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传》穿透千年时光，深度剖析王安石的才情、抱负与命运沉浮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王安石传》，它的作者是晚清戊戌变法的领袖梁启超。

提起王安石，也许你并不陌生。他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我们中学语文课本里收录过不少他的诗歌和散文，像《游褒禅山记》《登飞来峰》等。历史课本里还提到他做的一件大事——王安石变法，所以我们一般称他为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这种评价是比较正面的。但事实上，从南宋到晚清这近千年间，上到皇帝士大夫，下到市井小民，却都认为王安石是个祸国殃民的奸臣。更有甚者说：“安石之奸邪，合莽、操、懿、温为一人者也。”意思就是王安石的奸邪，等于把王莽、曹操、司马懿、桓温这些大奸臣的奸邪加在一起。宋高宗赵构更是亲口指出，北宋灭亡的祸首就是王安石。直到梁启超写的这本《王安石传》，人们对王安石的评价才发生了转变。在这本书中，梁启超系统地讲述了王安石变法的主张，并针对王安石在历史上承担的诸多骂名，一一分析驳斥，一改近千年来否定王安石变法的评价。

我将本书内容归纳整理成以下三个部分给你讲解：第一，北宋为什么会发生王安石变法；第二，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和效果如何，他又为何会背负骂名；第三，真正的王安石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们先来讲第一部分，北宋为什么会发生王安石变法。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写过这样的佳句：“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反映了当时杭州地区的繁华。柳永一生主要生活在北宋第四位皇帝宋仁宗在位期间，当时描写北宋繁华的诗词还有很多。可宋仁宗驾崩后的第6年，北宋就开始了王安石变法，这不禁让人疑问：为什么看上去繁华富庶的北宋，这么快就要变法了？一般变法不是发生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吗？像战国秦孝公时，国内经济发展缓慢，国力落后于东方六国，外又有魏国的威胁，所以要进行商鞅变法；像晚清，内有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外有列强欺辱，才发生了戊戌变法、洋务运动要变法图强。

其实当时的北宋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同样面临内忧外患。北宋内部主要是军队数量过多、战斗力弱，以及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这两个状况的产生要从北宋建国时说起。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取代后周建立了北宋，定都开封。他害怕手下将领有样学样，于是杯酒释兵权，让将领们都卸甲归田了。做完这些，赵匡胤还是不放心，决定从国家制度层面彻底解决将领可能拥兵自重、威胁皇权的问题，于是实行募兵制，就是国家出钱招人当兵。他把招募的士兵大部分都留在开封周围，只派部分军队守卫边疆，这样中央的军队数量大于边疆的军队数量，就算边疆的将领造反，也很容易被镇压。而且各地的驻军和将领不断调换，士兵和将领之间互相不熟悉，就形成了所谓的“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局面，将领无法在军队树立个人权威，也无法调动军队，更不用说造反了。

不得不说，赵匡胤的这些措施，使得北宋一朝都没有出现过什么嚣张跋扈的武将，但这也给北宋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首先是军队数量过多，战斗力弱。募兵制是从社会上招募士兵，失去土地的农民、游手好闲的城市失业者都可以参军。一到了灾年，为了防止流离失所的灾民造反，朝廷还会大量招募灾民入伍。北宋军队的数量就这样不断增长，从立国时的20万，到80年后的宋仁宗时代，已经增长到了120多万。表面上北宋拥有百万军队，可大量士兵不在边关，警惕性差，整日不好好训练，再加上将领和士兵互不熟悉，作战指挥不能如臂使指，导致军队整体战斗力低下，在对辽国和西夏的作战中都败多胜少。军队一多，军费开支就大，每年要消耗朝廷财政收入的2/3。何况朝廷的开支并不只有军费，还有每年给官员的俸禄、给宗室成员的赏赐、宫廷的花费、给辽和西夏的岁币等等。这些开支加起来，导致到王安石执政前，北宋的财政收入一直是入不敷出的。

我们常用“积贫积弱”来形容的北宋，就是上面这种情况一年一年积累下来形成的。更别说北宋还有严峻的外部形势，北宋北面有辽国，西北有西夏，虽然北宋每年给予岁币求和，但对方还是不时来骚扰、恐吓北宋。面对这样的内忧外患，从仁宗朝开始，北宋君臣都意识到，要想扭转这种局面，就只能改革。于是庆历年间，宰相范仲淹提出了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改革方案，这在历史上被称为庆历新政。可最终因为触犯了一些官僚、士大夫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反对，庆历新政失败了。但北宋需要改革的局面并没有变。宋仁宗之后即位的宋英宗在位仅3年就驾崩了，根本没时间改革。

