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剑翘复仇案》子弹与法槌的博弈，一个弱女子如何用十年策划颠覆民国司法史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施剑翘复仇案》。

它的作者林育庆，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我们中国人常说法理不外乎人情，但步入近代之后，中国引入了西方法律制度和司法理念。在我们看来，法律总有点冷冰冰的刻板，而且太过专横，没有案件背后的故事那么有温度，值得去照顾、去探索。当情与法碰撞的时候，司法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今天要介绍的施剑翘复仇案，就是这样一个情与法碰撞的例子，它也是抗战前夕中国家喻户晓的一桩奇案。

这个案件有两个地方值得称奇。第一个称奇的地方是，刺杀的主角竟然是一个叫施剑翘的女子，而刺杀的对象是曾经叱咤一时的北洋知名人物孙传芳。

根据施家后人的回忆，施剑翘1905年出生于山东济南，本名施谷兰，“空谷幽兰”的意思是家中长女，受过私塾教育，13岁时便开始持家。她的父亲叫施从滨，是安徽桐城人。因为家中贫困，施从滨兄弟几个很早就出来当了兵。施从滨本人就在淮军吴长庆手下效力，后来又进入了袁世凯的北洋新军。辛亥革命之前，已经做到陆军少将加中将衔，级别相当高了。民国之后，他成了军阀张宗昌的部下，担任第二军军长。

1925年，奉系军阀势头正盛，准备武力统一全国。他们挺进长江，与直系将领孙传芳发生冲突，施从滨的部队也参加了这次战争。这年10月，施从滨兵败被俘。按照北洋的惯例，军阀混战，杀兵不杀将，这是由于一是怕报复，二是为了保留将来合作的可能。可是这一次，也许是为了震慑奉系军阀，孙传芳偏偏不按常理出牌，他下令砍了施从滨的脑袋，还在安徽蚌埠火车站曝尸3日。

很快，施从滨的随从奔向济南，施家人打开门来，随从已经哭得说不出话了，全家人就觉得大事不妙了。得知父亲的噩耗，施剑翘觉得家门受到了极大的侮辱，父亲毕竟是高级将领，本不该这样惨死。但事情已经发生了，两件事就摆在面前，一是善后，二是报仇。

说到善后，施家向张宗昌要了一笔抚恤金，全家迁往天津维持生计。之后就是复仇了。施剑翘希望施家的亲戚朋友能够站出来，毕竟这么多年的经营，亲朋里不少都是军人，甚至为了报仇，她还嫁给了其中的一个军人。但是事与愿违，连施剑翘的丈夫都不愿挺身而出。

时间转眼到了1935年，父亲走了已经10年，施剑翘觉得再也不能等下去了。于是她放开了自己的小脚，练习枪法，决定亲自上阵，手刃仇人。

1935年秋天，孙传芳早已隐退，成了天津南马路清修院居士林的理事长，平时诵经念佛，远离尘世。施剑翘知道孙的这个身份之后，几次到居士林踩点，伺机报仇。终于在1935年11月13日这一天，机会来了。她伪装成居士潜入佛堂，在众人面前三枪，了结了孙传芳的性命。

在杀死孙传芳之后，佛堂乱成一片，施剑翘却十分镇静，向大家宣布：“大家不要害怕，我只是为父报仇，我绝不会伤害别人的，也不会逃跑。”接着，她向目击者散发了一堆有印材料，里面有她写的一首诗，还有一份长达一页的告国人书，里边说的是复仇难忘，还说自己今天来报仇，是做好了同归于尽的准备的。接着她走出会场，向法院投案自首去了。

这个案子立刻轰动了全国，媒体每天都追踪报道这个案子，形成了很大的舆论声势。按民国的法律来说，这是典型的谋杀，杀人就要偿命嘛，施剑翘杀了人理应判死刑。然而这个案子接下来的发展，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这就是本案的第二个奇特之处了。

自首之后，施剑翘竟然得到了公众的同情、法律的宽宥。考虑到施剑翘主动自首，天津地方法院判她10年有期徒刑。后来，这个案子上诉到南京的最高法院，最高院修改了判决，认为施剑翘为父报仇，情有可原，把刑期从10年减到7年。更有意思的是，就在最高院作出终审判决两个月后，南京国民政府竟然下发特赦令，宣布给予施剑翘特赦，最后施剑翘就这样被释放了。

那么，施剑翘在杀人后，为何可以逃脱法律的严惩呢？为什么这样一起杀人案件，会惊动当时的中央政府，给予施剑翘特别的赦免呢？这正是本书要回答的问题了。作者林育庆梳理了大量史料，发现施剑翘能够逃脱法律的严惩，在于她熟练利用了舆论媒体，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正义的复仇者，同时还是一个顾家的、文雅的传统女性，民众因此对她产生了同情，进而影响了司法判决，最后民意甚至迫使国民政府赦免了她。

