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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业》从龙兴关外到君临天下,清朝“天命”话语的制造与传播
铛铛铃2025-09-16【历史】404人已围观
简介
今天为你介绍的这本书,是中国史研究大家魏斐德的名作《洪业》。所谓“洪业”,“洪”是洪水的洪,“业”是事业的业,“洪业”呢,就是大业的意思。在这本书里啊,它指清王朝开国的历史。
有人觉得呢,大清开国史,这不就是一次王朝更替吗?除了新皇帝不是汉人,其他的东西早就司空见惯了,没什么新意。诶,且慢,其实不然。在魏斐德眼中,明清改朝换代在世界史上有着特别的意义。
魏斐德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知名的汉学家,在晚清民国史方面造诣很深。2006年他去世的时候,被美国学界誉为30年来最好的史学家。
作为一名北美的学者,魏斐德有着相当广阔的研究视野。他关注清朝的开国,是把它放在17世纪的全球变迁当中来看的。17世纪,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大危机。欧亚大陆气候异常,粮食歉收、经济崩溃,天灾人祸不断,叛乱革命此起彼伏。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金融泡沫在荷兰破灭,西班牙控制的美洲金银贸易突然陷入了停滞,英法在海外的投资遭到重创,德川幕府治下的日本爆发了饥荒和起义。那么位于大陆东端的明王朝,也是遭遇了严重的粮荒和通货膨胀,社会呀,迅速解体。
面对这场危机,东西方各有各的办法。在欧洲,危机动摇了传统,人们步入启蒙时代。在接下来的200年动荡当中,西方全面更新了政治思想和技术知识,迈入了现代社会。而在中国,一次传统的王朝更替,只用了半个世纪,就让国家恢复了元气。到了康熙年间,中国不仅社会安定,人口平稳增长,农商经济也再现活力,成为了17世纪率先摆脱危机的地区,被当时的欧洲上层统治者追捧。
不过中国有一句老话,福兮祸之所伏。在魏斐德看来,清朝入主中原,虽然让中国先人一步摆脱了危机,但是往深里看,清王朝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根本上的革新。危机暴露出了深层问题,像行政腐败、低效,还有人口爆炸、技术落后带来的生存困境,被一口气拖了200多年。到了晚清时代,清王朝最终还是葬送在了这些问题上。
那么从这一点来说呢,世界的分流出现在17世纪,西方进入了近代。魏斐德认为,中国近代的起点也是在这一时期,就是17世纪清朝开国的时代。
那么清朝为什么能够在不动摇传统的情况下,让中国摆脱危机?这就要详细地了解明末清初政权交替的历史,也就是本书的实际内容了。
在接下来的讲解当中呢,我将以明朝藩王在南京继位,建立南明政权为分水岭,分上下两集解读这本将近百万字的大书。上集呢,会从努尔哈赤的崛起开始,说到清军入关,平定北方为止啊,来介绍清王朝是如何兴起、扩张、入主中原的。这里边儿啊,有三个关键人物,分别是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而在下集呢,我会把重点放在顺治和康熙早期,看一看清王朝是如何征服南中国,完成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最终摆脱世纪危机,奠定了宏业。
下面呢,我们就从清王朝的兴起开始说。清朝是女真人建立的,直到第二任皇帝皇太极的时候,将女真改称为满洲。所以在介绍开始,就有必要先谈一下什么是女真,还有女真和汉人之间的基本关系。
女真是中国东北一个部族的名号,这个部族曾经给汉人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在北宋末年,女真人建立了金国,他们南下灭亡了辽国,之后呢,又攻破东京汴梁,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两位皇帝,把宋王朝赶到了中国南方,这就是著名的靖康之难。
200多年后,明朝建立,汉人的军队重新控制了中国的北方,推进到了今天辽宁省的大部分地区。作为军队驻扎的边境,辽宁的北边修建了一道边墙,边墙之外就是今天的吉林和黑龙江。那个时候啊,这些地方还是化外之地啊,居住在这里的部族被统称为女真,不归明王朝实际控制。不过呢,朝廷还是向这里派出了使者,授予当地女真首领各种军政头衔,允许他们在边境上固定的集市贸易,尽量不让他们南下劫掠汉人。
除了这一防御安抚的政策,明朝对女真的策略还有一条,那就是尽可能地保持各部落军事上的平衡,避免某个部落崛起,独霸一方。为此呢,明朝还得不时地挑起部落间的争端,甚至呢,主动派兵进行干预。
