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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帝国》:将秦汉史置于整个东亚视角内审视
铛铛铃2025-09-16【历史】592人已围观
简介
帝国呢,是中国统一王朝的起点。这一时期创立的各项制度,深刻影响了后来2000年的漫漫历史。毛泽东就曾评论过这个现象,把这个叫做“百代皆行秦政制”。也就是说,后世王朝贯彻的制度,它的内核是秦王朝确立的。
今天呢,和你分享的这本书叫《秦汉帝国》,就是一本梳理秦汉制度的历史著作。它的作者呢,是日本著名史学家西岛定生。除了介绍秦汉时期的政治文化,这本书还有一个独特的视角,就是从东亚史的角度来解释秦汉帝国对当时世界的意义。下面就让我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介绍全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当谈论秦汉帝国的时候,要谈论哪些制度;
第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怎么出现的;
第三,秦汉帝国是怎么把手伸向周边世界的。
先来看秦汉帝国创立的各项制度。这部分啊,主要是帝国对内的统治策略,包括皇帝制度、郡县制度、官僚制度、民爵制度四个方面。四个方面之中呢,首要的就是皇帝制度,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君主专制时代。皇帝制度是秦始皇创立的,这个制度把至高无上的权力集中到了一个人身上。按照传统的说法呀,皇帝这个称号是三皇五帝的合称,但西岛定生认为,皇帝一词包含着“惶惶上帝”的意思,这个“上帝”呀,是至高无上的神。
商周时代,君主往往被称为天子。尽管这些天子在人间具有无上的权力,但他们还是从属于天地,会受到天地的支配。而皇帝这个称号一出啊,君主就和天帝平起平坐了,这就意味着皇帝本人就能主导一切。因此啊,皇帝这一称号已经确立,就再也没被人放弃过,一用啊,就是2000多年。
有了皇帝制度呢,君主的权威就超越了过往一切领袖人物。那么这个皇帝是怎么俯瞰天下的呢?这就牵扯到秦汉制度的第二个方面,也就是郡县制度。
郡县制度出现于春秋时期,当时的诸侯国内部存在大量的贵族、封地。贵族是君主在封地内的全权代理人,这叫贵族封建制。后来呀,因为战争和统治需要,诸侯国的君主开始在直辖领地上设置县,在边境上设置郡,这就是郡县制度的由来。一开始呢,郡和县还不是上下级的关系。到了战国中后期,一个郡统领多个县的情况开始出现,像当时赵国的代郡下边就有36个县。这样,郡县两级的地方行政体系就浮出水面了。
此时的县呢,和今天的县或者县级市差别不大,而郡呢,则是建立在县上边的一层行政机构,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这个郡县体制在秦汉时期被制度化,它的确立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秦始皇建国之后,接受李斯的主张,彻底废除贵族封建制度,全面推行郡县制。秦始皇时期分天下为36郡,后来发展为48郡,每个郡都管理若干个县。每个郡有郡守,每个县有县令,负责治郡或治县的政务。郡和县都有一个二把手叫丞,“丞相”的“丞”,作为副手,协助守令治理地方。除此之外呢,郡和县各自都设有尉,这个“尉”呢,是“上尉”的“尉”,尉是地方的武职,负责治安,类似今天公安系统的长官。
在秦始皇时期啊,郡县制可以说是大放异彩。秦始皇用这个制度扫荡了六国贵族,重新定义了整个国家,把社会资源牢牢控制在中央手中。首先,只有皇帝才能任免郡县官吏,并且这些地方官吏不能世袭。其次呀,郡县制下的国家机器对农民家庭进行直接统治,向他们征税、摊派劳役,他们只需要听从官吏,效忠皇帝。这样一来呢,就再没原来地方上那些贵族什么事了。
不过呀,秦始皇创立的秦帝国只存在了15年就灭亡了。秦国灭亡后呢,贵族封建制回潮,郡县制度迎来了一次大考,这就是郡县制的第二个发展阶段,这引发了汉初70多年的动荡。这段历史有些复杂。秦国灭亡后呢,汉朝的建立者刘邦为了统一天下,向贵族封建制作了退让。他虽然自称皇帝,但在函谷关以东的六国旧地,分封了大量新贵族,这里边就有韩信、彭越、英布这些军事实力派。刘邦这么做呀,是为了在楚汉争霸中换取他们的支持。不过,等到项羽败亡之后,这些异姓诸侯王就成了刘邦的心头大患。于是他找到各种机会,软硬兼施,夺了韩信的兵权。英布和其他一些人发现苗头不对,起兵造反,也被刘邦各个击破。
