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鲁迅》一个孤独战士如何将"国民性批判"锻造成民族觉醒的手术刀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人间鲁迅》。这是一部非常精彩的鲁迅传记，它的作者林贤志是著名学者、鲁迅研究专家。

人们平日里了解鲁迅，一般都是借助他的作品，还有对他的评论来理解他的。他能把复杂的人性刻画得入木三分，批判起社会来更是犀利尖锐，火药味十足。这样的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和战士，伟大深刻，但少了点亲和力，离普通人有点远。那么这样的鲁迅是怎么炼成的呢？其实，成就他这一形象的，恰恰是他独特的生活轨迹。《人间鲁迅》这本书就是把鲁迅放回到生活里，让你换个角度，从生活中理解他，追寻他的一生。

要讲鲁迅的经历，大概可以分成三部分。首先是成长期，讲一讲哪些人和事对鲁迅的青少年时代产生过影响，这对鲁迅性格的形成起到了什么作用；然后是蛰伏期，讲新文化运动开始前，鲁迅都在干什么；最后是爆发期，从新文化运动一直到鲁迅逝世，讲述鲁迅的文学创作历程，以及他对社会的批判。

先来说说鲁迅的成长期。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因素莫过于两个，原生家庭和教育经历，鲁迅也不例外。

先讲原生家庭。1881年9月25日，鲁迅生于浙江绍兴。他的家庭条件是不错的，这要归功于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周福清30岁中举人，33岁中进士，进过翰林院，做过知县。在那个时代，一个人中了进士，能享受很多特权和利益，足以让整个家族衣食无忧，所以鲁迅的童年生活是有保障的。周福清也希望孙儿能过好日子，鲁迅降生的时候，他给起了个名字，周樟寿，“樟树”的“樟”，“长寿”的“寿”，寓意健康长寿，一生平安。我们熟悉的“周树人”那个名字是后来才有的。

然而世事难料，13岁那年，鲁迅遭遇了家庭的变故，问题就出在祖父身上。原来，周福清一直嫌官做得太小，可自己年纪大了，很难再往上爬，他转而把希望寄托到儿子，也就是鲁迅的父亲周凤仪身上。无奈周凤仪不争气，考来考去也只是个秀才。周福清急了，有一年科举考试，他想去贿赂考官，结果事情败露，自己也被捕。案子上报到光绪那，皇帝震怒，判周福清斩监候，相当于今天的死缓。为营救周福清，周凤仪四处奔走，花光了积蓄，变卖了田产，周福清总算被救出来了，但周凤仪也病倒了。作为长孙长子，鲁迅不得不站出来，承担起家庭的重任。

周凤仪一病就是两年，熬到1896年离开了人世。16岁的鲁迅为父亲操办了丧事，这段经历让他看待世界的目光变得有些阴冷，其中有两件事可谓刻骨铭心。第一件是为父亲治病。周家请来绍兴城最好的中医，这个老中医故弄玄虚，居然要用打破了的鼓皮制成药丸给病人吃，还要鲁迅去弄一对原配的蟋蟀来做药引子。这些稀奇古怪的要求，鲁迅都满足了，可父亲还是死了。这让鲁迅对中医产生怀疑，后来他学了西医，对中医更加不屑。他一辈子批判中医，自己生了病也绝对不看中医。

第二件是父亲去世后，周家的分房事件。亲戚们欺负鲁迅家没了主心骨，给他们的房子又少又差，鲁迅拒绝签字，遭到了长辈的严厉斥责，这强烈的刺激了他的心灵，让他看到了人世的虚伪。后来他回忆这段经历时，亲口说道：“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分房事件后，鲁迅觉得在绍兴待不住了，他决定去南京读书，由此开启了求学的生涯。