公元1067年，英宗的长子、年仅20岁的宋神宗即位。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他为北宋积贫积弱、每年要向辽和西夏送岁币求和平的局面感到羞耻，决心要改革图强、富国强兵。因此，宋神宗即位不久，就召见朝中的重臣商量对策，其中包括宰相曾公亮、枢密使（相当于国防部长）富弼、翰林学士司马光等人。他们都是从仁宗朝过来的老臣，见多识广，从政经验丰富。也许是因为他们经历过失败的庆历新政，这些老臣对宋神宗改革的想法很不支持。在梁启超看来，与其说这些人不支持宋神宗改革，不如说他们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给出系统的改革方案。也许他们的道德非常高尚，文章写得很好，但论治国安邦的才智谋略，他们距离王安石还差得很远。他们能做的只能是抱残守缺，对一些细枝末节修修补补，或者和稀泥。

这时，宋神宗想到了在江宁，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做官的王安石。王安石也是一位历经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的老臣，他21岁时就中了进士，之后在扬州、宁波、常州等地做过地方官，也在开封短暂做过京官，48岁时，他到江宁做知府，相当于南京市市长。从他的从政经历来看，王安石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地方官，很少做京官，即使朝廷多次征召，他都不去。按理说做京官才有发展前途啊，这跟他的政治抱负有关。王安石在宋仁宗时就上过阐述改革措施的奏折，想要改变北宋内忧外患的局面，当时已经年迈且被庆历新政失败打击了的宋仁宗没有采纳。王安石也没气馁，就在自己做官的地方推行改革措施，造福一方百姓，像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变法措施，王安石都在宁波做县令的时候实施过，效果不错。这也证明，他的变法措施并不是毫无根据的空想。

宋神宗做太子时，就读过王安石谈变法的奏折，对他非常欣赏。现在做了皇帝，正是用人之际，怎么能忘了他呢？于是便命王安石进京。君臣二人见面后一拍即合，于是公元1069年，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开始主持变法。为了方便推进变法工作，朝廷还专门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实施新法的总机构。因为这一年是熙宁二年，“熙”是康熙的“熙”，“宁”是宁静的“宁”，历史上也称这次变法为熙宁变法。

那么，王安石变法实施了哪些举措来扭转北宋内忧外患的局面呢？有没有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呢？王安石又为何会背负骂名？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部分内容。

尽管王安石变法的直接目的是富国强兵，可当时北宋社会危机严重，各个方面都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王安石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的变法并不是简单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民生等各个方面，尤其是改善民生，这是除了富国强兵外，王安石变法的另一个主要目的。王安石做了多年地方官，深解民间疾苦，也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就算变法要富国强兵，朝廷也不能不顾百姓死活，直接去搜刮百姓的财富，这样会失去民心，引起百姓造反。因此，王安石在设计他的变法措施时，把改善民生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联系起来。为了叙述方便，我也把改善民生的措施放在富国里一起讲。

任何一个王朝想要改善财政收支状况，都要从节流和开源两方面下手，北宋也不例外。在节流上，王安石梳理了包括给官员的俸禄、朝廷祭祀费用等必要的朝廷开支，把给宫廷的奢侈花费、给宗室的赏赐等其他没有必要的支出都裁减了，这样朝廷每年的支出一下子减少了2/5，运转办公也没受什么影响。然而钱不是省出来的，是赚出来的，还得想办法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对此，王安石采取了打击豪强兼并、救济贫弱的举措。什么意思呢？很多朝廷官员家族在地方上也都是强横而有权势的豪强富户，他们大量兼并土地，使很多百姓没有地种，还通过抬高物价、放高利贷等方式垄断当地的市场，让百姓没钱买种子、农具等生产资料，只能去给他们做佃农。而且他们还利用朝中有人的特权，想方设法偷税漏税。这样百姓生活穷苦，没钱交税，豪强富户拥有土地和财富却不交税，朝廷财政收入就会减少。因此，王安石要通过变法打击豪强富户兼并土地、垄断财富、偷税漏税的行为，让他们交税，同时把他们垄断的财富向百姓倾斜分配，解决百姓没有土地耕种、没有钱恢复生产、发展生产的问题。这样百姓生活得到改善，又有能力创造更多的财富，也能给朝廷交税了。

