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征服中国》从梵文贝叶到敦煌变文的文明再造工程

佛教在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存在感比较强。

即便不读佛经、不懂佛学，也时常能接触到它。比方说，许多城市都有佛寺；在影视剧、武侠小说当中，经常能看见行侠仗义的少林派；开车的时候，许多人喜欢在车里挂上印着如来佛祖、观音菩萨的平安牌；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喜欢在自己的书桌案头摆上一尊弥勒佛。

那当我们在生活中接触到佛教的时候，你是否有思考过：起源于印度的佛，是怎么进入中国的？为什么会在中国分布得如此广泛？中国社会又为什么能接纳佛教呢？

今天为你介绍的这本书叫《佛教征服中国》，就是回答这些问题的。这本书的作者是荷兰汉学家许理和。

这本书当中啊，作者讲述了汉代直到东晋十六国时期的中国佛教史。他认为，在东晋灭亡前，佛教已经在中国完成了较为全面的传播。书名中的“征服”这个词语，或许和大家认知中佛教倡导和平的印象格格不入。其实啊，“征服”的含义就是传播与适应，既有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有佛教对于中国社会的适应，这是双向的过程。

所以，这本书讲述了三部分内容：有僧人们传播佛教的努力，有中国人接受佛教的过程，还有佛教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扎稳了根基的常识，这是由一系列辩论促成的。

那我们先来梳理一下佛教传入中国的脉络。

佛教传入中国应当不晚于汉朝。在那个时候，佛教在国内还只是零星分布，少数国外僧人通过口头讲解的方式，在中国传播佛教经文，佛教仅仅在洛阳、彭城等少数城市初具规模。

三国时期，佛教在东南部的吴国发展状况较好，已经引起了孙吴统治集团的注意。

那到了西晋，佛教开始被上层士大夫接纳，形成了士大夫佛教。

到了东晋十六国时期，南北方各大政权的王室和贵族基本接受了佛教。那也是在这一时期，高僧慧远完善了一套简单易行、适合中国社会文化环境的修行方法，比如念诵阿弥陀佛。这样的办法使得信众能方便地修行佛教，让普通百姓也接纳了佛教。到这时，佛教算是彻底征服了中国。

好，那了解了佛教的传播脉络，接下来呢，我就来说说传播佛教的僧人们从何而来，他们为了传播佛教做了哪些努力。

从来源上看，在华的僧人可以分为中外两部分。外国僧人当中代表人物有中国佛教史第一人安世高。传说安世高是安息国的王子，为了虔诚的佛教信仰，放弃了王位，在公元184年来到中国定居洛阳。汉代的安息国大致就是今天的伊朗。虽然安世高的王子身份并不能确定，但系统、规模地翻译佛经确实是由他开启的。

本国的僧人来源比较复杂，有普通百姓、寒门庶族、名门大族，甚至还有皇帝公开宣称自己皈依佛教的。

从传播发展佛教的方面来看，僧人们做了这些努力。

首先是佛经翻译。佛教起源于印度，是彻彻底底的舶来品，因此佛教翻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翻译的形式有国外僧人口授的翻译，也有通晓外语的中国僧人直接翻译外国佛经。国外僧人的翻译受到汉语水平的影响，翻译质量参差不齐。比方说刚才提到的安息僧人安世高，虽然他对中国的佛经翻译事业影响深远，但他的翻译质量实在称不上优秀，译文当中甚至有大量的北方方言和自由发挥的东西，影响了译文的质量。

到了东晋时期，出生于西域龟兹国的僧人鸠摩罗什来华，他是历史上最杰出的译经家之一。他翻译的佛经不仅内容准确，而且文雅流畅，人们熟悉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他翻译出来的。以至于到今天，《金刚经》《法华经》依然在用鸠摩罗什的译本。

中国本土的僧人翻译佛经的水平参差不齐。例如西晋高僧法护追求翻译的精确专业，但这也造成了他的翻译比较晦涩难懂。而某些翻译者追求的是易读性，喜欢用儒家、道家思想中的名词、术语来翻译、解释佛经，这种方法叫“格义”（“格物致知”的“格”，“意义”的“义”）。这个做法就说明啊，当时本土的僧人还不能准确理解佛教经文的含义，依然要借助中国传统思想来理解佛教的奥妙。这种翻译方法直到东晋末年，鸠摩罗什与高僧慧远有了接触，才衰落下去。