接下去我就来讲鲁迅的教育经历，这段经历让鲁迅贴近革命，开始反对传统。首先要注意的是，鲁迅去南京读的是洋学堂。所谓洋学堂，是清政府按照现代标准建立的西式学校。洋学堂有什么特色呢？相比只教四书五经，作为科举预备学校的传统私塾，洋学堂开设算术、物理、外语等课程，培养的是现代化人才。这样看来，鲁迅不是很有眼光嘛？并不是。对当时的读书人来说，科举是王道，只有没有出路的人才会上洋学堂。所以当鲁迅作出决定后，长辈们觉得周家是书香门第，你要上洋学堂，是给咱丢脸，不行，“周樟寿”这名字你不能再用了，他给鲁迅另外起了个名，周树人，取的就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意思。为了顺利求学，鲁迅也只好同意。

从18岁到22岁，鲁迅在南京待了4年，这是他教育经历的第一个阶段。在这期间，鲁迅读了两所学校，南京水师学堂和矿物铁路学堂。也是在南京，鲁迅的思想世界第一次打开，开启他思想的钥匙，就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

鲁迅所处的时代，清政府软弱无能，列强瓜分中国，有识之士开始思考，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严复就是其中的一位。从1896年起，严复开始翻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说是翻译，其实加入了很多严复自己的观点。他借赫胥黎之口告诉国人，当今世界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中国人只有奋发图强，学习西方，才能避免亡国灭种。鲁迅来南京求学时，正是这本书最火的时候，他花500文钱买来这本书，这在当时可是价格不菲，要知道那时候一斤猪肉也才几十文钱而已。

鲁迅翻开《天演论》，一下子就入迷了。《天演论》为鲁迅打开了一扇窗，让他知道了只有不断进步，人类才能生存和发展，而中国的问题就在于保守愚昧，不思进取，这极大的震撼了鲁迅。从此，鲁迅接受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观念。

既然接受了进化观念，鲁迅就产生了追逐先进、文明出国留学的念头，他的教育经历至此迈入了第二个阶段，也就是留学日本。留学日本让他确立了自己的职业，那就是用文学的手段开化中国。

1902年3月，22岁的鲁迅考取清政府的公费名额，赴日留学。鲁迅在日本待了7年多，这对于他的人生道路具有决定性意义。这里讲三件重要的事。

第一是以日本为媒介学习西方文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大量翻译西方著作，哲学、文学、科学无所不包，鲁迅留学的时候，西方重要思想家、科学家的代表作基本都有了日文版。过了语言关之后，鲁迅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经典，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德国哲学，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书里，尼采提出了超人哲学。什么是超人呢？简单的说，超人拥有巨大的精神力量，反对偶像崇拜，质疑传统道德，立志颠覆一切旧的价值。在鲁迅看来，中国正需要这样的超人，去打破死气沉沉的传统文化，让国人振作起来。

第二件事，鲁迅结识了此生最要好的朋友许寿裳。刚到日本，鲁迅进入了东京弘文学院，这是一所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学校，学制两年，教授日语和科学知识。在弘文学院，鲁迅认识了许寿裳。许寿裳比鲁迅小两岁，也是绍兴人，他乡遇故知，加上两个人的性格爱好相似，他们很快成为好朋友。两人的友谊保持了一辈子，可以说，在鲁迅的人生历程中，许寿裳有着重要作用。

在东京的时候，只要有空，鲁迅就去找许寿裳讨论，理想的人性应该是什么样的，中国人的民族性格里欠缺什么，这些讨论成了鲁迅反思和批评国民性的开始。在许寿裳的介绍下，鲁迅加入了光复会。光复会的主要成员蔡元培、秋瑾都是浙江人，他们鼓吹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鲁迅被称为革命家，追根溯源的话，源头其实在这里。

1906年，参与筹建光复会的章太炎流亡日本，鲁迅和许寿裳拜他为师，成为章门弟子。章太炎是文化大师，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是一个革命家。章太炎经常指点江山，还发展出自己的一套社会进化理论，让鲁迅十分佩服。在他的指导下，鲁迅奠定了后世的国学功底，也获得了不少论辩的技巧。鲁迅一生骂人无数，对所谓国学家更是没什么好感，唯独对章太炎，他一直保持着尊敬。1936年6月，章太炎逝世，他不顾病重写文章，追忆章太炎的革命精神。

