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以史为鉴，明晰历代政制利弊，洞见王朝兴衰密码

今天为你介绍的这本书，叫做《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这本书的作者是著名历史学家钱穆。钱穆出生于清朝末年，一生致力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发扬，被尊为一代宗师。

辛亥革命期间，因为革命宣传的需要，革命党人将秦朝以后的中国政治贬低得一文不值，使得国人对中国的传统政治产生了很深的误解。钱穆写作这本《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就是为了让国人对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有一个通盘的了解，进而能客观看待中国传统的价值。

下面呢，我将从三个方面为你讲述这本书的核心内容：

第一个方面是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得失的评价；

第二个方面是客观评价政治制度的方法；

第三个方面是对秦朝以后中国政治黑暗专制的反驳。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方面。钱穆关注了中国古代哪些政治制度，他又是怎么看待它们的呢？

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行政制度、人才选拔制度、赋税制度和兵役制度。而行政制度又可以分成中央和地方两部分。

来看，最重要的制度无疑是宰相制度。钱穆认为，宰相制度的废除，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一大倒退。

在人们的印象里，中国古代就是皇帝独裁，无论皇帝做什么决定，大臣就只会磕头说“皇上圣明”。那如果是在明清两朝，这种说法也不能说不对。但是啊，如果是在明朝以前，这种说法就大错特错了。

在明朝以前，宰相才是政府的首脑，负责整个国家的行政大权，皇帝也要在一定程度上受宰相牵制。

在汉朝，宰相下属有一个叫做御史中丞的官员，专门负责监察皇帝的过失。另外啊，在汉朝，作为国家最高命令的诏书，虽然是以皇帝的名义颁布的，但其实是由宰相和他的下属官员拟定的，皇帝只负责同意，而没有权利对诏书的内容进行更改。所以在当时，一旦国家有大灾大难，皇帝就会处置宰相，这并不是皇帝推卸责任，而是国家的方针大政都是由宰相决定的，那出了问题理应向他问责。

汉朝以后，宰相的权力虽然有所下降，比如宋朝，皇帝对诏书不但有同意权，还有参与权，他们会对诏书内容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是总体来说，宰相一直是对皇帝形成有效牵制的。

但是到了明朝，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将宰相的权力据为己有。那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宰相治理不好国家，皇帝可以让他负责，但是皇帝治理不好国家，谁能让他负责呢？这长此以往，皇帝无人牵制，就形成了皇权专制的局面。

所以咱们也就知道了，为什么清朝末年慈禧敢挪用海军经费大办生日宴，因为没人能在制度上限制她了。

说完了中央，我们再来看看地方行政制度。钱穆认为，中国历史上地方行政制度最好的朝代是汉朝，汉朝以后啊，一代不如一代。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汉代地方官的级别高，官员心态不容易浮动。汉朝的地方政府只分为郡和县两级，郡的长官叫太守，县的长官叫县令。太守的级别就已经和中央政府的九卿同级，那相当于是今天的部级干部，比宰相也只低一级。地方长官级别高，在京官面前不会觉得低人一等，那也就不会一心钻营着往首都跑了，能够安心地治理地方。这种局面在汉以后就发生了变化，比如唐朝一个一般的州刺史，那相当于是汉代的太守，也就一个四品官儿，级别低，总是不想待在地方，想方设法地要进京当大官儿。

其次，汉朝地方官的自主权很大，地方上的事务，太守基本都可以自己做主。比如任命官员，郡级政府内的官，完全由太守自己任命；县级政府内的官，完全由县令自己任命。而到了唐朝啊，地方上的官吏无论大小，都要由中央任命。地方官自主权大好处呢，是行政效率就会很高。比如说汉朝初期，匈奴连年骚扰边境，汉景帝就派酷吏郅都前往汉匈边境的雁门担任太守，匈奴得知消息，全军后撤，再也不敢靠近雁门。这个成果虽然主要是因为郅都本人有能力，但是试想一下，如果汉朝的地方官像清朝那样，从县令到总督分出五个级别，出了问题层层上报，而碰到战争一类的大事儿，总督还是不能做主，主要由中央另派官员，比如说经略大臣、参赞大臣之类的钦差来做主，那这样的环境下，恐怕两个郅都也阻挡不了匈奴。