在和平与战争的变奏当中,辽东有一些汉人要么成为了战俘,要么是自愿归顺了女真部落。他们在语言生活上已经完全被女真同化,为女真人兴建城池、从事耕作啊,传授制造兵器的技术。女真部落和明王朝之间的差距,开始一步一步的缩小。
那么我们的主角努尔哈赤,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登上历史舞台的。努尔哈赤生于公元1559年,当时统治明朝的还是嘉靖皇帝。努尔哈赤的家族属于建州女真,建州女真是一群生活在今天辽宁沈阳、本溪东边的女真部落。明朝主导的军事平衡在万历年间被打破,就和这个建州女真有关系。
那个时候呢,女真部落当中的霸主是哈达部,拥有明朝的官方认可。可是呢,建州女真并不太顺从他们。为此呢,建州女真尝试联合其他小部落摆脱控制。在这个时候呢,镇守东北的明朝大将李成梁发觉事情不对,果断出兵干涉了这次政治行动。在战斗当中,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也被明军误杀。这一年是公元1583年,也就是万历11年。
因为实力不足,努尔哈赤忍下了耻辱,以嫡长子身份继承了父亲的官职。之后呢,他利用明朝军队在朝鲜对日本作战,无暇顾他的时机,逐一吞并、消灭了许多周边的部落集团,迅速壮大了自己的势力。
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努尔哈赤在蒙古旧制的基础上,改造了原来的部落组织形式。他将300户组成为一牛录、五牛录称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最初呢,设有四固山,后来又增加到了八个固山。每个固山有一名贝勒王,统辖实际的军政大权,由努尔哈赤任命的固山额真总管。因为八个固山每个都有各自的旗色,所以说这个制度就叫做八旗制度。
八旗制度有效地巩固了努尔哈赤对军队的控制,调和了贵族特权。1607年,努尔哈赤称汗,又在1616年建立了后金政权。
努尔哈赤的扩张引起了明朝的警觉。与后金充满活力的状态不同啊,明代晚期可谓是危机重重啊。朝廷内部先是有魏忠贤权倾朝野,祸乱朝纲。在他死之后,朝廷又掀起了打击魏忠贤同党的斗争,标榜仁义道德的东林党人弹劾魏忠贤的阉党余孽,朋党之争搅得朝廷是不得安宁。
除此之外,官员还贪污受贿,欺上瞒下。崇祯皇帝干脆觉得大臣几乎都不可信任,宁愿依靠宦官为自己出谋划策。经济方面呢,地方赋税系统运转不良,甚至难以支付军费开支。而朝廷为了满足军费需要,又不断的增加新的赋税。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北方、山东、直隶地区盗匪众多,乱世的景象,哎呀,呼之欲出啊。
那么对于努尔哈赤称汗,明朝朝廷是有所警惕的。当时的辽东经略熊廷弼主张与努尔哈赤进行谈判,争取加强防务的时间。但是朝中大臣谴责这个策略软弱无能啊,熊廷弼是遭到了弹劾,被调离了辽东。明朝不仅没有谈判,而且关闭了边事贸易,在军事上呢,有支持与努尔哈赤敌对的部落。
1618年,努尔哈赤发布檄文,列举了杀父之仇、屠杀族人、支持敌人等明朝的罪状,这个呢,就是著名的七大恨啊。之后他率领1万军队直扑抚顺,在仅仅一次进攻之后,抚顺的长官李永芳就带着百姓和一批士大夫开门投降了,几万明朝援军也是被后金击退。3年时间内,辽河以东、锦州以北的抚顺、开原、沈阳等城,全部被后金攻陷。努尔哈赤把后金的都城迁到了辽阳,此时近百万汉人被纳入了后金的统治范围。
投降后金的汉人官员得到了优待,授予了相对较低的官职,许多百姓呢,则是沦为了奴隶。那么面对如此众多的汉人,要如何得到他们的支持,就成为了一个大问题。后金政权必须严肃对待满汉问题了。
一开始,努尔哈赤实施了让汉人与满人合户居住的民族平等政策。所谓合户,就是把旗人分别安置在汉族家庭中。但是在实际的执行当中呢,发生了许多满人奴役汉人的情况,满汉冲突时有发生。汉人呢也是趁机投毒纵火作为报复。恼羞成怒的努尔哈赤立即调转枪口,对统治范围内的汉人严加管束,干脆实施起了民族歧视政策。
在一连串的汉人大规模叛乱之后,后金政权最终用分散固定汉人的办法,控制住了数量庞大的被征服者。他们把13户汉人变为一庄,由一名庄头统领,给他们土地、耕牛啊,让他们耕种。
那么,这个满汉政策的反复变动,说明新生的后金政权要消化这么多汉人,的确非常困难。1626年,努尔哈赤进军宁远,被袁崇焕击败,努尔哈赤本人被新式火炮击伤,不久伤重不治,离开了人世。
为了获取战败后的休养时间,解决经济危机,后金与明朝谈判,要求明朝每年收纳9万两白银作为往来之礼,明朝同意了议和,那战争是暂告一段落。不过呢,把后金带向全新阶段的君主即将登场了。