其次是出国求取佛教经文。中国僧人去往国外取经，最脍炙人口的例子大概就是唐代玄奘法师前往印度拜佛求经，这个故事直接成为了《西游记》的起源。不过呢，在佛教传播的早期，中国僧人去往国外的故事也不少见。这其中的典型事例就是西晋时期的僧人法护。据记载啊，他出生于敦煌，熟练掌握了中亚各个国家的语言，曾经周游中亚36国，在那里获得了大量的佛经。回国之后的法护在长安被誉为“敦煌菩萨”，他翻译的佛经多达上百部。法护的存在，使得当时的长安取代洛阳，成为了北方新的佛教重镇。他的学派门下弟子多达千人，一位翻译家带动了一个佛教学派的兴盛，可见啊，佛教早期传播过程中取经、译经的重要性。

取经、译经之后，就轮到佛经的整理了，这是当时僧人传播佛教的第三项努力。佛教流派有大乘佛教、小乘佛教，每个流派都有许多各自的经典。这些佛经在中国经过了几百年的流传，一个佛经往往会有多个译本，优劣有别。那除此之外，甚至还有一些假的经书也在市面流传。因此整理注释佛经就显得十分有必要。那在这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是东晋的高僧道安。他写成《综理众经目录》，对佛经的年代、翻译的时间、经文的真伪、优劣做了系统的梳理，算是中国佛学研究的第一人。

上边三个努力方向还都和佛经本身有关。那除了佛经的传播之外，僧人们还有第四项努力，就是完善修行的戒律。就像今天的明星艺人会拥有大量的粉丝一样，当时啊，著名的僧人周边也会聚集起大量的信众弟子。根据粗略统计，法护和尚的学派就聚集了多达千人，道安和尚在襄阳也有信众数百人跟随。这些僧人游离于社会法则之外，甚至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成为了部分士大夫攻击佛教的矛头之一。那为了约束这样一大批人的行为，规范戒律的存在显得十分必要。那为此，道安翻译了佛教戒律的经典，并且自主创立了大量戒规制度，包含焚香、讲经、饮食等方方面面的内容，用来约束佛教信众。据说呀，道安创立的戒规使用相当广泛，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条就是用“释”字作为僧人法名的姓，这项戒律现在还在使用。

那说完了佛教的传播者和他们的努力，现在呢，再来看看佛教都征服了谁，古代中国人是如何接受佛教的。

在书中，作者根据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把受众分为士大夫、王室和百姓三类。佛教征服中国是从士大夫和王室开始，最终覆盖到普通百姓的。

先来看看士大夫佛教的形成。士大夫泛指拥有一定知识文化基础、能够在官僚体制中谋得一官半职的文化人。士大夫佛教始于西晋时期，在东晋蓬勃发展，这一步文化意义重大，我会特别分析一下士大夫群体接受佛教的三个原因。

首先，佛教在那时还是比较高深的哲学，相对于文化水平较差的普通百姓，受过教育、有一定知识基础的士大夫更容易理解、接纳佛教思想。

第二，魏晋时期盛行的玄学与佛教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这为士大夫接纳佛教提供了思想基础。玄学形成于曹魏晚期，是一种形而上哲学，由道家思想发展而来，探讨的大多是天人关系、有无之变、名实关系之类的议题。而佛教的某些概念与玄学的确有相通、类似之处。比如说在探讨天人关系的问题上，道家经典《庄子》中有个名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就是说呀，天地与我共存，万物与我为一。那要保持这种无我状态，感受宇宙天命。而佛教则倡导通过进入无为状态来观照万物，这是非常相似的状态。这种概念、论点上的相似在玄学、佛学间并不少见，而且佛教的一些看法说得更透彻，往往能够填补玄学的理论空白。因此，热衷于玄学的士大夫自然而然地对佛教就产生了兴趣。而士大夫一手捧着《道德经》《庄子》，一手捧着佛经时，士大夫与佛教的融合就开始了。

当然，士大夫们接受佛教还有第三个原因，与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战争政变频繁有关。生命在这种环境中显得呀格外的脆弱，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清净的佛门成为了他们从心灵上躲避乱世的落脚点。

