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砍头小史》类为何始终无法割舍对"斩首"的暴力美学迷恋？

今天要为你带来的是《人类砍头小史》。

这是英国人类学家弗朗西斯·拉尔森的作品。

拉尔森是英国牛津皮特河博物馆的馆长。

作为一位女学者，为什么对砍头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呢？

这还要从她的工作环境谈起。

牛津大学的皮特河博物馆，被誉为怪品味爱好者的天堂，里面收藏着30多万件来自世界各地的文物，千奇百怪，其中就包括300颗人类颅骨，被人们津津乐道。

作为一位人类学家和博物馆馆员，拉尔森的工作就是置身在一排排的颅骨陈列柜之间，研究如何存储、观看和理解这些头颅。

久而久之，她的兴趣渐渐蔓延，蔓延到每一颗头颅背后的故事。

作为人类学博士，拉尔森感兴趣的不是猎奇故事，她在书中从人类学、心理学、博物学、医学，还有战争艺术等诸多角度，探讨了人类与头颅的关系。

但是，这并不是一本学术著作，也不是一部纯粹的历史著作。这本书更像一部关于头颅的趣味故事集，作者用一种通俗甚至稍显幽默的口吻，满足了人们在砍头、头颅方面的好奇心，并用专业知识解答了人们的疑问。

这本书的书名虽然叫《人类砍头小史》，不过准确地说，作者在书中讲述的不仅仅是砍头的历史，也是西方人对头颅如何关注和探索的历史。

为了更方便地理解书中的内容，我把书中的故事按主题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人类对头颅的关注和崇拜；

第二，头颅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的不同角色；

第三，艺术作品中的头颅形象；

第四，与头颅相关的科学研究。

不过，在正式进入本书的内容之前，我还是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你，如果胆小，请不要选择在晚间睡前来听。

好的，言归正传，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人类对头颅的关注和崇拜。

想要探究人类对头颅的关注，必须了解一个基本的前提，头颅对人类来说，具有异常强烈的精神象征意义。

头颅与人体其他部位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承载了人类的大脑和面部表情，决定了思维，表达情绪也最为明显。

人们在面对一个头颅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还是会联想到人的表情和模样。

人对头颅的关注，本质上还是对自身情感的关注，是对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的关注。

历史上，人类对头颅的关注，还引发了另一种比较极端的感情，也就是崇拜鲜活的生命。

为什么会崇拜一个逝去的空壳呢？

在过去，一旦遭遇无法解决的难题，或是陷入困惑时，人们往往会向死人寻求帮助，死人或者他们的鬼魂被认为具有魔力，而头颅正是这种魔力的载体。

拉尔森指出，头颅是骨骼中最不容易腐烂的部分，似乎具有抵抗死亡的神奇力量。

因此，对头颅的崇拜背后，隐藏了人类对永恒生命的向往。

例如，基督圣徒的头颅和遗骨，往往被视为崇拜的对象，他们被保存在镶嵌满宝石和金银、做工精美的圣物盒里，陈列在富丽堂皇的圣坛之上，供信徒们膜拜和想象。

除了对圣徒头颅的崇拜，欧洲历史上曾经有过一种迷信，相信被砍头的人，他的颅骨和鲜血可以治疗癫痫之类的病，正如鲁迅笔下的人血馒头。

活人向死人寻求帮助，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尽管东西方文化背景差异巨大，人们的崇拜心理却如此的相似。

人们崇拜的另一类头颅是天才的头颅，贝多芬、莫扎特和舒伯特的头颅，都成为了他们的崇拜者的收藏品。

头颅以雾化的形象，保留了它的主人曾经拥有的智慧和才情，崇拜者们则试图通过收藏这些头颅，来延续他们的智慧。

在这里，头颅就是大脑的象征，对头颅的收藏和崇拜，似乎混合了精神与科学的双重依据。

拉尔森还谈到，人类对头颅的关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文化领域也大为不同。

下面我们就进入她关心的第二个方面，头颅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的不同角色。

在这个部分，拉尔森以两条线索展开，一个是西方的斩首刑法与断头台文化，另一个是战争期间士兵与死者遗骸的关系。

首先来看西方的斩首刑罚。

在断头机发明之前，斩首作为一种死刑方式，在欧洲存在了上千年。

对于欧洲人来说，这是一种相对文明的办法。

据说在英国，只有贵族和有钱人才有权享用这种刑罚。

相对于绞刑，砍头速度更快，犯人的痛苦更小，因而显得更有尊严。

但斩首的技术问题，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得到完美的解决。

历史记载说明，斩首时手持刀斧的效率是比较低的。

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时期，断头机的出现最终改变了这一状况。

铡刀式的断头机操作起来便利高效，解决了斩首的技术问题，同时将残忍程度最小化。

断头机的出现，使斩首的效率大大提高。

据统计，在雅各宾派专政的1793年，数万人被施以死刑，如果没有断头机，这么大数量的死刑，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实现。