努尔哈赤生前并没有指定他的继承人,但是呢,他在遗训当中警告各个贝勒,务必集体议政,避免独裁。在他去世之后,年龄最大但是实力强劲的皇太极继承了汗位,其他三位贝勒,也就是与努尔哈赤血缘非常近的满洲贵族,与皇太极共同统治辽东。但是呢,这个多人共治的局面,很快就被皇太极打破了。
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力,皇太极改进了后金的满汉政策,尝试从汉人那里寻求支持。皇太极下令,对于已经在统治范围内的辽东汉人百姓,实行更加严格的满汉分离居住,避免矛盾,并且制定了许多措施改善汉人生活。同时呢,皇太极效仿大明开科取士,选拔人才。皇太极还下令,满汉官员的幼年子弟必须读书,学习汉族礼仪文化,将后金建设成为礼仪之邦。
当时的东亚文化的核心是支持君主制的儒家学说,皇太极此举呢,就是在为自己独裁铺垫好道路。那么果不其然,皇太极的政策很快就引发了满洲贵族的强烈反弹。例如位列四大贝勒的阿敏啊,为了发泄对皇太极的怨气,屠杀了迁安、永平两城的百姓,抢走了财物和幸存的妇女,这对后金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在后续的战争当中,许多明朝官员都因为这次屠城事件而心怀恐惧,不敢投降,只好是坚决抵抗。皇太极为此大为震怒,他宣布阿敏为国贼,把他逮捕啊,幽禁到死。这一案件呢,大大强化了皇太极的地位和实力,也利于推行他援引汉文化进入朝廷的政策。
之后呢,皇太极采纳汉族官员建议,仿照明朝设立六部,满汉官员共同参与六部行政。而且呢,他组建了一支3000人的汉人军队,称为尼堪超哈啊,翻译成汉语呢,就是汉人的部队。这支部队呢,由明朝降将统领,为后续的战争提供支援。
经历了几年的政治变革,到了1629年年末,皇太极打好了自己的基础,他再次启动了对明朝的战争。在这一时期的战争中,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
第一,欧式大炮发挥了重要作用。后金利用战争中俘虏的汉人工匠,铸造了40门欧式大炮,并且把大炮分配给投降过来的汉人军队配备。欧式大炮改变了后金军队擅长突击,却不擅长攻坚的缺陷。在后来攻陷东北贸易重镇大凌河的战役中,正是欧式大炮摧毁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成为战役胜利的关键因素。
那么第二点呢,皇太极招降了祖大寿、洪承畴等一批拥有突出才干的明朝将领。祖大寿是明朝老将,战功卓著,曾经多次打退后金军队。他统领着一支骁勇顽强的军队镇守大凌河。洪承畴文官出身啊,擅长后勤保障,在围剿李自成的农民军时建立大功,因此呢,也被调来东北应急。这些人兵败在皇太极手中,一方面担心被北京追责,一方面呢,又得到了皇太极的善待,于是他们纷纷投降后金,大大提升了后金的军事能力。
到了公元1636年5月,皇太极羽翼丰满,基本囊括了山海关外所有的重镇,于是他改国号为清,称帝继位。此后,清军一再绕到山西、河北,突破长城的限制,进入内地劫掠,但是入主中原,替代明王朝的可能性尚不存在。
结果,一场意外让清王朝成为了东亚大陆的主人。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军攻破北京,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帝在煤山上吊自杀。农民军进入北京后,李自成接纳谋士的建议,对明朝的官员和贵族严刑拷打,没收财产,触怒了明朝的旧官僚。
这里边呢,有一个关键人物,他就是驻扎山海关的明朝将领吴三桂。李自成进京之后,就让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写信,招降手握4万重兵的吴三桂。吴三桂呢,本来也有归降之意,但是因为书信收发不及时,李自成误以为他拒绝投降,愤怒之下,李自成下令将吴家满门抄斩。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吴三桂决定,诶,向清朝写信求助。
那么这个时候呢,皇太极刚好病逝,满洲贵族推举皇太极还未成年的儿子爱新觉罗·福临即位,改年号为顺治,由福临的叔叔睿亲王多尔衮摄政。
在求助的书信中,吴三桂写道,北京已被流寇占领,但是他们四处劫掠,民心不在他们身上,清廷应该遵从天命来拯救明朝的百姓。而且清军如果发兵南下,不仅可以获得更加广阔的领土,还能够获取更加丰厚的战利品。
此时的多尔衮正渴望巩固自己的权威,南下征战,建功立业正是一个好时机。许多清廷中的汉人官员也纷纷劝谏多尔衮,抓住机会执掌天下。多尔衮接受了大臣的建议,1644年5月,多尔衮以惩罚叛军为名,率领清军南下入关。随后清军与吴三桂的军队联合,与农民军展开交锋,李自成大败而归,不久就将北京拱手让给了清军。
这下,清王朝从一个华夏边缘的政权,一跃成为了天下正统的有力竞争者。那么接下来多尔衮会怎么做呢?
