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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之法》溯千年祖宗成法脉络，析传统制度兴衰对社稷的深远影响
铛铛铃2025-09-11【文学】287人已围观
简介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祖宗之法》，作者是著名宋史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邓小南。
1043年，在宋仁宗的支持下，范仲淹、富弼等人发起了一场著名的改革运动，这就是庆历新政。可奇怪的是，在这场改革中，作为改革派的范仲淹等人，居然宣称改革的目的是振兴祖宗之法。改革一般都是除旧布新，范仲淹他们却要恢复旧有的价值。究竟什么是祖宗之法？为什么改革派代表了祖宗之法呢？这就是本书要深入探讨的问题了。
祖宗之法的“祖宗”，最初特指宋太祖和宋太宗，后来泛指一切过世的宋代皇帝。祖宗之法就是宋代历任皇帝实行过的制度、惯例、治国精神。宋代的统治阶层又把祖宗之法称作祖宗家法、祖宗典制、祖宗承宪等等，这是他们最爱提及的一组概念。很多人熟知的那些宋朝大事，比如杯酒释兵权、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南宋抗金，乃至于宋朝的灭亡，无处没有祖宗之法的影子。可以说，宋代历史上的很多问题，矛盾中心就在祖宗之法上。
下面我将分三个部分讲述这本《祖宗之法》。第一部分，祖宗之法是怎样形成的；第二部分，祖宗之法是如何增强士大夫的政治话语权的；第三部分，祖宗之法又是如何成为政治发展的绊脚石。
首先讲第一部分，祖宗之法的形成。宋代的祖宗之法，并不是皇帝和朝廷下一道命令宣布确立的，而是在日常政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有两种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种是皇帝，另一种是作为臣僚的士大夫。
先来看皇帝是如何奠定祖宗之法的。作为宋朝最初的两位皇帝，宋太祖和宋太宗对祖宗之法的奠定功不可没。
宋太祖奠定祖宗之法，与北宋的立国背景息息相关。唐朝灭亡后，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在短短的54年间里，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五个王朝、14位皇帝，每个王朝平均只维持不到11年，每位皇帝平均在位不到3年。那时直属于中央的精锐部队称为禁军，禁军将领手握重兵，频繁发动兵变，颠覆朝廷。960年，后周的禁军统帅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人们并没有理由相信，这个由禁军将领兵变建立的王朝，能够存活320年之久。为了避免宋朝沦为五代之后第六个短命小王朝，宋太祖赵匡胤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变革，中心环节就是改革统兵体制。在宋朝建立的最初两年内，太祖先后分三次，收夺了八位禁军高级将领的兵权，最后一次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太祖以金、银、田宅、官爵和婚姻为代价，用和平的方式，将这些宿将的兵权收回自己手中，然后用威望和品级远不如他们的人，来接管禁军。太祖还将原有的禁军统兵机构拆成三个，又把调兵权交给了另一个机构枢密院，凡此种种，都是为了分散统兵将领的权力，防止他们发动兵变。
除了中央的禁军统帅，割据地方的节度使也是太祖防范的对象。为了防止他们造反，太祖逐渐收夺了节度使的司法权、行政权、财政权和兵权，这些防范举措都成为宋代日后的祖宗之法。
