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童之愿》3000名儿童的沉默：美国医学人体实验的世纪悬案

今天给你解读的这本书，名字叫《违童之愿》。

这本书的主题比较阴暗，讲的是美国医学界人体实验的历史。所谓“违童之愿”，就是违背儿童的意愿，让他们成为人体实验的受害者。

说起人体实验，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二战时期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法西斯国家。在纳粹德国的集中营中，医生把犹太人和战俘扔进冰水里，测试人体的耐受程度；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移除人的骨骼和神经。在日本的731部队里，活人被用来测试用于战场的鼠疫武器。像这样残忍的医学实验被认为是反人类的，在二战后被严厉禁止。

然而，今天要讲的这本书却告诉你，事实上代表了正义的美国，在二战前早就开始各种各样的人体实验了。到了二战之后，美国对于人体实验的狂热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在冷战过程中达到了顶峰。

那么，美国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要从一战刚刚结束时说起。在那时，医生的地位空前高涨，为了医学实验，整个社会失去了伦理底线。1920年代的美国刚刚经历了一战，国家飞速进步，进入了咆哮年代。在这种整体大繁荣之下，美国的医疗领域也开始蓬勃发展，新的医疗发现层出不穷，医生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在一些文学家还有媒体记者的推波助澜下，医生成为文学作品里的主角，受到广泛尊敬，医学研究开始变得崇高而神圣。

推动这一进程的最关键人物有两个，保罗·克鲁伊夫和辛克莱·刘易斯。保罗·克鲁伊夫是美国密歇根大学细菌学的博士，毕业后，他就进入当时大名鼎鼎的洛克菲勒瘟疫研究所工作。他既是一名研究者，同时也是一名写作爱好者。他在1922年写了一本叫《医药师》的书，在里面发表了他对美国医学的看法。他认为美国医学傲慢自大，还非常幼稚。这不就暗中讽刺了洛克菲勒研究所吗？所以啊，这本书为他带来了社会关注，也让他丢掉了洛克菲勒的工作。从此他走上另一条职业之路，成为一名关注医疗行业发展的记者。

这个时候，他遇到了当时非常著名，也是后来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辛克莱·刘易斯。在听了克鲁伊夫提供的一些医疗故事之后，刘易斯开始酝酿自己的小说写作。1925年，他出版了广受称赞的小说《阿罗·史密斯》。小说主人公阿罗·史密斯是一位天才科学家，渴望通过严谨巧妙的医学实验带来医学上的重大突破。为此，他舍弃了浮华的物质生活，把自己整个献给了医学事业。这本书获得了第2年的普利策奖，这部作品1931年被改编成电影，勾起了无数美国普通民众对医学研究的兴趣。

在与刘易斯合作完成《阿罗·史密斯》后，克鲁伊夫开始了自己的独立创作。1926年，他的《微生物猎人》出版面世。在这本书里，他详细讲述了从17~20世纪12位伟大科学家的故事，他们被称为微生物猎人。这些微生物猎人成了冒险故事的主角，他们勇于开拓、百折不挠。这群人中间就有美国陆军少校沃特里德医生。沃特里德医生研究的是黄热病，黄热病在20世纪之前，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疾病，它能引发烈性高烧，死亡率很高。当时人们无法确认它的传染源到底是什么，沃特里德的团队最终证明，黄热病是由一种特殊的蚊子传播的，而不是通过人体接触传播，从而攻克了这一疾病。但在确定热带地区的蚊子是否携带有黄热病病毒时，沃特里德做了人体实验，甚至把他身边的朋友作为感染体，实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定的伤亡。但克鲁伊夫认为，为了实现医学上的突破，拯救更多人的生命，这种风险是无可避免的，主持这些实验的医生应该得到人们的尊敬。

这本书出版后迅速引爆了市场，10万册销售一空，在此后的时间里，更是有不计其数的人阅读了这本书。医学研究者孤傲而又光辉的形象深入人心，人们开始相信，要想在医学领域有所突破，研究者必须突破道德规范的束缚，无所顾忌地进行工作。

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在20世纪早期，医疗伦理根本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一项研究课题，只要为了大多数人的健康着想，即使做了人体实验，即使给实验对象造成了极大伤害，仍然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整个医生群体也陷入了狂热之中，严谨、克制被激进自由所取代。为了试验各种各样的创新疗法，为了成为某个研究领域的第一位突破者，为了进一步提高在社会上的名望，他们都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人体试验之中。