占领了北京之后,为了稳固秩序,多尔衮第一时间发布了安抚百姓的告示。他哀悼崇祯皇帝,同时呢,积极笼络明朝官员加入清朝。由于崇祯在世的时候,拒绝了南迁南京的提议,所以明朝的官员比较完整地在北京保留了下来。对于那些已经投降过李自成的官员来说,他们完全没有道德包袱,立刻是接纳了清王朝。另一些官员呢,因为多尔衮并不强制他们剃发,所以呢,在稍加犹豫之后,也是加入了进来。
那么对于清王朝来说,要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并不需要颠覆明朝留下的行政系统,在明朝的基础上进行修补,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了。所以呢,许多明朝的官员意识到,加入清廷,也许能够给他们提供施展才能,开展革新的机会。双方一拍即合呀,许多官员在法律、户籍、赋税等方面提出了改革建议,大都被采纳实施了。所以清王朝进入北京后不久,满汉的合作并没有想象当中的困难。
不过呢,在地方上,清王朝依然是保持着警惕。许多早在辽东就追随清朝的旧臣,被委派到了已经投降的地方担任总督巡抚,总管地方军政。为了避免明朝那种地方将领拥兵自重的情况,这些总督巡抚会不定期的被多尔衮召回一段时间。
那么在恢复了京城秩序之后,多尔衮开始平定北方各省军事势力。当时李自成控制着山西、陕西,为了剿灭李自成,多尔衮集中优势兵力,派遣三路军队发起进攻。清军凭借骑兵、炮兵强大的攻击力,击溃了农民军的防御。几个月之后,山西宣告平定,河南、陕西的战略要地也相继被清军占领。李自成率领军队离开西安,南下进入湖北,清军穷追不舍。1645年9月,李自成在九宫山身亡,清朝最终取得了胜利。
除了农民军,地方盗匪也是一大毒瘤,这个问题集中在山东直隶等地。晚明时期,山东直隶不是天灾就是兵祸,百姓啊,集体落草为寇,有些地区甚至是七八成的人以抢劫为生。地主呢,也是组织私人武装,在山地建造堡垒,依托有利地形自保啊。这些地方啊,政府在就不管用了。
为了剿灭盗匪,重新控制地方政府,鼓励地方地主、乡绅建立私人军队,与正规军队配合,清剿山东境内的盗匪与农民军。这一方法最初比较有效,许多士绅为了自己的利益,选择了与清朝合作,清朝以雷霆手段击溃了盗匪与农民军。到了1644年年底,直隶、山东的大规模反叛势力已经被消灭了。
在已经平定的北方地区,清朝推行了三项措施,加强对百姓的统治。首先,由吏部从投降的明朝地方官当中,筛选合适的人选担任县官,其他的多余的人一律裁撤,这样提高了政府工作效率,也减轻了政府百姓的负担。
其次呢,是把百姓编成保甲。所谓保甲,是指十户为一甲,每甲有一名甲长,每百户有一名总甲长,政府用这种制度阻止百姓迁徙,督察潜藏在百姓当中的反抗势力。这样一来呢,马匹、武器等军用物资,也被顺利的从基层收了上来。
第三是实行一定范围内的恩赦。政府许诺那些反清的势力啊,如果自首的话,将会得到宽大处理。这些举措收效明显,到了1648年年初,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完全纳入了清王朝的统治。
可以说,经过努尔哈赤、皇太极和多尔衮三朝的经营,清王朝从一个边缘的政权入主中原。但是呢,这个时候的中国,并非所有的地方都感受到了来自于满洲的压力,南方的明朝势力正在重新集结,大部分的士大夫依然效忠明朝的残余势力。
那么清朝会如何应对南方的敌人呢?在完成军事征服之后,清朝又将如何巩固自己的统治?我呢,将在下集集中为你介绍。
好,《洪业:清朝开国》上半部分就为你解读到这儿。
今天为你介绍的是魏斐德的《洪业清朝开国史》。
在上一集,我讲到了清军攻占北京并平定北方,现在呢,我来讲一讲清军是如何平定南方敌人的。
我们先来一起看一看,清军的敌人到底是谁。清王朝在南方的敌人正是明朝的残余势力。其实啊,在崇祯末年,李自成还没有打进北京的时候,就有大臣提出放弃北京、南迁南京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呢,被崇祯放弃了。不过,南京行政班底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在着手成立新政府的准备了,以备不测。
到了1644年,北京被攻破了,崇祯呢,也上吊自杀了。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为代表的一批高级官员,立刻号召天下起义勤王。这批官员很快就开始了重建明王朝的努力,他们一边派人去淮河流域,联络江北地方的豪强,笼络他们的私人军队,一边儿呢,尽可能争取防御李自成势力南侵的一批明朝将领,他们手握重兵。这其中最重要的有四名将领,他们分别是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高杰。这些人各自统领着十几万的军队,军纪涣散,所以江南的地方官员很不待见他们。有的官员,比如说在运河重镇淮安的巡抚路振飞,就组织周边的地区操练部队,他这么做,既是为了抵抗李自成的势力进城,同时也是为了防备这四位将领前来夺取扬州。