不过，鲁迅对革命的理解，跟光复会中的其他人不大一样。光复会鼓吹暴力革命，热衷于暗杀，他们希望暗杀几个重要官员，再配合起义，推翻清政府。鲁迅则认为，如果不能改造守旧愚昧的国民性，暴力革命也好，暗杀也罢，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

那么如何改造国民性呢？这就要说到第三件事，弃医从文。1904年6月，鲁迅从弘文学院结业，选择学医，因为他了解到，很多科学技术和观念，是通过现代医学传入日本，进而改变日本人的观念的，所以改造国民，从医学入手是很好的途径。9月，鲁迅抵达日本北方城市仙台，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在这所学校，鲁迅遇到了一位责任心很强的老师，藤野严九郎，藤野严九郎给了鲁迅很大的帮助。然而最后鲁迅还是放弃了学医，这中间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在仙台的课堂上，他不得不和日本同学一起观看日俄战争的幻灯片，幻灯片里面麻木呆滞的中国人，深深地刺激了他。鲁迅后来回忆当时的想法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用医学改造国民性，此路不通，那怎么办呢？鲁迅想到了文艺。”

有了这个想法，1906年7月，鲁迅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退学，回到东京。不久，他把弟弟周作人带来日本，兄弟二人和许寿裳一起，开始尝试用文艺唤醒国民。当时想这样干的人其实很多，梁启超就提出，通过引进优秀的西方小说，传播西方文明，改变中国人的观念，推动改革。这个思路鲁迅是赞成的，但他的做法有点不同。当时翻译进来的主要是英、美、法的文学，可鲁迅呢，特别重视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这些东欧民族的文学，他觉得这些都是受压迫的民族，跟中国人有着共同的命运，所以他们的文学作品，更能激起中国人的共鸣。此外，鲁迅也看重俄国文学，因为俄国跟当时的中国一样，都实行专制统治，而俄国文学反抗专制、反抗奴役的精神是中国缺乏的，值得学习。

1909年，鲁迅和周作人合作，出版了他们的第一部翻译作品《域外小说集》，这本书收录了16篇外国小说，其中俄国七篇，波兰三篇，占了三分之二。但是《域外小说集》在当时根本卖不动，在东京只卖出四本。鲁迅还想过办杂志，又因为资金缺乏也没办起来。总之，他的第一步尝试并不成功。

1909年8月，鲁迅返回中国，他的成长期至此结束。之后的9年时间，是鲁迅人生的蛰伏期。在蛰伏期里边，鲁迅基本停止了文学翻译，那他干什么去了呢？在辛亥革命之前，他回到老家浙江，在那里当了一名教员。当时比他先回国的许寿裳，已经是杭州一所师范学堂的教务长了，经许寿裳推荐，鲁迅也进入这所学校，教生理卫生课和植物课。一年后，鲁迅回到老家，担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

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在绍兴办理报纸评论时政。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成立，2000年帝制终结，此刻鲁迅的心情是阳光的，想做点什么。当时，绍兴革命政府的都督王金发是光复会成员，和鲁迅早就认识，他当上都督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鲁迅顿时觉得死气沉沉的绍兴城气象一新，充满了活力。不久，他跟周作人办了份报纸，鲁迅经常在报纸上揭露各种不良现象，向军政府提意见。他的本意是，革命政权刚刚诞生，必定面临着许多问题，而报纸能传达民意，监督政府，帮助新政权站稳脚跟。可事与愿违，面对批评，王金发很恼火，放出话来要逮捕鲁迅，而鲁迅自己也观察到，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更没有改变国民性，像王金发这样的老革命党，一旦掌握权力，照样安插亲信、贪污腐败，而且容不得半点批评，一切又回到了老样子。鲁迅非常失望，他关掉报纸，也不想待在绍兴了。

去哪儿呢？这时候，他接到了许寿裳的邀请。民国成立后，许寿裳进入北京教育部任职，随后他向教育总长蔡元培推荐了鲁迅。就这样，1912年5月，鲁迅抵达北京，出任教育部签事，算是助理级别的职务。当时的教育部其实是官场的一部分，人人都想往上爬，真心搞教育的没几个。大环境如此，鲁迅也打不起精神，他和许寿裳经常一起吃饭、喝酒、逛琉璃厂，一个人的时候，鲁迅则转而研读古籍，甚至学起了佛经。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到了1917年，鲁迅36岁了，他已经滞留北京5年，未来似乎能一眼望到头，在教育部慢慢熬资历，度过默默无闻的一生。谁都没想到，事情忽然起了变化，这还要从一本杂志讲起，那就是《新青年》。

