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社会史论》流动空间与固态权力如何重塑传统中国基层社会

今天要为你介绍的这本书，叫做《明清社会史论》。它的作者何炳棣，是海外著名的华人历史学家。啊，乍一听这个书名啊，你也许摸不着头脑，这到底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呢？别着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本书的英文名字。它的英文名直译过来叫做《帝制中国的成功阶梯》。“帝制中国”就是从秦汉开始，绵延到明清的君主专制时代。那么，什么是成功的阶梯呢？这就是大家都听说过的科举制度了。在明清两代，科举制度主宰了当时中国的社会流动。而《明清社会史论》这本书呢，是揭示明清两代社会流动的经典著作。

咱们说呀，从古到今，社会流动都是人们最为关注的话题。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在职业、职位、社会地位以及社会阶层间的转变。在流动的方向上，人们显然更关心的是如何实现向上的流动。向上流动，在今天的网络词汇当中，有一个更为直白的表达，那就是逆袭。诶，比如说保安考上北大，又比如从白手起家到月入百万，从默默无闻到成名成家。所以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一个人想要实现向上流动，方法和途径都有着很多，可以说是360行，行行出状元。

但是呢，生活在古代的中国人呢，就没有那么大的自由度了。古代中国社会结构非常扁平，笼统地说，社会只分为两类人：能够做官的士，以及做不了官的民。所以说古人想要逆袭呀，就只能够去当官，做不了官，或者是拿不到做官的身份，就不能够算是身份有所提升。举一个例子，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在当时也不是靠他的科学成就来提升社会地位的。徐光启在数学、农学以及天文学方面的兴趣，源于他父亲的影响。而这些兴趣对于徐家维持社会地位，没有起到任何的帮助。徐光启出生的时候，徐家呀，已经是家道中落了。年轻的时候又因为家中被抢劫，沦为了贫困人口。所以徐光启的前半生都是靠边种地、边教书，维持清贫的生活。直到42岁那一年，考上了进士，被选入翰林院任职，他才真正地走入了上流社会，进而依靠上流社会的身份，将他的科学兴趣兑了现，名留青史了。

可见，古代决定一个人向上流动的关键，是在科举考试当中脱颖而出。所以呢，也就不难理解古人对科举的执念，这完全是出于对向上流动的渴望啊。

言归正传，下面呢，咱们就来一起看一看《明清社会史论》这本书是怎么样全方位揭示科举制度以及它的社会作用的。书中内容呢，主要谈了下面三个方面：第一，科举是怎么诞生和演变的；第二，为什么在明清时期，科举能够成为社会流动的指挥棒；第三，为了维护科举的公平，明清政府都有着哪些举措，科举制最后又为什么走向了衰亡。

咱们呢，先来看一看第一个方面，科举制度的诞生。它在中国绵延1300多年，想要描述它呀，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来给大家讲述。

首先来讲一讲科举出现的思想背景。封建时代的中国，也就是周代，曾经和西方一样，坚持贵族世袭制。贵族后代可以世袭罔替，继承前代的爵位，永远保持贵族的身份，平民也因此永远是平民，社会阶层是固化的。但是呢，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制度正面临解体的危机。以儒家、法家和墨家为代表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从维护社会长久稳定的理想出发，都主张打破以血统论高下的僵化体制，提出了以才能为新的标准，为统治阶级选拔成员。

在封建社会瓦解的过程当中，对如何打破阶层壁垒，儒家的观念无疑更胜一筹。一方面呢，儒家强化了人的社会地位应该由才能决定的观念。孟子提出的劳心比劳力优越的主张，从理论上解释了为何在四民社会的构想当中，士人超越农工商被排在首位，因为他是四个阶层当中唯一一个劳心的阶层。另一方面，只有儒家贡献了具有可操作性的主张。孔子认为，许多有天赋的平民，由于没有机会受教育，而丧失了成为人才的可能，这对于统治阶级选拔最优秀的人才是不利的。因此呢，他提出了一个直到今天都不朽的主张——有教无类，也就是向所有人敞开了受教育、进入社会流动的机会。孟子又将这个主张延伸，认为国家应设立各种程度的学校，来实现教育人民的目的。在儒家教育主张的影响下，人才的选拔也就确立了相当程度的开放性，社会流动成为可能。