那么这个士大夫佛教的影响力有多大呢？这就要提到第二个接受佛教的人群——王室成员。有了士大夫这个跳板，东晋时期迅速出现了王室佛教。整个东晋时期都由士大夫中实力强劲的门阀大族把持朝政，那正是因为士大夫能够接近皇帝，甚至左右皇帝的判断，东晋的王室便有机会接触到佛教。王室开始资助寺庙的修建，供养僧人集团。例如东晋简文帝不仅自己皈依佛教，还出资修建经舍，也就是佛寺，以供僧人居住。

士大夫、王室接纳佛教之后，汉人上层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开始出现新的局面。首先是许多士大夫或是皈依佛门，或是成为了当时名僧的信众。例如东晋权臣琅琊王氏家族的代表人物王敦，他的弟弟就皈依了佛门，法名竺道潜。这位竺道潜拜了当时精通佛法的知名人士刘元真为师研习佛法。王氏的后人王羲之与当时的高僧支遁也是来往密切。琅琊王氏家族是东晋豪门望族之首，为东晋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王氏家族的子弟投入佛门，这表明东晋时期士大夫对佛教的接纳程度之高。

第二点表现，僧人能与王室建立起直接亲密的联系。这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长安名僧竺法雅。西晋八王之乱的时候，河间王司马颙劫持了晋惠帝，名声不好。这个司马颙崇拜竺法雅，竺法雅呢，也毫不在意司马颙声名狼藉，经常与他彻夜长谈。后来啊，到了东晋，王室普遍支持佛教，像慧远这样的名僧交际范围就更加广泛。他不仅与东晋的权臣关系密切，甚至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们也有频繁的书信往来。

第三点表现是佛教玄学与儒家思想的融合，这也是两晋时期佛教的一个重要特征。根据文献记载，高僧支遁曾经为《庄子》作注，并且频繁参与名家大族的辩论。这种辩论也就是后世所称的清谈，是上层士大夫们选取一个玄学议题，反复辩论的活动，既有学术性，也有社交性。而支遁等僧人不仅能够参与到清谈中，甚至在谈论出现僵局、争执不下时，还会被推举作为辩论裁判，调停纷争。那从资料中可以发现，佛教思想和佛教的辩论方法在清谈中被频繁使用。那至于儒家与佛教又是怎么融合的呢？这与汉代流传下来的天人感应有关系。儒家认为，日食、地震之类的灾难是对统治者的警醒，皇帝需要为此自责。到了东晋时候，面对灾难，皇帝还会请僧人们来作法祈福。东晋简文帝时期，官员观测星象，发现火星飞入了北斗星南边的天空，简文帝担心这是有人要篡位的征兆，于是啊，命令地方官员赶紧去山上问候僧人竺法况，咨询怎么去除火星的影响，保住皇位。这是皇帝借助僧人力量的最早记载。

刚才说的，无论是士大夫还是皇帝，都是地处南方的东晋王朝的情景。而在北方，由于几个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比较尊重文化，而且据说某些僧人有特殊能力，所以佛教在北方高层人物中传播也较为顺利。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佛图澄。佛图澄不仅佛教学术修养深厚，而且法力高强，深受统治者的信赖。据说呀，有一天，佛图澄和后赵皇帝石虎坐在室内讲经，这讲着讲着，佛图澄忽然大吃一惊，说：“糟糕，幽州发生火灾了！”于是啊，抓起酒杯，向着幽州方向喷去。这喷了一阵子，他放下酒杯，笑着对石虎说：“现在火熄灭了。”石虎觉得这也太过神奇了，当时他们距离幽州不近，佛图澄怎么会知道幽州发生火灾，还能遥控灭火呢？于是啊，他派兵前去幽州查看。士兵从幽州回来之后，向石虎报告，幽州确实发生了火灾，只是忽然天降大雨，把火扑灭了。不知为什么，雨中还带着酒的味道。那这种充满神秘主义的故事在佛图澄的传记中并不少见。