不过这并不意味中央对地方完全就没有约束。汉朝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只有两个方面：一是要求太守每年向中央递交工作报告，以考评地方官的政绩；二是派特派员对地方官进行考察，而且这个特派员级别比太守低很多，只是考察，不会在地方上作威作福。但是这个做法在后来，却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汉代的初衷。比如唐朝的观察使，名义上是中央派到地方考察地方政绩的官员，但是却常年留住在地方，又因为级别比地方官高啊，实际上就成了地方上的更高一级长官。那这样一来，原本两级的地方政府，就变成了名不正言不顺的三级，地方官的权力被削弱，地方行政出现了极大的麻烦。

说完了地方官员级别高、权力大，地方行政效率高的特点，你或许会说了，那这些地方官是不是能量太大了？绝对的权力滋生绝对的腐败啊，如果地方官权力过大，徇私舞弊，甚至割据一方怎么办呀？

那针对这个问题啊，汉朝也有防治的方法，这就是官员任命的回避制度。汉朝规定，官员不能在自己的家乡担任地方长官，而地方政府里，除了最高长官之外的其他官吏都要是本地人。比如说你是北京人，那你就不能当北京市的市长，你可以去上海市当市长。不过呢，除了你之外，上海市政府的其他工作人员，都必须是上海本地人。官员不能在自己家乡担任长官，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地方上徇私舞弊，或是借助自己的人际网在地方上盘踞。其他官员都是本地人，就可以和长官相互牵制，那还可以防止官员都是外来户，不了解当地风俗文化，而和当地百姓发生不必要的冲突。汉朝的防范监管措施啊，算得上是考虑得很周到了。

而汉朝以后的防范措施就有些过头了，比如宋朝就规定，官员不仅不能在自己的家乡担任地方长官，还要在工作3年期满之后立刻要调任。咱们都知道啊，治理一个地区是需要时间的，很多政策可能两三年内无法见效啊。因此，如果一个地方官知道自己3年之后要离开，就不太可能愿意为百姓谋长远福祉了，不然等自己走了之后才出成果，那岂不是为别人做了嫁衣裳吗？所以呢，宋朝时期，官员在地方上基本都不图政绩，只求自己不犯大错，等到3年任期满了，拿着自己的俸禄和当地特产准备调职。由此可见，钱穆说汉朝以后的地方制度都不如汉朝，着实不算冤枉。

中国的行政制度，从中央一级宰相的消失到地方上防范官员的手段越发严苛，中国的行政制度啊，确实在得失方面走了下坡路，越来越偏向失而不是得。

下面呢，我们再来说说中国古代的人才选拔制度。

毫无疑问，科举制度是中国人才选拔制度的一大创举。在科举制度出现以前，中国的人才选拔经历过贵族垄断、察举制、九品中正制。这些制度和科举制相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方便特权阶层。

贵族垄断发生在汉朝初年，当时的官员主要是从俸禄2000石，相当于今天省部级以上高官的子侄中选拔。而后来的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则都是通过官员的主观判断来选拔人才。那这样一来啊，能上位的肯定大多是官员的亲朋好友、门生故吏，长此以往就形成了我们常说的士族阶层，参政的机会都被士族垄断，下层百姓没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隋朝定下了科举制度，这一制度在唐代开始发挥作用。科举制度的最大优点，就是使用相对客观的考试制度来选拔人才，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有没有当官的亲戚朋友，只要你肯下功夫读书、写出好文章，就有可能当官。

科举制度的出现，让士族阶层开始没落，到了宋朝，科举成了国家选拔人才的主要手段，士族阶层随之彻底消失。据统计，宋朝状元的门第比例是寒门子弟和官二代一比一，中进士的比例则是寒门远高于官二代。可见啊，科举制度让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参政机会都趋向平等。

