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家驹安全区》：中国版“辛德勒”用“难民安全区”保护了数十万中国人民的姓名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饶家驹安全区》。

它是美国历史学家阮玛侠的著作。说起南京安全区啊，你可能不会陌生。日军攻陷南京后，欧洲侨民建立安全区，在疯狂的大屠杀中保护了很多中国老百姓。其中的代表人物约翰·拉贝被誉为“东方辛德勒”，受到了中国人的感恩与尊重。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南京安全区之前，外国人已经在中国创建过安全区了。南京的欧洲侨民实际上啊，是有借鉴的样板的，这就是位于上海南部的南市安全区。这个安全区的创建者是法国神父饶家驹，创建过程中呢，饶家驹投入了大量精力，自己还遇到过危险。饶家驹安全区拯救了数十万中国人的生命，后来，这个样板在1949年修订日内瓦公约的时候也被采纳进来，成了战时人道援助规则的一个重要源头。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饶家驹的事迹淹没在历史长河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历史学家阮玛侠《饶家驹安全区》一书面世，这段历史才呈现在我们面前。

那么，首先，我们简单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作者阮玛侠，以及她为什么会写这本书。阮玛侠是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研究员、美中政策基金会顾问、中国事务研究专家。20世纪上半叶，阮玛侠的父亲曾在上海生活过，所以她一直对民国时期的上海很感兴趣，出过几本书。她对中国革命、外国侨民和上海犹太难民的研究广受好评。在阅读文献时啊，阮玛侠经常看到一个名字叫饶家驹，发现了这个人为中国平民做过许多事。怀着强烈的好奇心，阮玛侠跑遍了中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地，查阅大量档案资料，终于掌握了饶家驹的生平和事迹，让这个被埋没的人物重见天日。

介绍完成书背景，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这些内容围绕着四个层层递进的问题展开：一、饶家驹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为什么来中国；二、是什么促使他建立饶家驹安全区；三、为了保证安全区的正常运转，饶家驹做了哪些工作；四、饶家驹留下了哪些遗产，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被遗忘。

顺着阮玛侠的研究，我们逐一讲述和分析这四个问题。

先说第一个，饶家驹是怎样的人，他为什么来中国。饶家驹是法国人，1878年3月15日出生在法国西部小镇桑特，饶家驹是他后来的中文名字。出生没多久，饶家驹随父母搬到了法国西北部的洛林地区，并在那儿上学。洛林有着很强的天主教传统，这对饶家驹产生了决定性影响。16岁那年，他加入了耶稣会，接受了完整而严格的教育。关于耶稣会的背景，我们稍微展开讲一下，因为这对理解饶家驹为什么来中国很有帮助。耶稣会啊，成立于1540年，是罗马教皇批准的天主教修会。耶稣会的传播速度很快，在将近400年的时间里，传遍了欧洲、亚洲、美洲和非洲，耶稣会室遍布全球各个角落。耶稣会很早就向中国派出了传教士，我们熟知的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都是耶稣会的。所以说啊，耶稣会和中国有着深厚的渊源。

1913年，饶家驹接受耶稣会派遣，抵达中国上海。耶稣会有一个优良的传统，所有新任职的年轻耶稣会士都必须学习当地语言，这对于开展传教活动是非常有利的。因此，饶家驹一到上海，就被派往徐家汇教堂区语言学校，接受全日制汉语培训。饶家驹这个中文名字也是那个时候起的。学完了汉语，饶家驹成为虹口圣心堂的神父。虹口校区位于上海公共租界东北部，范围和今天的虹口区基本重叠，很多日本人住在虹口，饶家驹免不了要跟他们打交道。长期的接触让他掌握了日语，对日本人的心理、性格、习惯也比较了解，这些对他后来成功建立饶家驹安全区有着重要作用。