然而呢，根据儒家的主张，要建立一套合适的人才选拔制度，却并非是易事。在早期，中国王朝采用儒家的选拔理念，就出现了汉代的察举制以及魏晋时的九品中正制。这两个制度选人啊，前提呢，自然是精通儒家理论，但是选人的基础是要有人来推荐，这些推荐人不是熟人就是姻亲，而且呢，非常看重家世背景以及裙带关系。结果呢，这两个选拔制度运行了两三百年，就不得不废止了。这是因为这两种制度局限明显，对被选拔人的家世、身份有着不同程度的要求，在推行过程当中会逐渐的失去公正性，最终呢，彻底被世家大族所垄断，不能够实现完全的社会开放。

为了避免汉魏时期选拔逐渐封闭起来的毛病，到了隋朝，政府终于创立了我们要讲的科举制度。科举，顾名思义就是分科取士的意思，好比于今天大学里的分专业学习，然后分科考试选拔人才，替代魏晋的人事选拔办法。可以说，科举制诞生的出发点，就是进一步开放社会流动，在选拔人才的问题上，追求一种更为开放的格局。

不过这套科举制度要变成我们所熟悉的样子，还有两个步骤要走。第一步是唐宋时期，科举在科目和应试内容上逐渐定型。科举在创立之初设立了很多的考试科目，目的是选拔出不同专业的人才，他们可能善于处理法律事务，也可能是书法和算术很突出，再有可能呢，就是熟悉儒家的经典。然而从唐代后期开始，科举当中的一个分科——考察思辨能力的进士科地位逐渐上升，成为了最重要的一科。到宋代王安石变法时，干脆废除了其他科目，只保留进士科一科。这样我们今天熟悉的科举算是出现了。进士科对考生的要求不仅是熟读儒家经典，还要能够灵活运用儒家智慧，解决国家行政当中的实际问题。因此，科举制度经过唐宋两代的发展，也就将人才的定义变得狭窄又精准了。

第二步是唐宋时期，尤其是宋，科举在制度层面变得更为公正。唐朝武则天时期，为了防止考官与考生串通作弊啊，发明了糊名法。宋代呢，则是全面执行了这种办法。糊名法就是将考卷上的考生姓名、籍贯等信息用纸给糊起来。今天来看呢，糊名已经成为了考试当中非常平常的一项制度了，可是在当时呢，可以说是相当伟大了。糊名法之后还是有一个问题，看不到名字，但是考生依然可以认识你的字啊，那又怎么办呢？为了弥补它的漏洞，宋代科举又推行了誊录制，考生的答卷由誊录官重新誊抄，校对官核对无误之后，再将没有特征的复制品送达阅卷官面前。可以说，科举能够保持长久的生命力，这两个做法非常关键，因为他们能够最大程度地维持选人的公平和公正性。

这一套选拔办法到了明清时代，就渗透到了全社会之中，通过层层选拔的考试，为考生提供了做官的资格。有这样一个社会身份的加持，科举制度成为了社会流动的指挥棒。

明清时，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其中乡试在身份的流动上有决定性的意义，在乡试当中获得名次的就是举人，就是老爷大人了，有了做官的资格，在地方上就算是有头有面了。至于会试和殿试则更高级，同属于国家级的考试。举人通过会试之后获得进士的功名，这是科举当中能够取得的最高级别的功名。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的性质和院试、乡试以及会试都不同，因为殿试不设淘汰，只为给会试当中取中之人定一个名次。殿试考试的前三名分别被称为状元、榜眼以及探花，他们的功名仍旧是进士。

科举被称为国家的抡才大典，抡才就是选拔人才。由于选拔的对象都是治理国家的官员，为了严格控制官僚体系的规模，明清政府不仅把录取率压得非常低，还规定了科举考试每3年一次。因此科举是一个既充满诱惑，又漫长的磨人的矛盾体，这就像是诗词里面所表达的“10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了解了科举制度是什么之后，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问题了，科举为什么能够深刻地影响明清的社会流动？根据本书的内容，可以从正反两个角度来解释。第一个角度，也就是正的角度，科举是实现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首先，科举是升官发财的捷径，科举功名直接对接国家的官僚体系，而当官之后呢，一个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就会发生彻底的改变。