当然了,南明的混乱局面还不止于此。就在南京的官员整顿军队的时候,南明朝廷更是爆发了皇位争夺战。当时崇祯皇帝的太子朱慈烺在战火当中下落不明,比较有实力竞争皇位的是明朝的两个藩王,他们分别是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其中福王品行才能较差,但是血缘距离皇室较近,是万历皇帝的孙子;潞王呢,品行较好,但是血缘较远。围绕皇位问题,朝中大臣分了两派,福王因为获得了军事实力强劲的将领支持,在权臣马士英的运作之下,最终是登上了皇位,这就是弘光皇帝。
军事上不协调,朝堂上又有政治斗争,南明小朝廷从一开始就是危机重重的。军事上,弘光帝完全没有重视清军对南明的威胁,他把支持他的刘泽清、高杰那四位将领分别派遣在四座要害城市,盘算着北上,收复被李自成占领的地区。但是呢,朝廷提供不了足够的军饷,在外的将领有独立的财政权和军权,他们尾大不掉,根本调遣不动。要说控制不住军人也就罢了,政治上朝廷也不太平,明朝的故籍党争,很快就在这个小朝廷上重演了。东林党人和阉党成员开始共同攻击权相马士英。先前不是说过吗,马士英拥立福王有功,但是呢,他身边又有一些魏忠贤的余党,按照崇祯皇帝的定力,这些人是不能够再出现在政坛上的,可是在南明小朝廷里,他们却是很得势。当时的清流和魏忠贤的阉党都有着血海深仇,于是呢,他们写文章、贴布告,制造舆论,希望打击马士英,这样一来,也就连带着动摇了弘光帝的合法性。
说了半天,可能大家都忘了啊,这个小朝廷成立到底是为了什么呀?对,是北伐,是收复失地。那么不幸中的万幸,驻守扬州的史可法可能是唯一还惦记着这个事儿的人。史可法这个人呐,能文能武,为官清廉,在南明朝廷里声望非常高。他在江北总督军事,吸引了大量人才聚集到扬州,但是到底要怎么样北伐,北伐的对象到底是谁呢?啊,到底是李自成的残部,还是入主北京的满洲人?还没有等到史可法有所行动,清朝就棋先一招占据了主动。
1644年7月,多尔衮向江南百姓发出了檄文,在文中他表露出善意,除了鼓动、暗示官员和百姓投降外,他还提议在可能的情况下,可以与南明和平共处。读了檄文之后,南明朝廷开始考虑承认清政权的对等地位,不再把他们看作必须消灭的敌人了。毕竟覆灭了明朝的农民军,比来自东北的女真军队威胁更大,而且也可能更好对付。所以呢,经过史可法同意,南明派遣使臣北上谈判,他们的策略是绕开和清王朝直接谈判,尝试说服吴三桂回归南明,共同抵抗农民军,并且以割地赠礼为条件,说服清军退回关外,同时在黄河一线的商丘、徐州布置防务,有备无患。谈判的结果可想而知,吴三桂毕竟不是傻子,他拒绝接受南明政权的任何封爵,充当使臣的左懋第被杀,副使陈洪范作为清朝的密探,则被放回南京。
1644年11月,清军集结军队,分山东、河南两路南下发起进攻。由于清军是所有人的敌人,他们要同时应对南明军队、农民军和地方豪强,漫长的战线上,清军推进得非常吃力。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南明政权后院起火呀,给了清军一个绝佳的机会。前面我们说过,南明军队各自为政,实际上都是雄霸一方的军阀,他们之间斗得非常厉害。在这个1645年正月,就在封堵清军渡过黄河的关键时期,镇守睢州的南明将领许定国与清廷互通生气,诱杀了和他关系不和的高杰,率领着几万军队投降清朝。高杰的军队是黄河防线的主力啊,他一死,小朝廷在河南商丘一带一下子失去了屏障。史可法立即向朝廷建议,派遣将领接管高杰的军队,可是掌权的马士英呢,担心史可法做大,不利于自己揽权,于是任凭这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四散离去。啧嘶,不久,清军渡过黄河,防守徐州的将领李成栋、刘良佐相继投降,此消彼长之下,清朝的实力大大提升,固守黄河一线的战略失败了。
1645年5月,清军打到了扬州城下,清朝给史可法寄来了一封劝降信,信中写道:南明朝廷的合法性是不存在的,清朝为国家剿灭了颠覆明朝的李自成,如果你史可法是仁义君子的话,就应该投靠清朝,这才是精忠报国,与其尊奉昏君、奸臣当道的小朝廷,讨个忠义的名声,不如为了国家和百姓考虑,灵活变通一下。这个论调,在1644年天下大乱的局面下大行其道,清军在很多地方用这个办法,劝降了不少汉人力量。不过史可法呢,毅然拒绝了投降,扬州还是被清军攻陷了,它遭遇了一场极为惨烈的屠杀,有几十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史可法本人被俘之后,拒绝为清廷说降江南势力,最终被处死。但是呢,他得到了来自于满汉双方的尊重,成为了后世忠正的楷模。