王安石的很多变法措施都是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制定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在农业上实行的青苗法。简单来说，青苗法是指在夏天青黄不接时，由朝廷出钱，以较低的利息贷款给百姓，帮他们度过困难时期，这样百姓就不用去向豪强富户借高利贷了，等到秋收地里粮食丰收了，再连本带利还给朝廷。这种做法其实就跟现在的农业银行专门为农民提供低息小额贷款一个道理。因为百姓借贷的时候，地里的粮食还是青苗，所以称为青苗法。前面提到，王安石在宁波做县令时，曾经试着推行过青苗法，效果很好，所以当他主持全国变法时，就把青苗法向全国推广。但就是这样利国利民的好法，却给王安石带来“与民争利”的骂名。

青苗法实施以后，立即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不少官员表示反对。他们认为朝廷借钱给百姓，还要向他们收取利息，这不是从百姓手里搜刮财富吗？而在梁启超看来，朝中这些人之所以反对，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多是豪强富户出身，青苗法实施了，他们就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兼并百姓的土地了，这就威胁到了他们的利益，所以群情激愤、喋喋不休，给王安石扣上了“与民争利、为国敛财”的帽子。

除此之外，王安石还实行了防止豪强富户联手垄断市场、哄抬物价的市易法，让百姓从劳役中解脱出来的募役法，整治农田、修建水利设施的农田水利法，丈量天下土地、重新调整百姓赋税政策的方田均税法等措施，都起到了既为百姓办实事、发展了生产，又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作用。

那么，这些变法举措实施之后，北宋在改善民生和富国这两个目标上效果如何呢？先看富国这个目标，《宋史》中说：“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岁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熙宁、元丰是宋神宗在位时的两个年号，王安石变法从熙宁二年，即公元1069年开始，到元丰八年，即公元1085年宋神宗去世时结束，一共进行了16年。这段话是说，王安石变法期间，北宋国库充盈，就连小的城市每年积攒的钱粮都不少于20万。这么看来，变法富国的目标达成了。但是在改善民生方面却不尽人意，事情的发展有些出乎王安石的预料。

还是以青苗法为例，他的初衷是好的，王安石也在地方上试行过，可是治理一地和治理一国区别还是很大的，不是每一个负责执行的地方官员都像王安石一样有责任感、一心为民。虽然朝廷禁止强迫百姓借贷，但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还是强行摊派，并且欺上瞒下，私自提高贷款的利息，中饱私囊。本来遇到灾年，朝廷是允许百姓延期还款的，这些官员还是逼迫着百姓按时还钱，使得一些百姓只能出卖田地或者儿女抵债。这些结果是王安石没想到的，也是上面他被指责“与民争利”的原因之一。

说完了富国的举措，我们再来看看王安石是如何强兵的。针对北宋军队数量过多、军费开支巨大、整体战斗力弱的情况，王安石开出了药方。首先是裁军，其实早在宋仁宗时期，欧阳修、苏轼等人就上书表达过要改变朝廷养兵过多的现状，但他们都没有提出具体措施，怕一个不慎引起兵变。而王安石不一样，从公元1068年变法开始时，他就对军队进行逐年裁撤，比如训练考核不合格的、年龄在50岁以上的都要被裁撤。到宋神宗去世时，军队总数也就在60万左右，大约是变法前的一半，且并没有引起兵变，也没让边疆防卫产生漏洞，这样养兵的巨额军费也随之减少。

虽然朝廷进行了大量裁军，并不代表剩下的军队战斗力就自动提升了，还要有相应的练兵措施来配合。王安石于是提出了“置将法”。置将法要解决的是北宋军队“兵不识将，将不知兵”的问题。这里的“将”并不是指将领，而是指设置在北宋全国各地可以长期驻军的军队建制，类似于我们现在驻守各地的师或旅等军事单位。这些军队不用再来回换防，又都各自配置了专门的将领，负责带领士兵训练，这样士兵和将领之间彼此熟悉，配合默契，一有战事马上就能出征。设置在不同地区的“将”，也就是常驻军，各有不同的使命，比如王安石在京城周围设置了37将，从开封一直布防到河北，用来守卫京城，防备北面的辽国；在西北，王安石设置了42将，是用来防卫和图谋西夏的。此外还有训练民兵的保甲法等措施。所谓的保甲法，就是朝廷把乡村的百姓以十户编成一保，在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作为军事后备力量，有点像现在的预备役。