明清时期的官僚体系可以细分为三个阶层：上层官员啊，指的是1~3品的中央和各省大员；中层官员，指的是4~7品的中央和地方机构要员；下层官员指的是8~9品的地方官吏。明清科举制度规定，获得举人功名就可以被授予下层官职，获得进士功名，则会自动成为中层官员的一份子。而科举制度当中最低一阶的功名，也就是生员，则是介于平民阶级以及官僚阶级之间过渡性群体。虽然说在地位上略高于平民阶层，但是由于尚不具备直接被授予官位的资格，所以成为生员对个人以及家庭地位的提升作用也就不大。许多贫困子弟在考上了生员之后，生活依然如故。即使是富裕家庭，也不以考中生员为荣。例如明朝时期在华亭县经商的张士义，一心支持两个儿子参加科考，在他们都考中了生员之后，张士义仍然丝毫不敢松懈，毕竟这个生员意义不大。直到其中一个儿子后来又考中了举人，他才松了一口气，认为他的家庭地位得到了提升。

中举对参加科考的人来说，对进入仕途有着决定性意义，因为制度规定，举人有资格直接担任一个下层的官职。虽然说这些下层官职常被称为芝麻小官，但是相对于广大的平民阶层来说呀，地位是已经彻底改变了。明清时期通过中举实现名利双收的例子举不胜举。文学家吴敬梓归纳所有的现实案例，得出了一个范进的形象最为典型。范进的一生几乎都奉献给了科举事业，他50多岁才考取生员，然后考中了举人。中举之前，范进全家住的是茅草棚，穿的是破烂不堪的麻布衣服，吃的是半饥半饱的粗茶淡饭，即便是这样，他还要经常靠岳父接济才能够过得下去。所以不但是外人看不起他，连他的岳父也总是辱骂他。等他出了乡试的考场回到家时，家里是已经饿了两三天了。然而等到中举的消息传来之后，他的处境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先是乡绅亲自登门拜访，送来50两银子和一所大房子，接着周围的小老百姓也是排着队来奉承，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来请求做下人的。于是不到两三个月，范进家中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更是不消说了。而岳父呢，也在他中举的第一时间换上了奉承的面孔。因为中举之后，这样的社会与经济地位彻底改变，是可以预料的，也就可以理解范进在听到自己中举的那一刻，会高兴得发了疯。

然而呢，很多志向远大的读书人，并不满足于这种小富即安，他们会在中举之后放弃直接做官的机会，选择在考场上继续向上流动的可能，高阶的进士功名可以直接从官僚体系中的中层官职做起，也是日后实现高官厚禄的必由之路。

另外呢，你也可以看到，这条上升之路还表现出一个更为关键的特征，它给社会各个阶层最大程度的开放性。一个人不论是出身贫寒、特殊还是低贱，都有读书和参加科举的权利以及机会，这种吸引力也是当时的其他领域不一定具备的。由于缺乏古人收入的统计资料，今天的人们通常很难把握出身贫寒这个概念。本书的作者何炳棣却是另辟蹊径，给出了一个可以借鉴的定义。作者认为，祖宗三代没有出现过一个生员的家庭叫A类家庭，祖宗三代产生过一个或多个生员，但是再无更高功名的家庭叫做B类家庭。这两类家庭大致可以认为是贫寒的。

明清时期，出身此类贫寒家庭的，不乏科举考场上的成功者。明朝人祁谦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祁谦的祖上世代为农，他的曾祖父曾在年轻时立下读书做官志向，然而呢，直到92岁去世，他的子孙当中都没有一个人能够读得起书。祁谦年幼时从兄长那里得知曾祖父临终前的遗训，激发出了他出人头地的理想。然而呢，家庭经济状况经常朝不保夕，长期的营养不良使他患上了肺结核病，再加上母亲去世，给她带来了极大打击，令他卧床几年。病好之后已经是29岁了，后来在王阳明思想的启发下，他心智大开，两年之内先后通过乡试和会试，最后官至五品，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官宦之家。祁谦的例子啊，足以说明科举不会对底层农户另眼相看。