到了976年，宋太祖去世，他的弟弟宋太宗即位，将祖宗之法推到了一个新高度。太宗极力加强政治防范，有一定个人的原因。宋太宗即位历来颇受争议，甚至自北宋开始，就流传着太宗杀兄篡权的说法。因此他对臣僚的猜忌心极重，防范意识远过太祖。为了充分说明自己是太祖的合法继承人，太宗在颁布的即位诏书中明确提出，遵循太祖的治国方略，归纳成八个字，就是“视为之防，曲为之制”，意思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做好防范，所有的细节都要有所约束，防微杜渐。
这里以宋初二府制度的变迁为例，可见一斑。宋朝建立后，在中央实行二府制，二府指的是中书门下和枢密院。在宋初，中书门下是宰相机构，长官就是宰相，对军政、民政无所不统，枢密院的长官是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主要负责一般性军政事务，比如发布调动军队的命令、选拔任免武官等。可到了宋太宗时期，枢密院的职责被重新定位为“参谋义，备事变”，意思是参与机要，防备夺权篡位。太宗要利用枢密院，来防范一切对皇位的威胁。
太宗继位之初，他的弟弟赵廷美具备皇位继承资格，宰相卢多逊不仅权倾一时，而且与赵廷美的关系极为密切，这引起了太宗的警觉。为了消除心头大患，太宗指使亲信柴禹锡诬告赵廷美阴谋篡位，最终把赵廷美与卢多逊双双贬斥，两人最后都郁郁而终。柴禹锡有此功劳，被任命为枢密院的二把手，后来几经辗转，又出任知枢密院士。在他的主持下，枢密院暗中派出了许多密探，监视臣僚乃至老百姓的一举一动，枢密院成为皇帝防范臣下的特务工具，这是以前没有的功能。
除了直接侦查，太宗还利用枢密院制衡宰相机构的权力。宋太祖曾任命自己的心腹赵普担任宰相，从国家的各项改革到对外用兵，太祖都要跟赵普商量，赵普一度权倾朝野。太宗初年的宰相卢多逊，权势和赵普也差不多。在贬黜卢多逊后，太宗实在不想再出现一个权相了，宰相机构必须受到制衡，制衡的方法就是利用枢密院分夺宰相的权力。986年，宋太宗发动了对辽朝的北伐，这是宋代建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可整场战争的作战计划，都是太宗单独与枢密院的官员制定的，宰相不但失去了军事决策权，甚至对前线战况都了解不到，知情权都被枢密院夺走了。直到太宗晚年统治稳定，枢密院“备事变”的职能才逐渐淡化，但让枢密院和宰相机构彼此制衡的做法，却通过制度固定下来。到了990年，太宗正式规定，宰相机构只负责民政事务，枢密院专门掌管军政事务，这种二府分工共掌军国大政的格局，作为一种祖宗之制，延续到宋朝灭亡。
由此可见，无论出于巩固政权还是对臣僚的猜忌，宋太祖和宋太宗采取一系列防范措施，奠定了祖宗之法的根基。
再来看士大夫如何参与祖宗之法的形成。在宋代，士大夫是指通过科举进入国家官僚体系的官员。宋初，太祖提出宰相须用读书人，太宗又大力推广科举制度，这让士大夫的力量日益壮大。宋朝的第三位皇帝是太宗之子宋真宗，真宗是宋朝开国以来第一位太平天子，他担负着守祖宗基业的沉重责任，却缺乏太祖、太宗把握政治局势的能力，因而不得不更加倚重士大夫。在这样的背景下，士大夫对祖宗之法的进一步形成，发挥了巨大作用，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人分别是李沆和王旦。
李沆是真宗做太子时的老师，两人关系十分密切，真宗即位后，李沆担任宰相，真宗对他几乎言听计从。李沆对祖宗之法的第一个贡献，是确立了士大夫遵守祖制的思想。李沆施政的最大特点是沉着稳重，他坚持不用“福薄新近喜事之人”，也就是不用那些喜欢标新立异，总想破坏祖宗旧制、轻率地提出新建议的人。在李沆看来，宋朝的各项制度已经相当完备，妄加变动必然要对社会产生损害。这种完全遵照祖宗旧制的做法，在宋朝获得了极高的评价，甚至李沆本人也被尊称为“圣相”。这是因为在真宗朝，朝廷最大的任务是将立国40年间出现的政务处置方式规范化、制度化，使其成为从容有序的运作模式，这对于祖宗之法的形成至关重要。
