乏海瑞的大明王朝，只能落到后面那组人的手中。

第三组

万历皇帝与申时行

这是两位平庸而值得同情的人。

万历十五年时，申时行长舒了一口气，他和张居正彻底撇清了关系，他认为自己的政治生涯正在巅峰。

同样是这一年，万历皇帝对文官的不信任进一步加剧，开始走向虚无。

申时行一生为万历皇帝做了三件事：一是清算张居正的恶行；二是取消皇帝原本需要定时出席的课程；三是帮助皇帝减轻来自大臣的压力。

申时行曾经是张居正的手下，办事得力，得到张居正的赏识。张居正改革的一个关键是，在官员体系中推行考成法，直白点说就是一切拿结果说话，有点像我们今天企业给员工的KPI。各级官员压力陡增，怨声载道。虽然考成法这种命令必须由皇帝签署，但官员们更容易记住的“恶人”是推行这道考核体系的张居正。

万历皇帝只给百官留下了一个软弱、没有主见的印象，对于这些，申时行自然也脱不了干系。在见识了对张居正的清算之后，他非常清楚，自己不仅不能做张居正第二，而且还要寻求更加四平八稳的办法，说不定还能全身而退。

自当上内阁首辅之后，申时行选择了牺牲原则的办法，取得万历皇帝的信任。但申时行这次放手，让皇帝对朝政越来越没有诚意。

明代有一种御前讲席叫做“经筵”，按照字面的意思，这堂给皇帝讲论经史的课程，应该像参加正式宴会那样令人愉悦，因为皇帝需要理解治国的方向，翰林学士则需要这样的场合展示自己的才华，亲近皇帝本人。毫无疑问，这个制度的首创者又是朱元璋，而且每日朝会散去，他都要举行这样的讲学活动，直到70岁去世。但对于已经长大成人的万历皇帝来说，他在学习中没能体会到这种乐趣。首先，他曾经最亲近的张居正是一个严苛的老师，曾经剥夺过他学习书法的乐趣，而后来，这位老师也被群臣证明是一个奸邪之人，说一套做一套，那这些大道理学有何用呢？万历皇帝有一种见识了真相后的虚无感，不过很快就被宫廷内的娱乐活动填充了。为此他一再宣布自己头疼脑热，无法参加御前讲习。对此，申时行也不会过多强求，他取消了这个仪式感很强的活动，改成由大臣写好讲义，然后进呈皇帝御览。

这种宽松的和解，确实让申时行获得了一线生机。清算张居正的运动之火，最后确实烧到了他的头上，官员们要求他解释，为什么在张居正当朝期间，他的几个儿子纷纷通过了科举考试，三个成了进士，两个在翰林院，这个一定有问题。申时行按照惯例退避家中等待责罚，但万历皇帝对这些指控置之不理，还派专人请他回内阁办事，一场大祸消弭于无形。

但躲过灾劫的申时行没有想到，皇帝追问自我的历程才刚刚开始。与他的先祖朱元璋相比，万历皇帝的性格确实弱了很多，他没有开国皇帝的耐心和坚韧，没能力把自己的意志注入到制度中去。在清算张居正的过程中，令皇帝震惊的不仅仅是张居正的阴阳两面，还有检举官员的鸡零狗碎、无所不用其极，这让皇帝意识到，与其说局面在他掌控之中，倒不如说他成了官僚集团手中的皮球，这让他找不到自我。但紧随其后的另一件事情，让他彻底放弃了驾驭朝堂的理想。

万历十四年，与皇帝情投意合的郑贵妃生下了一名男婴，他就是后来被李自成烹杀的福王朱常洵。但不幸的是，这名男婴不是长子，皇帝宠爱郑贵妃，想立朱常洵为太子，又没有破例实现这个想法，而是接二连三地把其他皇子封为亲王，但就是迟迟不宣布太子的人选，他希望把整个事情拖下去，希望找到转机。这种做法很快遭到了文官的抨击，太子是国家的根本，一旦确定就要送出深宫，为未来接班学习，这在万历皇帝看来，就是把一个自己喜欢的人送给一群自己不喜欢的人去培养，到时候再来和自己作对。

不过这一次，申时行的太极八卦之法失效了。黄仁宇指出，申时行其实在皇太子朱常洛出生时，就及时向皇帝提出过要求，希望不要在太子的问题上拖延太久。然而郑贵妃得宠，让皇帝的态度暧昧不清，后来各部的大臣干脆把册封皇太子的典礼策划交给万历，万历当然很不高兴，决心把这个事情彻底拖下去。在这个节骨眼上，内阁提交了一份奏疏，旧事重提，希望刺激皇帝尽快给出答复，上边也有申时行的名字。但当时，申时行正好在家休假，他又私自报告皇帝，表示不会反对皇帝的做法，结果，这件事被善于和人作对的言官知道，有人立即参奏申时行首鼠两端。在这个问题上，申时行不论是否真的圆滑，都已经伤害到他在皇帝和群臣间的信用。眼见火药烧到自己头上了，识相的申时行干脆上表辞职，万历皇帝也做个顺水人情，顺便平复一下群臣的怒气。不过这场公案在申时行之后还要持续15年。

