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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路中国》循着历史与现实的轨迹，追寻中国文化的独特脉络与精神归途
铛铛铃2025-09-11【文学】412人已围观
简介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中国用短短的40余年时间，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谓是经历了沧桑巨变。在这场大时代的变迁中，普通的中国人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他们的人生命运和国家的变革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寻路中国》的作者、美国记者彼得·海斯勒，将给我们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观察角度。
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他毕业于牛津大学，父亲是一名社会学家。1996年，何伟曾作为美中友好志愿者前往四川涪陵，而后他成了美国著名杂志《纽约客》驻北京的记者，同时也担任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撰稿人。何伟把他在中国的观察和感受记录了下来，写下了中国纪实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被《时代周刊》等国外媒体誉为“认识中国必读的书”。其中，《寻路中国》记录了他自驾到西北地区、北京郊区和浙江看到的人和事。2011年，《寻路中国》最先在国内出版，他细腻的观察以及新颖的写作笔法，受到了国内读者和许多新闻工作者的好评，并入选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
本书的故事从2001年讲起，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中国加入了WTO，大范围的变革由此展开。一群群农民或创业、或外出打工，曾经一些偏僻安静的小村庄，乡村秩序受到挑战，城镇化进程加速。官方数据显示，从2000年起，10年间中国流动人口数量就增加了1亿，接近2.2亿，形成了国内人口流动的第二个高峰。对何伟来说，他感受最深的是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他发现那时的北京，每天申领驾照的新人就有1000多，其中有好几年乘用车的销售额每年增长率超过了50%。与此同时，两年多时间，中国在乡村所铺设的公路里程数，就超过了此前半个世纪的总量。汽车的普及、公路的铺设，让城市与农村、城市与城市的距离缩短了，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加强。
在这种背景下，何伟看到了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着激烈碰撞，并导致了系列剧变。《寻路中国》这本书就细致描绘了巨变中乡村变身城市、中国人由农而工而商的独特过程。怎么来刻画这个过程呢？何伟精心挑选了两个家庭、一座城市，下面我们将具体说说。
第一个家庭的主人公叫魏子琪，是一位普通的农民，有老婆和孩子，还有一个有智力障碍的哥哥。一家四口的收入在当地不算低。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在21世纪初走上了经商的道路。魏子琪生活的小村庄叫三岔村，地属北京怀柔。20世纪70年代，这个村庄还有300多人，到2001年，留守的已不到150人。当地居民的人均年收入有2000元左右，收入差不多全来自果园。2002年的一天，魏子琪碰巧看到了介绍养殖水蛭致富的节目，这让他第一次有了经商的打算。他从亲戚邻居那儿凑得本钱，买的水蛭幼苗，但不到两个星期，水蛭就全死了。他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只知道投资的本钱没了。不懂技术是那个时代农民创业最大的拦路虎，摸着石头过河是唯一的选择。
养殖失败后，魏子琪又对一些公司宣传的直销模式产生了兴趣，后来听别人讲起才知道，那可能是个传销骗局。魏子琪最后把目光盯向了旅游业。三岔村这个地方有不错的旅游资源，它毗邻一段壮观的野长城，有一些标志性的景点。因此，魏子琪觉得当地能够开发出独具特色的东西来，比如爬野长城、吃农家饭、采摘山上的野果蔬菜等。这一次，魏子琪踩对了节点。随着当地政府把通往村庄的土路修成了水泥路，越来越多的北京游客开车来到这里，这给了魏子琪赚钱的机会。他和妻子在家里为游客做一些简单的饭菜，生意逐渐做了起来。