李沆对祖宗之法的第二个贡献是，树立了士大夫牵制皇权的典范。李沆特别注意对真宗个人行为的引导规范，“引烛焚诏”是其中最经典的例子。真宗曾想立自己宠爱的刘氏为贵妃，于是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李沆，让他草拟任命诏书。李沆却当着来人的面把信烧掉，并说道：“你回去就说臣李沆不同意。”李沆的这些做法，后来被宋朝的士大夫们频繁效仿。比如宋英宗继位之初，与曹太后关系不融洽，曹太后命使者带给宰相韩琦一封信，信上写的都是英宗在宫中的过失，隐隐有废黜英宗的意思。韩琦独断，当着使者面把书信烧了，并对使者说：“太后总是说皇帝心神不宁，这些举动又有什么奇怪的？”显然，韩琦在模仿李沆的“引烛焚诏”，明显参照了祖宗旧制。
说完了李沆对祖宗之法的贡献，我们再看看王旦的例子，他为士大夫牵制皇权寻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就是自觉地到组织里挖掘政治资源。1005年，宋辽订立了澶渊之盟，此后，为了向两国证明自己是唯一的真命天子，真宗自导自演了一系列降天书祥瑞的闹剧，还兴师动众在泰山举行了封禅大典，各种狂热的迷信活动接踵而至，国家的民力和财力被迅速掏空，以至于宋史评价说，一国君臣就像疯了一样。这一时期，王旦担任宰相，他不像李沆那样是皇帝的老师，因而始终不敢对真宗的行为强作干预。不过，王旦仍然设法纠正真宗的乱政，他开始有意识地筛选祖宗典故，以此作为对抗真宗的有力武器。当时人们将朝中的五位奸臣合称为“五鬼”，“五鬼”之首就是劝真宗大搞天书神将的王钦若。真宗多次想让王钦若当宰相，都被王旦阻止了。王钦若是南方人，因此王旦给出的理由是，祖宗朝从来没有让南方人主持过国政。“五鬼”中还有一个宦官叫刘承规，深受真宗宠幸，那时节度使是名望极高的荣誉头衔，真宗想授予刘承规，王旦却义正言辞地说：“陛下所坚守的是祖宗典故，可祖宗典故里没有任命宦官为节度使的旧例，所以这件事恕难从命。”
李沆和王旦的政治实践，为祖宗之法增添了新的维度，从此以后，祖宗之法不仅反映皇帝的统治意愿，也是士大夫约束皇帝、规范统治的有力工具。来看一个例子，1022年，宋真宗驾崩，年仅13岁的仁宗即位，真宗遗命让自己的皇后刘氏为皇太后，暂时处理军国大事，垂帘听政的刘太后既有政治才干，也有政治野心。为了防止再出现一个武则天，士大夫们越来越多征引祖宗救治，当时的副宰相王曾甚至公开提出：“天下是太祖、太宗和先帝的天下，不是陛下的天下。”实际是警告刘太后不要越雷池半步。最后，刘太后不得不以赵家老妇的身份自居，担负起保守宋朝祖宗基业的责任。到了1033年，刘太后去世，宋仁宗亲政，士大夫首次明确提出“祖宗法”的概念，对此耳濡目染的宋仁宗非常认同，他积极回应道：“祖宗法不可坏。”从此，祖宗之法的概念正式定型，遵循祖宗之法，成为朝堂上不倒的大旗。
好，到这里，祖宗之法的形成就讲完了。在皇帝和士大夫的共同作用下，祖宗之法正式形成。此后，它对宋代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其中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第二部分内容，就先来讲述祖宗之法的积极影响，也就是祖宗之法如何增强了士大夫的政治话语权。
祖宗之法对士大夫政治话语权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士大夫广泛援引祖宗之法，来匡正皇帝的错误言行，进而影响政治走向。前面讲过，王旦曾挑选祖宗典故，约束真宗的行为，这种挑选工作后来被不断系统化、规范化，最终成为编撰宝训和圣政的活动。宝训和圣政，是一种总结宋代祖宗言行的帝王学教材，宝训主要记载宋代列祖列宗遗留的宝贵训示，类似于语录，圣政是祖宗朝圣明举措的记录。这些宝训和圣政有的是士大夫自发编撰，有的则是官方组织编写，无论私修官修，他们的目的都是塑造可供仿效的祖宗形象，让政治平稳运作。因此，对于收入宝训和圣政的内容，士大夫需要取舍润色。比如仁宗亲政后，学者石介编写了一部《三朝圣政录》，讲太祖、太宗、真宗三代的政治情况。在正式进献给朝廷前，石介将书交给了韩琦，让他帮忙查找问题。韩琦指出，书中有些故事不宜收录，其中有一条提到，太祖曾经很宠溺一名宫女，一日早朝时，有臣僚就此事规劝太祖，太祖幡然醒悟，退朝后便趁着宫女熟睡之际将她杀死了。韩琦说：“这种事情怎么能让后世效法呢？”于是将书中的这一类故事全部删除了。