断头机在18世纪末出现，是批量化工业生产的前奏，也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与传统执行死刑的场面相比，断头机虽然提高了效率，但却显著降低了死刑的戏剧性。

看客们原本聚集在斩首现场，兴奋、恐惧，甚至有些许的罪恶感，期待着一场骇人的暴力表演，但断头机缩短了表演的时长，稀释了暴力带来的奇观感，看客们的满足感大大降低。

这样一来，砍头不再是一场精彩的表演，甚至死亡也变得平淡无奇。

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是，人类内心对于血腥的需求并不会消失。

近些年，在互联网上常有恐怖分子斩首人质的视频，把消逝了200年的斩首场景，再一次展示在公众面前。

由于互联网的传播范围远比传统渠道广泛，同时网络匿名的特性，又降低了人们的道德约束，这场斩首表演吸引了空前数量的观众。

但这些视频在刺激和恐慌的气氛方面，远远不如历史上那些可供观摩的现场。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战争期间，士兵们与死者遗骸的关系。

拉尔森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现象，二战时期，太平洋地区的盟军士兵，会把日军的头颅砍下，作为战利品收藏。

这些文明程度较高的西方人士，为什么会在一个特定的场景下，摆脱道德的约束呢？

她解释了这个残忍现象背后的逻辑。

客观上，太平洋战场环境恶劣，战斗残酷，给盟军士兵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为了缓解心理压力，打发枯燥的时间，死人的骨骼成为很多士兵的娱乐对象，他们会把骨骼加工成装饰品，也会把敌人的头颅清理后作为纪念品保存。

这一行为可以释放压力，也是人类在极端情况下产生的本能反应。

从主观的角度来看，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一直顽强抵抗、拒不投降，极大地抑制了盟军的战斗力。

盟军官方为了激发士兵的仇恨，提高他们的战斗力，把日军宣传成魔鬼般的非人形象，这使得盟军士兵更倾向于把他们当作恶魔，而不是自己的同类。

因此，在面对日军的头颅时，他们较少受到道德约束，更容易颠覆传统的道德规则。

在他们看来，收藏头颅这一行为，是战胜敌人的力量感和自豪感。

耐人寻味的是，现代的军人们在选择敌人的头颅作为纪念品、战利品时，也无法摆脱强烈的种族心理。

在19世纪的殖民战争期间，英国和德国的士兵在非洲南部和东部，收集了不少当地黑人的头颅，但是几乎没有人选择白人的头颅，即便他们相互为敌。

美国法医和科学家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白人士兵内心深处的种族禁忌。

据统计，二战期间，所有白人士兵带回的头颅和骨骼战利品，全都来自于日本人。

在谈完历史中的头颅之后，拉尔森进入了第三个方面，头颅在艺术家手中的种种表现。

与直接面对头颅的那种刺激相比，最能让观众置身事外、既感到安全，又能获得美感和满足的，是艺术创作中呈现的头颅。

17世纪，意大利的画家卡拉瓦乔，擅长描绘生命被夺去的那个瞬间，他的作品《圣约翰的斩首》，就是斩首主题的经典作品。

画面中，施洗者约翰面色惨白，他的脖子似乎还没有完全被斩断，鲜血喷射而出，画家在血迹中顺势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另一旁，莎乐美的女仆端着银盘，弯下身子，靠近约翰即将落下的头颅。

卡拉瓦乔在这幅画里，描绘了无数人想象当中的斩首场景，他把约翰悬于生死之间的痛苦瞬间，精准而残忍地呈现给观众。

他似乎打算通过画面来探讨，生与死之间的边界。

在画中，这条边界相当开阔，而且不确定。

卡拉瓦乔本人是暴力和激情的狂热爱好者，他的作品中多次出现人头形象。

在作品《手提歌利亚头颅的大卫》里，他甚至用自己的头部形象，代替了歌利亚的头。

这幅作品完成后没多久，卡拉瓦乔因为与情敌的决斗而离开了人世，那年他才37岁。

如果卡拉瓦乔对弥漫着血腥气息的阴暗场景特别迷恋的话，那么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雕塑家多纳泰罗，则更愿意表现头颅在公共场合突然出现的那一刻带来的恐慌与惊悚。

