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盛世》两亿张嘴与“永不加赋”的谎言，乾隆朝的粮食危机与统治魔术

今天介绍的这本书是《饥饿的盛世》。

这本书呢，还有一个副标题，叫做《乾隆时代的得与失》。

它的作者张宏杰，是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也是著名历史畅销书作家。

作为一本风格严肃的畅销读物，《饥饿的盛世》全方位解读了乾隆一朝的历史地位。

一方面，乾隆时代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盛世。当时的清王朝疆域辽阔，政治稳固，而且养活了数量空前的人口。

另一方面呢，在作者看来，乾隆时代又是一个与人类文明主流相悖的东西。放眼当时的世界，西方已经进入了启蒙新时代。到了乾隆54年，也就是公元1789年，法国更是爆发了大革命，人类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而此时的大清王朝却是另外一个模样，到处是高压的文字狱，还有官僚的集体腐败。社会表面上维持着平静，实则贫穷、绝望将要不可收拾。

因此呢，乾隆时代在张宏杰看来，是一个只有生存权，没有发展权的时代。

下边呢，我就来从三个方面来介绍书中的内容：

第一个，为什么说乾隆时代是一个盛世；

第二个，为什么这是一个饥饿的盛世；

第三个，乾隆盛世是怎么溃烂的，它与中国后来的命运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我们要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说乾隆时代是一个盛世。

乾隆皇帝本名叫爱新觉罗·弘历，是康熙皇帝的孙子。公元1711年，也就是康熙50年，弘历出生在雍亲王府。他的父亲是四阿哥胤禛，他的母亲出身并不高贵，刚进王府时，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丫头。

康熙晚年儿孙满堂，光孙子啊就有97个，有一半多的小，康熙自己都没见过。那弘历的出身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自然呢，也和其他孙子辈一样，不怎么起眼。

那直到康熙61年的春天，康熙皇帝听说雍亲王的儿子们爱读书，读得不错啊，想叫过来看一下，康熙、乾隆祖孙二人才在圆明园里第一次相遇了。

这一次见面，已经是十多岁的弘历表现得落落大方，没有拘谨不自然的感觉。他的灵气和沉静啊，一下子就抓住了老皇帝康熙的心。为此，康熙特别要来了弘历的八字，拿去给算命先生批了一下。

根据清代留下来的档案记载，弘历的命格极旺啊，不仅身体健康，聪明出众，而且福寿绵长，多子多孙。在帝制时代啊，国家的命运就是皇帝本人的命运。这么一算不要紧，康熙就下定了决心，要把弘历留在宫中养育，亲自教导。

这种特别的做法，在康熙人生的最后一年，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甚至有种说法，康熙最终把四阿哥，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选为继承人，弘历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1722年，康熙去世，弘历的父亲继承大统，成了雍正皇帝。到了1735年，在位13年的雍正皇帝去世，弘历顺理成章登上皇位，成为后来的乾隆皇帝。

登基之后，乾隆皇帝没有辜负祖父康熙的期望，他勤于政务，没有一天懈怠。在他统治的中前期，注重提高统治效率，惩治贪腐也绝不手软。那在父祖两代人的基础上，把大清王朝是推向了乾隆盛世。

我们呢，一直在说乾隆盛世，乾隆盛世，那这个盛世的提法是怎么来的呢？

乾隆24年，也就是公元1759年，乾隆击败了准噶尔蒙古的势力，平定了天山南北麓。这个准噶尔蒙古啊，是当时中亚的一个强权，从康熙朝开始就与清王朝展开拉锯战，争夺蒙古和西藏的控制权。一旦清王朝失利，就只有退缩到长城以内的汉地，与整个蒙古草原为敌。乾隆平定准噶尔，算是解决了清朝的心头之患，成就了康熙、雍正两代皇帝没能完成的功业。

同一时期，中国内地的农业和商品经济，经过百年的和平再次繁荣起来，朝廷的国库也大为充实，就算应付一些大的灾荒和战争，也不太可能透支国力。这一切啊，让乾隆皇帝非常乐观，认为国家进入了全盛的局面。从此以后，盛世这个词就开始在人们的口中泛滥起来。