扬州失陷,南京北边再无障碍,南京很快失守,弘光帝在出逃之后被捕,不久他被送往北京软禁起来,直到1646年才因为密谋造反的罪名被处死。钱谦益等南明高级官员带着百姓迎接清军指挥官入城。这些降官是不是投降得心安理得呢?我想唯一可以为他们开脱的理由就是,这种投降对他们自己来说并没有牺牲,这些人牺牲小我的名节,保全了百姓,让江南免遭战火。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当时南明的礼部尚书钱谦益,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他热衷帮清廷招抚江南的势力。为此,他不仅向攻入南京的豫亲王多铎提供了一份江南安抚使工作的推荐名单,还组织投降的南明官员去联络地方士绅领袖。这些官员向乡绅承诺,投降可以确保地方太平,但是他们要保证百姓的归顺,还要交出当地的赋税户口档案。很快,江南的士绅就投入了清廷的怀抱,与异族展开了合作。
当然,合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有合作的愿望,但是当清廷做得过火的时候,士绅们可能从合作者变成反对者。那么这些士绅是怎么想的呢?这就要交代一下江南地区的经济社会环境了。首先从大面来看,江南地区从明代中期开始就实现了农业、商品经济发展,丝棉制品的价格不断上涨,许多农民家庭从耕种粮食转向经营纺织,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受市场的影响。另外,土地也越来越多的集中到了富裕地主手中,由于士绅可以免税免劳役,许多农民为了躲避赋税寻求保护,会将土地交给乡绅,成为投靠在他们下面的佃农,有的人呢,甚至卖身到官宦家庭为奴,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江南地区经常发生暴动抗议等等的事件。在早些时候,乡绅们还能够通过公益救济、准军事组织来化解阶层的冲突,但是到了晚明白银通货紧缩,铜币贬值,纺织业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当时米价飞涨,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交换孩子来吃的情况,江南地面上动荡加剧,根本没有平复的迹象。所以依靠强有力的政权恢复地方稳定,是士绅们的迫切愿望,钱谦益他们也是看准了这一点,才寻求与江南士绅合作。士绅是地方的头面人物,掌握了地方的赋税、民政,而且呢,这批人手中啊,还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只要把大局面稳定下来,后边再由他们代理地方,完全是顺理成章。
最初,清朝对士绅们的招揽效果很好,苏州、太仓等地的士绅领袖都很主动地归顺了清廷,但是呢,事情很快发生了逆转。1645年7月,多尔衮颁布了剃发令,要求所有人按照女真人的习惯把头发剃掉,只扎一个辫子。这条命令引起了江南社会的强烈反感,官员认为这是对儒家文化的亵渎,百姓认为剃发的耻辱简直和阉割一样。很明显,在剃发令面前,所有汉人的文化尊严都被冒犯了,江南的士绅和普通百姓站到了一起,反抗清朝的统治。苏州、太仓、昆山等等地方的士绅带头杀了清廷派来的官员,起兵反清,这一股浪潮一直持续到了1645年年末,清军牢牢掌握了江南的主要中心城市以后,这才算结束。
好了,刚才说的就是清军平定江南,夺取南明核心地区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来说,清廷的所作所为一个词可以概括,就是军事、政府,他们能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控制江南,说到底还是对手太弱的缘故。不过呢,光靠战争,清廷是没法稳坐泰山的。在军队南进的同时,清廷内部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就是接下来我要说的,多尔衮摄政时期是如何在政治制度上巩固清朝统治的。
清军入关之后,摆在多尔衮面前的政治问题有三个:第一,如何调和女真统治集团和汉族官僚的关系;第二,如何避免女真贵族之间的冲突;第三,如何避免出现类似晚明的党争。多尔衮的施政方略、政治制度建设基本上是围绕着这几个问题来设定的。
第一项重大举措是改革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院制度。议政王大臣会议创立于努尔哈赤时期,由满洲亲贵组成,是皇帝的咨询机构,军政事务都要经过这个会议,而内院呢,主要负责文书工作,设有满汉大学士,相当于皇帝的秘书顾问。随着清朝征服地区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事务需要处理,多尔衮下令分事情的轻重缓急,大部分奏章由六部代为呈报,重要的军政事务直接呈报内院。这些调整明确了各个部门的职责,提高了效率。最为重要的是,极大加强了内院的地位,多尔衮通过增强内院和六部的地位,削弱了议政王大臣会议,把它排挤出权力的中枢,变成了听命于自己的一个办事机构。