从1914年到1934年，饶家驹在虹口圣心堂服务了20年，期间由耶稣会开办的震旦大学邀请他任教，教授英国语言和文学，后来还教自然科学。饶家驹的同事和学生对他有着怎样的印象呢？在很多人眼中啊，饶家驹高大英俊，他积极参加体育活动，体格健壮，具有男子气概。另外，饶家驹平易近人，他脸上总是挂着笑容。最后，饶家驹独立性很强，讲话不绕弯子，勇于承担责任。他还热爱写诗，留下了不少作品。在同事和学生眼里，饶家驹是一个自信开朗的人，一副贵族气派，很有魅力。这种性格之下，饶家驹后来的所作所为——挺身而出，帮助中国人也就不意外了。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饶家驹开始投身公益活动。到了1931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饶家驹就参与了救助平民的工作。随着局势越来越动荡，更严峻的考验在等待着他。

这样我们就来到了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促使饶家驹建立安全区。最直接的背景就是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号这一天，淞沪战役爆发，处于战争最前沿的上海立刻陷入火海。当时的上海分为租界和华界，由于战斗在华界进行，租界相对安全，所以老百姓纷纷涌入租界，这立即产生了新问题。上海租界总面积约33平方公里，短时间内就挤进了50万难民。为了应对越来越庞大的人潮，到1937年11月底，公共租界建了142座难民营，法租界建立了40座难民营，然而还是不够用。而且供应数十万难民的口粮，预防难民潮所引起的传染病，都是棘手的问题。租界当局呢，不得不采取限流措施，阻止新的难民进入。但是任难民自生自灭也不行啊，这个时候，饶家驹提议在华界建立安全区。

哎，为什么这个时候站出来的是饶家驹，而租界当局没有发生呢？这有一个重要原因，中日战争爆发后，欧美列强采取中立姿态，表面上不偏向任何一方，以免引火烧身。因此，租界当局虽然接纳了中国难民，却不想直接处理难民事务，他们希望国际红十字会、中国的救济组织等第三方机构来接手。在这种情况下，饶家驹就成了合适的人选。他具备哪些优势呢？首先，他的身份是神父，没有官方背景，同时耶稣会一向制止神职人员干涉政治，这就让日本方面放心，不用担心政治风险。其次，由于热心公益，饶家驹已经是上海滩著名人物，他担任了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副主席，得到社会各界的信任，拥有广泛人脉，这对建立安全区、维持它的运作是很有必要的。饶家驹会说英语、法语、汉语和日语，也是很重要的优势，这使他跟租界当局、跟中日双方都能保持有效沟通。第三，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饶家驹对安全区应该收容哪些人做了明确规定，他强调，进入安全区的只能是非战斗人员，也就是没有武器的老百姓，这就是告诉日军，安全区是中立的，不会容纳抗日力量，不用担心。

那么饶家驹准备把哪块区域划为安全区呢？他选中了南市地区，也就是老的上海县城，它位于今天上海浦西的西南角，知名的豫园就在这里。饶家驹选择这里的理由是：第一，南市与法租界接壤，方便救济；第二，相比受到猛烈攻击的闸北工业区，南市的损毁比较轻，完好的房屋比较多，方便安置难民；第三，进不了租界的难民大多聚集在南市，将这划为安全区，能避免日军炮火伤害平民。按照饶家驹的规划，安全区将紧紧靠着法租界，囊括上海老城乡在内的区域，面积约十平方公里，占整个南市地区的1/3，安全区内的难民人数约25万。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获得中日双方的认同和支持。由于双方正处于交战状态，让他们坐下来讨论如何安置难民，这个工作是有难度的。哎，好在啊，饶家驹的外国人身份和国际背景发挥了作用。那他具体是怎么做的呢？饶家驹首先请租界当局出面联系日本人，对租界来说，如果能划出一块安全区，妥善安置难民，将有利于租界本身的安全和稳定，所以这个忙他们是愿意帮的。于是法国人联系了日军高层，在法国舰队副总司令的陪同下，饶家驹见到了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饶家驹提出了在南市建立安全区的设想，要求日军不得轰炸安全区，长谷川清表示会向日本当局请示。饶家驹则强调，不管日方同不同意，他都会建立安全区。果然，一回去，饶家驹就用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副主席的身份，组建南市监督委员会，开始筹建安全区。