《新青年》的创办人是陈独秀，原先在上海出版，1917年初，陈独秀受邀北上，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也搬到了北京。《新青年》的宗旨是介绍西方文明，批判传统文化，唤醒国人，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为此，陈独秀连续刊登了两篇文章，第一篇是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进行文学创作；第二篇是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宣布彻底推翻腐朽的古典文学、贵族文学。一时之间，白话文学运动声势浩大，集合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这批北京大学的教授。不过尴尬的是，文学革命的理论和口号是有了，却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来说话。

1917年8月的一天，钱玄同拜访了鲁迅，两人都是留日学生，彼此很熟。钱玄同知道鲁迅有文学天分，想请他写点文章。但此时的鲁迅有些消沉，他的第一反应是，这有意义吗？他打了个铁屋子的比方，鲁迅说：“中国好比一个铁屋子，屋子里的人都睡熟了，不知道自己快要闷死，你把其中一些人叫醒，又没办法打破铁屋子，结果无非是让那些醒来的人，承受临死前的挣扎和痛苦，何必呢？还不如在睡梦中死去的好。”

钱玄同回答：“既然有人醒了，就有打破铁屋子的希望啊。”正是希望这个词激活了鲁迅的热情，他接受了钱玄同的邀请，加盟《新青年》杂志担任编委。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他第一次以“鲁迅”的名字发表文章，“鲁”取自母亲的姓氏，“迅”意为飞奔疾驰。《狂人日记》有着双重意义，对中国现代文学来说，它是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在文学史上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对鲁迅个人来说，他由此迈入了人生的爆发期。

这个爆发期可以按鲁迅的居住地，划分成三个时期，即北京时期、厦门广州时期以及上海时期。

先说北京时期。据统计，从1918年到1926年鲁迅离开北京，鲁迅发表了25篇短篇小说，其中就包括《孔乙己》《阿Q正传》《伤逝》和《祝福》这些名篇。这些小说激烈地批判封建礼教，批判国民性，也揭示了青年知识分子的伤痛和迷惘，打动了年轻读者。

当然，鲁迅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当时《新青年》采取轮流编辑的方式，七名编委每人主编一期，依次轮换。作为编委，鲁迅和新青年的伙伴们步调一致，他和胡适的关系就特别融洽。胡适批判以儒家为核心的封建礼教，鲁迅就在《狂人日记》里，将封建礼教的本质概括为“吃人”两个字；在小说《孔乙己》里，鲁迅又揭示只知道四书五经的读书人是多么可笑和可怜。胡适批判中国人不思进取，愚昧懒惰，在《阿Q正传》里，鲁迅将这种国民性归结为善于运用精神胜利法自我麻醉。反过来，胡适也经常和鲁迅互动，对于鲁迅的小说创作，胡适评价很高，他在日记里说：“鲁迅既有鉴赏力又有创造力，是个天才。”1922年，胡适写了篇文章，总结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创作成果，把鲁迅列为最具代表性的小说家，而且是唯一的一位。

这段时间，鲁迅跟胡适关系十分融洽，两人共同推动新文化运动，成为青年人的文化偶像。可惜他们的友谊没能维持下去，两人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鲁迅和胡适的决裂，实际上出自观念上的分歧。鲁迅认为，胡适只想走精英路线，他的文章是给知识精英、政坛高层看的，希望出现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对底层社会缺乏同情和了解。相反，鲁迅认为启蒙大众，让大众觉醒才是当务之急。这些观念上的分歧，最后必然落到人事的纷争上去，在这一点上，鲁迅也不能免俗，他也要站队抱团，把矛盾上纲上线。