第二项举措是平衡官僚中的南北之争。在多尔衮摄政期间,朝廷中的汉人势力延续明代的遗风,分成了南北两个集团,被称作南北两党,其中冯铨是北党集团的成员,陈名夏是南党的首领。为了平衡南北之争,多尔衮同时支持南北双方的首领,保持均衡。陈名夏被授予了吏部侍郎的职位,负责选官,冯铨担任礼部尚书、内院大学士,由他一手策划,操办了顺治在北京的登基典礼。但是冯铨曾经被魏忠贤收为义子,是阉党的一员,名声极差。1645年10月,有八位大臣上书弹劾冯铨,指责他行为不端,应该处死。多尔衮把这看作朋党死灰复燃的征兆,警告各位大臣,他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于是呢,冯铨依然担任要职,党争的苗头暂时被多尔衮压制了。
第三项举措是平衡满汉官员势力,打造满汉两头政治。多尔衮非常注重培养满人高官,例如他仰仗兄弟多铎南征北战,册封努尔哈赤的三位孙子为亲王,派遣他们参与了几乎所有的重大战役,精通满汉文学的刚林、祁充格担任大学士等重要职位。他同样安排汉族官员担任要职,也同意了陈名夏提出的恢复明朝每3年一次的官员考绩,禁止满人官员粗暴对待汉官的提议,尽量在满汉官员之间取得一个平衡。但是尽管如此,多尔衮对待汉官心中啊,总是有一些提防的。一方面,像洪承畴、钱谦益这些人地位都是明朝给的,是不是真的靠得住呢,他不放心,但是呢,为清朝建立典章制度,把统治推向全国,又离不开他们这样的人作为桥梁。
多尔衮的一系列施政方略巩固了清朝的统治,也提高了自己的威望,他的地位仅次于皇帝,没有人能够向他挑战。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1650年12月多尔衮病逝。1651年2月,顺治皇帝终于亲政了。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威,只有12岁的顺治施展了高明的政治手腕,他第一个要打倒的就是已经死去的多尔衮。他命令议政王大臣会议直接向他上奏,并且把内院搬到了更靠近内宫的位置,亲自处理军国要务。他利用恩典大赦,笼络了一批被多尔衮贬斥的满洲贵族,联合他们扳倒了多尔衮留下的党羽。一年以后,为了彻底清除多尔衮的势力和威望,顺治怂恿大臣清算多尔衮生前的罪过,并下诏公开多尔衮独断专行的罪过,刚林、祁充格等多尔衮的亲信被严惩。小皇帝现在是羽翼丰满,可以施展自己的抱负了。
在顺治亲政时期,朝廷中有几个明显的政治风向,下面呢,我将介绍顺治亲政之后重要的一系列举措。第一大举措是建立崭新的官僚体系。顺治的目标是让官僚机构足够廉洁高效。在亲政不久之后,顺治首先罢免了一批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的官员,提拔了陈名夏、洪承畴、陈之遴等有才干的官员,对他们委以重任。其次呢,是表彰了一批明朝末年为明朝殉难的忠臣,那么顺治这个举动的意义所在,是为了重建官员的道德,鼓励报国忠君的品格,扭转明末以来官员见风使舵、但求自保的风气。最后,也是最最重要的整治朋党。顺治认为,党争的根源既有朝廷中的满汉之分、地区之别,也有地方近身势力尾大不掉的原因。为此,顺治接受了一位汉族大臣的建议,恢复了明朝考核官员的体制,把所有人拉到一个统一的标准下考核。顺治认为这个制度能够帮助平衡南北、满汉之间的势力。
打击完腐败和党争,顺治还要确保最高权力能够牢牢的抓在自己手中。为此呢,他强化了内院的地位,增加了几名大学士,采取集体讨论形式制定政策,避免某位大学士一家独大。同时呢,他还尝试与大学士之间拉近私人关系,比如说年过六旬的大学士金之俊因为年纪大了,几次向顺治提出退休请求,顺治回答他:“君臣之间的大义是始终都在的,您受到了朕这么多的恩宠,忍心就这么告老还乡退休吗?”一番好言相劝,最终把金之俊给挽留了下来。这种政治风格啊,甚至影响到了后来的康熙、乾隆。
顺治帝的第二大举措,来说一说啊,是改革赋税和疏通漕运。先说说赋税改革,由于明末的战乱,人口流散、土地撂荒,前朝留下来的统计资料已经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了。清廷在1648年恢复了旧的里甲制度,重新登记户口、重新造册,安排税收份额,这样流民有了户口,荒地重新得到耕种。到1661年,登记在册的人口增加了近90%,登记土地面积比之前更是翻了一番,这大大增强了清廷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是打击士绅的逃税行为,顺治修订了针对士绅的捐免权,这个权力最早在1635年推出,当时的目的是赢得他们对清朝的支持,但是由于实施的时候没有限制,免税的范围越来越大,甚至影响到了政府的收入,顺治对此作出了严格的规定,把捐免权的使用限制到只能免除一个人的衙役,并且要求地方官员给出名单,追缴士绅们拖欠的赋税。最后呢,就是规范地方政府的财政了,顺治采纳了大臣魏象枢建议,要求各省建立详细完整的开支统计,每年整理上报中央审核,这既方便了政府审计核算收支,也便于发现哪个省财政紧张,方便及时的划拨资源。