击破这些诸侯王之后啊,刘邦没有把这些地方收归中央,而是把这些夺回的战略要地又分给了刘姓的亲属,包括自己的兄弟和子侄,让他们成为诸侯王,全权控制战国时候的齐国、赵国、楚国和魏国地区。在刘邦看来呢,秦朝迅速灭亡有一个原因,就是秦始皇的皇子们没有得到分封,秦末兵乱的时候只有中央孤军应战,没有地方上的诸侯王为中央出力。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刘邦采取了郡国并行制的政治形态,也就是在秦国故地采取郡县制,在原来的东方诸国实行分封制。
不过,刘邦期待的效果并没有出现。在他死后不久,这些东方的诸侯王就开始做大,他们常常与中央对抗,像淮南王刘长在汉文帝时就有心谋逆。汉景帝时,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刘姓诸侯王爆发了七国之乱。每当这些变乱爆发的时候,站在中央一边的往往只有朝廷直接管理的郡县。为此朝廷就动了削弱藩王的心思。那要怎么做呢?其实啊,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把这些东方的王国郡县化。
郡县化的第一步啊,是弱权。比如汉文帝采取贾谊的建议,“重建诸侯少其力”,就是扩大分封的数量,缩小每个诸侯王的领地,削弱他们的实力。第二步呢,则是收权。例如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就把诸侯王对辖境内官吏的任免权收归中央。这样一来啊,诸侯王依然享受封地收上来的租税,但是治理权就没了。这些诸侯王没了实际权力,就只能任人宰割了。
到了武帝时期,发生了一件非常著名的事情,那就是“酎金夺侯”。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按照规定,王侯们每年8月都要为朝廷祭祀贡献费用,这被称为“酎金”。汉武帝就以酎金成色不足为由,剥夺了一大批王侯的爵位和土地。这些收回来的地方就成了中央的郡县。另外,汉武帝还颁布了推恩令,意思是说,以前只有诸侯王的嫡长子才有继承权,其他儿子没有,现在不同了,凡是诸侯王的儿子都有资格分得王国的土地和人口。这样一来啊,王国变得越来越小,再加上兄弟之间总归各有心思,也就很难再合力对付中央了。
所以,到汉武帝时期,郡县制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就告一段落。此时呢,函谷关东边的大片领土被中央直接管理,战国时候的战略要地纷纷回归中央。无论是中央的郡县,还是名义上独立的那些王国,他们的官吏任免权都掌握在中央手中了。郡县制度也就成了后来2000多年中央控制地方的成功范本。
当然啊,在皇帝推广郡县制度的过程中,他并不是孤军奋战的,他的背后是一个复杂的政府班子,这就牵扯到秦汉帝国的第三项制度,也就是它的官僚制度。
在介绍郡县制度的时候啊,我提到了郡县一级的官僚制度,包括郡守、县令,还有他们的副手郡丞、县丞,还有地方上的治安官,也就是尉,这就是秦汉帝国的地方官僚制度。那么,秦汉时期中央官制是如何设置的呢?其实啊,秦汉时期实行三公九卿制。所谓三公,就是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中央朝廷最高官职为丞相,负责统领民政。丞相之下呢,是御史大夫,他是御史的首领,负责监察百官,从旁辅助丞相处理全国政务。太尉一职呢,则要负责汉帝国的军事事务。三公之下就是九卿,九卿呢,包括郎中令、卫尉、宗正、少府等九个官爵。他们呀,都是皇帝身边的近臣,职责大体分为两类,一类呢,是皇帝的侍从,负责皇帝的安全,同时啊,作为顾问、参赞重要政务,像郎中令就是如此;另一类呢,是负责国家祭祀、司法和资源管理的工作。以少府这个官职为例,他既需要负责宫廷的饮食起居,还要替皇帝管理全国山河湖泊的税收。
那么,这一类最接近皇帝的官是如何选拔的呢?作者西岛定生认为,汉代的高级官僚都要事先从郎官做起,与皇帝之间建立私人关系之后才会被重用。西岛定生的这一看法呀,是日本学界一个经典学说,这就是皇帝与官僚的主客主仆关系。