那当官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再来说说税收的问题。

中国的赋税制度可以粗略分为两段，唐朝中期以前是上半段，核心思想是平均地权，唐朝中期以后是下半段，核心思想是自由经济。

先秦的井田制和北魏出现的租庸调制，都是典型的上半段制度。井田制是把土地划分成井字形之后，分配给百姓，周围的八块是私田，中间一块是公田，大家种自家私田的时候，顺便把公田种了，就是交税了。而且田地只能家族传承，不许买卖。租庸调制异曲同工，政府给每个成年人分配田地，等到其年老之后再收回，而在其拥有田地的期间，要承担政府分派的劳役赋税，显然田地也是不能买卖的。

平均地权这一思想的好处就是不让国家有太穷的人，每个人都有田地有收入，再穷啊也穷不到哪去。缺点就是太难实现，以租庸调制为例，咱们且不说每年都要重新统计人口分配田地，这工作量有多大，那单说和平时，国家人口越来越多，土地不够，这个问题政府就没法解决。所以到了唐朝中期，政府就废除了租庸调制，改用两税制。那此后的1000多年里，中国一直在使用两税制。

跟租庸调制相比啊，两税制简单粗暴，国家不管你有没有土地，也不管你卖不卖土地，总之，国家每年向有土地的人收两次税，土地多的多收，土地少的少收，没土地的不收。两税制允许民间自由买卖田地，国家经济自由度扩大，民间经济活力随之攀升，但是同时豪强兼并土地的问题日益严重，没有土地的百姓越来越多，国家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从租庸调制到两税制，标志着均田地思想的结束，自由经济的开始。但是从两种制度的优劣比较来看，并没有哪个制度能让钱穆更满意。

最后呢，来说一说兵役制度。

中国古代的兵役制度，发生过两次重大的转折，一次是南北朝中期，从全民皆兵转入自愿从军；一次是唐朝中期，从军队自给自足转入国家养兵。

在南北朝以前，中国的主流兵制是全民皆兵，就是说呀，没有战争的时候，大家伙都是农民，一旦有了战争，每个农民都有可能被国家征调上战场。这个制度的问题很明显，就是平时训练太少，打起仗来战斗力差。所以到了南北朝中期，西魏权臣宇文泰发明了府兵制。府兵制就是国家将愿意当兵的人集合起来，培养成职业军人，这些人农忙的时候还是要种地，自己养活自己，但是农闲的时候抽出更多的时间来操练，当兵可以免除劳役，退役后国家还会给你分一定的田产养活自己。府兵制在唐太宗时期达到鼎盛，当时中国的军事实力想必不用我多说了。

但是到了唐朝中期，府兵制有问题了。从南北朝到唐朝初期，中国一直战乱不断，军人建功立业的机会很多，朝廷对军队也十分重视，所以愿意从军的人很多。但是随着唐朝进入鼎盛期，国家安定，战争越来越少，军人不再受到重视，愿意当兵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了。面对严重的兵源不足，唐朝放弃了原本的府兵制，改用募兵制，这也是古代兵役制度的第二次大转折。原本无论是全民皆兵还是府兵制，军人都要种地，自己养活自己，而募兵制则改变了这一传统，改为由国家养兵，也就是说，以后军人不用种地了，平时你不打仗，国家也发工资养活着你。那这样一来，愿意当兵的人自然就多了。募兵制的缺点也很明显，和平时期还要白白养着那么多军队，实在太费钱。

唐朝以后，使用募兵制和府兵制的朝代都有。在钱穆看来，这两个制度并不存在谁比谁好、谁比谁差的问题，它们相互取代，主要是因为任何一项制度，在使用了两三百年之后，都很难保持一开始的活力，只能通过改变制度来重新注入活力。