下面我就将通过三个方面，对本书做一番讲解。首先，施剑翘是如何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正义的复仇女侠的呢？第二，这个案件法院到底是怎么判的？第三，国民政府为何要特赦施剑翘？

先来看第一个方面，施剑翘是怎么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正义的复仇女侠的。

首先是施剑翘把自己包装成孝字当头、为父报仇的女侠。她在被捕后讲了一个动听的故事，这个故事里有一个大反派，就是孙传芳。在告国人书里，孙传芳简直是豺狼成性，大肆屠杀那些已经没有抵抗能力的敌人，这里边就有她自己的父亲施从滨。孙传芳用斩首而不是枪决来处死她父亲，甚至还把施从滨的脑袋插在旗杆上示众，违背了现代战争规则，简直就是个野蛮人。

既然这个故事里有一个大反派，当然还需要有一个受害人，这个受害人就是她的父亲施从滨。施从滨是张宗昌的手下，张宗昌的名声又特别的差，是个出了名的混不吝，不知道自己有几房姨太太、几个孩子，而且喜欢附庸风雅，写打油诗，留下了不少笑柄。施从滨曾为这样的一个人服务，这一点是无论如何都洗不白了。但是在施剑翘的眼中，父亲仍然是个忠于职守的好同志。在驻军山东菏泽的时候，施从滨就不遗余力在当地办工厂，收容流民，一时之间，菏泽的盗匪都减少了。甚至在1925年的时候，年近60的他依然服从命令，开拔前线绝无二话，最终成了一个牺牲品。

另外，父亲的正直品格也是施剑翘铭记一生的。她在接受采访时就特别提到，父亲叮嘱她：“这些孩子们一定要勤俭持家，要爱物爱民，不要损人利己，更不能仗势欺人。”总之，施从滨是个慈父，是个好人，绝对不是什么坏人。

然而，悲剧还是不可避免地降临了。父亲走后，施家就剩下孤儿寡母，六个孤苦无依的孩子，其中四个都还没有成年，一个家庭因为军阀的暴行就这样垮了下来。虽然我们并不知道施家退往天津后，到底有多么的困顿，但回想一下刚才这番叙述，怎能不勾起大家的同情怜悯呢？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女主角登场了，那就是施剑翘自己。在大厦将倾的时候，作为家中长女，她义无反顾要和母亲一起扛起养育弟妹的重任。除此之外，她还下定决心要为父报仇，为家人讨个说法，尽自己的孝道。

中国文化里，历来都有巾帼英雄和女侠客的形象，他们都有正义感，帮助弱小、对抗强权、惩恶扬善。而惩恶扬善的方式呢，往往不是通过法律，而是用私刑，也就是用自己手里的刀剑来伸张正义。像民国传说里浙江文人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她就躲过了雍正皇帝对吕家的杀戮，后来她杀了雍正，报了家仇。又比如京剧名段《贞娥刺虎》，女主角贞娥也是仗义复仇的典型。与他们相比，施剑翘作为一个女侠客，自然是毫不逊色。

当然，施剑翘把自己说成这样，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为什么当时的媒体，会把她的故事照单全收呢？这不得不提到当时中国社会的媒体环境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众传播技术非常发达，报业非常繁荣，很多以往只能在小范围消化的区域性事件，因为传媒的发达，能够迅速地转变为全国性的事件。比如说到30年代，一些大报的发行量高达15万份。除了报纸这类文字媒体，收音机的引入，让很多不识字的民众，也有办法了解外边的世界都在发生些什么。而这些媒体为了追求轰动效应，习惯于使用煽情的方式来迎合大众需求，对他们来说，施剑翘手刃仇人的故事绝对卖座。

除此之外，当时的大众娱乐业也是如火如荼，各种小说、电影、广播和戏剧更是推波助澜，他们纷纷以施剑翘案为蓝本，创作了很多的文艺作品。有了媒体的推波助澜，施剑翘的人设算是稳定了下来。

正是因为众多的公共媒体，把施剑翘塑造成了一个女侠，也就让大众觉得作为一个侠客，她做一点超越社会规范、违反法律的事情是可以接受的。但更绝的是，施剑翘自首入狱后，形象为之一变。在狱中她向媒体投喂了自己的另一面，她不再单纯是一个戾气十足、报仇雪恨的人，而是成了一个通情达理、温良恭俭的女儿和母亲。比如她写了一首《月夜思母》，登载在当时上海的知名报纸《时报》上，大意是说：“夜凉如斯，想来全天下的人都有父母本该团圆，而我如今身陷囹圄，真盼望能够回家尽一份孝心，让母亲也能够享受家庭团聚的欢乐。”另外，她对自己的两个儿子也十分的思念。家是中国人伦理的核心，也能够引起最广泛的共鸣。这一招非常有效，满足了公众对刺客本人的好奇，也真的让施剑翘自己变得更贴近他们。