经过这些军事改革，北宋军队战斗力有所提升。宋神宗熙宁六年，也就是王安石变法的第5年，北宋军队在西北边疆河黄地区，也就是现在青藏高原北部黄河与黄水流经的地方，击败当地的吐蕃势力，开拓土地2000余里。这些土地被宋神宗设置为熙河路，“西”是西宁的“西”，这里的“路”类似现在的省，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为“熙河开边”。熙河开边是北宋历史上对外战争中少有的一次大胜，建立起北宋围攻西夏的有利形势。此外，北宋还打败了安南入侵，平定了西南苗族作乱，一改过去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

不过这些战事当时都有反对的声音，南宋时王安石更是被指在变法期间“穷兵黩武”，也就是对内对外不断地用兵，才导致北宋灭亡，这也是王安石在历史上背负的第二个骂名。比如有人指责熙河开边，说朝廷每年要耗费大量的钱财来守住熙河开边获得的土地，这是在损耗国家的实力，这不都是因为你王安石当初非要开边才造成的吗？在梁启超看来，这些指责王安石用兵开边平乱使“穷兵黩武”的人，根本不了解王安石奉行的军事政策和当时的军事形势。王安石虽然实施裁军，但并不代表他奉行的是退缩的军事政策，他是为了练出能战的精兵。北宋当时的主要对手是北方的辽国，要对付辽国，就要先拿下西夏，既防止二者联合对付北宋，也利于以后与辽国对抗。之前，北宋对西夏一直采取的是守势，西夏却还在不断向西向南试探性的进攻在吐蕃人手里的河黄之地，一旦西夏人得手，这些土地就与西夏版图接壤，西夏就能从南和东两个方向互相策应，进攻北宋，这样北宋腹背受敌，防西夏的压力更大。而如果北宋得到河皇之地，在地理上就能对西夏形成东南两个方向半包围的夹击之势。简单说，这时的北宋和西夏，谁先获得河黄之地，谁就在两国对峙中占有优势。最终北宋通过熙河开边开拓了河皇之地，在后来对西夏的攻防战中占有很大优势，这就是当时北宋面对西夏的军事形势，不是北宋要起兵挑衅，而是形势所迫。打败安南入侵、平定西南地区苗族作乱也是一样的道理，北宋都是迫不得已才用兵，这怎么能是“穷兵黩武”呢？

除了经济和军事上的改革措施，王安石深知，不管国家要长治久安，还是变法要顺利推行，都需要人才。北宋现在的科举制度考试重视诗词歌赋，却不考察经世致用的学问，在选拔人才制度上是有缺陷的。因此，王安石改革了科举制度，规定科举不再考诗词歌赋，增加的策论和经义的考核内容。策论考核的是读书人对当时政治问题的看法，看他们是否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经义考核的是读书人对《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的理解。对于这些儒家经典，王安石主张读书求学不是为了寻章摘句、撰写文章，而是为了经世济民、治国安邦，因此要多关注书中圣人的治国之道，以及经世致用的学问。为了让更多的读书人明白这一点，王安石还组织人对《诗经》《尚书》《周礼》进行了注解，合称《三经新义》，把他的学术主张也包含在内，并规定太学，也就是北宋当时最高学府里的学生必须学习。为了培养读书人解决问题的能力，他还在太学里专门设置了武学、医学等学科。这样的科举改革最终为国家和变法选拔了人才，也让变法得以顺利推行。

但他却给王安石带来了第三个骂名，后世的读书人经常说，王安石在制造“异端邪说”，蛊惑人心，这里的“异端邪说”就是指王安石提出读书求学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经世致用的学术主张。那这怎么会是异端邪说呢？王安石当政时，他的学术主张也是官方支持的学说，当时其他儒家学派学说还很弱小，比如说以程颢、程颐兄弟为代表的理学。可到了宋钦宗靖康年间，二程的学生、理学的代表人物杨时，却上奏朝廷，指责王安石的学说为邪说，污染了读书人的耳目，应该禁止。南宋时，包括朱熹在内的南宋理学家们更是继续给王安石扣帽子，指责他的学术主张、解释儒家经典的方式不正确，掺杂了佛家和道家内容，不是正统的孔子学说，而是歪理邪说，乱了祖宗法度，导致北宋亡国。而在梁启超看来，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标榜自家学说才是孔子正统，对理学之外的学说都加以排斥，其实是想取而代之。最终程朱理学成功上位，并在后继的元、明、清朝代都是官方支持的学说，这就导致后世的读书人对王安石异常唾弃，不停抹黑他。王安石“制造异端邪说，蛊惑人心”的骂名也就背负了近千年。在一些野史小说里，王安石甚至成了一个喜欢任用小人、祸害国家、猪狗不如的佞臣，这是王安石在历史上背负的第四个骂名。