那么这个盛世到底胜在何处呢？这个呀，可以从皇权、经济、军事和人口四个方面来看。

我们先来看皇权。乾隆一朝，皇帝的地位十分稳固。从整体来看，此时的清王朝，国家安全已经不再是问题了。准噶尔、蒙古被踏平，国家外部没了强大的敌人。国家内部呢，也没有足以威胁政府的农民起义，或者说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而朝廷内外，皇帝的权威也攀上了顶峰。

康熙、雍正两朝虽然搞出南书房、军机处这些帮助皇帝集权的机构，但是皇族干政、权臣结为朋党，依然是难以避免。到了乾隆皇帝这里啊，他对身边的人更是严加提防，自己的妈妈、弟弟都不能对政治指手画脚，内廷的宦官只要是触犯天颜，也会遭到重罚。那至于下边的臣子们，不过是皇帝的办事员。从父亲雍正那里交接过来的政府班子，像重臣张廷玉、鄂尔泰这些，也被他一再夺官夺爵，踢出权力核心。依附他们的人也就没了依靠，没办法再勾结朋党，扰乱皇帝的部署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当时的经济。如果非要用今天的办法来衡量的话，清朝啊，是当时世界上第一经济强国，GDP占到世界1/3，远超美国在当下世界的地位。当时中国的制造业，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份额，是当时英国的八倍，俄国的六倍，日本的九倍。国库的存银，到了乾隆30年就有了6000万两，到了乾隆55年，甚至达到了8000万两之多，几乎是康熙、雍正时期的两倍。政府的财政非常好，那一旦遇到灾荒，也经常会免除受灾百姓的赋税，这也是盛世的一个好处，经济上十分的充裕。

清朝的军事实力也就有了保障。在当时的东亚，清王朝的国际地位是高高在上。乾隆24年，清朝统一了新疆，版图达到极盛，国土面积有1453万多平方公里。为了庆贺这个事情，乾隆皇帝还专门从巴黎定制了16幅平定西域的铜版画，用来炫耀大清的武功之盛。此时清朝四周邻邦都成了清朝的属国，即使是汉唐时期，中国也未曾如此辉煌。

那除此之外呢，清朝对于版图内的实际控制，也要远胜之前的朝代。之前边疆上的少数民族，只是在名义上对中央臣服，但凡国内有个风吹草动，这些地区啊，就会纷纷变脸。但是在乾隆年间，清朝对于边境和少数民族的控制啊，非常的严密。但凡某个地区敢不服从中央的统治，很快就会有大兵前来征讨。像只有数万人口的弹丸之地金川，也就是今天四川省下辖的一个县，位于青藏高原的东部，因为当地土司的叛乱，乾隆皇帝就倾举国之力发动两次大战，把它剿灭了。

辽阔的版图下边，有着空前的人口体量。乾隆6年，也就是公元1741年，中国做了一次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统计上来有1亿4341万人。到了乾隆60年，也就是公元1795年，中国的人口上升到接近3亿。短短半个多世纪，人口几乎翻了一倍。当时的中国耕地总数不过10亿亩上下，却养活了世界30%的人口，社会还能维持相对平稳的运作，这在当时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在传统王朝看来，皇权稳固、国库充盈、疆域辽阔、人口繁盛是繁荣的四大标准。从这四个方面来看，乾隆朝是当之无愧的盛世。

那既然当时的清朝已经如此繁荣，作者张宏杰为什么又说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呢？

作者张宏杰认为，乾隆盛世的饥饿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上。一方面是在物质上，人口众多，导致人均不足。一方面呢，是在精神上，乾隆朝的文字狱最频繁，也最严苛，导致了国人精神的萎缩。

先来看物质方面。乾隆盛世向人们展示的都是农业总产量和经济总量，但是别忘了呀，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这无论多么大的数，被中国的人口一平均，那都会少得可怜。乾隆朝的经济状况恰恰也是这样。刚才说过了，乾隆早期中国人口接近1.5亿，而到乾隆60年，人口已经暴增到了近3亿人。如果把当时的粮食总量平均下来，每个人头上也只有个780斤，而秦汉时期的人均粮食占有量都接近1000斤。可见啊，盛世的外衣下，清朝的百姓，可能还比不上2000年前的秦汉时期。

