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北洋政府如何在列强环伺下，偷偷收回87项治外法权的隐秘战争

今天为你介绍的这本书叫《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简称《北洋修约史》。

这本书的作者唐启华，是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国际关系史博士，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

那么，在解读本书之前呢，首先要了解书中的两个关键词：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北洋修约史。

一说起这个不平等条约，人们就会想起《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还有《辛丑条约》。整个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条条不平等条约连接而成的。列强通过这些条约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权、租借等特权，中国国家主权遭受严重侵害。

那么，根据统计，从1842年到1949年，中国历届政府同西方列强共签订不平等条约达745个，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在殖民主义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不平等条约承载了太多的辛酸记忆，因此呢，从条约签订的那一刻起，就不断地受到中国民众的抨击和抵制。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了近代中国反对殖民侵略最迫切的诉求。

和激荡人心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相比，北洋修约史则是显得波澜不惊。它主要是指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从1912年到1928年，北洋政府依据国际法理，以和平谈判为主要方式，同各条约国进行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外交努力。

可是呢，长久以来，北洋修约史却是不被人重视，这和当时激进的政治语境有关。进入20世纪后，中国民族主义高涨，尤其是经历了五四运动，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最具号召力和鼓舞人心的政治口号。它希望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彻底解决近代积累下来的一切问题。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愿景，迎合了当时激进的社会风潮和民众的心理。

本书要揭示的正是以往被忽视的北洋政府外交。北洋政府通过艰难的外交谈判，希望实现中国的外交自主，并取得了重大突破和进展，在近代外交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下面呢，我会从三个时间阶段依次介绍北洋政府修约外交的来龙去脉。

第一阶段，从1912年到1918年。这是近代中国重要的转折时期，帝制终结，民国成立，中国外交开始萌发平等互惠的修约观念。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还有后来的北洋政府，为了获得列强的承认，宣布继承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让他们继续生效。不过呢，在承认旧条约的同时，北洋政府专门设置了外交部条约研究会，开始萌发平等互惠的订约观念。当时的政府内阁就作出决议，要求不再签订清政府模式的条约，不再让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这样的不平等条款出现在条约之中。也就是说，今后不再签订不平等条约。

这个时期，北京政府取得最大外交成果是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依据国际法，取消了德国和奥匈帝国在华的特权，收回了天津和汉口的德租界。这是中国近代首次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在外交上主动出击，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创举。

第二阶段，从1919年到1925年。北洋政府在两个重要的国际会议上，主动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并且为修约寻求国际法的法理依据。

第一次会议是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作为战胜国，北洋政府派出了一支52人的代表团参会，这是中国第一次以胜利者的姿态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中国代表团当中有五人组成全权代表，其中关键的人物是最年轻的代表顾维钧。

顾维钧1888年出生于上海嘉定一个官宦世家，13岁就进入上海圣约翰书院接受新式教育，17岁考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政治学和国际外交学。在大学期间，顾维钧已经展现出了杰出的外交才能，他精通英语、法语、德语，熟悉各国外交史，有雄辩的口才。

辛亥革命之后，顾维钧成为了大总统袁世凯的英文秘书。他当时博士尚未毕业，哥伦比亚大学还特别的破例为他提前举行毕业答辩。1915年，年仅27岁的顾维钧出任驻美公使，成为了近代中国最年轻的公使。

真正让顾维钧名扬国际外交舞台的，就是这次巴黎和会。当时中国虽然以战胜国身份参会，但是呢，依然受到歧视。首先表现在代表席位的安排上，会议将参会国划为了三等，第一等的是五个强国——英、法、美、日、意，各有五个代表席位；第二等国各有三个席位；第三等是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各国只有两个代表席位。当时，中国是弱国，被划分为第三等国家，这样中国五名代表不能全部出席会议，只能够轮流替换。这明显的歧视深深地刺痛了顾维钧，他决心拼尽所能，为中国争取更多的合法权益，努力展示外交新形象。

那么在这次会议上呢，中国最关注的问题是收回德国在山东一切特权。既然中国和德国在一战当中敌对，那么为什么不像收回天津租界那样，在宣战时收回山东呢？原来，在对德宣战之后，同为协约国的日本趁机出兵山东，与德国交战，接手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由于时间仓促，北洋政府并未对山东问题有明确指示。顾维钧凭借敏锐的外交洞察力，事先就草拟了一份方案，将山东问题列在首位，为阐明中国的外交立场做了充分准备。