何伟发现，当魏子琪从农民转化为商人后，在他身上能看到三个明显的变化。第一个变化，魏子琪注意自己的着装了。在以前，不论在什么地方，她基本上都是同一身打扮，现在他照城里人的样式买了衣服和鞋子，只要进城就会换上，避免穿原来的农民装束。在何伟看来，魏子琪觉得他穿上这身新衣服，就能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一个城里人，从而弥补农民和城里人的差距。
在中国，由于户籍制度的设定，居民被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不同的制度安排，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城市里，土地从所有权上来说属于政府，但个人被赋予了买卖住宅的权利，城里人可以自由出租出售房产，也可以用房产来抵押贷款。这一政策让城市居民有了一项重要的融资工具，同时也可以享受房产带来的财富收益。农村却是另外一套政策，农民不能买卖或者抵押耕地，也不能把自己的住房作为贷款的担保。对农民来说，融资就成了难题。在这种情况下，熟人关系成了农民筹措资金的主要来源，一个人和谁的关系好，往往能够从他那儿借来一笔钱。除此之外，农民想要获取贷款，主要通过农村合作信用社，但农民抗风险能力低，又没什么抵押物，信用社一般不敢向农民贷款。这时他们若能得到村里的支持，有了担保，那么贷款就会相对容易。
魏子淇也想贷款把生意做大，首先就是要和村里搞好关系。村里的实权掌握在村委会手中，村干部要对所有重要的事项拿主意，比如土地争端、公共基金，村委会中村支书是职位最高的干部。经商之前，魏子琪不是党员，2004年经商两年后，他入了党，这是魏子琪经商路上的第二个重要转变。在魏子琪入党之前，三岔村有17名党员，多数人已经过了50岁。因为年轻人大多离开了村子，很少会提出入党申请，所以三岔村的地方领导往往是保守派，对新鲜事物的接受比较迟缓，他们中也没有一个人经商。魏子琪是最特殊的一个。在何伟看来，魏子琪成为党员，意味着三岔村党员队伍中有了一个年轻的、创业成功的商人，这为乡村保守的氛围带去了变化，也为村支部吸引年轻人入党树立了榜样。魏子淇很少谈及自己入党的动机，当有人问他，他都会回答，他想为国家和村里做点事。
2004年，魏子琪的收入位列三岔村榜首。同时，在村里同意为他做贷款担保的情况下，他从银行顺利拿到了一笔2万5000元的贷款。何伟猜测魏子琪的党员身份在贷款这件事上为他提供了帮助。2005年，县政府启动了新项目，投了一笔钱支持农村商业发展，魏子琪又得到了一笔资金用来改造饭馆。他改建了厨房，扩建了院坝里的水塘，生意越来越好，挣的钱也越来越多。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不断地改换着装束，把进城的鞋换成了更高档的品牌，买了新的牛仔裤和人造皮夹克。同时，他花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党课的学习中，他认真参加每次支部组织的学习活动，主动为村民服务。自从入党以后，他干得很不错，还被选派到区党校学习。物资和精神财富都有所增加的情况下，魏紫棋明显比以前更自信了，此时的他不再只是一名普通的商人，而是村里举足轻重的人物了。这导致了魏子琪第三个重大变化，他想要寻求更大的权力。
机会很快就来了。2004年，随着新一届中央领导越来越重视三农问题，地方政府对乡村的扶持力度加大，大量资金开始投入三岔村。因为村里财务不透明，农民开始怀疑时任村支书中饱私囊。此前，村支书的权威一直没有受到什么挑战，他从1993年当上村支书，1998年又兼着村主任，13年间，三岔村在他的领导下，人均收入从2000块上升到了6000多，村子有了公路、装了电视、建了手机基站。但是现在不同了，村里富有的人变多了，对外面的世界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们不再相信既有的权威和秩序，担心自己在现有乡村权力秩序中没有获得收益。这些人想到了魏子琪，希望他和现任村支书竞争，以打破权力垄断。
中国村支书的选举程序一般是先由村民代表推荐村党支部委员人选，然后再召开全村党员大会，由党员在村民代表推荐的人选中投票选出支部委员会委员，票数最高的就是村支书。何伟记录了魏子琪的选举过程，他在书中说到，整个村支书选举中，竞选者们没有什么议题，没有提到村子里的具体计划，更不会做出公开承诺。据正式选举前几天，镇政府的领导按照惯例来到三岔村，指导选举工作。党员大会上，镇领导话里话外充分肯定了现任村支书的成绩，调子一定，魏子琪落选了。