接着，饶家驹拜会上海市长俞鸿钧，深入会谈。会谈的成果是，饶家驹亲笔起草了一封信，信中说明了在南市建立安全区的想法，并且明确划定了安全区的地理范围，信末有饶家驹和俞鸿钧的签名。饶家驹把这封信交给了日本总领事冈本季正，冈本季正答应了与日军高层商谈，并向东京汇报。日方原则上同意设立安全区，但提出了三个条件要中国政府遵守：一、安全区必须紧靠法租界，不能随意扩大；二、中国政府必须保证中国士兵不会进入安全区；三、一旦日军占领南市，安全区自动归日本管辖。站在中国政府的角度，这样的条件在情感上是很难接受的，但是经过饶家驹的耐心劝说，上海市长俞鸿钧决定以难民为重，同意了这些条件。不过，中方坚持认为，安全区的安保工作事关主权，必须由中国的民政部门负责，届时中方将派出200名警察维持治安，这些警察只配左轮手枪和警棍，不携带其他武器。对这个要求，日方也默许了下来。

既然中日双方都同意，建立安全区的基础算是有了，但两国政府不可能签订协议啊，怎么办呢？饶家驹让国际红十字会出面，分别和中国政府、日本政府达成协议，而他组建的难民监督委员会，负责安全区的建立和运行，并对中日双方进行监督。安全区的名称就定为饶家驹安全区，尽量淡化政治色彩，以显示其中立性。

1937年11月8日，饶家驹安全区正式成立，滞留南市的难民终于得到了保障。同时，本来已经逃到公共租界的难民，也有一部分转来安全区。然而，维持一个安全区绝不是简单的事，从成立那天起，饶家驹就要面对各种危机，处理不好，安全区的运作就得不到保障。这就要讲到第三个问题，为了保证安全区的正常运作，饶家驹做了哪些工作。让我们仔细了解一下。

安全区面临的危机可以分成两类，外部危机和内部危机。先来看外部危机，最大的外部危机当然是战争。安全区成立三天后，即11月11日，日军开始向南市进攻，由于南市地区以木结构房屋为主，日军的轰炸摧毁了大量住宅、学校和工厂，虽然日军没有攻击安全区，但随着火势蔓延，安全区也十分危险，有些地方已经发生火灾。饶家驹组织力量控制火势，将它熄灭。通过努力，安全区没有出现太大的伤亡。值得一提的是，战争期间，饶家驹一直待在安全区的天主堂里坐镇指挥，这当然是冒着风险的。当时周边不少地方还在交战，日军的炮弹经常在安全区上空飞来飞去，稍有差错就会对安全区造成损害，但是饶家驹表现得十分冷静镇定，而他的存在也给了人们极大的安慰。

上海沦陷后，饶家驹马上就面临了日军的挑衅。日方提出，他们已经是上海的真正主人，安全区内的治安应该由日本宪兵维持。从内心来讲，饶家驹并不愿意，但是考虑到现实，又不得不做出让步。这样，中国警察撤出安全区，日本宪兵入驻了。然而日军还不满意，他们想方设法要把军队开进来。12月4号，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在安全区附近遭到枪击，他们进入安全区，并挨家挨户搜查。日方还表示，既然上海战事已经结束，安全区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感觉到形势有变，日军可能撤销安全区，饶家驹提出要和日军高层谈判。谈判中他会说日语，熟悉日本人心里的优势起了作用。上海是国际大都市，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商店、金融机构、领事馆，住着好几万外国人，其中不少还是外交人员。那时日本还没有和欧美国家开战，对自身形象有所顾忌，所以必须考虑到欧美人的利益。饶家驹是法国人，身后呢又有租界当局，他在日本人心目中是有一定分量的，他的意见日军高层不可能轻易忽视。同时，饶家驹很注意使用谈判技巧，跟日军谈判时，他态度温和，总是从人道主义出发，避免让日本人觉得他站在中国人一边。饶家驹用词也非常谨慎，从不在语言上刺激到日本人。为此，他不得不隐藏了内心对这场战争的真实想法，但从实际效果看，确实很管用。正是凭借特殊的身份，加上高超的谈判技巧，饶家驹与日方达成和解，保证安全区继续由难民委员会管理，日军继续遵守协议。