在挑选故事编成宝训和圣政后，士大夫还要通过精研讲读制度，也就是定期给皇帝上课，将宝训一类的内容讲授给皇帝，这往往会对祖宗之法再加工塑造。元佑年间，范祖禹担任试讲，负责给年轻的宋哲宗上课。哲宗的父亲就是那位主持变法的宋神宗，由于反对神宗的新法，范祖禹并不赞成凡事遵守神宗法度，但为了劝说哲宗勤奋读书，范祖禹还是抬出了神宗做榜样。他指出，神宗勤奋好学，坚守祖宗之法，每隔一天都要参加一次经筵，以此为基础，范祖禹将神宗塑造成一位谨守祖宗、呈现可为后世子孙效法的楷模。无论是韩琦还是范祖禹，他们的行为都说明，祖宗做过的事情并不一定就是祖宗之法，只有那些符合士大夫政治需求的做法，才会被纳入祖宗之法的范畴。皇帝平时要学习祖宗之法，思想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士大夫的影响，从政后还要被士大夫时时提醒，士大夫的话语权可想而知。
祖宗之法增强士大夫政治话语权的第二个表现是，它保障了士大夫的人身安全。历史学者认为，宋代的朝政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最开明的，这种开明与祖宗之法息息相关。据说，宋太祖在开国之初曾经刻了一块石碑，上面写着“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这块碑被称为太祖石碑。太祖石碑是否真的存在，学者们向来有争论，但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的原则，却被宋代士大夫普遍视为祖宗之法。比如宋神宗曾因用兵失利，准备杀掉一名官员，遭到宰相蔡确的抵制，蔡确指出：“祖宗以来，没有杀过士大夫。”没想到这种事要从陛下开始了。神宗又打算将这名官员发配充军，副宰相张敦反对说：“如此还不如将他杀了。”神宗问：“为什么？”张敦答：“士可杀不可辱。”神宗气愤地说道：“痛快的事真是一件也做不得。”张敦继续顶撞说：“像这样的痛快事，做不得也好。”可以说，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的祖宗之法，有力保障了士大夫的人身安全，是士大夫的安身立命之本。因此，当有人想要破坏这项祖宗之法时，便会受到有识之士的抵制。南宋的孝宗就曾极力主张改变北宋以来开明的政治风气，甚至打算诛戮罪臣，一时之间，舆论哗然，宰相史浩急忙援引太祖石碑，用祖宗的权威迫使孝宗收回成命。除了皇帝，士大夫内部也有一些人主张改变宽厚的政风，但同样会遭到反对。宋仁宗庆历年间，一位玩忽职守的地方官受到处罚，枢密副使傅弼想进一步诛杀他，却遭到副宰相范仲淹的反对，范仲淹说：“祖宗以来，从没有轻易诛杀过大臣，这是盛德之事，怎么能轻易破坏？何况我与你在这里主持新政，同僚之中能有几人跟咱们同心？就连皇帝的态度也未必坚定，我们轻易诱导皇帝诛路大臣，明天我们自己可能也难以自保了。”
总的来说，士大夫们通过祖宗之法，政治话语权大幅度增加，这有利于他们更加积极引导皇帝，更好地治理国家。不过，祖宗之法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第三部分就来讲讲祖宗之法的消极作用。
首先一条是祖宗之法让北宋后期政治陷入动荡。祖宗之法正式形成后，士大夫讨论朝政无不援引祖宗之法，皇帝也一再声称坚守祖宗之法。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宋朝一代又一代的皇帝最后都变成了祖宗，他们的做法都会加入祖宗之法的行列，这里边有些做法甚至相互冲突。一方面祖宗的权威不可撼动，另一方面，矛盾的做法如何选择又没有明确的答案，祖宗之法的权威性和模糊性，最终酿成了北宋后期政局的动荡。