乾隆58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来到中国。使团刚刚进入大清的地界儿，清朝底层百姓的贫穷，就让他们是触目惊心。当时啊，清朝各级衙门为英国使团服务，雇佣了很多普通百姓，结果英国人发现，这些百姓几乎个个是面黄肌瘦，很难找到类似英国人那种胖胖的啤酒肚。他们每次拿到英国人的残羹剩饭，都会千恩万谢，就连英国人用过的茶叶，他们也争相抢夺。

根据统计，当时普通英国农民家庭的资产，每年消费后剩余有11磅，相当于清朝的白银33~44两之间，而清朝一个中等农户，一年的总收入不过是在三十二两白银上下，而一年的支出则需要三十五两白银左右。换句话说呀，辛苦一年下来，全家还要负债。那这还是年景好的时候，一旦碰到灾荒年头，普通人家就会立刻破产，流离失所，卖儿卖女的情况非常普遍。

其实到了乾隆朝的中后期，这种人口爆炸带来的贫瘠已经非常普遍，但是我们今天回看这个盛世，想去直观地感受他的饥饿感，却要依赖外国使团的记载。而在当时中国的文献上，除了盛世就是盛世，没有人敢于说破这层真相。

为什么当时的知识分子，对盛世的破败和危机，会选择性失明呢？这就不能不提乾隆一朝对知识阶层的残酷打压，也就是人们熟悉的文字狱了。

乾隆在位60年，在清代将近300年的历史中只占1/5，但清代的文字狱，却被乾隆一朝分去了1/3，有130多起。而且这里边啊，许多的案件处理手段大都非常严酷。对于主犯死了的一般都是开棺戮尸，活着的一般是凌迟处死。而且乾隆时期文字狱牵涉范围之广，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根据统计，康熙、雍正时期文字狱大约30起，文人名士占了2/3，而乾隆时期的触犯文字狱的，有72%来自社会底层，其中有40起发生在童生、秀才这些低级知识分子身上，还有50起发生在算命先生、和尚、轿夫、当铺老板这些未必识字的贩夫走卒身上。这就搞得读书人啊，不敢再评论正事，那社会的任何角落也都是人人自危，造成了没人敢发表意见的局面。

乾隆朝的文字狱事发的原因很多，不过呢，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挑战满人的统治，一类是不反对满人的统治，但却依然会挑战既有的权力结构。

刚才我们说过了，乾隆24年，平定准噶尔后，乾隆亲自为这个时代加冕，称他是乾隆盛世。但这并不意味着乾隆皇帝就此怠惰下来，他很担心这个盛世会衰落下去，所以不断地提醒自己，要兢兢业业，保持大清王朝的良好状态。所谓兢兢业业，那总得有事情来做吧，这时候天下已经太平，对文化的整肃也就成了他比较关注的方向了。

大家都知道，清朝是从关外打入中原的，在建国之初，他们掳掠残杀关内的汉人，圈占百姓的土地，留下了很多血腥的记忆。经过顺治、康熙和雍正三朝将近100年的时间，这些记忆还被保留在不少书里边，不少汉人知识分子心中，满人依然非我华夏，清王朝的统治缺乏合法性。乾隆对这一点心知肚明，那为了根除这种记忆，他希望查抄违禁文字，把他们集中起来销毁。

乾隆38年3月，皇帝宣布要在自己任内再创一项纪录，他要编撰一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丛书，也就是《四库全书》。为此，他要求全国的读书人，向政府奉献自己珍藏的图书，同时，他还要求各地官员要在献书的同时，把不应该留存世间的书一并上缴。一场全国性的查禁运动就此展开。

从乾隆39年开始，武英殿前焚烧纸张的炉子开始彻夜不停焚烧各类的违禁图书。当然呢，这样做始终还是有漏网之鱼。

在这一次禁书中，有一些知名案件，其中一个就是徐树奎案。徐树奎，江苏东台人，1703年出生，是乾隆3年一个举人。在他的诗集《一柱楼诗》中有这么一句，叫“明朝七镇河，一举去清都”，意思是啊，我希望明天早上能高高的飞起，一下子飞到天庭去，大概呢，就是表达文人渴望金榜题名的心情。