对此，梁启超承认，王安石在变法中任用了一些小人，可他并不认为王安石喜欢任用小人。我们来看一下那些指责他爱用小人的证据是否经得起推敲。首先，有人说在变法时，朝中反对变法的老臣，像韩琦、司马光、苏轼、欧阳修、富弼、文彦博都被王安石赶出了朝堂，不就是为了给小人腾位子吗？为此，梁启超考证，其实这些人都不是王安石故意贬斥的，是他们自己主动要求外出做官或者辞职回家的。就拿苏轼来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提出意见，宋神宗不接受他，就主动要求外出做官，宋神宗才把他调到杭州。还有，当时做翰林学士的司马光，曾被任命为枢密副使，也就是国防部副部长，司马光不愿意，反而一再要求辞职，最后让他去做地方官，他才没有辞职。在梁启超看来，这些北宋朝堂的元老、重臣，拿不出富国强兵的具体方案，只想维持现状不说，反而在王安石变法时，动不动就以辞职来要挟、阻挠变法，如果他们真的能以天下百姓为念，留下来跟王安石一起变法，查漏补缺，那变法的结局可能就不一样了。

指责王安石爱用小人的另外一个证据，就是王安石任用了吕惠卿、曾布、章惇，这三人是王安石变法时的主要助手，在《宋史》中都被列为奸臣，这不就是王安石爱用小人的证明吗？梁启超认为这种说法太片面了。像吕惠卿是欧阳修推荐给王安石的，他在王安石罢相后擅自改动变法内容，对百姓造成了伤害，的确是个小人。曾布是曾巩的弟弟，在变法中出力很多，没什么罪过。章惇平定西南苗族叛乱还有战功，仅仅是因为他们支持王安石变法，二人就被《宋史》列入了奸臣行列，可《宋史》这样做恰恰是不公正的。《宋史》的修撰是在元朝完成的，元朝人在记录宋神宗这段历史时，直接引用的是南宋史官的记录，可在南宋，上到皇帝，下到士大夫，对王安石本人以及他的变法都是充满偏见的，王安石被认为是造成北宋灭亡的祸首，他们对支持变法的曾布、章惇评价能高吗？而且王安石任用的人也有不少君子，像苏轼的弟弟苏辙，程、朱理学在北宋时的奠基人二程中的哥哥程颢，他们都是王安石提拔的。梁启超还查找史料，罗列了王安石在变法中任用的40个重要人物，并认真考证，发现他们一半以上的人可以被称为贤才，能被称为狡诈善变、品行不好的小人的大概有十之二三。可见王安石并不喜欢任用小人，可正是这10~23，让王安石的名声遭了殃。

司马光等人当政后，因为王安石在变法中任命了一些小人，所以只要是你王安石任命的，现在又不来反对变法，那你就是小人，这才是王安石喜欢任用小人说法的根源。司马光的这种做法，让一个人看到了投机的机会，他马上转过头来反对变法，受到了司马光的提拔和重用，他就是蔡京。因为他的存在和罪大恶极，王安石爱用小人、祸国殃民的骂名更有了说服力。蔡京是宋徽宗时期的宰相，他做宰相时，怂恿宋徽宗大兴土木、奢侈享乐，甚至不惜搜刮民脂民膏。比如为了给宋徽宗建造皇家园林艮岳，他强迫江南百姓进贡奇花异石，这造成江南无数百姓破产，引发了方腊起义。可以说北宋在徽钦二帝时灭亡，蔡京要负极大的责任。可南宋那些指责王安石的人，怎么把他跟王安石联系到一起呢？原来宋徽宗刚即位时，也想学神宗有一番作为，蔡京为了迎合上意，也实施过一些变法措施，并且抬高王安石的地位、爵位，封王配享孔庙，再加上蔡京的弟弟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所以南宋建立后，那些攻击王安石的人认为蔡京祸国殃民的罪行，就得从王安石这算起，王安石的变法也就成了北宋灭亡的原因，不然蔡京为什么那么推崇王安石？你看蔡京搞的变法，老百姓有多遭罪啊。