当时的北京文化界和教育界，可以分为两大群体。第一大群体包括蔡元培、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这批人年纪比较大，留学的地方是日本或法国，又因为其中浙江人多，所以这个群体也被称作浙江系。另一大群体有胡适、徐志摩、梁实秋这些人，他们年纪轻，都在欧美留过学，所以又叫欧美系。新文化运动时期，浙江系和欧美系共同对付守旧派，但是进入1920年代后，双方逐渐产生了分歧，最后促使鲁迅离开了北京。其中引人注目的就是女师大风潮。

1923年，许寿裳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随即邀请鲁迅做兼职教授。在老朋友手下做事，鲁迅当然是愉快的。可好景不长，北洋政府不喜欢徐寿昌，第2年，女师大换了帅，由性格强硬、作风强悍的女性学者杨荫瑜主持校务，这引起了学生们的反弹。从今天来看，杨荫瑜的问题主要是方法粗暴，沟通能力不足，她这个人其实是很有学问和能力的。可站在当时鲁迅的立场看，杨荫瑜取代许寿裳，无异于充当北洋政府的走狗，所以鲁迅力挺学生。除了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也支持学生，他们发表大量文字批判杨荫瑜，鼓励学生。一时间，整个舆论都关注起了女师大风潮。

这时候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就是北大外文系教授陈西滢。陈西滢观察到，反对杨荫瑜的教授都是浙江人，所以他怀疑女师大风潮是浙江系的人暗中鼓动的，他们针对杨荫瑜的批评并不公正。陈西滢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鲁迅的极大反感，双方你来我往，吵得一塌糊涂。不久，陈西滢听信谣言，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学者盐谷温，鲁迅进行了严正的驳斥，两人就此成为死对头。因为陈西滢属于欧美系，发表他文章的《现代评论》杂志又是胡适和徐志摩主办的，所以这场论战很快就不再是就事论事，意气用事的成分越来越大。

到了1926年3月18日，决裂的导火索出现了。这天，北洋政府的卫队射杀了请愿的学生，鲁迅在女师大的学生刘和珍也成了死难者。鲁迅异常愤怒，连续写下《无花的蔷薇》《纪念刘和珍君》等杂文，控诉北洋政府的暴行，这也代表了知识界的主流观点。但是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文章说，组织者没考虑到极端情况，就带学生去请愿，这太草率了。这个说法对正在气头上的鲁迅来说，等于火上浇油，事情到这一步已经无法调和，鲁迅越来越觉得北京的气氛太过压抑，是时候该离开了。恰好这时候，厦门大学正大力招揽人才，他们向鲁迅发出了邀请。1926年8月，鲁迅南下，出任厦门大学国文系教授，开启了他人生的厦门、广州时期。

这段时期一直持续到1927年9月，前后也就一年，鲁迅漂泊动荡，只能算是一个短暂的过渡，可以说的东西不多，但鲁迅去厦门，还有离开广州的原因，倒是值得一提。去厦门可以说既牵扯到鲁迅的个人问题，也是当时大环境所迫。这里的个人问题牵扯到鲁迅的婚姻。鲁迅的原配夫人是绍兴老家的朱安，这桩婚姻是鲁迅的母亲定下的，朱安性格温和，却是个文盲，鲁迅跟她无话可说，两人从1906年结婚，20多年来基本没有交流。在北京期间，鲁迅为了不和朱安说话，把一个柳条箱子改了一下，有换洗的衣物直接扔到上边，朱安则默默的拿去打理。朱安病了，鲁迅把她送去医院诊治，至于关心和温存的话，一句都没有。可以说，鲁迅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和事是十分刻薄的，他们的婚姻名存实亡。

在北京期间，鲁迅在女师大结识了许广平，两人互生好感，逐步确定了恋爱关系。但是由于母亲的缘故，鲁迅不能跟朱安离婚，这令他非常痛苦，和许广平一道离开北京或许是个好办法。而当时的大环境下，南方的革命形势如火如荼，跟北方的死气沉沉形成了鲜明对比。更重要的是，北京的教育部已经发不出教授们的工资了，资料显示，教育部欠鲁迅的薪水累计达9000多大洋。1924年，鲁迅购入一座四合院，总共花了1000大洋，这样折算下来，等于教育部欠了鲁迅九座四合院，这真是一笔巨款了。所以，北京的很多教授、学者都转去厦门大学任教，鲁迅也只是这个潮流中的一员而已。