因此呢，巴黎和会中国的重头戏就是顾维钧就山东问题进行答辩。他侃侃而谈，据理力争，从传统文化、历史、地理等方面阐述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后，顾维钧陈词道：“众所周知，西方出了个圣人叫耶稣，他最后在耶路撒冷殉道，耶路撒冷从此成为西方的圣地。同样，东方中国山东也出了位圣人叫孔子，连日本人也尊奉他为东方的圣人。”说到这儿，他面带笑容转向日本代表牧野，“牧野先生，您说对吗？”猝不及防的牧野非常被动，极为尴尬，连连点头称是。此时的顾维钧突然提高了语调，大声说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认孔子是东方的圣人，那么山东就是东方的圣地，中国不能放弃山东，就如同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

半个小时的答辩会，顾维钧用娴熟流利的英语、儒雅的气质、雄辩的口才，彻底折服与会代表。但是西方列强为了平衡利益，最终仍然把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举国愤慨，国内爆发了五四运动。顾维钧忍无可忍，和代表团成员一致商定，拒绝在对德合约上签字。1919年6月28日，当凡尔赛合约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出现了世界外交史上奇特的一幕，与会代表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竟然空无一人。中国代表用空椅子来强烈抗议会议的不公正。最终中国成为27个参会国当中唯一拒绝签字的国家。

巴黎和会上，中国虽然未能收回山东，但是这是近代中国外交由被动走向主动的重要转折。

到了第二次会议，也就是1921年底的华盛顿会议，列强为调整远东太平洋地区的秩序再次聚首。对中国外交而言，它是解决巴黎和会遗留的山东问题悬案的机遇。因此，北洋政府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任命驻美公使施兆基为首席代表，驻英公使顾维钧、大理院院长王宠惠为全权代表，由130余人组成阵容强大的代表团。中国能否在华盛顿会议展现新的外交形象，取得新的突破，关键就在这三位代表的外交才能了。

顾维钧刚才已经介绍过了，这儿说一说另外两位代表。施兆基，康奈尔大学文学硕士，16岁被选为中国驻美公使的翻译生，他曾出洋考察日本、西欧、美国等国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中国民国成立之后，先后任驻英公使、驻美公使。王宠惠则是耶鲁大学法学博士，辛亥革命之后，曾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三位代表都留学美国，精通国际法理和外交政策。

经过充分协商讨论，他们吸取了巴黎和会上的教训。因为那次会议刚开始，中国代表就一次性提出所有具体问题，但未能在会议上获得通过，没有转圜的余地，以至于后来局面极为被动。为了争取主动，这一次，中国代表团不直接进入具体问题的讨论，而是首先向大会提出了十项原则，这样一来可以先奠定法理基础，列强在后边的议程当中就没有借口反对了。

刚才提到的三位代表各有分工部署，按照个人的专业和专长，王宠惠熟悉法学理论，就负责收回外国租界、废除领事裁判权等问题；顾维钧擅长雄辩，负责最棘手的山东问题；施兆基作为首席代表，则是负责全面交涉以及日本从青岛撤军的问题。他们各自负责对自己承担的问题进行辩护，在对自己的议题阐明观点之后，其余两个人可以在实际辩论当中对此加以补充发挥。三个人还互相约定，每个人准备一份备忘录，一致讨论通过之后才能够提交大会。这样代表团步调一致、协同合作，瞄准目标，集中火力点，准备打一场漂亮的外交战。

代表团首先向大会提出十项原则，当中最重要的是第一项原则，即各国尊重并遵守中国领土完整及行政独立原则，这是中国参加本次会议基本的外交原则。当施兆基在阐述这项原则时，一位法国代表非常傲慢地质问：“中国军阀混战、南北分裂，代表团能否代表全国？”施兆基义正言辞地驳斥道：“中国只有一个代表团，也只有一个，完全能够代表各国承认的合法政府。”

由于准备充分，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外交代表团大放异彩，在外交上取得了重大突破。首先，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法理基础诞生了。代表团在会议上提出的废除各国在华特权的议案，除租借地问题之外，都已签署条约、协议书的形式形成了文件。1922年2月6日，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等八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啊，这就是《九国公约》，其中“尊重中国主权与独立及土地与行政的完整”这样的词句也列入了条约文本，这是中国进一步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法理基础。

其次，巴黎和会上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终于解决了。1922年2月4日，中国和日本签订了《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日本不得不把德国旧租界地胶州交还中国，并且从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撤军，这样山东的主权总算收了回来。

总的来看，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北洋政府能够首次向列强宣誓要全面修改不平等条约，取消列强在华特权，某种程度上真的是弱国只能靠外交啊。这是中国在无实力后盾的外交谈判当中，一点一点把主权艰难地谈回来。