那什么是郎官呢?郎官呀,就是刚才提到的皇帝的侍从,郎中令呢,就是这批侍从的头目,地位非常尊崇。在西岛定生看来,郎官是皇帝的家臣,时时跟随皇帝左右,为皇帝传达公文、驾车赶马、守卫宫禁,深得皇帝信任。当皇帝需要的时候呢,往往对他们委以重任,这些人呀,出将入相,就成了帝国的官僚。《史记》《汉书》中的功臣年表,记载了高祖刘邦时期分封的列侯,有143名。列侯呢,是功臣能够获得的最高爵位,这143个人里边,有139个都不姓刘,而且其中有一大半就是刘邦南征北战时候的随从。比如平阳侯曹参,就是以中涓的身份与刘邦在沛县共同起事的。那中涓是干什么的呢?就是给刘邦出谋划策、做做杂事的左右随从。再如武阳侯樊哙,以舍人的身份跟从刘邦起事。舍人呀,就是刘邦身边亲近的人,帮助刘邦处理具体事情的帮手。因此说西汉初年,帝国的高级官僚基本上都和皇帝有很深的私人关系。这一局面呀,甚至到了汉武帝的时候依然没有改变。汉武帝后期的权臣霍光就是一个例子。霍光呢,是名将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兄弟,因为霍去病飞黄腾达,霍光也获得机会,被汉武帝授予郎官,随侍左右。霍光这个人呢,做事老实谨慎,于是步步升迁,先后出任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到武帝临死的时候啊,霍光已经是四位托孤重臣中的一员,权倾一时。这个霍光他的权力大到什么程度呢?他曾经主导了皇帝的废立,海昏侯刘贺做皇帝不到一个月,就是被他废掉的。从获得宠信的近臣到朝廷的砥柱权威,甚至高到可以反制皇帝,霍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了。
说完了秦汉时期的官僚体系啊,你可能觉得,秦汉时期的统治和后世区别不大,无非是皇帝支配官僚,官僚管理民众。其实不然,秦汉帝国还有一项面向民众的政治安排,它很好地辅助了皇帝的统治,这就是秦汉国家制度的第四个方面,民爵制度。
把爵位赐给民众,是一种面向全社会的考评体系,它从秦国就开始了。商鞅变法时讲求赏罚分明,每个战士斩获敌人首级一个,就可以获得爵位一级,这提升了秦军的战斗力。获得爵位的人不仅有军阶上的晋升,自家田产住宅也会随身份提升越来越好。因此啊,爵位成了当时社会的一种荣耀。汉代继承秦朝的制度,爵位制度也不例外。刘邦综合秦爵制和楚爵制,确立了汉朝爵位的20个等级。《史记》《汉书》中的功臣年表,记载了汉初分封的143位列侯,列侯啊,就是汉朝20等爵位中最高的一级。不过,秦汉的爵位制度有官爵和民爵之分。一般来讲,普通百姓可以获得的最高爵位是公士,是第八级爵位,从第九级五大夫往上被称为官爵。从秦汉的史料来看呀,官爵和民爵的区分是比较严格的,现存史料中没有发现民爵超越第八级的。
与秦国不同,汉朝没有那么频繁的战争,百姓获得爵位往往来自恩赐。朝廷经常在皇帝即位、立太子、祥瑞出现的时候,颁布赐爵诏令。这样做可以显示皇帝的权威,也能达到普天同庆的效果。在西岛定生看来,民爵制度是秦汉代社会统治的关键举措,因为它不仅是国家荣誉制度,也是有效的控制民众的手段。对于普通民众,也就是庶民来说,他们手里一般都有一定的爵位。当他拥有了爵位,就相当于皇帝出面保障了他的社会身份,他可以享受与之相对应的特权。比如有爵位的人犯罪后,可以用免去爵位来代替刑罚。如果你实在活不下去了,这个爵位呢,还可以卖钱。但是如果你没了爵位,就会被社会主流秩序抛弃,丢掉了爵位的人呢,就失去了身份,可能沦为奴婢。而一般的罪犯,只有遇到大赦和赏赐爵位同时出现的机会,才能免去罪,重归庶民的行列,并且得到爵位,重启自己的人生。所以啊,爵位来自皇帝,人的社会身份也就依赖皇帝。通过爵位的赏赐,皇权就深入了民心,民众也就自动被皇帝支配了。
到此,秦汉帝国的四大政治制度就介绍完了。这些外在的制度保障了中央集权的实现。不过,在秦汉帝国的400年间,除了这些外在的制度,中央政府还找来儒家学说,来与大一统的国家相匹配,这也就是我要讲的第二部分内容:秦汉时代,儒学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独尊,为统一帝国服务的。