不过，要进行人体实验，就必须有实验对象，光靠征集志愿者的方式，很难满足当时巨大的实验需求。而且，如果志愿者受到了大范围伤害，主持实验的人要承担极大的风险。这个时候，那些收容所、医院和孤儿院的孩子开始成为了研究者理想的目标。这群人大都被社会忽视，对他们进行实验，既不会遭到太多的抵触，也不会在社会上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问题来了，美国不是一个讲求人人平等的国家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歧视呢？这就是美国敢于实行人体实验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二战之前，优生学理论流行，美国社会不再同情弱者，这为人体实验制造了绝佳实验对象。优生学这个概念是1883年由英国的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提出的。在他看来，遗传对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体现在皮肤、五官等外在表现上，也体现在人的心理和情感素质上。一个人聪明与否，是不是易于沟通和交流，能否对社会做出贡献，都是由遗传决定的。在这个结论的基础上，高尔顿认为，人类要想进步，就必须通过人工干预的办法代替自然选择。具体来说，就是让那些社会上的精英阶层多生孩子，同时减少或者彻底剥夺那些社会底层的生育权利，尤其是患有先天性疾病的人群。

优生学理论很快传播到了美国，并与美国的人口素质和国家命运联系起来。一开始，人们对优生学的利用更侧重于积极的一面，也就是改善那些不良遗传特性，增加优质遗传基因，来提高整个国家的人口质量。但很快，更具操作性的消极优生学占了主流，这个办法就是控制劣等人口的出生，将劣质基因从国家人口库中清除出去。那些社会上的孤儿、妓女、囚犯、酒鬼、弱智、身体有缺陷的残障人士，通通成为消极优生学消灭的目标。他们被视为社会的毒瘤，消耗着国家大量的资源，为了避免这些人在社会上造成混乱，必须对他们进行有效控制，把他们隔离在各种专门的收容所和医院里。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一场轰轰烈烈的优生学狂热运动就此展开，并在两个领域里造成了巨大影响。第一个领域是医疗领域，绝育手术开始流行。1893年，美国医生兼疯人院主管霍伊特·皮尔特博士在堪萨斯州一个低能与弱智儿童收容所阉割了70多个男孩，这个行为不仅没有遭到批判，反而得到了美国医学界的普遍认可。此后，这一类的绝育手术逐渐增多，好多医生还借此扬名立万。仅1910年一年，提倡绝育的论文就达到了20几篇。在这种医学氛围的带动下，美国有12个州甚至还通过了绝育法案，许多当时的名人，包括出任过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都是绝育手术的支持者。

优生学渗透的第二个领域就是教育领域，优生学知识通过教育变成了社会常识。19世纪末20世纪初，优生学逐渐进入学校，包括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在内的许多高等学府，都有优生学专家授课。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个数量增加到了100多所，覆盖好几万的毕业学生。

这场优生学狂热运动彻底改变了那些弱势人群的命运。那些掌握着社会资源的上层人物，或者即将成为社会精英的大学生们，对弱势群体不再抱有同情，不再把他们看成是平等的人。有了这个逻辑，那些收容机构和残障医院里的人，就顺理成章成了医学上的实验用品，实施绝育、验证新的疗法、实验新的药品，也就没了道德负担。

举个例子，当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查尔斯·达文波，即是优生学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也是把低等人群推进实验室的积极倡导者。为此，他建立了研究基地，专门训练和教育迟钝儿童，用来探究个体发育不全的问题。同时，他还与新泽西州低能儿培训学校、纽约附近的低能儿收容所长期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在1927年，他写给基地主管利特尔的信中就提到，自己在34年里，收集了100个男孩的生理评估数据，现在他想把这些评估结果与其他机构的先天愚型儿童进行比较。

在达文波特的引导下，那些有志于人体研究的人，把目光纷纷转向了这些无辜的、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孩子。如果能用这批人做出点医学成绩来，不光研究者名留青史，连提供实验对象的机构也能获得声誉。于是，研究者想要多少实验对象，各个机构就愿意提供多少实验对象。一位主持人体真菌研究的克里格曼医生就这么说：“你可以对封闭环境下的大量样本随意接种疫苗，并且从刚一发病就能进行精密的研究，而且这些活检样本简直唾手可得。”在一组专门对研究严重头皮创伤的项目中，克里格曼找了八名6~10岁的儿童，在儿童的头皮上，用不怎么锋利的刀用力刮擦，直到有大量混合血液的血清分泌出来为止，然后他再把十根感染了皮癣的头发放在刮盖的地方，毛发自然的粘结在了流血的位置，里面的真菌也随之感染。克里格曼借助这个实验，获得了大量的观察结果，并写就了自己的医学论文。然而这种残酷的做法，让被实验的孩子们一生都生活在皮癣的痛苦之中。