以上我们主要介绍了魏子琪由农而商的三个重要变化。从这些变化中，我们可以发现，剧烈变革对农村产生的两个重要影响：第一，农村开始出现这么一批富有的人，他们摆脱了土地束缚，走上了经商道路，他们对资金的渴望、对土地流转的需求，为后来农村金融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础；第二，乡村原有的权威开始弱化，魏子琪这样的商人对乡村的权力秩序发起了挑战，这说明乡村的权力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原来村里的权威中心只有一个，那就是村支书，但现在不止如此了，还有那些富起来的村民。
介绍完北京农村，我们把目光转向东南沿海，这里的地区面貌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农田消失，工厂冒了出来，创业者、打工者涌进城来。作者想看看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农民变为打工者的生活，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个家庭，他们是一个从安徽前往浙江丽水的打工家庭，主人公叫老陶。
故事开始于2006年2月，最先出场的是老陶的小女儿，自称陶玉染，身份证显示17岁，刚刚超过员工应聘的法定年龄。为了谋生，他到丽水一家新开的制造工厂应聘。当时工厂的录取额已经满了，老板不愿再招新人。陶玉染努力推销自己，称曾在广东打工，获得过优秀员工。软磨硬泡之下，老板同意召他入场。很快老板就知道了，这位自称陶玉染的女工并不是真正的陶玉染，陶玉染是他的姐姐，而她叫陶玉凤，没有任何工作经验，从没有去过广东，年龄只有15岁。为了达到法律要求的招工年龄，她使用了姐姐的身份证。陶玉凤进厂后，就把真正的陶玉染介绍到了厂里面，老板别无他法，也给他安排了工作，否则他可能会被陶玉凤的家人举报，被政府部门罚款，老板不愿承担这笔损失。
紧接着，老陶也进了工厂，老板愿意招他，是因为他两个女儿在工厂找他，临时来干活很方便。老陶当然乐见其成，工厂没活干的时候，他就摆摊做点小买卖。这次应聘显然是一次有计划的筹谋，如果父亲老陶最先出面，很容易被拒绝，老板肯定不会招四五十岁的人进厂。如果姐姐先出面，妹妹则因为年龄太小无法进场，所以要让一家三口同时有着落，最好的方式就是妹妹拿着姐姐的身份证去应聘。老陶的加入对陶家人意义重大，一方面他有机会掌控两个女儿，把他们的薪水统一管理，另一方面，他相信有他在，老板不会克扣女儿的工资。
进厂只是农民外出打工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向同村人兜售打工经历，拉他们入伙。在他们眼里，一个厂里同村人越多，被欺负的可能性就越小。陶氏姐妹很机灵，学得很快，没过多久就成了熟练工，这意味着他俩的议价能力提高，可以要求更高的工资了。涨工资的契机很快到来，2006年下半年，制造厂的老板计划另选厂址，搬到一个租金更便宜的地方。一般来说，老板不会提前把搬迁计划告诉员工，如果提前宣布，有的工人会以辞职作为威胁，提出加薪，有的马上会另换工作。到了当年的11月，老板下了搬迁的决定，他开始和工人协商，希望带着熟练工一起过去。此时，老陶已经成了话事人，因为他代表着厂子里1/4的劳动力。起初，老陶说自己最小的儿子要在当地上学，全家走不开，两个女儿也年轻，不能让他们离开自己，他还威胁说，老板和工人签的合同是在这里工作一年，现在搬走的就是违约，要去劳动局举报他。老板则分化父女关系，告诉陶氏姐妹离开父亲的掌控，可以有更大的自由。此外，老板还托朋友去说服老陶，让他放行，最后还承诺去了新厂一定会涨工资，还会发年终奖。讨价还价的目的就是为了工资，老陶看准了老板的底牌，不舍得熟练工，老板也看准了老陶的底牌，不愿女儿换工作，因为当地其他工厂的工作环境更差。最终双方各让一步，陶氏姐妹涨了工资，跟着老板去了新厂。
当何伟再次见到陶玉凤时，她快17岁了，学会了打扮自己，成了打工妹中的时尚者。她以前经常提及的农村和同学，仿佛成了另一个世界的事情，她的关注点变成了新工作、新计划和她想实现的所有事情。陶氏一家不过是万千农民工的一个缩影，他们走出农村，涌向城镇，成为城市的建设者，他们勤奋努力，会在墙上贴上励志的标语，不断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但我们也能看出，他们来到城镇遇到新问题时，还缺乏妥当的应对方法，喜欢耍小聪明，比如通过作假去应聘，用威胁的方式要求涨薪等。