到这里，第一个问题算是回答完了。总的来说，施剑翘成为了一个复仇侠女，首先是她自己有意为之，让自己的经历更像一个遭遇不幸，然后挣扎而出的巾帼英雄，再加上当时大众媒体推波助澜，人们认为施剑翘的所作所为符合道德原则，因此对她产生了同情。之后她把自己女性的一面、家庭的一面也展示了出来，完全折服了大众。

那么公众的同情心，在这起案件中究竟起到了怎样的影响呢？这就是本书讨论的第二个重点了。

这个案子发生后第八天，就由天津地方法院提起公诉。公诉方指控施剑翘犯有蓄意持枪罪、杀人罪等多项罪名。天津地方法院判处施剑翘有期徒刑10年，后来河北省高院推翻了天津法院的判决，将刑期从10年减到7年。这个案子一直上诉到南京的最高法院，最高院也认同对施剑翘从轻发落。

那么施剑翘和她的律师团，是怎么影响司法判决结果的呢？这种影响的限度和边界又在哪里呢？这大概可以从两方面说起。

首先，施剑翘虽然在道德上占优势，但她绝不可能因此脱罪。民国时期，中国已经引入了西方的司法制度，这里边有一套原则，就是根据事实认定嫌疑人的罪状，比如说杀了人，那就要负杀人罪，而不是根据嫌疑人的动机来定罪。施剑翘的案子，如果是放在清代的传统法律体系之下，就凭她讲的那个故事，孝女为父报仇，不仅她本人应该当庭无罪释放，估计朝廷还要立牌坊表彰。但是到了民国时期，孝女复仇不能成为施剑翘脱罪的理由了。

其次，这个案件本身并不存在难以认定的事实，所以施剑翘和她的律师团队，只能在杀人罪的范围，争取从轻发落。

在庭审中间，首先登场的是施剑翘的辩护律师，他们是华北法律界的知名人物，余启昌和胡学谦。其中余启昌曾经担任过高级司法官员，从1928年开始，他成为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一名营业律师，当时中国律师界的很多人都是他的学生。

这个律师团的主要策略是，避免过多纠缠法律条款的细节，而着重于发表抓住人心的道德议论，希望公众至少能够对施剑翘的痛楚感同身受。他们主张减刑的依据有两个，一个是犯人自首，一个是孝女复仇。这两条减刑的理由，在当时的司法实践中基本不会被采纳。

1935年11月25日，天津地方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此案，当天有超过200多人到场旁听。经过一个多月的媒体宣传，公众几乎都倒向了施剑翘一边，甚至连孙家聘请的律师都遭到了非议。法庭生怕闹出事端，所以孙传芳的儿子直到证人盘问环节才正式入场。

在法庭上，作为辩护方，施剑翘的律师团首先援引唐律的条文，说明自首应当减刑。之后他们又援引了汉代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里的说法，认为父亲死的不公正，子女应该去复仇，这有道德的合理性。虽然不能鼓励杀人，但是也不能掩盖孝义刚烈的行为。在这个两难之中，法庭需要有所权衡，如果严判，施剑翘必定贬损了道德正义，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媒体很吃这一套，比起繁琐的法律条文，道德审判来得更直接痛快，他们对律师团的辩护词非常欣赏，每天都长篇累牍的报道，很多文章的头条都以“简刑”“有情可原”“同情”这样的词句作为标题。

除了有律师团，当然还有这出大戏的女主角施剑翘。在法庭上，她作为被告，她的主要策略就是招来大众同情。与律师们的严谨相反，施剑翘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所以她每一次的出庭，都充满了戏剧性的情节，制造了好几个戏剧性高潮。

比如说，当原告认为她的孝顺不真诚，只是洗脱罪名的理由时，她特意表现出愤怒，大喊道：“我如果不是为了父亲报仇，我何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打死孙传芳！”当孙传芳的儿子控诉失去父亲的悲惨时，施剑翘抗议道：“他说他父亲死得惨，就不考虑我父亲死在他父亲手里，要比这个惨上千百倍！”

施剑翘除了利用法庭上的表演时间，在法庭外，她也没有闲着。在一审整个上诉过程中，她开了好几次新闻发布会，接受了多次媒体访谈，不断试图解释她的动机是出于美德，强调她是正义的。

既然施家打的是情感牌，孙家的律师制定了他们的庭审策略，那就是强调理性。他们的策略主要有三点。第一，他们指出，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之死，不是孙传芳的错，而是战争伤亡的一部分，所以不能够成为复仇的理由。那如果按照施剑翘的逻辑，所有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他们的亲人都有权为死难者报私仇了。第二，现代法律在判处谋杀案时，不应该将自首作为宽大处理的特殊条件。第三，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劝人们遵从案件的事实和法律的判定，而不是被社会舆论左右。他们认为，如果任由司法被大众的情绪所操控，那么国家法律就会变得孱弱无力，从而渐渐侵蚀社会和平。