前面讲了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四项政治制度，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其中人才选拔、赋税和兵役三项制度的转折点都发生在唐朝。事实上啊，唐朝也正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期，而且这场转折一直延续到了宋朝，所以学术界通常把唐朝和宋朝并称是中国历史上的唐宋转折期。

前面提到了，唐朝中期，军制从府兵制转为募兵制，从而招募到了足够的士兵。不过这其中不但有本国士兵，还有外国士兵。咱们都知道唐朝很强大，周边的国家都臣服于唐朝，所以唐朝人头脑中民族界限很弱，唐朝有外族的宰相、外族的将军，连镇守边疆的士兵，也有很多人不是汉人。后来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原本就是唐朝故来镇守边关的胡人。但是没想到啊，安禄山一朝造反，把唐朝一只脚拉进了鬼门关。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形成了藩镇割据、武将跋扈的局面，这一情形一直持续到了宋朝。

为了收拾这个局面，宋朝统治者扩大了唐朝的科举制度，用大量科举出身的文官取代武将镇守地方，从而形成了宋朝重文轻武的传统，也成就了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巅峰地位。

与此同时，宋朝又不得不继续使用唐朝的募兵制，优待军人，给当兵的发工资，防止他们逼急了造反。宋朝有一句俗语，“竖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意思就是说呀，每逢天灾，朝廷就会在当地招募军队，目的是抽调走可能形成造反势力的兵员，先养起来，以免有人借着天灾、饥荒煽动叛乱。由此可见，宋朝的这个募兵制，本质上就不是为了养兵打仗，而是为了把可能造反的人全都养起来。也正因为如此，宋朝的军事实力，才会在历朝历代中出了名的孱弱。

对此，钱穆认为，这并不完全是宋朝统治者的问题，而是唐朝留下的烂摊子，宋朝不得不收拾。

说到这儿呢，你可能不免要问了，宋朝一边要供养文官士大夫，一边又要养着大批军队，那这么多的钱都是从哪来的呢？这还是可以从唐朝找起源。前面说过了，唐朝两税制兴起之后，经济趋向自由发展，到了宋朝，经济之发达历代罕见，宋朝政府也因此获得了丰厚的税收，这才有大把的钱养官又养兵。

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制度转型往往是从唐朝开始，而在宋朝形成主流，最终影响整个社会。可见，学术界对这个唐宋转折期的说法，是对中国历史走向的深刻把握。

前面把中国古代的重要制度介绍评价了一番，那么到底怎么样评价一项制度，才能算是客观公允呢？对此，钱穆提出了三项重要的标准：

首先要明白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

其次，在评价制度时要考虑时代背景；

最后要分清楚一项规定到底是法术还是制度。

咱们先说第一项。钱穆认为，这世界上没有永久不坏的制度，也没有只有利而没有无害的制度。任何制度使用两三百年之后，都会因为时势的变化而出现问题。比如说先秦的戍守制度，先秦时候中国实行全民皆兵，每个成年男子都要轮流去边疆当三天的戍守边疆。当时各个诸侯国都很小，方圆百里就算是大国了，所以从中央到边疆，最远也就是半天路程，加上三天的戍守工作，前后也不过四五天的时间，可以说这个制度没什么不合理的。但是后来秦始皇统一了全中国，还让老百姓戍边三天，那这可好了，从江苏到热河，对于政府说来，只是让你服役了三天，但是你来回路上得走半年。后来的陈胜吴广起义，就跟这个过时的制度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们评价一个制度，不能只看眼前，它是坏制度，就断定制度的建立者黑心黑肺，而是应该去看制度建立之初是否合理，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合理的。如果制度建立之初就不合理，那是制度的问题，如果是后来才逐渐变得不合理的，那就应该追究后代统治者没有及时调整制度。刚提到的这个戍守制度，显然就应该追究后代统治者秦始皇的责任。