我们先以庆历新政为例，看看祖宗之法的权威性和模糊性，给北宋政治带来了什么困扰。1043年，在宋仁宗的指使下，以范仲淹和富弼为代表的一部分改革派士大夫发起了改革运动，史称庆历新政。在向仁宗提出的改革方案中，范仲淹明确指出，这场改革的目的是弘扬祖宗创立的制度、法律，复镇祖宗之法。范仲淹等人还进一步建议要编修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典故，以这些祖宗之法作为新政的施政参考。范仲淹等人所说的振兴祖宗之法不都是虚化，这里以庆历新政中限制恩荫的改革为例。宋朝继承前朝旧制，实行恩荫制度，就是官员可以申请让自己的部分子弟直接做官。恩荫在真宗时越来越泛滥，皇帝生日、祭天大典，甚至官员退休、死亡，官员都可以乘机为子孙乃至门客求得一官半职。恩荫泛滥必然导致官员冗余，增加朝廷财政压力，又影响官僚队伍素质。因此，范仲淹实施新政，对恩荫条件严格限制，以此来减少恩荫子弟的数量，这确实称得上是振兴太祖、太宗时期的祖宗之法。可问题是，导致恩荫泛滥的真宗皇帝早已去世多年，他现在也成了祖宗，那些在新政中利益受损的士大夫，排除真宗时期的做法，他们大肆抨击范仲淹和富弼等人胡乱更改制度，声称新政破坏了祖宗之法，并建议仁宗斟酌祖宗旧制，另外制定可行的制度。在庆历新政期间推行其他改革措施时，范仲淹等人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最终，在反对派的抵制与诬陷中，庆历新政推行不到一年半便夭折了。
这个现象令人深思，庆历新政是祖宗之法出现严重分歧的开端，到了宋神宗变法以后，这种分歧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北宋后期政局的动荡。从仁宗后期到神宗前期，士大夫竭力抨击苟且姑息的官场作风，纷纷提出改革方案，最具代表性的是王安石。在他看来，要改变宋朝内忧外患的境遇，关键要根据具体的环境和形势，对旧有的制度进行变革。胸怀大志的宋神宗采纳了王安石的建议，推行新法，这就是王安石变法。变法的过程并不顺利，同样出现了改革派和守旧派的冲突。到了1085年，宋神宗驾崩，年幼的哲宗继位，由太后垂帘听政。期间，太后大量启用反对变法的人士，全面废除新法。这些旧党士大夫要求回归变法前的政治路线，但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现实，那就是去世后的神宗已经成为新的祖宗，神宗时代的新法，尤其是那些和旧体制明显矛盾、明显冲突的内容，也成了祖宗之法的一部分。为了应对挑战，旧党将祖宗之法的解释权发挥到了极致，范祖禹就是一个典型，他一再上书，极力称赞仁宗，还挑选300余件仁宗朝的典故，编纂成《仁皇圣典》，把仁宗描绘成恪守祖宗之法、缔造太平盛世的明君。对于神宗皇帝，他只强调神宗勤奋好学、遵守祖制的一面，尽量削弱甚至回避变法的事实。当然，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注定徒劳。1093年，太后去世，北宋政局再度发生逆转，一名叫杨卫的官员向哲宗献策，称神宗皇帝改革创立的制度足以流传万世，臣祈求能够讲习研究神宗心法，从而能够继承神宗遗志。面对祖宗之法中矛盾的两面，宋哲宗最终全面恢复神宗心法。哲宗去世后，继任的宋徽宗依然打着变法的旗号，声称是神宗革新的制度，并将新制度流传给我们这些后人。为什么哲宗和徽宗更愿意追随神宗皇帝的做法呢？其中一个原因，神宗将宰相机构一分为三，使他们彼此制衡，士大夫对皇权的牵制力量遭到削弱，皇权开始一家独大，不同观点的士大夫不再具有包容性，他们彼此党同伐异、你死我活，成了皇帝单向控制的工具。1102年，徽宗启用新党的蔡京为宰相，皇帝和蔡京等奸佞之臣从神宗心法里寻找到满足自己骄奢淫逸的内容。比如神宗时，王安石曾提出要为天下治理整顿财政，受到了神宗的肯定。到了徽宗时，蔡京也援引这一惯例，声称朝廷并不担忧没有钱财，只是担忧不能整顿财政，以此作为他们君臣敛财的理论依据。