在他的著名作品《西律王之宴》里，施袭者约翰的头颅被放在盘子里，端到西律王眼前，西律王大惊失色，举起双手本能地抗拒着，他的身体向后退缩，整个人被逼迫到了画面的角落，甚至马上就要被挤出画外。

而画面另一旁来参加宴会的众人，也都在惊恐中掩面逃离。

有意思的是，多纳泰罗采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透视法，在画面中纵向安排了三个不同的空间，前景是受到过度惊吓的众人，而后景中两个空间的人们显然还没有意识到头颅的出现，依然沉浸于宴会的祥和气氛之中。

同一画面中两种情绪的强烈对比，让恐怖和惊悚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19世纪，法国著名画家泰奥多尔·西里科在1818年创作了《被砍下的人头》，在同主题的美术作品中，最令人难以忘记。

画面中沾满血迹的白布上，一个人头大张着嘴，瞪着双眼，似乎刚刚目睹了自己的死亡，瞬间被定格在恐惧和绝望之中。

西里科是以理性精神著称的画家，他曾多次解剖尸体，并画出了很多尸体的写生。

这幅作品采用了高度的写实手法，再加上作者冷静而客观的态度，营造出令人不寒而栗的真实与恐怖。

西方画家痴迷于展示生命逝去瞬间的表情。

法国大革命期间，罗布斯比尔的头颅才下断头台，就被杜莎夫人拿走，迅速获取了脸部的印模。

在革命者马拉还在浴缸里流血的时刻，杜莎夫人强忍悲痛，复制了她的脸部。

杜莎夫人以此起家，她的蜡像馆今天遍布世界各地，获取的利润不菲。

美术作品中如此热衷新鲜的头颅，正是利用了人们对生死边界无休止的好奇心。

一颗新鲜的头颅，似乎紧紧抓住生命，不愿放手，比一个干枯的骷髅，蕴含着更为真切动人的震撼和感染力，也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如果说科学无法让一颗被砍下的头颅重新获得生命，那么艺术则恰到好处地弥补了人类的这一遗憾。

艺术通过展示和描绘一个个处于生死边缘的头颅形象，将生命重新赋予这些头颅。

最后，我们跟随拉尔森来看看第四个方面，从古至今与头颅相关的一系列科学研究。

首先，在从科学角度研究头颅的早期，曾经出现过一门伪科学，叫颅相学。

这门学问风靡于19世纪的欧洲，它的主要观点认为，一个人的性格可以通过研究他的头颅来解读。

所谓的颅相学家们大量收集头骨样本，通过分析头骨的形状和尺寸，向客户们解释不同性格和天赋位于头部的哪个区域。

例如，控制情欲的部位在后脑勺的底部，理性思维位于前额，好斗与贪婪的本性位于一只耳朵的附近。

颅相学更像是以科学名义进行的一种生意，有名气的颅相学家客户络绎不绝，他们通过这门伪科学获得了不菲的报酬。

当时苏格兰颅相学家乔治·库姆写了一本关于颅相学的著作《人的构造》，1860年就销售了10万册，而同期出版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到19世纪末也只卖了5万册。

到了19世纪末期，相信颅相学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但它的盛行，却在欧洲塑造了收集头颅的传统，为后来科学的人类学，还有医学研究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和经验。

今天西方博物馆留存的头颅，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颅相学盛行的时期。

颅相学的盛行，是西方科学研究走过的一段弯路。

到了20世纪，科学家对大脑主宰人类思维的事实，已经达到了共识。

科学家们开始以脑髓而不是头骨，作为研究人类思维的对象。

脑髓逐渐取代头颅，成为科学关注的焦点。

脑髓被保存到瓶子里，通过测量、比较、分析，来为科学家们提供研究数据。

脑髓逐渐取代头骨，成为人类思想的物化形象，而瓶子里的脑髓这一形象，也在之后的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中经常出现。