事实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在梁启超看来，蔡京模仿王安石变法，只是他迎取徽宗欢心、掌控朝政的幌子，并不是真的想富国强兵。比如制造冤狱、打击迫害过去反对变法的人，提拔宦官童贯等奸佞小人为官，鼓励宋徽宗奢侈享乐、修建宫殿道观等等，王安石变法时一件都没做过。而且王安石的女婿蔡卞跟蔡京政见不和，蔡京是司马光提拔和重用的，跟王安石无关。

既然王安石上面那些骂名都不成立，那真实的王安石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首先能确定的是，王安石的文章和道德都很优秀。王安石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本身又是一位政治家和学问深厚的学者，见识不凡，所以他的文风跟其他七位有所不同，写议论文时，他论事说理，文辞犀利，有棱有角，每篇文章写出来，都让人感觉到文字背后的气势；写记叙文时，他用词朴实精辟，行文迂回曲折，比如他写的碑志一类的文章，一共大概有200多篇，没有一篇的文章结构是相同的。作文如此，难怪北宋的一代文宗欧阳修写出“后世谁与子争先”的诗句称赞王安石。

至于他的为人，王安石少年丧父，家中贫穷，除了兄弟七人，还有祖母和母亲要奉养，做官后的王安石不仅把俸禄拿来养家，还多次拒绝去开封做官，因为做地方官不仅可以试行一些利民的措施，还方便照顾家人。除了孝顺，王安石生性淡薄，不在意钱财富贵，生活也简朴。他辞官隐居南京后，经常一个人骑着驴溜达，他被朝廷封为公爵，住的房子也不是什么高门大宅，连个院墙都没有。因为这些原因，就连骂王安石的那些人，也都承认他的道德和文章不错。

提到王安石变法，你可能听说过“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口号，意思是说天象的变化不必畏惧，祖宗的规矩不一定效法，人们的议论也不用担心。其实这三句话并不是王安石说的，而是反对变法的人说的，他们想通过这些吸引眼球的说法来提醒人们，王安石的变法是多么的惊世骇俗、大逆不道，给王安石制造压力。可这三句话正是王安石变法时的处境写照，从梁启超对史实的描述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王安石一个人站在朝堂上，就青苗法、募役法等内容，面对满朝大臣的诘问，滔滔不绝，想方设法地说服朝臣们支持变法，就像《三国演义》里诸葛亮舌战群儒一样。再加上变法后不断产生的阻力，我们可以想象王安石当时有多么的孤独，为了变法下了多大的勇气和决心，几乎把自己置于整个朝堂的对立面，但依然要一往无前，幸亏还有宋神宗背后的支持，变法才得以推行。

如果我们把这些内容拼凑起来，一个真实的王安石仿佛就在眼前。除了优秀的道德和文章，他有强大的家国责任感，有非凡的治国理政才能，有不畏艰难的改革勇气和魄力，一心为国为民。在两宋300多年中，王安石的历史地位本该像他在变法时独自站在朝堂上的身影一样，高大又突出。可惜他的结局最后还是像电视剧《雍正王朝》片尾曲中唱的那样：“一心要江山图治垂青史，也难说身后骂名滚滚来。”不得不令人感慨。

而作为本书的作者，梁启超写这本书也是有原因的。他生活的晚清时期，中国面临的内忧外患比北宋王安石变法前夕还要严重，当时的知识分子都在为寻找救国之路竞相奔走，王安石变法作为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改革，自然被当时的知识分子不断谈论，梁启超也不例外。在梁启超看来，同样致力于变法救国的王安石，生前不被理解，死后还要背负千载骂名，实在冤枉。所以戊戌变法失败后，隐居在家的梁启超就专门写了这本书，来为王安石证明，一改近千年来否定王安石变法的评价。

不过，在与《王安石传》同列为我国20世纪五大传记的《苏东坡传》中，我国现代著名作家林语堂又把王安石贬低得一文不值，二者孰对孰错呢？幸好随着时代的发展，后世学者对王安石变法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对王安石的评价也变得更加的立体全面，但梁启超的这本《王安石传》依然是从晚清到现在近百年间研究王安石变法影响最大的一本书。

好，《王安石传》就为你解读到这里，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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