乾隆42年，公元1777年，徐树奎的孙子和租种徐家田地的一个无赖发生了纠纷，结果啊，这个无赖得到有心人的提示，拿着徐树奎的诗集去官府告发，徐树奎意图谋反。最初处理这个案件的是江苏布政使陶易，陶易觉得呀，这纯属罗织罪名，诬陷好人。后来呢，这个案子到了乾隆皇帝这里，乾隆皇帝却认为，这里啊，不是什么明朝，而是“明朝兴，旺高飞，一举铲除清朝”，这不就是要反清复明吗？

当然，徐的诗集里当然有和明朝有关的句子，像“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最后呢，乾隆批复徐树奎写出这样的诗，可以说是丧心病狂，大逆不道到了极点。此时呢，徐树奎和他的儿子都已经死了，乾隆把他们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余还是老规矩，家中成年男子全部砍头，孩子和女人没收为奴。另外呢，江苏布政使陶易，因为一开始没有认真发掘这个案件，不仅失察，而且有包庇的嫌疑，也被判死刑，最后病死在狱中。

这样的案子一出，举国上下人心惶惶，一场图书查禁运动转变成了全社会的自查，大家是生怕自己家里哪本书成了反书。他们搜索自家的藏书，只要有沾点边的，不是挖改文字，就是干脆销毁，而且还一定要机密行事。有人在自家后院烧纸，冒出了烟，结果邻居害怕举报不及时，到时候连坐，就提前跑去官府检举告发去了。

那一般人家如此，官员们更是静若寒蝉。乾隆皇帝抄官员的家，就特别喜欢去翻别人的书。这样一来呢，文人学士们也不敢再随便写东西了。乾隆朝有个大臣叫梁诗正的，做官做到协办大学士，别人向他请教为官之道，他就说：“我做官能够全身而退，秘诀就是少写字，必须写字的，用完了也尽快销毁，不给自己找麻烦。”

开头说过呀，乾隆皇帝从民间收书，是为了编纂《四库全书》。根据现代史学家的推算，在这套丛书修成的同时，朝廷直接销毁的图书就多达15万册，另外，销毁的明朝档案数量不少于1000万份，民间自行销毁书籍的数量，则是根本无法统计。无数珍贵的史料就此失传，所谓乾隆盛世的文治，其实是一场中国文化的大浩劫。

那么，对于不反对满人统治的，乾隆皇帝又是什么态度呢？在他看来，不排满的人依然可能挑战朝廷的权威，这也不能允许。这一点从他对底层失意文人的打压就特别明显。

在乾隆皇帝看来，每个社会底层的失意文人，都有可能会变成颠覆朝廷的隐患。比如说把唐朝推向灭亡的黄巢，就是当时的失意文人，他们因为得不到朝廷的重用，就心生怨恨，甚至试图推翻朝廷。熟读历史的乾隆皇帝，绝对不能容忍这种事情发生，所以他对失意文人的打压，算得上是丧心病狂。

乾隆45年，广西布政使朱椿收到了一个名叫吴英的老秀才提交的册书，册书也就是向朝廷建言献策的尚书。知识分子给官员或者皇帝上书，这在历朝历代啊，都是很平常的事情，指着国君的鼻子嫌东嫌西，是这类书的一个特点。官员皇帝一般收到这样的东西，也就是扔在一边一笑了之。但是到了乾隆时期，这事情可就大了。

朱椿收到上书后，立刻把老秀才吴英抓了起来，并且把他上书的行为定性为严重的政治案件，罪名有两条，一个是普通读书人批评国家政策，一个是犯了皇上的名讳。古代人讲究避讳，臣民不能说或者写皇上的名字，儿子不能说或者写父亲的名字。乾隆皇帝名字叫弘历，而老秀才吴英在尚书中两次用到弘历的弘字，这显然是大不敬。

于是眨眼之间，吴英、吴英住店的店主，还有吴英的20多个直系亲属，全部被逮捕下狱。经过严刑审讯后，最终判决吴英凌迟处死，儿子、侄子全部斩首，家中女眷发配给功臣家为奴。