拉尔森在书中还谈论了与科学研究紧密相关的另一个问题，也是很多人极力回避，但又无法掩饰好奇的一个话题，医学院的人头解剖。

对于医学院的学生来说，解剖人头首先要克服的是情感的折磨。

跟身体其他部位比起来，头部更像是一个人的身份标志，因为头颅太过真实，而且具有强烈的人性及情感性，让解剖者很容易就产生不断的联想。

因此，医学院的解剖课上，通常把头颅解剖安排到身体解剖之后，以便学生有个适应的过程。

事实上，从医学角度的解剖工作真正开始以后，解剖者就会发现，这个过程是高度专注的精神和准确动作的紧密配合，这在某种程度上，让情感困扰暂时显得没有那么重要。

尤其是面对人头这样一个复杂而紧凑的结构，更多的精力和体力要用来控制下手的力度、角度以及位置的精准性。

普通人常常把医生看作非常理性的解剖机器，为了完成暴力的工作，他们需要把人性暂时搁置一旁。

拉尔森指出，事实并非如此。

以科学的态度和手法，解剖一个头颅是个专业的操作过程，但这一行为同时也引起了解剖者对他的解剖对象产生一种强烈而深切的尊敬，甚至是呵护。

他们的动作柔和了暴力与温柔。

在解剖室里，偶尔会出现一些安静的时刻，那往往是医生们正在缅怀他们解剖刀下曾经鲜活美好的生命。

对中国读者来说，拉尔森对解剖头颅细节详尽的描绘，可能会让人不太适应。

这并不是由于她的细节描述过于残忍，相反，她在谈论相对暴力和血腥的场景时，文笔是节制而理性的，偶尔还带着微妙的幽默感。

与中国传统文学作品对酷刑的渲染式的叙述相比，其残忍程度可谓是小巫见大巫。

真正让中国读者不习惯的是，她对精确细节的痴迷态度。

这种态度背后是西方文化中实证主义与科学思维造成的理性视角，而中国读者更享受的是文学作品中对残忍场面的浪漫描绘。

无论是在武侠小说里，还是在史书里的。拉尔森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探讨了历史上有关人头的科学实验，这是人类理解生命和死亡的一次探索。

人类对头颅的科学实验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一直以来，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问题上，人类与身体分离之后还能存活多久？

法国大革命时期，就有好事者等在断头台的下面，接触刚砍下的人头，试图确定意识持续的时间。

后来，更有激进的研究者试图通过各种方式，让被砍下的人头恢复知觉，甚至把人的颈动脉与活狗相连。

这些企图并没有获得令人信服的科研成果，却引发了一系列深刻的科学和哲学问题。

什么是死亡，它如何发生，生命的定义是什么？

今天，医学界基本统一以脑死亡作为判断临床死亡的依据，但大脑死亡的过程是怎么样的，整个过程持续多长时间，这些依然是一连串的谜团。

20世纪晚期，随着器官移植的广泛成功，移植头颅也成为科学家们的冒险实验。

虽然在动物身上移植头颅有过成功的案例，但当试图移植人类的头颅，或者更准确地，移植人类的身体时，却面临着极大的道德、伦理和法律问题。

与人体移植相关的另一项实验是人体冷冻。

这个行为最早出现于科幻小说中，随着科学的发展，今天已经出现了人体冷冻商业机构。

人体冷冻专家认为，如果人体可以足够迅速的冷却下来，并加以专业的保存，未来的技术完全可以修复大脑和身体。

当患者在未来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再次年轻而健康。

不过由于保存整个身体的成本远高于仅保留人头，因此多数冷冻的人体保存的其实只是头颅部分。

科学家们甚至给这种头颅保存法取了一个相对不那么骇人的说法，叫头部隔离。

但是这又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人格是仅仅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之中吗？

到目前为止，现代科学还没有能力证明，人格完全存在于我们的人头中。

头颅移植也不仅仅是捐献身体这么简单。

曾经有心脏移植患者出人意料地呈现出了器官捐献者的性格特征。

也许内脏的神经并不影响人类大脑的思考，但却能够影响人类的情绪，而我们的身体和思维之间的界限，也并不如想象中那么明确、清晰。

那么，未来的消费者们在决定是冷冻全身，还是只冷冻头颅时，还需要仔细斟酌。

一本研究头颅的书，要获得理性的解读和中肯的评价，似乎是困难的。

因为头颅与人类自身的关系过度密切，我们在谈论这一话题时，很难确定自身的立场。

但是，书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读者的内心不安，就像博物馆里，用玻璃柜子隔开了我们和展示的头颅，让我们能够与恐怖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这本书的结尾，拉尔森分析了阅读《人类砍头小史》这本书可能产生的复杂情绪。

当人们面对一颗被砍下的人头时，总会有点猝不及防的感觉。

这种突然产生的古怪情绪，让人类多少有些不知所措。

因此大部分人更倾向于以幽默，甚至自嘲的方式谈论头颅。

但是这本谈论头颅的著作，也总能启发我们内心一些隐蔽的情感和思绪。

著作中复杂而矛盾的主题，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对这些内容既熟悉又陌生，对提出的问题既有寻找答案的冲动，也偶尔会闪过一些本能的抗拒。

这种感觉不断挖掘着我们对自己的认知，迫使我们观照内心的自我。

也许我们并不能够喜爱这本书的所有内容，但同时也很难放下手中的书。

这或许是拉尔森这本著作不同于其他著作的最重要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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