本书不仅对陶氏家庭有详细的刻画，还介绍了他们所在的工厂。在这个工厂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乡镇企业发展模式。陶氏姐妹所在的工厂生产的是胸罩的调节环，工厂老板以前主要生产裤子的衬料，然后卖给服装厂。上世纪90年代，这个行业的利润大概在50%左右，老板赚了不少钱，但到了后面，由于门槛低、竞争大，生意越来越难做。于是老板决定寻找新的产品，他发现生产胸罩的调节环是个不错的生意，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调节环的生产需要更精密、更贵的机器，一般的老板做不了。但在当时中国的工厂里，很多机器都是工人仿造出来的。即便有了充足的资金，那时的老板也不会把太多钱投入到新技术的研发上，他们更善于通过关系打开门路，这在后来的经营过程中屡见不鲜。
2006年，这家胸罩调节环制造厂正式营业，同时，老板开始了浙江的推销之旅。他推销产品的方式不是做营销策划，而是用礼物去打动各地的买家。起初，工厂的经营并不容易，在何伟看来，最根本的问题是缺乏一套完善的体系，工厂没有设立管理委员会，没有制定投资计划，没有靠谱的融资渠道，没有人在乎法律契约，老板解决经营问题的方式一是降薪裁员，二是用更好的烟酒、现金去搞定买家。这种方式倒也行得通，老板到处送礼，还是找到了新客户，至于怎么找到的，没有人告诉本书作者。无论如何，这个工厂也和其他成功的工厂一样，凭借较低的土地租金、廉价的劳动成本和仿造的机器，打开了发展的门路。
在这个故事中，何伟更关注普通工人，他看到了工人急切摆脱贫困的渴望，但也对他们的急切表示了担忧。这种担忧主要体现在工人不顾及身体健康，也不注重心理建设，忽略对教育的投资，只在乎怎么赚到更多的钱。工厂老板自然也不会在这些方面为工人花钱。何伟觉得，如果这种现象长时间得不到解决，个人和社会都将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当现在的我们重新来审视这段历史时，就会发现这个代价的确发生了，比如富士康员工连续跳楼事件、尘肺病工人的出现等，为整个社会敲响了警钟。
说完了两个家庭的故事，我们还要讲讲陶氏一家打工的这座城市——浙江丽水。这座城市距离温州120公里，四周高山环抱。2005年，当浙江的其他城市正在迅猛发展的时候，地处偏僻的丽水工业刚刚起步，城市居民收入位列全省倒数第一。回顾丽水的建设，我们能看到中国大多数城市发展的样本。发展一个地方，第一步，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丽水为例，仅2000年到2005年之间，政府就投资了600多亿元，是之前半个世纪的五倍之多。基础设施建好后，第二步就是招商，给予入住的工厂税收减免，工厂建了起来，更多的人也就跟了过来，房地产市场将变得火热，当地政府从房地产交易中收回基建投资。
起初，何伟觉得中美的城镇化扩张是一样的，但他很快就发现了关键性差异。当美国的新兴城镇刚刚成型时，第一波居民除了商人和银行家，还有律师，最先修好的永久性建筑是法庭和教堂。但是中国只有商业一种东西，比如工厂、建筑材料供应点、手机卡销售点，随后会有娱乐项目，像律师事务所、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很晚才会出现。这种差异有什么不同的结果呢？在何伟看来，中国的城镇模式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但功利性很强，缺乏商业之外的配套措施，比如工人想要法律维权，但缺乏必要的律师，再比如市民想要基本的社会服务，却只能依靠政府，而无法向非政府组织求助。简单说，中国城镇的发展有先天的局限性，因而当征地拆迁、环境污染产生的民生问题出现时，政府和民众都会感到棘手。何伟认为，中国可能需要发展到某个节点上，让社会各阶层都感觉到现有的发展体系对他们已经形成了障碍，这种情况才会改变。
何伟还观察到，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丽水虽然地处偏僻，工业化起步晚，几乎没有外国人在这里投资，但是丽水的务工者、老板、创业者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凭借价格优势，已经进入了全球市场。当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全球贸易市场萎缩，中国出口下降，丽水也感受到了压力，公司倒闭、工人被解雇，房产价格陡然跌落。为了应对这样的危机，丽水宣布了经济刺激计划，又开始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家电下乡的活动刺激消费。