你或许会觉得这样的处理方式很变态，但是啊，还有更离谱的。乾隆18年，有个穿着破烂的人叫丁文彬，自称呢是从浙江来到山东孔府，是孔家的亲戚，梦到上帝托梦，要把孔家的两个女儿许配给他，还说上帝命他为天子管理天下，他这次来做上门女婿，顺便把自己的一些文章拿出来，让孔家品评一下。结果这人很快就被抓了起来，一番严审之后发现他没有党羽，不过是个精神病。但是呢，乾隆不会因为他是精神病就放过他，乾隆皇帝下旨，把这个想当天子的精神病凌迟处死。

根据不完全统计，在乾隆朝，这样的疯子案件多达21起，其中有七起疯子被凌迟处死，家属连坐，另外14起疯子被砍头。连疯子都不放过，你说乾隆是不是失心疯了呢？其实不然，他是要用这种方式震慑底层的文人，告诉他们都老实点儿，我连疯子都杀，何况你们。

好了，说到这里呢，乾隆盛世为什么会被称为饥饿的盛世，你也就清楚了。乾隆盛世饥饿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物质方面，由于人口众多，导致人均不足，百姓生活困苦；另一个呢，是精神方面，乾隆皇帝大兴文字狱，导致文化浩劫，国人思想贫瘠。

这个时候或许有人要问了，朝野上下静若寒蝉，乾隆皇帝难道不会跑偏吗？啊，当然会啦。到了乾隆晚年，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首先他的进取心大大减退，特别好面子，希望保住自己过去的辉煌。他不停的总结自己的一生，希望自己能够安安稳稳做个十全老人。其次呢，他开始讲究排场，下边的大臣投其所好，他的物欲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结果这个饥饿感十足的乾隆盛世，开始从内部溃烂。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三个问题，乾隆盛世是怎么溃烂的。

那说到这个溃烂，就不能不提一个人，他就是和珅。乾隆末年，老皇帝的精力衰退，很多事情啊，开始力不从心，很多时候他也想找到一个可靠的政治秘书，做自己晚年的拐杖。这个人得聪明，而且还不能贪权，要在自己的驾驭范围之内。这个时候，和珅出现了。

乾隆40年，公元1775年，在一次聊天中，乾隆遇到了身为侍卫的和珅，他询问和珅的出身来历，结果和珅对答如流，态度从容，而且还全文背诵了8年前自己参加考试时写的文章。这位只有26岁的年轻人，身上充满了活力，打动了已经老迈的乾隆，也让他觉得自己找到了长久以来物色的人选。

第2年，也就是乾隆41年正月，和珅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称为二品大员。3月，他进入军机处，4月，他兼任内务府总理大臣，赏戴一品朝冠。和珅呢，也没有辜负乾隆的厚望，他才华横溢，通晓满、汉、蒙、藏四种语言，而且办事干练，精于理财，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有着超过一般人的机敏，能够想乾隆之所想，还不会在皇帝面前战战兢兢，像其他人那样距离太远。

乾隆晚年好讲排场，生活极为奢华，他特别喜欢花钱，但是又不想直接加征赋税，把这笔钱收上来，有时候他甚至放下体面，变相的向各地督府索要贡品。等到和珅上台之后，为了满足乾隆的贪欲，和珅发明了议罪银制度。这个制度是说，官员犯了错误，大到财政亏空，小到奏折上写一个错别字，都可以向皇帝缴纳一定金额的议罪银了事。

向内务府总管西宁，因为办事不力，皇帝要砍他的头，结果和珅从中说和，最终呢，西宁罚银8万两，了结了此事。这笔钱不走国家财政的明账，直接进入皇帝的腰包。这个制度一出，乾隆觉得非常方便啊，各省官员也觉得这是一个贿赂皇帝的好机会，于是纷纷开始给自己头上加罪名，把银子送去北京讨皇上的欢心。

河南巡抚何裕成，有一次不小心把香灰落到了朱批奏折上，他就说自己惶惶不可终日，自请罚银3万两作为惩罚，结果皇帝都觉得不好意思，说事情不大，没那么严重，不用3万两，加恩免去2万，只收1万两就可以了。