我们再说另一方面，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制度是只有利而没有无害的。比如说有人觉得近代西方的制度特别好，政治透明，民主决策，但是如果整个国家面临紧急危机，尤其是面对大规模战争的时候，刻板的民主透明也许会缓不济急，容易耽误事儿。这也是为什么，从中国古代的秦国到近代的德国，往往是崇尚独裁的军国主义国家容易打胜仗。所以说，在评价一个制度的时候，不能只看它的优点或只看它的缺点，而是应该从总体上看，实行这项制度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显然，权衡总的利弊之后，独裁制度是要不得的。

我们再来说第二项。制度的形成都有其时代背景，人们在评价历史制度的时候啊，经常会犯一个错误，就是喜欢站在历史制高点上看问题，而不考虑古人面对的实际情况。比如说经常批评中国的皇帝制度不如西方的选举制度先进，却完全不考虑中西方的差异。古代的西方国家人口稀少，一个城市的民众都叫出来，那一个广场也就能装下了，大家现场投票，领导人很快就选出来了。但是中国自古以来啊，就是人口大国，一个省的人口比西方一个国家还多，按照当时的通讯水平，要靠投票选举领导人，那真是天方夜谭啊。所以钱穆提出，我们评价一个制度的时候，不能只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而要多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和当事人的评价来做判断。

我们要注意的最后一项是分清制度和法术。钱穆认为，并不是所有的规定都能称之为制度，那些有正当理由的规定才是制度，而没有正当理由，只是为了方便统治者特权独裁的规定，只能称为法术。

比如说明清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要求考生必须使用固定的格式、固定的语气写文章，而且只能使用圣人的观点，不能抒发自己的观点。这可以说是公认的禁锢知识分子思想的考试工具，一直被后人所诟病。但是八股文的出现是有原因的，明清时期参加科举考试的人越来越多，让知识分子各抒己见当然是好事，但是形式各异、内容各异的文章，录取标准难以确定，这就给阅卷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因此政府才规定了一个固定的格式，从而减少阅卷的困难。总体来说，八股文无疑是一个十分糟糕的规定，但是由于事出有因，我们还是应该将八股文归类为制度。

那么什么是法术呢？比如清朝的寄信上谕。历朝历代皇帝发布的最高命令，都应该是公开透明的，比如在明朝，军事命令都必须让兵部知道，财政命令都必须让户部知道。但是到了清朝，皇帝下发的最高命令变成了两种，一种是明发上谕，一种是寄信上谕。明发上谕就是跟明朝一样的，该让谁知道就让谁知道，寄信上谕则是皇帝把命令直接下发给执行人，其他人都不让知道。那一开始这种方式是为了保护军事机密，也还算合理，但是发展到后来，差不多所有重要命令都要用寄信上谕，那这样一来，相当于整个国家的政治都成了暗箱操作，除了皇帝和受命人，其他人都不知道，也就无法监督。这种规定显然没有正当理由，只是清朝皇帝加强皇权专制的一种手段，所以不能称之为制度，只能归类为法术。

最后来说说这本书的第三个核心内容，钱穆对秦朝以后中国政治黑暗专制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

对于这个问题，钱穆有三条反驳：

第一条，中国古代的皇权受制度节制，皇帝并不能随心所欲；

第二条，中国古代的特权阶层在逐渐消失；

第三条，中国虽然没有民主选举，但是有知识分子代表民众发声，保障民权。

第一条，在说宰相制度的时候就提到过，中国的皇帝并不能随心所欲，他要在一定程度上受宰相节制。比如宋朝初年，恰逢三个宰相相继离职，朝廷没了宰相，宋太祖赵匡胤就想任用赵普做宰相，但问题是，当时规定，皇帝的诏书一定要经过宰相签字盖印才能生效，而现在一个宰相都没有，皇帝的诏书没办法生效。为此，朝廷上下反复商讨了很久，最终决定由当时的开封府尹，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市长，临时承担宰相的工作，对皇帝的诏书进行签字盖印，这才勉强完成了一道诏令的法定手续，让赵普这个宰相走马上任。这虽然算不上什么正面的例子，但你可以非常真切地感受到，当时的人都倾向于严格按照章程办事，即使是皇帝也不能越权搞特殊。