神宗时曾推行过一种免疫法，要求臣民缴纳免疫钱，同时免除他们的一些义务劳动，徽宗也号称实行神宗的免疫法，可是征收的免疫钱却大幅提高，有些地方居然比神宗时高出70多倍。这些聚敛来的钱财，绝大多数没有用于富国强兵，反而用于徽宗和蔡京等人的奢靡生活。就这样，徽宗君臣打着继承神宗遗志的名号，横征暴敛、胡作非为，不听他们摆布的士大夫，重者流放远方，轻者革职赋闲，他们的子弟也被限制，北宋陷入极度腐朽黑暗的时期。到了1127年，金军南下，早已乌烟瘴气的北宋，终于在靖康之变中覆灭。祖宗之法带来的分歧，使北宋朝廷在后期陷入混乱，最终走向灭亡。
相比之下，南宋却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就是刻板遵循祖宗之法，祖宗之法由此脱离实际。宋高宗在建立南宋后，将靖康之变的罪过完全扣在王安石头上，为了表示自己的正统身份，他抛弃神宗的变法，选择严守北宋前期的成例。举个例子，南宋初年，朝廷在濒临亡国的压力下，依靠岳飞、韩世忠等大将击退金军进攻，保住了半壁江山，武将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和地位，从而能够更加灵活有效地采取军事行动，守卫南宋的江山。然而，即便这样，生死存亡的关头，作为士大夫的代表人物，无论是主降的秦桧、主和的赵鼎，还是主战的张俊，都抬出祖宗之法，要求对大将们进行限制，这也正中高宗下怀。1141年，宋高宗任命张浚、韩世忠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将三人召至临安，剥夺了他们的兵权，并在不久后无耻地残害了岳飞，这在本质上是宋朝的第二次杯酒释兵权。但是，在本书作者邓小南看来，宋太祖襟怀坦荡，宋高宗却阴暗猥琐，宋高宗和士大夫们利用祖宗之法，虽然成功收夺了大将的兵权，但却葬送了南宋收复失地的大好时机。刻板遵循祖宗之法的弊端，从南宋立国伊始便暴露无遗。固守祖宗之法的一个后果是，多数士大夫认为祖宗之法非常完备，不需要再为实际情况做调整。尤其是南宋中后期，理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士大夫把祖宗之法变成一套儒家道德说教，不再关心实际运作，而大谈皇帝道德水准高低，认为只要皇帝实行德政，问题自然迎刃而解。1233年，宋朝倒数第四位皇帝宋理宗着手改革朝政弊端，在此期间，金朝灭亡，席卷亚欧大陆的蒙古帝国崛起，南宋在军事上压力倍增，经济状况也急转直下，可谓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为了摆脱统治危机，理宗重用久负盛名的理学宗师真德秀和魏了翁，询问他们当下最紧急重要的事物是什么，真德秀和魏了翁却回答，最急之务是分辨君子小人，而要分辨君子小人，就要正君心。以真德秀为代表的理学士大夫们还提出了“齐天永命”的命题，“齐天永命”意思是祈求上天，让王朝永远存续下去，出自儒家经典《尚书》，至于如何祈天永命，士大夫们开裂的办法无非是守家法、宽民利等老生常谈。皇帝问的是解燃眉之急的办法，而士大夫却空讲大道理，遵循这样的祖宗之法，当然开不出切实可行的改革良方，南宋精英治国理政的思想资源彻底枯竭。
好，到这里，《祖宗之法》的全部内容就讲完了。来做个总结，以防微杜渐为目标的祖宗之法，对宋朝前期政局的稳定开明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体现了统治阶层集体的政治智慧。然而，祖宗之法的权威性和模糊性却埋下了巨大隐患，以至于北宋后期出现了巨大的政治动荡。到了南宋之后，固守祖宗之法又使得政治脱离实际，国家政治生活僵死，最终南宋亡国，真可谓成也祖宗法，败也祖宗法。
好，《祖宗之法》这本书就讲到这里，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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