好，那现在呢，已经知道了佛教是如何征服了士大夫和王室的，但这些人毕竟是少数，佛教想要征服中国，还需要数量众多的百姓也信仰佛教。那么百姓们是怎么接受佛教的呢？这就要归功于另一位关键人物——东晋时期的慧远和尚，他被认为是中国净土宗的初代祖师。慧远和尚是高僧道安的弟子，也是庐山僧团的创始人。在他之前，佛教提倡艰苦修行才能往生极乐，这里边做法十分复杂，对人的耐性、思考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而慧远主张一系列简单易行法门，老少皆宜，聪敏还是愚钝，一概全收，这才让佛教得以在百姓中普及开来。为此，慧远把修行方法确定为念佛、禅定、佛像崇拜，明确了一个具体的、可感知的崇拜对象，让修行方式简单可操作。念佛就是念诵阿弥陀佛，这种方法要求不高，只要信徒能在三个月内不去想物质享受，保持灵魂的洁净，在一个清静的地方念诵阿弥陀佛，七天之后，佛就会出现在面前，向信众宣讲佛法。禅定就是排除意识中的杂念，保持清静的状态，扩大感知范围，接近真实的智慧。慧远认为，这样能净化灵魂中的迷惑欲望，暂时达到解脱的境界。佛像崇拜是慧远和他的庐山僧团最特别的地方，慧远经常使用佛像，并格外强调它的重要性，这对俗家信众来说，佛就在眼前，便于集中精力排除杂念。那正是通过这三项修行方法的制定，让佛教的发展在慧远这里完成了从高高在上的皇帝到普通百姓的渗透，这也成了后来汉传佛教净土宗的基础。

好，那关于佛教的受众基本就说完了。来，回顾一下：士大夫群体从西晋开始接纳佛教，以士大夫为跳板，王室也接受了佛教，这样佛教完成了对上层阶级的征服；而对于普通百姓，慧远制定了系统化、可操作的修行方式，让文化基础比较差的普通百姓也能便利地修行佛教，完成了佛教在百姓中的传播，也完成了佛教对中国社会由上而下的征服。

那刚才说了这么多呀，你可能觉得佛教进入中国好像一帆风顺，其实啊，不然。在当时佛教的传播既遭到了士大夫的攻击，也遭到了道教的攻击。其中，士大夫对佛教的攻击尤其引人注目。那为什么攻击佛教的不是别人，偏偏是上层士大夫呢？这是因为士大夫作为知识分子，他们的政治生涯、精神生活都依托于传统的本土文化，而佛教的价值观与传统的儒家、法家思想冲突太大，这很难不引起士大夫们的注意。而且，僧人集团脱离社会生活，出于维护国家稳定的需要，他们也会对佛教产生非议。因此，我重点把目光聚焦在上层士大夫集团，看看当时关于佛教的论战。表面上看，这是佛教与士大夫间的唇枪舌剑，但是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这里边可以看出佛教正在努力寻求对接中国传统文化的可能，只有做到这一点，佛教才能在中国本土长久下去。

论战的第一个焦点是政治经济上的分歧。封建社会，传统的社会秩序讲究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每一寸土地、每一位百姓都应该纳入朝廷的管辖范围。士大夫们认为，僧人们脱离了既有的社会秩序，不敬帝王、不服兵役、不纳赋税，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对此，高僧慧远做出了精彩的辩护。他提出，在家修行和出家皈依是两种修行模式，在家修行的信徒是必须受传统社会秩序约束的，而出家修行虽然脱离了现有的社会体制，但佛教教人顺从，也能达到服从皇帝的效果。而且在中国之外，也有很多君主也资助佛教。在辩护的同时，慧远与反对佛教的大臣桓玄积极沟通，在一定程度上做出妥协，让某些不适宜修行的僧人还俗，减少僧人数量，降低对经济治安的影响，与朝廷达成一致。

论战的第二个焦点是功利主义的分歧。有些士大夫认为，佛教理论是完全无法在现实生活中被证实的，而且佛教既不能让皇帝延年益寿，也不能让国家风调雨顺，建立佛寺还要耗费不少钱财，还会让百姓们平生恐惧，每天担惊受怕，实在是看不出有佛教什么积极作用。这是很符合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论点，一种思想流派如果想要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就必须要在实际中有所作用，要能服务于社会治理、百姓教化。因此，如何回应这项攻击，对佛教信徒而言也至关重要。针对批评佛教的护教者们提出，佛教有许多清规戒律，严格约束着信众的言行举止，而且佛教经典要求信徒们修身养性，提高他们的德行，这就是佛教能服务于社会的地方。佛教主张一个社会不再有杀戮和纷争，这和儒家对太平盛世的追求是一致的。而且当时北方一些少数民族的头领，像后赵政权石虎这种人本来是很残暴的，但是在佛教法师的感化下，在杀人上面还是有所收敛，这还不能算是佛教的实用之处吗？