申时行希望促进皇帝和文官之间的和解，但最终里外不是人，他既做不了权臣，也做不了弄臣，最终在历史上平庸地逝去。如果不是黄仁宇，大多数人对他可能一无所知。而万历皇帝此时也已经厌倦了朝堂，对他来说，前往昌平的陵园区，视察自己墓地的修建情况，也许是唯一不会被反对的事情。之后，没了申时行作为通讯桥梁，他与群臣基本失联，大家各行其是，万历皇帝再没出过紫禁城一步。

万历十五年前后，申时行这位内阁首辅，希望成为皇帝和官僚集团之间的桥梁，平复张居正的改革给大家制造的裂痕和不愉快，但这位好好先生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群臣不领他的情，而万历皇帝呢，在他的放任之下，彻底荒废了朝政。

他们是那个时代，最有可能给中国带来新东西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黄仁宇看来，戚继光这位明代抗击倭寇的知名将领，曾为中国带来军事现代化的契机，只是成了文官制度的牺牲品，而李贽这位放浪形骸的晚明思想家，一直在思考当时道德与社会脱节的问题，结果触碰到政府运作不良的深层原因，也因此招致杀身之祸。

我们先来看看戚继光，他都有哪些军事创新。第一点是军事组织的创设，面对倭寇的侵袭，他抛开原有的军事惯例，大量征募朴实的农民，用这些农民听得懂的方式，勾起他们的恐惧，建立并维持军事纪律。他在蓟州当总兵的时候，就与士兵歃血为盟，在这个宗教味儿很浓的仪式上，士兵们一同宣誓，如果怀有二心，他们的后代就会男盗女娼。时代不同，这种今天看来荒诞的方式，在当时却算是行之有效。第二点强调军事效率，提倡技术发展，战场局面瞬息万变，而且面对的敌手还是倭寇，想问题的办法和中国人不同，大明官军此前屡战屡败，一方面是军队中充斥着流氓无赖，另一方面则是战法落后，军队没有小规模的协同配合。为此，戚继光在军队中普及了鸳鸯阵，把使用不同长短冷热兵器的士兵分成一组进行训练，针对倭寇的战术，实现攻守配合，这种职业化的办法，除了这些军事上的创设外，戚继光还有职业经理人的头脑，这一点，黄仁宇特别赞赏。戚继光非常了解如何在本职之外不碰制度的红线，还为自己运作出一系列可能。明朝的制度规定，文官节制武将，而且兵将分离，只有出征的时候才彼此同属，如果不是对付倭寇这样的特殊情况，戚继光这种军队私有化的做法，根本不被允许。所以，军人不能在政治上有野心，这是一条红线，戚继光在这一点上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在戚家军东南抗倭的同时，俞大猷也建立了自己的军队，俞大猷在建军的思路上和戚继光有些不同，针对倭寇的情形，他提倡少而精的办法缩减兵额，但是一个士兵头上可以拿双份军饷，别看这一点小小的改动，它会刺激到文官体系的各种想象，激起既有体制的反弹，更不要说他还想用剩下来的经费准备组建海军。戚继光则维持军饷不变，但一仗下来后赏战功，这样，军队不需要减员，还可以适应内地的大规模陆战。在黄仁宇看来，戚继光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采取妥协的原则，让先进的部门后退，让落后的部门不至于相距太远，他后来得到谭纶、张居正的认可，大概也和他专注军事，又能充分考虑文官体系的感受有关。不过呀，在明代，这种考虑与尊重，简单说就是要依附一个主人，戚继光后来能够做到明代九边之一的蓟州总兵，在古北口一带针对蒙古搭建有效的防御体系，靠的就是层层关系。在满朝追讨张居正的过程中，戚继光自然也不能幸免，检举他与张居正行贿受贿还不算什么，最后甚至有人说他与张居正串通密谋不轨，最终这位只有张居正才能调得动的“老虎”，黄仁宇口中的军事天才被撤职查办，在文人治国的农业环境下，戚继光还是成了文官系统寻求平衡的牺牲品，在贫困交加中死去。