除了普通农家，明清两代还存在着一些特殊劳役户籍，比如说匠户、军户，还有主盐的灶户等等。从法理上来讲，这些户籍原本是要世袭的，然而呢，事实上有许多人通过读书和科举，成功脱离了原来的世袭户籍。这些人家庭当中都曾经产生过许多的名人，比如明代出身匠户的吴宽，在会试和殿试当中均列第一，官至礼部尚书；明代中期最有权势的大学士李东阳，是军籍出身；清代灶户出身的凌廷堪，接连克服了户籍与家贫双重障碍，通过个人努力，在33岁那年就考上进士。

对于出身贫寒的人来说，科举是他们实现向上流动的主要甚至是唯一途径，所以他们会前赴后继的投身于这项事业。而且呢，这个制度确实也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根据本书作者统计，通过进士功名进入仕途的官员当中，出身于贫寒家庭的比例在明朝前期占到了一半以上，最高的时候甚至达到了84%。明中期之后，这个数据有所下降，一直到清朝中期，平均维持在30%到40%之间。

正是由于科举制度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开放性，才使得参与科举考试成为了社会各个阶层普遍追求的主流价值观。这就出现了在全国各地兴办儒家学校的现象。在科举的刺激下，明清时期的学校教育获得空前的发展，政府设立的官学数量在明前期就迅速扩张到1200多所。在官学的带动下，地方社学、义学和私立书院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明朝时期，某些文化发达的省份建立的私人学校就已经超过了1000所。可以说，在为科举服务的目的下，儒家有教无类的教育公平理念在明清时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实现。

兴办学校这还只是一个开始，有了学校之后，全社会的资源也开始一边倒的投入到了教育之中。首先，政府建立起了一套全国性的补贴制度，为在官学学习的生员提供必要的食宿，确保他们专注于参加科举考试，名次靠前的人还可以拿到更多。接下来呢，各地官府组织以及宗族，也都在努力为赴考的考生提供路费以及食宿的支持。明中期之后，各地更是兴起了一股风气，在京城建立会馆，专门接待本地赴京参加会试的举子。

但是呢，需要说明的是，科举表现出了很强的开放性，全社会对科举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但是就像是前面提到的，科举录取名额必须要严格控制，因此明清时期科举繁荣的另一面则是参与科举的人越来越多，竞争越发的激烈，每个人平摊下来考中的机会也在减少。再加上科举功名不能够世袭，一个家族赢得科举自然就能够实现向上流动，反过来，如果背离科举，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走下坡路了。因此这就有了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反面关系，也就是脱离科举或者在科举上不成功，会导致官宦家族快速沉沦下去。这是科举深刻影响社会流动的另一面。

首先，在明清时代，只有极少数的名门望族的后代享有爵位世袭或不经科考直接获得官职的特权，而这两种做法本身就会让受益人所在的家族向社会下层流动。这是因为明清时期的爵位通常都只是身份的象征，是没有实权的虚职，而且呢，爵位世袭制规定贵族的后代在继承爵位时等级要递减，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亲王变郡王，郡王变将军，如果说没有功勋，最后会彻底变成平民。因此，脱离科举制度，仅仅依靠爵位世袭，家族的地位是不能够维持长久的。《红楼梦》当中宁荣二府的兴衰就是个典型的例证。我们知道宁荣二府的家业是宁国公和荣国公两兄弟通过军功拿到的，然而两府的后代既没有人继续建立功劳，又没有人走科举之路，所以两府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宁国府到第五代贾蓉时，已经基本上没有爵位可以继承了，而荣国府到第三代贾政时，虽然说认识到了科举的重要，但是第四代的贾宝玉对科举完全没有兴趣，贾府只能够通过送元春入宫，暂时继续维持着和皇家的关系。随着元春的失宠，贾府的危机也就逐渐暴露了。