鲁迅在厦大的时间不长，从1926年8月任职到12月离职，只待了四个月。1927年一开年，鲁迅又南下广州，在中山大学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可是他也只在广州待了不到一年，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政变，大肆迫害共产党人。4月15日，广州戒严，抓捕了3000多名共产党人、工人和进步青年，许多中大学生也被抓了，鲁迅提出要营救这些学生，但校方怕惹事，不敢行动，结果一些学生因此遇害。愤怒之下，鲁迅辞去了中大的一切职务。

接下来鲁迅要何去何从呢？经过考虑，鲁迅选择了上海。为什么是上海？因为上海有租界，可以躲避国民党的控制，而且上海的文化市场发达，到处是大学、报刊和书店，要养活自己和许广平，靠稿费问题不大。1927年10月，鲁迅带着许广平移居上海，由此开启了他的上海时期，一直到1936年10月去世，鲁迅在上海住了整整9年，这也是鲁迅人生的最后9年。

经历了革命、背叛，还有文化圈子纷争的鲁迅，其实对一切都看穿了，也失望了。这时期的他变得喜欢挖苦、讽刺、含沙射影，跟北京时期不同，在文字创作上，他从小说转向了杂文。杂文是一种短平快的随感和时评，文章写的时候但求犀利，读起来酣畅淋漓，和他这一时期的心境很搭调。鲁迅生前出版过14本杂文集，其中有十本是在上海写的，他给今天的人们留下刻薄而有洞察力的印象，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且介亭杂文》里边的文章。晚年鲁迅只出过一本小说《故事新编》，它带有强烈的讽刺色彩，跟杂文的风格比较接近。可以说上海时期的鲁迅成了一位杂文家。

鲁迅的杂文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批判国民党当局、批判国民性的实证文章，直指人们不愿面对的痛点；另一类则是一些私人性质的论战文章，很能反映鲁迅晚年的心态，对看不惯的人和事可以极尽刻薄。

我先讲第一类，批判国民党当局跟批判国民性的杂文。按理说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但鲁迅把两者结合到了一起。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他意识到，所谓国民劣根性，是数千年专制统治造成的，是统治者治理的成绩，所以只有消灭专制统治，引入现代文明，才能真正的消除劣根性，这是鲁迅思想深刻的地方，他没有把责任简单地推给民众，而是将批判的锋芒对准了专制统治者。

举个例子，1931年，918事变爆发，国民党当局奉行不抵抗政策，丢了东北。接下来日本进一步向华北渗透，1933年1月，日军进攻山海关，当时北平城人心惶惶，各大中学、大学学生要求学校暂缓期末考试，提前放寒假，让学生们有时间去逃难。此举引发了舆论不满，北平、上海等地的重要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批评学生们贪生怕死，国难当头，竟然只想着逃跑。舆论鼓吹说，值此紧要关头，大学生作为国家栋梁，应当共赴国难，抵抗侵略者。可鲁迅不这么看，他接连写下《论“赴难”和“逃难”》《逃的辩护》几篇杂文，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鲁迅指出，918事变爆发后，北方的大学生组团来南京，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抗日，结果是什么呢？当局下令镇压，导致多名学生死伤。有了这次的经验，学生们看透了当局不会抵抗侵略，那么当日军兵临城下，他们能做的就只有自顾自逃难了。鲁迅的观点很明白，大学生逃难确实是胆怯和软弱的表现，但这是谁造成的呢？还不是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他说，施以狮虎式的教育，学生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脚，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脚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唯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舆论不批评这个，却去嘲笑大学生，不是倒因为果、欺软怕硬吗？鲁迅那些批判国民性的杂文，遵循的基本是这个逻辑。在另一篇杂文《沙》里，他说的更明确，近代以来，从严复到孙中山，都批评中国百姓只顾个人利益，没有集体观念、国家观念，跟沙子一样团结不起来。鲁迅则指出，让民众保持一盘散沙的状态，其实是统治者有意为之。他说，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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