论战的第三个焦点是文化优越感导致的分歧。中国传统观念中认为，外国人比中国人差，外国文化远远比不上中国文化。攻击者认为，中国传统经典中的圣人，例如孔子、孟子，他们从来没有提到过佛教，这说明佛教必然没有可取之处，否则，圣人们为什么不提呢？那些信仰佛教的僧人，要么是没有文化的笨蛋，要么是道德沦丧的骗子。这个问题对护教者来说略显棘手，因为佛教来自国外是板上钉钉的事。不过护教者巧妙地借用了一个说法，让佛教与中国产生了模糊的关联，这就是孔子说的“礼失求诸野”。也就是说，外国文化未必就比中国差，中国曾经出现的美德，随着战乱已经逐渐消失了，但他们在国外或许还有残留。而且圣人留下的学说不是一成不变的，孔子得到的最高评价不就是“圣之时者”吗？他能根据时代不同做出变化，佛教和儒家学说在内再有相同之处，都是圣人为了拯救人类留下的思想，只不过看上去是两个不相干的变体罢了。所以士大夫们不应该排斥佛教。

那值得注意的是，基于文化排斥的心态，当时还出现了佛教与道教的冲突。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上层领袖与信徒是比较富裕的上层阶级，而且他们与王室上层士大夫也有着密切关系。那为了争取上层的支持，道教与佛教发生了对抗。公元300年前后，北方少数民族侵入中原地区，这大大刺激了士大夫对外来事物的排斥心理，佛教作为文化中的舶来品，必然会遭到他们的攻击。攻击最猛烈的是道教信徒王浮，他曾经与僧人佛图澄多次辩论，但却总是败下阵来。心怀怨念的他伪造了一部名为《化胡经》的经典，声称佛教原初老子，他不过是道教中一个堕落腐化的分支，并不适合中国，因为最纯粹的道教现在依然存在，而且就没离开过中国。佛教的回应针锋相对，信徒们不仅从文献考据上指出《化胡经》是伪造的，还沿着道教的思路指出，佛陀能变化出各种形态，老子也是佛的化身之一。更有信徒啊，干脆也伪造了佛教经文，试图把孔子、老子都放进佛教的理论体系中。这种形式并不足取，但在这里确实能发现佛教在尝试与儒家、道教这些中国传统文化调和，给自己来一些本土文化、思想的加持，哪怕是强行的扯在一起。

论战的第四个焦点是道德层面的分歧。传统观念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攻击者指出，僧人们竟敢剃去头发、不婚不娶，甚至有些僧人自残自焚身躯，这简直是违背人伦。那作为最坚定的护教者之一，高僧慧远指出，根据佛教的规矩，凡是需要报效朝廷，尤其是需要服兵役的人，还有那些没有征得父母同意的人，都不能剃发为僧。不过呢，佛教的反驳还不是被动的。在一些佛教拥护者来看，笃信佛教、出家为僧居然是弘扬孝道的理想方式。东晋著名的玄学家孙绰就认为，孩子出家为僧，通过修行正道成佛，是光耀门楣的事情，不仅改变了孩子自己的地位，也能抬高父亲的地位。和传统孝顺父母的方式相比，皈依佛门显然要更加高明。而且儒家传统里也有比孝顺父母更高的价值，有句话叫“贻孝作忠”，往往是要大臣抛弃对家庭的义务，对君王尽忠。一般情况下，“移孝作忠”都是要臣子死的，那这样一来，对家中的父亲就没法再尽义务，就成了不孝了。那相比之下，僧人修行如果说是孝行没有问题，如果非得说是不孝，那中国传统中也有类似的例子，何必五十步笑百步呢？所以佛教在道德上无可厚非。

以上四项就是士大夫与佛教之间论战的几个攻防。那从中可以发现，士大夫对佛教的攻击不仅有思想上的分歧，更多还是提防僧团这个全新的社会组织。同时，从佛教的辩护中也能发现，佛教在不断尝试与中国文化调和，护教者们顺着士大夫的思路，试图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体系中寻求佛教契合中国的证据。无论是支持朝廷、减少僧人，还是将佛教思想与德治相结合，将释迦牟尼解释为孝子，都是在寻求合作，而非挑起争端。因此，这虽然是论战，但是从佛教的传播上来说，却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过程。正是这一务实的做法，让佛教在东晋灭亡之前，真正在中国扎下根来，成了佛教征服中国最最重要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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