支持地方改革完政府财政,接下来就是整理水利漕运的问题了。作为一个农业国家,水利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从元代开始,打通了杭州到北京的京杭大运河,每年都有大量的物资运往北方,作为军需和赈灾之用,这个事情呢,顺治皇帝当然也不能怠慢。他在六部之外设立了管理河道的专门官员,也就是河道总督,这个人总领运河水利的事务。有了这个专人办专事的局面,庞大的水利工程修整起来。到了18世纪,黄河有60年再没有发生过大水灾,周边百姓受益无穷。
除了上述整顿吏治和恢复经济,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顺治亲政时期的满汉关系。首先顺治不允许汉人官僚在文化上主导朝廷,如果说多尔衮对待汉族大臣是带有防范的有限信任,那么顺治无疑是更加的强化了这个倾向。其中一件事情就和恢复明朝的典章制度有关,顺治皇帝在一定程度上按照明朝官僚机构的做法,改进了朝廷的机构设置,他甚至在公开场合采用汉族皇帝的装扮,佩戴了传统的氅和冕,这套装束呢,在秦汉时期特别突出,秦始皇、汉武帝的肖像图里穿戴的就是这一套礼服。顺治的这些举动让明朝的遗臣错误的以为,清朝已经完全汉化,所以有人就提出了比较冒失的建议。当时官员李森建议裁撤所有衙门的满官,专用汉官,陈名夏也建议恢复明朝的服饰衣冠风俗。毫无疑问,这些建议根本不可能被采纳,于是呢,李森被流放沈阳,陈名夏被政敌以重罪弹劾,不久呢,被顺治下令绞死。后世但凡遇到满汉关系的棘手问题,首崇满洲,也就是先以满洲的风俗、价值和利益为先的做法啊,就是在这个时期确定的。
其次呢,随着统治范围的扩大,皇帝不得不把越来越多的要职授予汉族大臣,尤其是那些投降时间早、功勋卓著的汉人,例如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这些人都受封藩王,同时呢,还有不少省份的巡抚,也都是由汉军旗人出任。那么在这其中,真的游离了顺治帝控制范围的,只有吴三桂这样手握一方军政大权的汉人藩王。果不其然,顺治去世后十几年,三藩之乱爆发,战争几乎波及了半个中国,历时8年才得以平定。而且吴三桂他们打出的旗号,依然是恢复汉人江山,但是这一次,大多数的汉人选择了站在清朝朝廷这边。我们不禁要问,三藩之乱距离明朝灭亡仅仅几十年,为什么忠君报国的对象就从明朝转移到了清朝了呢?
这里呀,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清政府给了迷茫的知识分子一个出路,明朝的士绅在清廷做官,总归是很别扭的一件事,但是完全放任他们归隐山林,不受控制也很麻烦。为此呢,到了康熙年间,朝廷熟悉了汉人的心理,皇帝举办了博学鸿儒的考试,选拔学问好、有气节的人作为皇帝的文学侍从,同时呢,也请这些人出来主持《明史》等大型书籍的编撰,但是呢,又绝对不授予他们实际的官职。这样一来,朝廷顺利接纳了这些迷茫的知识分子,他们呢,也因此给予了朝廷信任和尊重。
第二呢,是许多文人士子和投降的明朝大臣完成了他们在明朝没能实现的改革意愿,达成了自己治国的理想。清朝的政治谈不上清明,但是朝廷预防党争,确实是让政治大环境好了不少,每个人当官不需要像明末那样,必须选择党派阵营,这让很多人有了施展自己的机会。从合法性来说呀,难道抱残守缺、忠于明朝就一定是对的吗?
第三是清朝倡导忠孝等观念,这些观念超脱了单纯的王朝更替,是儒家文化倡导的主流价值。清王朝采纳科举制度,皇帝本人和皇子们也要阅读四书五经,久而久之,高层彻底驾驭了这套理念。这样一来呀,终于明朝的道德包袱就不存在了。
可以说,三藩叛乱成为了清朝开国宏业的试金石。到了这个时候,清朝既占有了明朝辽阔的疆土,同时也收获了绝大多数汉人的效忠。当世界陷入17世纪危机当中的时候,清朝在军事上扫灭敌人,政治上实现了集权,观念上征服汉族,在没有全盘推翻明朝旧制的基础上,与汉人合作,建立、巩固了一个疆域辽阔、文化壮丽的强大帝国,这的确是堪称宏业。但是一家独大让清朝没有竞争对手,丧失了改革制度、创新技术的动力,帝国慢慢僵化,最终在19世纪晚期,被外来的力量强行破开了国门,宏业也由此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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