总而言之，原告方着重于强调法律的严谨和客观，他们的目的就是促使公众和法官不被施剑翘的煽情干扰，从而依法裁决，将施剑翘绳之以法。

那么面对被告和原告双方各自不同的策略，法庭又是采取怎样的态度呢？最终法官作出了认定，认为施剑翘自首可以作为从宽处理的依据，而孝女复仇虽然从道德出发值得同情，但不能够影响法院的判决，法外的复仇行动更是不能容忍的。施剑翘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这代表了当时主张司法独立、反对大众干扰司法的精英观点。

这个案子后来上诉到当时的河北高院，省高院认可了施剑翘律师团的第二个观点，认定施从滨死前没有得到法律公正的审判，从这一点上，施剑翘可以从宽处理，所以施剑翘被减刑为7年徒刑。南京最高院也认可了地方高院的这一判决。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法庭没有正面回应公众对施剑翘的同情，但是采纳了律师团从宽处理的理由，实际上还是兼顾了这个案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顺从了民意。

好，说到这里，公众同情对施剑翘案司法审判的影响算是说完了。在现代法律体系下，施剑翘杀人事实证据俱在，不可能靠社会的道德风向脱罪，但是可以减刑。减刑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自首，一个是孝女复仇。最后法庭不得不考虑公众的感受，采纳了这两个理由，顺从了民意。

从天津地方法院到南京最高院，施剑翘得到减刑，事情看似告一段落，结果没想到，国民政府的行政部门对施剑翘的案子产生了兴趣，他们认为国家有权宽恕那些在法律上已经得到宽恕的犯人。通过投票，国民政府通过国家特赦，免除了施剑翘的刑罚。

那么国民政府为何突然对此事插了一手呢？它作为政府代表、国家政权，为什么要支持暴力复仇这种行为呢？这就是本书讲述的第三部分内容，国民政府出手特赦施剑翘，有两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在本书作者林育庆看来，国民政府发布特赦令，是为了巩固中央政府对华北局势的控制，这是非常现实的政治考量。我们知道，在20世纪30年代，军阀混战刚刚结束不久，国民党政府统一了全国，但是仍然有很多政治力量对国家政权具有威胁，像原来旧北洋政权里的政治人物，就有孙传芳这种人。他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军官学校，和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到了1935年末，日本的势力已经推进到平津地区，他们急着要在华北寻找代理人，这样一来，北洋旧人物又有了用武之地。所以孙传芳他们哪怕自己不主动卖国，也再次卷入了政治的漩涡。

在这个大背景下，虽然施剑翘极力回避政治，只谈自己刺杀复仇，完全出于私人的动机，但她还是被当做一个政治英雄，她刺杀的是北洋旧军阀，清除了潜在的叛国对象，连带着打击了日本入侵者，实际上帮了国民政府的忙。

其次，国民党政府对施剑翘颁发特赦令，是希望拉拢民众，利用民心，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特设施剑翘正是想传达给公众一个信号，那就是国家政权是和老百姓站在一边的，是有合法性的。这一点特别关键，因为国民政府在30年代打击左翼力量，对日本不断妥协，再加上内部的派系纷争，形象已经降到了冰点。可以说当时只要是占了理的事情，几乎都和这个政府的所作所为背道而驰，社会上充满了丧气的东西，政府需要树立一个正面的形象，改变被动的局面。

而这个案子里，施剑翘所体现出的孝心，被认为代表了中国人的品格，复仇者拥有广泛的民众支持，对于政客来说，得到了这些复仇者的拥戴，就相当于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戴。因此，国民政府也想通过这个案子，聚拢全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让国民意识到，由勇敢的复仇者来匡扶正义是国家提倡的。

在接下来的抗日战争中，施剑翘作为极少数和国民政府走到一起的正面人物，经常出现在抗战的动员大会上。她不惧邪恶的旧势力，舍身成仁的英雄形象，也的确激发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

根据记载，1936年10月21日，施剑翘释放出狱。她先回到天津寓所拜访了母亲，之后她前往北平和南京，拜访了整个事件中给予她帮助的人，尤其是特赦了她的国民党元老们。此后，她迅速淡出了媒体，在抗战前度过了简单平静的生活。

到了1937年，抗战爆发，施剑翘随国民政府内迁，沿途参与了许多救济工作。张治中将军在长沙，任命她为湖南省抗敌后援总会慰劳组主任。1941年，施剑翘以自己的影响力，在重庆合川号召民众捐款，支持中国建立空军力量。

就这样，一桩奇特的复仇案，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竟然发酵出了最最出乎人们意料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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