在乾隆统治的最后13年里，重大的议罪银案件有68件，罚银最多的一次就有38万4200两。议罪银制度的出现，其实是把清王朝推向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清代官员俸禄并不高，这么大一笔议罪银，自然还是取之于民，皇帝拿人手软，对全面的政治腐败，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者，皇帝自己喜欢排场，自己都刹不住车，官员们上行下效，整个社会更加奢靡无度。身居要职的和珅，也就可以从中上下其手，成了中国古代史上最大的贪官。

到了乾隆55年，皇帝过完80大寿，终于有人看不下去了。一位叫做尹壮图的官员上书，要求停止议罪银制度。他说自己3年前父亲去世，回到云南老家守孝3年，期满才回京任职。在云南来回京城的千里路上，他所见所闻，各省都是民不聊生、财政匮乏，人们痛斥着官员的腐败，但又无能为力，只能皱起眉头一声叹息。他虽然是一介官员，但没有职责，也没有权利一一调查。

乾隆皇帝看到这份奏折久久不能平息，他认为尹壮图的奏折已经触及了乾隆朝的根本，是说自己50多年都白干了。他严厉的质问尹壮图，你这些说法都是听谁说的，从哪里看到的，如果有问题，我要真凭实据。于是他和尹壮图摆下赌局，命令户部侍郎庆成和尹壮图一起下去，去各省查访，看看到底大清的官员是好的多还是坏的多，各省的仓库到底是满的还是空的。如果查出来和你尹壮图奏书上的不一样，你就是欺君罔上。

不过呢，乾隆皇帝要求尹壮图必须光明正大的彻查，不得暗访。在尹壮图出发之前，他就通御全国，给全国官员打了一剂预防针。尹壮图每到一个地方，朝廷也会先500里通知地方官。了解中国古代政治的人都知道，这个查法自然是什么都查不出来的。

尹壮图这个人一贯正直老实，这时才明白了老皇帝打的算盘，想要中途回来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乾隆皇帝赌气正好在兴头上，他挖苦了尹壮图一番，让他继续全国大检查，而且告诉他，你得好好活着，要配合朝廷，不会杀你的头。

经过一年的查访，尹壮图一无所获，只好乖乖认罪，承认自己是捕风捉影，自请治罪。其实呢，乾隆早就掌握着各省的亏空情况，他并不在乎尹壮图要查的东西，他真正在乎的是他一生的功业，不能在晚年被这么轻易的否定掉。

在这个想法的支配下，乾隆盛世的最后一次政见，就在乾隆皇帝编导的这场闹剧中烟消云散。当然，不管乾隆皇帝自己是否承认，所谓的乾隆盛世，伴随皇帝的衰老，到底是走到了尽头。中国的历史命运，也就交到了外来的西方列强手上。

公元1793年，也就是乾隆58年，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来到中国，希望能够说服乾隆皇帝，在广州之外开放口岸，实现中英通商。但这个要求被乾隆皇帝拒绝了。不过使团一路上看到了清朝百姓的贫穷，清朝军力的虚弱。乾隆皇帝为了向英国人展示天朝国威，下旨让地方官员在英国使团船只经过的地方，全副武装，列队欢迎。但是这些所谓的天朝将士，在英国人眼里就是个笑话，他们手里拿着落后的火器，甚至是冷兵器。

除了对整体军力的评估之外，英国人还对一些城市的防务做了考察，他们探明了从宁波到天津、大沽口，再到北京东边的漕运洲的航道，对北京、通州等中国城市的城墙也做了细致的考察。

这次出使，英国人带回了中国的详细资料，让他们重新评估了中国的实力。原来中国早已经不是那个神秘而又强大的东方国度，现在的他只是一个贫穷、腐败，轻而易举就可以打败的国家。使团长马嘎尔尼刚刚回到英国，就开始主张用武力打开清朝的国门。

1799年2月，乾隆皇帝病逝，他死后不到40多年，中英爆发了鸦片战争，中国一败涂地，中国历史也进入了近代时期。这也许是历史对乾隆盛世的一次质检，不过这一次检验来得有些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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