嗯，咱们前面还说过，明朝以后宰相制度被废除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皇权就完全不受节制了。明朝有一个官职叫做给事中，是专门负责审核皇帝的诏书的，如果给事中觉得一道诏书的内容不合理，予以驳回，那么这道诏书就无法执行，即使是皇帝也束手无策。可见啊，哪怕是到了没有宰相的明朝，皇权也是受到节制的。

除了皇权受限，钱穆反驳秦以后中国黑暗专制的第二条理由是，中国古代的特权阶层在逐渐消失。先秦时候，中国采用的是世袭制度，天子的位置传给天子的儿子，诸侯的位置传给诸侯的儿子，其他人永远也别想。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世袭制度基本被取消了，从此除了皇帝的位置是世袭的，其他官位都不世袭了，宰相的位置不能传给儿子，县令的位置也不能传给儿子。但是当时朝廷的官员主要还是要从官二代中选拔的，咱们在讲人才选拔制度的时候讲过，继官二代垄断之后，中国又出现了察举制度、科举制度，朝廷选官的范围也随之从官二代扩大到士族阶层，再从士族阶层扩大到了所有人。在科举制度下，不管你是什么出身、什么阶层，只要考试考得好，你就有机会当官。所以你看啊，秦朝末年的时候，陈胜吴广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还让人觉得呀，石破天惊，而到了宋朝，“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这样的诗句，却成了人人习以为常的劝学诗。

据说南宋年间，大奸臣秦桧的孙子秦埙参加科举考试，秦桧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跟主考官说“我是宰相，你让我孙子当状元吧”，而是先无意中让主考官看到自己孙子的文章，这个“无意中”啊，当然是带引号的。那等到考试阅卷的时候，主考官发现有篇文章跟宰相的孙子写的一样，这才明白宰相这是在暗示自己，帮他孙子作弊呢。由此可见，中国的特权阶层在宋朝，也就是公元十世纪前后就已经消失了，哪怕你官至宰相，子孙也要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当官儿。反观西方的特权阶层，要等到几百年后的17、18世纪才能消失。

钱穆反驳中国古代专制黑暗的最后一条是，中国没有民权。一直以来呢，有观点认为，只有西方的民主选举才能保障民权，而中国的传统政治只有皇权专制，没有民权。但是钱穆却指出，保障民权的方式并不只有民主选举一种，中国古代选拔优秀的知识分子当官儿，然后由这些知识分子代表民众做决策，也是一种保障民权的手法。因为中国传统政治讲究的是贤君从众，也就是说哪个人贤明，我们就采纳哪个人的意见，如果双方都贤明，在少数服从多数。两相对比，我们就会发现，西方的民主选举一人一票，讲究的是数量上的平等，而中国的贤君从众，把决策权交给优秀的人，重视的是质量上的民权。从理论层面上来说，中国的民权未必比西方的民权差。所以近代以来认为中国没有民权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

好，到这里呢，这本书的内容也就说的差不多了。钱穆在全书结尾提到，就近代历史来看，让我们羡慕不已的西方政治制度，其实都还很年轻，英国算是最久的支撑了300多年，其他很多国家，一两百年甚至几十年就垮台一次。从这里来看，甚至可以大胆地说一句，整个西方在政治经验上都还比较短浅，他们的制度本身有什么致命问题，会演变到什么程度，他们自己也未必能全然知觉，何况是一直跟在后面模仿的中国呢？而中国的传统政治已经发展了数千年，虽说每几百年会有一次改朝换代，但是整体的政治制度却只有一两次大型的转折。所以钱穆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是有一定优越性的，而且中国传统政治曾经一度比同时代的西方政治先进，也是历史事实。

那么中国历代政治的得与失，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份宝贵的遗产，方便我们理解过去，面对未来。

好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就为你解读到这里，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我们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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