回头再来看陶氏一家和丽水的变化，我们感受到了时代的巨变，而巨变的推动者正是普通的农民工和边学边干的企业家。一方面，大量的农村人口迁移，促使了中国政府放松了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允许农民进入城市就业，使得城市个体经济由小到大，促进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农民工和企业家们也带动了城镇产业区的设立，这在更大的范围内引发了中国经济管理模式的创新，全面推动了改革开放。可以说，他们的能量和决心是那时中国经济腾飞的决定因素。
介绍完这两个家庭和丽水的故事，我再说说本书的另一条线索，这条线索和前面讲的变革主题有些区别，它记录的是21世纪初期中国的西北。那里既不同于北京的农村，也不同于沿海城市，由于建设还未起步，这里成了一个缓慢变化的地区，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中国。在这里，何伟看到的景色是荒凉的，道路绝大部分还是土路，农民的房子十分矮小，看起来也不够坚固，乡村的地质十分脆弱，很多地方植被遭到破坏，满是沙尘，连水资源也快速枯竭。年轻的劳动力选择了外出打工，留下的人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源推动村子的发展。凋敝的村子里，农民缺钱缺粮，生活没有着落。看到这样的西北乡村，何伟时常感到困惑，他认为，从发展的角度上来说，要预测东部城镇的未来不算太难，他们的未来轨迹在新修建的一条条水泥路上明摆着，可是，这些西北的村庄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一代人之后还会有谁住在这里，对此他没有答案。
本书的主要内容就讲到这里。何伟在中国不同地区的观察叙述，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变革的脉络。以改革开放为起点，中国从农村到城市，各地的道路越修越好，每年2亿多人沿着这些道路前往东南沿海的发达城市打工赚钱，原有的户籍制度开始瓦解，城乡二元结构随之松动，一座座新型城镇在各地兴起。但是，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不可持续，收入差距的扩大、对个人权益的漠视等等，仍然制约着中国下一步的发展。
最后，我们说说本书的写作特点。本书采用的是一种非虚构写作的手法，它源自美国。1965年，美国作家卡波特在《纽约客》上连载了一本名为《冷血》的作品，这个作品以全新的手法再现了一宗轰动全美的灭门凶杀案，一般被认为是非虚构写作的起源。在中国，非虚构成为一种潮流大约开始于2010年，《人民文学》首创的非虚构专栏，但真正引起更多人关注，就和本书的出版有关。正是在记者何伟的影响之下，非虚构被众多中国记者效仿，并在新闻领域中广泛运用。
非虚构写作，通俗来讲，就是用小说的技法来写真实的新闻故事。这里有两个关键词，真实和小说技法。所谓真实，就是基于事实为前提，不能编，里面的情节和对话是有出处的，而不是作者想象的。所谓小说技法，其实就是借鉴小说写作的手法，比如设置戏剧性的场景、充足记录对话、注重细节等等。下面我们举几个例子简单讲一讲。
第一种典型的技法是设置戏剧性的场景，这是让非虚构写作具有可读性的一个很重要的诀窍。比如前面讲到的第一个故事，何伟在引出主人公魏子琪之前，先用大段笔墨设置了他的生活场景。何伟写道，这里的村民没车、没手机，村子没餐馆、没商店，一幅静止停滞的乡村景象。好不容易看到流动的车辆，但车辆停靠在一条死胡同土路的尽头。看到这些，何伟用“停车场经济”来概括三岔村经济的特征。这段场景设置不仅把三岔村落后封闭的状况展现在我们眼前，而且也与后来魏子琪经商成功遥相呼应。仔细想想，魏子琪的成功正是源于突破了原有的“停车场经济”，走出了那条死胡同。
第二种典型技法是记录有意思的对话。一般的新闻写作很少使用对话，多采取直接或间接引语，而非虚构写作中，为了还原故事的本来状态，就会充分让人物发声，从而起到塑造人物或者推动情节发展的效果。本书中大量使用了这样的手法，比如我们在讲第二个家庭陶氏一家时，提到老板决定搬迁，希望陶氏姐妹能跟着一起走，于是找老陶协商。何伟不厌其烦地引用两人间的对话，而且还敏锐地抓到了老陶对话时的神态。他写道，老陶这个人很随和，也很幽默，可是现在呢，他的身体语言完全变了个样，背挺得直直的，头抬得高高的，下巴向前挺出去。寥寥数语，就把老陶协商时强硬的形象立了起来。
非虚构写作的第三个典型技法是充分记录细节，这些细节能迅速引起读者的共鸣，直接让人感受到中国人的特点。比如，何伟如此描写中国人开车时使用喇叭的情景：一下短促的“毕”声用以引起注意，连续两声“BB”表示愤怒，如果一阵特别悠长的“毕”声，那代表着驾驶员遇到拥堵，他已无路可钻，正巴不得路上所有的人和车统统消失。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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