戚继光死在公元1588年，他的军事贡献也随风而去。黄仁宇感叹，后来的萨尔浒之战中，一群乌合之众被驱赶上前线，彻底断送了明朝的未来。

我们再来看看李贽，黄仁宇探索了他思想形成的过程，揭示了明朝在道德代替法律上的大失败。让我们先来看看李贽的生平，在成为思想家之前，李贽也像许多人那样参加科举，后来，做过一段时间的国子监教官，他官场生涯的最后一站是云南姚安知府，在做知府之前，他有过一段贫困潦倒的日子，他的家庭并不幸运，七个孩子只有大女儿活了下来，妻子也在万历十五年去世。当然，李贽人生中最出彩的部分是他退休以后。1580年，李贽辞官以后就搬到了湖广黄安，在耿家充当门客，兼任教师，也在这里，李贽开始了自己的禅修，他后来和耿家长子耿定向的辩论，成为了他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那么，李贽和耿定向到底辩论了什么呢？其实，简单来说，李贽认为耿定向这类官员不诚实，说一套做一套，满嘴仁义道德，但是行为上却非常的自私自利，而耿定向则认为李贽的行为放荡，思想异端，标榜自己的异端而博取超脱的美名，认为他有哗众取宠之嫌。那耿定向口中的异端到底是什么内容呢？在退休之后，李贽开始著书立说，他意识到当朝的官员，虽然口中都是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但一下官场就把这些忘却脑后，论道德，甚至还不如目不识丁的老百姓呢。那些弹劾张居正的大臣，张口便是为国为民，说张首辅任人唯亲，贪污受贿，实际上，在张居正死后，他们也一个个学起张居正的罪恶来。所以，李贽希望找到途径把这个问题合理化，而不是一味的批判。既然最精英的阶层都不避讳谈利，理智更愿意承认人性之恶，他认为当官想着升官发财并不可耻，自私自利是人天然的本性，他更意识到了人性之中幽暗的部分。李贽认为，官员们的政治成绩不应该是道德言辞，而是要给公众带来切实的好处和利益，白猫、黑猫只要抓到老鼠都是好猫，官员不能因为爱惜名声而畏首畏尾，只要目的纯正，搞脏了手不要紧。李贽还有一个更为大胆的结论，那就是一个贪官可以危害至小，一个清官却可以危害甚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也不难理解，李贽认为，拘泥于传统，不会选择变通的海瑞并不是栋梁之材，而他对戚继光和俞大猷则大为赞赏，特别是对张居正高超的政治手腕极为佩服，认为他是宰相之杰，这就与明代一般人的认知大相径庭，我们先前所说的异端正在这里。

黄仁宇先生认为，李贽在这些方面的看法，和欧洲哲学家马基雅维利极其相似。不过，西方社会利用法律限制和疏导私欲，而明朝更多用道德代替法律，相信至善至美的道德圣贤能让人返回自己的性善，结果是这种信条越来越失去实用价值，而被本朝制度搞成半瘫痪的法律，也无法及时填补。此外，李贽的思想还强调个人直觉的判断，让朝野各方极为恐慌，因为心学强调追求个人心理的自由自在，一个人可以用参禅的方式寻求顿悟，顿悟之后，对社会道德伦理则不再负有责任，可以凭借自己的见解解释经典，这种思想一旦波及社会，现有的权威就会彻底失效。万历皇帝在接到揭发李贽的奏折后，下令锦衣卫捉拿李贽治罪，销毁他的所有著作，李贽呢，也在诏狱中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万历十五年，戚继光和他的军事创新一道离开了人间，李贽的妻子撒手人寰，他已经准备好遁入空门，却发现那个后来夺走他生命的思想学说到这里，《万历十五年》一书的人物全部出场。

万历十五年前后，参与到历史进程的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还有海瑞、戚继光和李贽，没有任何一个人真正善终。黄仁宇放宽了历史的视野，把这些人悲剧命运与一个有着200多年历史、刻板粗陋的僵硬制度联系在一起，任何技术性的尝试，最终被道德的评判体系掐灭。正如黄仁宇在这本书的结尾所说，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最后，我来稍作一点扩展，谈谈《万历十五年》这本书背后的故事，方便大家理解黄仁宇和他的《万历十五年》。黄仁宇生于民国，早年学习机电，抗战时期投笔从戎，后来前往美国求学，又投入历史研究，他的经验丰富，全在他的自传《黄河青山》之中，我不再赘述。但为什么黄仁宇要特别强调明代历史这个切入点呢？因为，近代以来，明史一直是个大热点，人们想象明代实际呢，是在理解当下。比如晚清的革命党东渡日本，把很多文字与禁绝的反清书籍重新刊印，激活了汉人的民族意识，以至于鲁迅笔下的阿Q把革命军描述成白盔白甲，为崇祯皇帝戴孝的复仇者。抗战之前，又有国民党党员在全国会议，内忧外患，党争一样不缺。到了后来，《朱元璋传》《李自成》《海瑞罢官》等等作品相继出现，明代历史成了立场选择和道德批判的工具，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反而被大家遗忘。

时间一晃而过，1970年代末，黄仁宇决心将他自己多年研究的成果，写成一本通俗、好看、又能给大家的历史认识松松绑的小书，《万历十五年》就此诞生。1982年，这本书由黄仁宇本人翻译，在国内出版，立即引爆了那个阅读饥渴的年代，成了许多人人生记忆的一部分，最终位列改革开放30年30本书的榜单之首。

以上呢，就是《万历十五年》这本书自己的历史了。好，就为你解读到这儿，精华笔记在音频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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