好了，到这里，美国接受人体实验的两个重要原因就说清楚了。首先，医生地位提高，医疗事业被神圣化，为了达成治疗疾病的目标，医生可以无所不为；其次，优生学让人不再同情弱者，人们拿在基因不良的人身上实验，毫无心理负担。

了解了美国社会对待人体实验的这些态度，你就能够理解，二战结束后，即便世界有了共识，要防止人体实验被滥用，对人体实验进行规范和限制，但在美国国内，这种进步的想法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重视。随着美苏冷战的爆发，人体实验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是在规模、参与人数和实验项目上都扩大了。

说到这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二战后建立的医学伦理准则。1946年12月到1947年8月，23名德国纳粹医生和医疗工作人员因为在二战期间对集中营里的囚犯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而被判处死刑或者长期监禁，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一审审判会议。最后，以美国、苏联为首的盟军还通过了纽伦堡守则，也叫纽伦堡法典，对人体实验进行规范和限制。守则共有十条，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需要征求实验对象自身的同意，不能威胁和强迫他人进行实验。其他原则还包括，人体实验应该在对相关领域的医学知识充分了解的基础上进行实验，必须努力避免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事先预见到会造成死亡或者残废的实验一律不得进行。

纽伦堡守则代表了当时进步的方向，然而这部守则刚出台没多久，就遇到了冷战政策的出台以及美苏对抗的加剧，这一守则从一开始就没得到美国医学界的重视。当时很多美国的医生在接受采访时都表示，自己在接受医学教育的时候，没有老师或者前辈医生会去强调纽伦堡守则。那些对这个守则有所了解的医生，想的更多的也是千方百计去突破它的限制。这一点在把医学研究和国家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最为明显。

随着苏联实力的不断增强，整个美国弥漫着一种恐惧，害怕国家被苏联颠覆。假如核战争真的爆发，如何从核辐射中生存和恢复？假如真的有细菌战，如何研制有效的疫苗？如果苏联潜入了大量的间谍从事颠覆活动，如何通过精神控制的方法把他们一网打尽？这一系列前沿性的研究课题，都和应对冷战威胁有关。

1993年，波士顿环球报在头版头条披露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这两所顶级高校在冷战期间利用弗纳德残障人学校里无辜的孩子们进行核放射物质研究的黑暗历史。通过这篇报道，我们也得以了解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当时的人体实验是如何大胆和激进的。

弗纳德残障人学校规模庞大，本身就是优生学理论的重要实践基地。从20世纪40年代末期开始，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就和弗纳德学校保持了密切的联系。研究人员以带孩子们出去看球赛、旅游等方式，引诱学校里的孩子参与他们的科学小组实验。这些孩子们被隔离在单独的房间里，每天都会接受打针、抽血等一系列检查步骤，还会被强制吃下含有各种放射性物质的营养早餐，这些营养早餐来自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赞助。为了验证这些放射性物质对人体产生的效果，还会有专门的护士盯着孩子们在特制的玻璃容器里大小便，以提取研究物质。

虽然在报道披露后，很多当事人都坚持说自己使用的放射性物质剂量很小，不会对人体产生伤害，但是利用幼小的儿童进行后果无法预料的放射性物质研究，在孩子们反悔要退出时，还以监禁等手段对他们进行威胁，这种行为本身就已经显示出了实验者的冷酷无情。

这类残酷的做法从19世纪末优生学开始流行，一直处于自由放任的状态之中，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一系列研究丑闻的大规模曝光，才得到遏制。

在长达五六十年狂热的人体实验中，那些实验对象经受了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折磨，不是终身残疾，就是直接死亡。这些人体实验对实验对象造成了哪些巨大伤害呢？举个例子，为了研究梅毒如何传播并伤害人体，美国公共卫生部自1932年起，授权塔斯基吉研究所，在亚拉巴马州的梅肯县，启动了一项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全称为针对未经治疗的男性黑人梅毒患者的实验。面对免费治疗等条件的诱惑，399名感染梅毒的黑人男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试验品。