除了世袭制度，还有高级文官的后人可以不经考试直接由皇帝恩赐一个官职，这个制度叫做文官荫恤制度，就是说看你祖上的履历、功绩，赏赐后人一定的官职，这就好比是大树底下好乘凉。不过这个荫恤制度在社会流动当中同样靠不上。明清时期只有三品及以上文官的直接继承人，才有机会通过恩荫的途径进入仕途，而且官位等级要降低四个品级。比如说一品文官的长子只能够出任五品官，而且通常这种特权只延伸到第二代为止，家族是无法在这项特权当中长久受益的。例如明代官至南京户部尚书的边贡，他的长子靠恩荫入仕成为中层官员，但是此后的子孙全部都默默无闻，到第七、八代孙的时候，已经成为了给人种地的文盲了。极少数的情况下，皇帝才会照顾某些重臣，适当放宽恩荫的权限，比如清代著名权臣张廷玉，就是这样的一个特例。张廷玉的长子靠恩荫获得一个低级爵位，后来他的长子考中进士，皇帝特别恩准将荫恤特权转给他的次子，后来次子也考中进士，皇帝再次开恩，将荫恤权又转给了他的第三个儿子。张廷玉的第四个儿子连举人都没有考中，乾隆晚年出于对张廷玉的怀念，又特准开恩，赐他的第四个儿子为内阁学士。即便是受到这样程度的照顾，张氏家族的社会地位依然是急剧的下降了。张廷玉死后，他的孙子辈儿当中已经是没有人再考取高阶功名了，只能够通过荫恤或者是捐纳做些小官了。

其实刚才所说的情况，无论从勋臣后人还是一品高官来看，明清时代已经从制度上取消了贵族普遍存在的可能性。因此要想不让自己的阶层下沉，最保险的方式就是读书考试。所以对于读书世家，科举绝对是一条时刻抽打人的鞭子，稍有懈怠，就算是书香门第，也可能万劫不复。一些官宦家族的后代往往是注重享乐，有闲阶级的生活方式一方面消磨了在科举事业上的进取心，一方面呢也大量消耗了家族的财富。通过科举完成向上流动的第一代，他们通常都是勤勉节俭的，然而从此之后的第二代或第三代起，家族青年就会开始追求奢侈的嗜好或沉迷于享乐，从而无法保持科举上的成功了。明清时期，许多的名门望族皆因此而衰落，其中以山东新城的王氏家族最为典型。

王氏家族以佃农起家，经过三代的努力，到第四代王崇光，他在嘉靖年间考上进士之后，王家的境遇发生了关键的变化。王崇光深深地明白科举的重要性，因此，王崇光家庭教育的中心就是鼓励子孙在科举上树立雄心壮志，教给他们如何更高效地读书，如何写应考的时文，更有利于被取中。在这种家风的影响下，王家第五代产生了三名进士、一名举人，官儿也是越做越大。王家家风非常严格，家中的男性青年都必须在家专心地准备科举考试，不得把精力浪费在其他事情上。到了第六代的时候，王氏家族迎来了科举成功的鼎盛，这一代一共产生了九名进士、一名举人，以及三名在北京的国子监上学的学生。但是王家呢，也是从第六代开始显露出了衰败的隐忧。随着家族地位的迅速上升，第六代当中有的人呢，开始因为享受安逸而放弃科举。此后，家族科举成功的数量以及质量都严重下降。王家的声望最初表现在书法、绘画、诗文等方面的造诣，这就牵扯到王家第八代当中最著名的人物王士禛。王士禛生活在康熙年间，他就很排斥科举考试，他把自己的经历放到了文学创作以及收藏珍贵的古籍、艺术品上边儿。结果呢，王士禛之后，王家就迅速的衰落，被人遗忘。到了晚清，王家的后人已经是相当贫困，不得不把王士禛留下的藏书、古玩、字画变卖殆尽。

读书啊，是一个苦差事，漫长的备考过程更是折磨人，因此名门望族的子弟更乐于享受家族成功的成果，而放弃在科举上的努力，这是名门望族难以克服的外部环境。再加上科举的成功率本来就不高，往往呀是带有几分偶然因素，所以整个明清时期，出身名门望族的进士平均只占进士总数的5.7%。也就是说，名门望族的后代绝大多数都失去了科举上的优势，由此出现了明清时代名门望族普遍向下流动的情况，使得整个社会都存在着悲观的情绪，感叹富不过三代。