除了这两次与列强的博弈，这一时期，北洋政府还利用国际关系的变化，签订了两份平等条约。一份是1921年5月和德国签订的《中德协约》，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的新条约，是第一次而且是唯一一次以战胜国身份取得战争赔款的条约，获得了8400多万元的赔偿。另一份呢，是和苏俄签订的条约。十月革命之后，苏俄政府主动向中国表示愿意废除俄中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1924年签订的《中苏协定》，让苏俄成为了近代第一个主动放弃在华特权的国家。

好，有了第二阶段的铺垫，下面北洋政府开始在具体条约的废存上行动了起来，这就是北洋外交的第三阶段，也是北洋政府外交的重头戏。这段时间从1925年开始，一直到1928年被国民政府取代。

1925年5月30日，上海各界群众在租界举行集会，强烈抗议日本纱厂镇压中国工人运动，英国巡捕竟然向人群开枪射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国的民族主义开始高涨，社会各界强烈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呼声此起彼伏。北洋政府借此机会，以民意为后盾，要求和列强集体修改不平等条约，但是受到阻挠和拖延。作为应对，北洋政府决定改变外交策略，根据国际法原则，采取到期修约外交方针，和条约期限届满的国家谈判，寻求重点出击，各个击破。

到了1926年，即将到期的条约就有三个，分别涉及到法国、日本、比利时三个国家。鉴于以往和列强打交道的经验，北洋政府决定先绕开难缠的法国和日本，从比利时入手，打开缺口来进行修约交涉。

中比条约是清政府与比利时两国在1865年11月2日于北京签署，1866年10月2日由两国政府批准生效。比利时通过这个条约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权、设立租借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等的一系列殖民特权。条约规定10年期满修约，但是每隔10年只有比利时有权提议修约。1926年，中比条约第六次期满10年期满。在条约期满的半年前，北洋外交部照会比利时驻华公使，宣称中国政府决定终止旧条约，并愿重新谈判，签订平等互惠的新条约，建议用剩下来的六个月时间进行新约的谈判。

比利时很快做出了答复，同意签订新约，但坚持要中国政府保证在谈判期间旧条约继续有效。考虑到比利时可能采用拖延的办法，造成旧条约继续生效的既成事实，中国方面没有同意。彼方要求双方坚持不下，当时的比利时没有震慑中国的军事实力，于是转而寻求英美的支持干涉。在英国的干预下，比利时威胁中国，若要到期废约，将上诉到海牙国际法庭，甚至恐吓中国，在特殊情况下，比利时将以《辛丑条约》和《华盛顿条约》签字国资格，恢复旧条约的效力，包括向中国派驻军队，继续要求中国支付赔款等等事项。

当条约最后期限到来的时候，比利时仍然拒不签订新条约。那么在此困难局面下何去何从啊，这不仅仅是具体条约的问题，更关系到中国的外交形象，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将采取怎样的措施处理中比条约。

此时，北洋政府内阁改组，顾维钧任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他采取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顶住西方列强的压力，和比利时进行最后的交涉。条约期满的第二天，顾维钧同比利时公使华洛斯进行最后的较量，这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著名的外交谈判。双方唇枪舌剑，谈判长达四小时之久。

华洛斯是律师出身，擅长辩论，随身带来大量外交文件，引经据典，口若悬河，企图使顾维钧屈服。但是他显然低估了谈判对手，顾维钧事前已经做了精心周密的准备，他对旧条约当中的殖民特权逐条辩驳，并且根本不用看稿子，所有的国际法条约和外交术语都烂熟于心，脱口而出。一番较量下来，华洛斯惨败，但是呢，仍然蛮横地拒绝限期修约。

面对比利时的无理拖延，顾维钧当机立断，决定改变外交方针，将到期修约扩充为期满作废。1926年11月6日，北洋政府终于放大招了，发布了由顾维钧起草宣言，宣布终止中止条约，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单方面宣布终止不平等条约。政府明令废止中比条约在国际外交界引起强烈震动，也为外交自主开了一个好的先例。

1927年，中国和西班牙签订的《中西天津条约》即将到期，中国政府召回西班牙驻华使馆，希望在平等互惠原则上改订新约。但是西班牙主张修约只限于商务、税率方面的条款，其余条款一律不变。北京政府则是主张全部废止，另订新约。双方难以协调，谈判无果。最后北京政府就依据废除中比条约的成例，在1927年11月10日，自行宣布废止中西条约。

废止中比条约和中西条约，是中国外交史上的杰作，开创中国外交自主的先河，对后来修约、废约产生重大影响。

从北洋修约历史的三个阶段可以看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北洋政府根据国际法，有理、有利、有节地完成了一系列谈判，扭转了晚清时期糟糕透顶的外交局面。当然，中国能够取得这些外交成果，产生作用的因素很多。下面呢，我就从国际格局、外交策略，还有职业外交家团队等三个方面，来谈谈北洋外交的天时、地利人和。