好不容易解决了外部危机，再来看内部危机，最大的内部危机就是难民的衣食住行。当时安全区内涌入了25万难民，其中有10万穷人，而且随着沿海城市相继沦陷，青岛、天津、宁波等地也有难民跑了出来。据统计，难民区中工人占49%，农民占13%，其他还有商人、学生等等，因为战争，他们丢掉了工作，没地方住、吃不饱，处境很艰难。更令人担忧的是，进入12月份，上海气温骤降，衣衫单薄的难民急需御寒物资。难民委员会马上行动起来，他们把公共建筑、学校、教堂和寺庙改建成难民营，安置难民。整个饶家驹安全区共有104座难民营，为了方便管理，难民委员会把安全区分成九个区，每个区由难民选举一名中国人担任区长，区长们负责管理各自辖区内的难民营。每一位区长下面设11个部门，分别承担登记、住宿物资、食物、水、卫生、医疗等工作。其中啊，水和食物是难民最需要的东西，但安全区最缺的就是水和食物，怎么办呢？饶家驹先去说服法租界当局为安全区供水，让难民每天领两桶水，取来的水不能直接饮用，饶家驹联系了一个中国救济组织，建造开水房，最终整个安全区建了24个开水房，大大缓解了难民的用水问题。

与此同时，饶家驹动脑筋找食物。租界当局和一些西方慈善组织都提供了食物，难民每天能分到两个馒头和两块大饼干，法租界的居民还自发地将食物送到安全区，但饶家驹明白，安全区里有25万难民，这点食物远远不够。他还发现了一个更为严重的现象，因为缺乏组织，年轻力壮的人更容易抢到食物，老弱病残就不行了，常常没东西吃。为此，饶家驹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方面，他积极呼吁社会各界援助，另一方面，他在安全区里开办了24个大米分发中心、24个集体食堂。根据规定，难民每天都要先去分发中心领粮票，然后凭着粮票领取相应的大米。对于那些生病或残疾的难民，难民委员会派出专人骑着三轮车，挨家挨户送饭、水和食物，总算解决了。

那御寒物资从何而来呢？国际红十字会送来了1500条毯子和5000件棉衣，但缺口仍然很大。在饶家驹的推动下，社会各界组成了医务分发委员会，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董事会主席徐艺珍女士担任负责人。徐艺珍通过关系获得了从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捐助。据统计，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1月，医务分发委员会为安全区提供了4万件棉衣，还给公共租界提供了1万7000多件，帮助难民熬过了寒冬。

到这里，饶家驹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他挽救了数十万中国人的生命，受到高度评价，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特地接见了他，表达感谢之情。但饶家驹认为自己还可以做得更多，所以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去美国募款。

1938年5月2日，饶家驹动身了，他坐船横跨太平洋，先到加拿大，随后去了美国。饶家驹拜访了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斯坦利·霍恩贝克，介绍上海地区的难民情况，呼吁美方援助。在法国大使的牵线下，5月26号，饶家驹见了美国总统罗斯福，两人谈得非常成功，罗斯福批准了一项70万美元的救济计划，这笔钱将通过美国红十字会转交给中国。这次会面让饶家驹信心倍增，他开始筹划巡回宣传活动。为了吸引更多的人，饶家驹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募捐方式，举办慈善晚宴。他给慈善晚宴起了个名，“一碗饭晚会”，只要付六美元，人们就能享受一顿有七道菜的晚宴，这六美元将用来帮助中国难民。这点钱能发挥多大作用呢？饶家驹告诉人们，一美元就能解决一个中国人一个月的衣食住行及医疗费用，六美元就能帮助六个人。“一碗饭晚会”得到了热烈响应，美国各地举办了几千场晚会，募集了大约100万美元。这笔钱交给了中国平民救济联合会，这个联合会的负责人是罗斯福总统的儿子小罗斯福，他慷慨地表示，不收一分钱管理费，所有捐款都转交中国的救助机构。饶家驹还走遍美国东部和中部各州，发表演讲，呼吁人们捐款。据不完全统计，他大约筹集到了32万美元，这些钱也都交给了中国政府。