总的来说呀,儒学的兴起经历了两个阶段,分别是西汉中期和西汉后期。第一个阶段呢,是西汉中期,也就是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时期。这一时期呀,儒学开始进入到了中央政治。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有个有名的焚书坑儒,原先各个诸侯国的儒学遭受打击。秦末汉初战争频繁,社会残破,需要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又在朝廷占据了上风,儒学被汉朝高层采纳是很晚的事情。汉武帝元光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34年,儒学大家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的问题时,献上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强调了皇帝的权威来自天人感应。当时的汉武帝刚刚摆脱自己的祖母,也就是窦太后的控制,他锐意新政,需要新的思想资源,董仲舒的儒学观点来得正是时候,这直接促使汉武帝“罢黜百家”,在国家教化上独尊儒术。为此,汉武帝正式实行孝廉制度,用儒家的道德标准在地方上选拔人才,凡是孝顺亲长、廉能正直的人,都是推举的对象。这样一来啊,儒学士人就有了从政的机会。
第二阶段呢,是西汉后期,从汉元帝开始,直到王莽当政,儒学变成了国家宗教。汉元帝呢,是汉武帝的曾孙,汉宣帝的太子,还在做太子的时候,元帝啊,就对儒学特别亲近。等到元帝继位之后,儒学出身的高官在朝廷中占到相当高的比例。比如汉元帝的老师萧望之,他是《诗经》学的权威;再如御史大夫、丞相韦玄成,精通《诗》《礼》《尚书》三部著作。
在汉元帝时期呀,儒学有两个大的发展,让它成为国家宗教。首先是儒学官员利用儒家的信条,重建了国家祭祀的礼仪,这里边包括祭祀历代皇帝的宗庙制度和祭祀天帝的郊祀制度。在汉元帝之前啊,祭祀汉代皇帝的宗庙遍布全国68个地区,共有167处。根据儒家的学说呀,这种祭祀是不合礼制的,皇帝的家庙不应该让百姓随便参与其中。为此呀,朝廷废止了遍布全国的宗庙祭祀活动,依据古代礼仪,为天子建立宗庙,祭祀皇帝的七代祖先,这就是“七庙制度”。另外啊,在汉元帝之前,国家祭祀天帝主要是祭祀上帝和后土,他们的祭坛分散在外,都有特定的地点,这是按照春秋战国留下的传统确定的。按照儒家的礼制和汉代大一统的局面,这就很有问题。为此,儒学官员们依据古礼,把祭祀上帝和后土的地点移到了首都长安的南北郊外,后世的天坛、地坛格局也由此确定。
在改变祭祀制度的同时啊,汉元帝时代,儒学还发生了另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儒家思想与谶纬学说逐渐合流。这里的谶纬啊,“谶”是一语成谶的“谶”,“纬”是经天纬地的“纬”。先秦儒家的经典里是没有“皇帝”两个字的,所以皇帝的权威到底从何而来,先秦的儒家也不可能说明白。为此呀,元帝时期的儒生糅合了阴阳五行家的说法,把神秘的预言加进来。这些预言呀,有的时候出现在陨石上,有的时候出现在竹简上,它们都是自然出现的,是来自上天的启示,这就是所谓的谶语了。后来儒家就发明了一整套解读这些谶语用来预见未来的著作。这些书与过去传下来的儒家经典有别,但精神上又一脉相承,所以就被称为“纬书”。这里边比较有名的书啊,就有《尚书纬》《春秋元命包》,一看名字啊,你就知道它们都是依托儒家经典发挥出来的。这样有了谶、有了纬,儒教就变成了宗教,它可以预言未来,揭示皇权来源。作为宗教的儒学,在今天看来简直是无稽之谈,但在历史上,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到了汉元帝的孙子,也就是汉平帝的时候,王莽执政,当时啊,他就大造声势,搞出来“王莽当为真天子”“皇帝当如天”这样的谶语,证明自己取刘氏而代之,做新朝的皇帝是符合天意的。
到了西汉末年,儒学成了汉帝国的主导思想,这个局面呀,一直持续到东汉时期。
好了,到这里呢,我已经讲了秦汉帝国在制度和思想方面的创设,这算是秦汉帝国内部的东西。那么秦汉帝国积聚的这些能量,有没有辐射到周边呢?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三部分内容:秦汉帝国是如何影响周边世界的。
在这里呀,就要提到西岛定生一个非常特别的看法了。他认为,在早期东亚世界形成过程中,秦汉帝国扮演了两种角色,构建者和破坏者。秦汉时期的东亚世界以中国为中心,包含了日本、越南、朝鲜地区。东亚世界之外,来自蒙古高原的匈奴,还有西域的城邦、小国,也被卷入东亚的世界之中。对东亚世界内部来说呀,周边地区是中国的外藩,是附属国,但不由中国直接统治;对东亚以外的蒙古高原来说呢,上边的游牧民族与中国是对等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有了这个框架,西岛定生进一步提出,如果秦汉帝国在扩张的过程中,顺应上边这种格局,东亚世界就在有序成长,一旦外藩被秦汉帝国征服,沦为郡县,或者匈奴这样的势力被击溃,不再与中国对等,东亚世界就遭遇了困境。这个看法呢,和大家一般的认识很不同。因为在中国人看来,积极进取、扩充中国版图、击溃游牧骑兵的中国皇帝,才是中国历史上的英雄。而在西岛定生的事业中,强势君主对东亚世界的征服,破坏了这一地区政治和文化的多元,可能并不见得是好事。