民国成立之后不久，一战爆发，这场战争让世界政治格局重新洗牌。战后通过武力威胁弱国已经不再是外交的主流，在解决国际冲突时，国际法和公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尊重，世界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公理战胜强权，为外交谈判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外交开始变得对弱国有利了。

那么为什么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北洋政府可以提出修订条约了呢？在这里我要介绍一个非常著名的外交术语，就是情势变迁原则。情势变迁原则是一项古老的国际习惯法，简单的说就是时过境迁原则。这个原则认为，签订条约时，缔结国是以某些根本情势的继续存在为前提的，一旦这种根本情势发生变化，缔约国就可以根据该条款废除条约。情势变迁原则在西方有强大的传统基础，西方人一般都愿意恪守这种原则。

一战后，中国政府早已经不是清政府，建立了共和国，在形式上已经是文明国家，而且还站到了获胜的协约国一边，这个情势变化相当大。中国方面也就有意识地运用情势变迁这一原则，在巴黎和华盛顿的会议上主动提出不平等条约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应当解决。

那么有了这个基本面，具体实施还要靠灵活的外交策略。刚开始，北洋政府要求和所有列强集体谈判，总体修约，但是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效果并不明显，反而是受到了列强的集体抵制。北洋政府随后呢，做出了重大调整和改变，确立了到期修约、期满作废的外交方针，由全面出击到各个击破，趁旧约满期之机宣布失效，另订平等条约。果然在外交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和显著成果。我刚才提到的废除中比条约和中西条约，就是这种外交策略的灵活运用。

当然了，最关键的还是人的因素。北洋外交之所以取得重大突破和进展，在于拥有世界一流的职业外交家团队。中国的职业外交家诞生在辛亥前后，以欧美留学生为主体，这些人多出生于书香世家或传教士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有丰富的外交履历。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除了以上所说的顾维钧、施肇基、王宠惠等人，还有陆征祥以及颜惠庆。

陆征祥1872年出生于上海，他的父亲是位传教士，思想比较开明，很早呢就把陆征祥送入了上海广方言馆学习洋务知识。广方言馆是清朝总理衙门创办，专门培养外语人才，陆征祥在那儿主攻法语，后来呢又进入北京同文馆深造，毕业之后被选入中国驻俄公使馆工作。

颜惠庆1877年出生在上海虹口一个传教士家庭，他的父亲是圣约翰大学创办人之一。颜惠庆留学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颜惠庆精通英语，曾经主编《英汉双解标准大词典》，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完成的英汉大词典。他后来三次组阁任国务总理，七次出任外交总长，是北洋政府期间外交系的领军人物之一。

1912年3月30日，陆征祥成为第一届内阁的外交总长。当时在国外，他向大总统袁世凯提出三项救治条件：一、任命擅长英文的人为外交次长；二、保证外交人员专业化，不得向外交部安插闲人；三、外交部相对独立，总统不得任意干涉外交部内务。袁世凯全部同意之后，陆征祥才回国就职。这些原则对民国前半期的外交行动影响深远。

陆征祥上任之后，决心按照西方国家外交部的模式来改组外交部，制定新的外交部组织法，将驻外使领馆改为专业机构，从事外交的人员为职业外交官。他还要求所有外交官员必须学会一门外语，外交官选拔全国统一考试，择优录取。

由于陆征祥体弱多病，经常请假，实际主持外交部工作的就是外交次长颜惠庆。当时的职业外交家相对比较独立，超然于政党和派系之争，虽然北洋时期政局纷乱，政府运转经常停摆，但是呢，外交方面却是平稳推进，对比鲜明。以至于当时各路军阀对外交家集团都比较尊重。大总统曹锟曾经说过：“外交咱不懂，一切听邵川的。”这少川那就是顾维钧。北洋末代元首张作霖虽然出身土匪，却是非常尊重外交人才，一般不过分干涉外交事务。

这样一来，外交总长就有了更多的自主空间，在制定外交政策的时候有更多的主动权。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就有一位美国外交官曾经这样评价：“要是中国政府的其他各部，都能显示出外交人员的才能，中国便将成为世界大国之一了。”

这个话呀，或许有所夸大，但是呢，在乱世的中国，能够出现这样一批水准极高且极富爱国情怀的职业外交家团队，确实是中国外交之幸啊。他们的外交业绩应该被后人更多地了解，这也是本书作者唐启华要重新梳理和认识这一段历史的根本原因。

好了，《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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