可以说，科举制度作为一种残酷的智力游戏，在明清时代的人文环境之下，有意无意地保障了社会流动的开放性，各个阶层都能够在这个战场上进行尝试，在这个战场上获得成功的家族也很难避免后人向下流动。成功的阶梯非常窄，但是永远的摆在那儿，从未消失过，这成了明清时代一种近乎于自发而又耐人寻味的公平公正的体系。

当然了，除了这些社会自发驱动的上上下下，在科举主宰的文化生态当中，明清政府也会积极主动地采取一些措施，最大限度地维护这种公正的体系。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照顾不同地方的文化落差，制定了分省定额录取进士的制度。

中国土地广阔，不同的地方文化氛围差异非常大，朝廷想要统治这样大的一个帝国，需要各个地方都有人出现在朝廷当中，这样呢才能够换回不同省份的安定。明朝初年，各省之间因为经济、文化发展等等的不平衡，导致不同省份之间进士的录取率相差很大。这一矛盾在明朝洪武十三年的会试当中集中地爆发了，这次会试录取的进士当中，由于南方人占据绝对优势，引发了北方省份举子们的不满。结果呢，为了安抚北方人的情绪，朱元璋不惜以舞弊的罪名斩杀了考官和排在前头的南方进士，宣布重考。这一事件之后，朱元璋制定了一个粗略的定额制度，以地区来确定进士录取名额，南方占60%，北方占40%。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又改地区定额为以省定额，尽量压缩东南地区文化先进省份的进士名额，从而照顾其他落后省份举子的利益，让他们也有机会在整个国家体系内实现流动。

但是呢，这种通过科举实现社会流动的做法终究不是解决一切社会发展问题的良药，这个制度的初衷恰恰是他终结的原因。首先，在明清时代，尤其是从清代康乾盛世开始，人口急剧膨胀，科举的压力陡然增加，科举录取率的增长远远不及人口的增长率。既然科举是当时社会流动的指挥棒，那么带来的结果就是社会流动率呈现整体下降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之下，康熙以后实施的分省定额制度，从利益的角度来讲，对社会流动的格局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及暂时提升了落后省份的社会流动率。但是呢，这项制度的弊端也是十分明显的，越来越多的先进地区的学子一生都在挫败感当中度过，不但加剧了人才资源以及社会资源的浪费，也为社会增加了更多不稳定的因素。清代后期太平天国的暴乱，便是由一个科举的失意者发动的。

太平天国运动前后，政府逐渐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这一点呢，也体现在人才选拔上。首先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大开捐纳之门，有钱人为政府输送军饷，换取未来出任官员的机会。另外，清政府在平定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大量的军工阶层，乱平之后，这些基本没受过基础教育的捞足了好处，又都以军功授官。另一方面呢，国家因为动乱财政吃紧，所以鼓励有钱人花钱买官，以至于当时即便是通过了科举取得功名，如果不捐纳一定数目的钱财，也没有当官的机会。财富逐渐超越了科举，成为了决定人们向上流动的主要原因，科举在乱局当中失去了优越性，对出身贫寒的下层人士，社会表现出了越来越不友好的一面。到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科举对出身贫寒的人来说，逐渐失去了吸引力。经过统计，当时来自寒门的进士从原先的三四十%已经降到10%左右。科举作为社会晋升的指挥棒的作用大为削减。

其次呢，明清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之下，科举带来的社会流动与近代西方社会有着根本的差异。近代西方日新月异的技术革命为经济发展注入持续的活力，依靠收入与职业带来的流动呈现稳定向上的趋势。而明清时期的中国，由于整体的发展停滞不前，农业经济为巨大的人口体量吞噬，中国社会上出现了社会整体向下流动的趋势，这是科举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因此呢，在深刻的社会危机下，科举不可避免地被西方新式教育所取代。到了1905年，清政府在全面社会改革的局面下，为了消除科举制度巨大惯性的影响，宣布停废科举，中国社会对于新式教育还有社会流动的构想和实施由此转入了全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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