在书中啊,西岛定生举了两个例子,描述了秦汉帝国的两个身份。西汉初年,汉帝国是东亚世界的构建者。当时的汉帝国残破不堪,还不能随心所欲的征服整个东亚。比如汉高祖刘邦,他向北出击征讨匈奴,结果反被匈奴包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登之围”。白登之围后啊,处于弱势的汉朝只好和匈奴和亲,答应将贵族女子嫁给匈奴单于为妻,这样一来呢,两国就有了平等的交往。同样在西汉初年,原先被秦国征服的岭南地区,出现了一个南越国,它的国王赵佗是当年征服岭南的秦军将领。秦末大乱,他自立为王。汉朝无力征服南越,只好承认既成事实,派人说服他臣服汉朝,追认赵佗的国王封号。于是啊,汉帝国就和南越王国就维持了一种帝国和外藩的关系。当时除了南越国,汉帝国与朝鲜也建立了类似的主从关系。外藩政策的意义在于,它拉开了东亚世界形成的序幕。汉帝国可以将周边民族政权归为外藩,赐予首领王侯爵位,这种方式啊,既承认当地首领的支配权,又可以把他们划入帝国的势力范围之内。这种纳四夷入中华的做法,被称为“册封体制”。正是因为汉帝国的册封体制,中国与周边政权形成了诸多的政治文化关联。在西岛定生看来,这一政策和西汉初年汉帝国自己的政治制度有着很大关联。外藩在政治逻辑上来说,和帝国境内分封的王国没有本质的区别。
不过,到了汉武帝时期,汉帝国成了东亚世界的破坏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啊,经历70年的休养生息,汉帝国恢复了元气。汉武帝不再满足于匈奴和亲,而是选择主动出击。他派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人出击塞北,赢得了对匈奴的决定性胜利。在北退匈奴的同时啊,汉武帝彻底解决了国内的亡国问题,王国的行政权被中央收回。此时的汉帝国内部,名义上还有一些独立的王国,但实际上呢,整个国家已经运行在郡县制度之下。出于相同的逻辑,汉武帝趁着南越、朝鲜这些国家的反叛,干脆起兵灭掉两国,随后啊,把他们也变成了帝国治下的郡县。依据西岛定生的观点,匈奴被最终击溃,南越、朝鲜两国沦为汉帝国的郡县,对初具规模的东亚世界来说,无疑是一种倒退。汉帝国的强盛和扩张,和东亚世界的多元性成了针锋相对的一对矛盾。
后来啊,汉朝的势力起起伏伏,东亚世界随之几经波折。直到东汉中期,汉帝国的国力衰退,加上中国周边地区自我意识觉醒,西北的羌人、东北的高句丽、鲜卑等外藩,南方的交趾等郡县先后出现了叛乱,册封体制、郡县体制在这些地方都遭到了抵制。以秦汉帝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出现动摇,东亚世界的发展也就进入了全新的阶段。
到这里呢,秦汉帝国对周边世界的影响就介绍完了。在西岛定生看来,秦汉帝国呀,是一个巨无霸,它是早期东亚世界的中心,它对待周边世界的态度与帝国内部的政治进程密切相关。一旦秦汉帝国实力强盛、高度统一,它就会发动征服战争,取消东亚世界的多元状态。
在回答了秦汉帝国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还有它对周边世界的影响之后啊,《秦汉帝国》这本书的主体内容就介绍的差不多了。在叙述完秦汉辉煌的历史之后呢,西岛定生讲述了两个小故事。第一个故事啊,是东汉光武帝授予倭国使者金印,标志着汉朝与日本建立了藩属关系。第二个故事呢,是倭国国王派使臣朝贡汉朝,说明统一后的倭国迫不及待要寻求东汉王朝的认可。西岛定生关注到这些,是为了寻找日本在制度和文化上的源头。就像书中说的那样,这两个故事说明,日本国家的形成和社会文明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中国的权威及其文明的影响。从中国的历史来理解日本,这正是日本学者史学研究的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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