这项实验违背人性的地方在于，研究人员从一开始就隐瞒了事实真相，告诉这些患者，他们得的病不是梅毒，而是败血症，提供给他们的药物，也不过就是一些维生素和阿司匹林，并没有任何实际用途。更加令人心寒的是，当1947年青霉素已经成为治疗梅毒的有效武器后，研究人员仍然对梅肯县的那些患者进行欺骗，继续研究梅毒的演变，而不提供必需的治疗。

塔斯基吉研究小组在1934年公布了他们第一份医疗数据，此后一直保持着更新。在当时的美国医疗界，这其实并不是一个秘密，但是所有的医生都对此保持了沉默。就这样，这项计划一直进行到1972年，直到当年7月，美联社记者才通过一名前公共卫生部官员提供的线索，首次揭开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黑幕。这一曝光旋即在美国各界，特别是黑人等少数族裔群体中引起轩然大波。等到实验结束的时候，只有74名患者还活着，最初的399名被实验者中，29人直接死于梅毒，100人死于梅毒并发症，40名研究者的配偶感染了梅毒，使九名被研究者的子女患有先天性梅毒。

塔斯基吉梅毒实验曝光后，美国终于开始对这些灰色的秘密行动进行调整和规范，任何实验都必须提交相关监督委员会进行审核，而且对实验对象是否了解实验相关情况进行调查，利用疯人院、孤儿院、医院和监狱等地方作为实验基地，对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进行人体实验的做法开始遭到质疑。此后相关行为不断减少，直到彻底消失。

在长达五六十年的人体实验过程中，和塔斯基吉梅毒实验一样荒谬、残忍的案例还有很多，包括实施电击疗法、进行精神控制和洗脑等等等等，这些实验对于参与者们造成了巨大的生理和心理伤害。

接下来，我就通过额叶切除手术来具体地说一说。所谓的额叶切除术，指的就是利用一系列工具对大脑额叶造成损伤，切断它与大脑中枢的联系。额叶是人类大脑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功能非常复杂，一般认为，它跟人的记忆、判断、分析、性格都有关系。可想而知，如果这一部分遭到了破坏，一个人就算没变成只能进食和呼吸的植物人，他们也会丧失精神冲动，变得痴呆、弱智。

20世纪早期，人们对于大脑的认知还非常有限，在处理神经性疾病时，往往没有什么好的办法。1935年，葡萄牙医生埃斯加·穆尼茨在一次实验中，将类似于苹果去核器的一种金属工具插入了20多名焦虑症和精神病患者的大脑，然后捣毁一块区域，希望这样可以治疗广泛的精神疾病。实验效果非常好，那些接受了手术的人开始变得安静，并且易于接受管教，额叶切除手术就此得到了广泛认可，慕尼茨本人还因为这个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很快，这种手术就传播到了美国，并在执业医生沃尔特·弗里曼的推动下在美国广泛流行开来。弗里曼后来改良了额叶切除法，发明了冰锥疗法。冰锥指的是一种细而长的钢锥，这个手术过程相当简单，首先对所谓的患者进行重度电击，让患者失去意识，然后，医生会在位于眼皮底下正对眼眶的骨头上打入一枚约18 cm长短的钢制尖锥，医生用小锤轻敲钢锥底部，很快钢锥就会穿透骨骼和鼻梁骨进入大脑，医生就会开始旋转钢锥来切断在前额叶皮层和大脑其他部分之间起连接作用的脑白质，整个手术过程花不了1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弗里曼大肆鼓吹冰锥疗法，甚至还邀请媒体来报道他的工作，也正因此，他的手术也得以在美国大规模推广，直到60年代广受争议之后才被停止。1952年短短一个夏天，弗里曼就为228位病人施行了手术，从开始到结束，累计起来，弗里曼一共给数千人实施了这个外科手术。更令人发指的是，在这些手术对象里，不仅有被确诊的精神病患者，还有一些完全正常的儿童和成年人，只是因为家人觉得太难管教，或者情绪出现了不稳定，也被弗里曼做了切除。因为这些，弗里曼成为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医生之一。

说到这里，这本书的内容基本展示完了。它的作者通过大量的研究和调查，不只是让我们看到美国开展人体实验的原因、过程，以及这些实验对人残酷的伤害。今天的人们更需要反思的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否也会以科学和进步的名义，突破伦理和道德的限制，毫无顾忌的去伤害我们自己的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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