1938年7月，饶家驹认为任务基本完成，启程返回上海。此次行程总共花了三个月，取得的成果总结下来有两条：一、募捐到百万美元，对中国人民产生了实质性帮助；二、向美国、向全世界揭露了日军暴行，宣传了中国人坚定的抗战意志。

回到上海后，饶家驹继续管理安全区。随着战火向中国内地蔓延，上海周边的局势稳定下来，难民纷纷离开，到1940年6月，安全区内只有1万5000难民了。鉴于历史任务完成，饶家驹安全区宣布关闭。饶家驹本人则被耶稣会召回法国。耶稣会为什么非要召回饶家驹呢？时隔多年，我们很难知道具体原因。作者阮玛侠分析，为了让安全区顺利运作，饶家驹必须经常和政界、军界打交道，而耶稣会历来强调不甘于政治，所以他们对饶家驹的行为感到担忧。另一方面，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陷入战火，作为一个法国人，饶家驹自己也有回国的念头。于是在1940年6月16日，饶家驹从上海登船前往法国。就在三天前，德军占领巴黎，法国投降，可以设想，这一路上，饶家驹的心情应该是很沉重的。

回到法国后，饶家驹也做过一些工作，但总体并不显眼，原因很简单，他离开家乡太久了，事业、人脉都在中国，在法国没什么根基，想取得好成绩很难。1946年9月10日，饶家驹神父逝世，享年68岁。

饶家驹的传奇一生，他为中国人所做的贡献基本介绍完了。最后我们来讨论第四个问题，饶家驹留下了哪些遗产，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被遗忘。饶家驹最重要的遗产是将安全区落到实处。安全区这个概念不是饶家驹发明的，但是在他之前，安全区的规模都很小，救不了多少人。饶家驹安全区拯救了25万难民，这之后啊，中国的南京、杭州、汉口等城也相继建立了安全区。据统计，中国各地的安全区保护了超过50万中国平民，这是空前的壮举，饶家驹在其中的贡献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1948年8月，鉴于二战期间出现的大量暴行，国际红十字大会起草了新的日内瓦公约，公约明确规定了战争中安全区的设立性质和维护，要求各方必须保证安全区的正常运作。公约特地将饶家驹安全区作为样板，供人们参考。中、美、英、法、苏、德、日等国都签订了日内瓦公约，饶家驹安全区成为各国都要学习的经典案例。

奇怪的是，尽管日内瓦公约奠定了饶家驹的历史地位，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个名字却被大众遗忘了。饶家驹的名声远远比不上辛德勒，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一个原因是饶家驹过早逝世，又没有什么人为他做宣传。另一个原因，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人对东方战场缺乏了解，不清楚饶家驹具体干了些什么。我们知道，辛德勒拯救犹太人的事之所以广为人知，和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息息相关，他们大力宣传辛德勒的事迹，犹太裔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拍了经典影片《辛德勒名单》，这部电影轰动世界，也让辛德勒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相比之下，饶家驹拯救的大多数人影响力完全不能跟犹太人相提并论，再加上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有限，最终导致大众媒体没有关注他。而在现代社会，得不到大众媒体关注，就等于被人遗忘，这一点实在让人惋惜。

好了，讲到这里，全书的内容介绍完毕。最后我们简单总结一下：1913年，耶稣会神父饶家驹来到中国，一呆就是2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饶家驹在上海南市地区建立安全区，挽救了约25万难民的生命。他还远赴美国，向美国民众宣传中国抗战，呼吁捐款。受饶家驹影响，中国多座城市也设立了安全区，总计收容了50万中国平民。由于贡献突出，新的日内瓦公约明确将安全区纳入条款，并以饶家驹安全区为榜样，要求各股参照学习。遗憾的是，这样一位帮助过中国人的友人，因种种原因被人遗忘，直到美国历史学家阮玛侠从档案文献中发现了他，他的生平和事迹才渐渐被大众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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